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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经济关系紧密。经济决定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文学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但也有促进文学发展的作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的实施，必将引领江西作家在过去辉煌成绩的基础上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迎来江西文学的再度繁荣。
一、文学与经济的关系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人类社会的一切精神活动的产物，包括政治、法律、宗教、哲学、艺术等，都是社会意识形态。而艺术包括文学、音乐、绘画、雕塑、戏剧，因此，文学自然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学也必然要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它的性质、内容和形式的变化都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
文学一产生就具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对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产生反作用。恩格斯在《致符·博尔吉乌斯》中写道：“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与一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文学，对经济基础起促进和巩固的作用；与一定的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文学，对经济基础就起着阻碍和破坏作用。
2009年12月，国务院正式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对江西具有里程碑的作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是集生态、经济、文化、社会为一体的功能区。生态经济区建设需要文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理论指导、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反过来为文化建设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加强鄱阳湖区域的文化建设，是推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内在动力和必然要求。
二、江西文学的辉煌历史
在中国文学史里江西文学可谓是光彩四射，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产生过许多文学大家，他们或特立独行，或开宗立派，或领袖群倫，或流芳百代。
东晋时的陶渊明，独辟蹊径，以诗歌表达出对污浊社会的憎恶和对纯洁田园的热爱，开创了田园诗一体，对扫荡笼罩文坛的玄言诗起了一定的作用，为古典诗歌开辟了新园地，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成就最高的文学家。
虽然陶渊明翻开了精彩的一页，但在以后的近三个世纪里，江西文坛寂寥无声，后继乏人。
期间南北朝时的文化名人如谢灵运、鲍照、江淹等被江西的山水风光所吸引，先后光顾江西；隋唐时期，文人名士的足迹更是踏遍了江西各地，王勃、孟浩然、李白、白居易、韩愈等在江西留下了大量千古传诵的诗文。他们所到之处，化及一方，对江西文化的推进起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南北经济文化的交融，江西的文人士子不再封闭自守，他们走出江西去寻幽探胜、寻师访友、游学游宦。这不仅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也提高了士子的文学修养。到盛唐之际，终于出现了一批能同中原和江左诗人并秀的诗人，江西文坛出现了新的转机。
天宝年间的殷璠编撰了《河岳英灵集》，在这本择录标准异常严格的诗集里，囊括了开元天宝年间24位最优秀诗人的诗作，其中刘眘虚、綦毋潜、王季友是江西人，所占比例很大，可见江西文坛的影响。
稍后江西波阳的吉中孚，是有名的大历十才子之一，其诗神骨清虚，吟咏高雅。而宜春的郑谷是唐代江西诗人中最有成就的一个。此外，唐朝的陈陶、来鹏、王定保、熊孺登、王贞白、袁皓等都是当时著名的江西诗人。
唐代是江西文坛的转折和崛起期。到了宋代，江西文学艺术如日中天，进入辉煌灿烂的鼎盛时期，三百年内英才荟萃，名家辈出，群星璀璨。
抚州临川的晏殊、晏几道，父子俩为宋词“四大开祖”中的人物，也是婉约词派的开山祖，对词的开拓和发展有突出的贡献。
吉州永丰的欧阳修，是北宋文坛领袖。他领导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反对西昆体诗赋，影响了苏轼、王安石、曾巩和黄庭坚，促进了北宋中后期诗歌的繁荣。他的散文深入浅出，内容充实，精炼流畅，引人入胜。
建昌南丰的曾巩，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成就虽然不如韩、柳、欧、苏，但对后世创作影响极大，作品被明清两代名家奉为典范。《宋史》记载道：“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
抚州临川王安石，是北宋的政治改革家，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作品扫荡了西昆体的残余影响，对宋诗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洪州分宁的黄庭坚，位居“苏门四学士”之首，开创了宋代影响最大的诗歌流派——江西诗派。其诗取法杜甫，提倡“点铁成金”“脱胎换骨”，诗风奇峭艰涩、瘦硬生新。
南宋江西赣州的曽几，学生陆游称他“治经学道之余，发于文章，雅正纯粹，而诗尤工。”其诗闲雅清淡，五、七言律诗讲究对仗，气韵舒畅。
吉州吉水的杨万里，与尤袤、陆游、范成大合称为“中兴四大诗人”。他创造出一种清新活泼的“诚斋体”，是南宋诗风转变的枢纽。
吉州庐陵的刘辰翁，是南宋末年著名的爱国词人。其词虽属豪放派，却有所创新，形成独有的清空疏越之气，影响着元明词的创作。
饶州鄱阳的姜夔，是继苏轼之后难得的艺术全才。其词以空灵含蓄著称，在转变词风、发展词律、提高词艺方面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吉州庐陵的文天祥，是伟大的爱国诗人。其诗慷慨激昂，沉郁悲壮，表现出坚贞的民族气节和昂扬的爱国精神，激励着后世的爱国诗人。
在宋代还有李觏、吕南公、孔平仲、徐俯、汪藻、周必大、裘万顷、萧立之、赵善括、杨炎正以及胡铨等江西文人，他们对诗词散文领域产生很大的影响。
宋代是江西文学的辉煌时期，而到了元代，江西文学家在诗文方面独占鳌头，“元诗四大家”中江西诗人有虞集、范梈、揭傒斯，占了三大家。 明清两代，江西文学的高峰已过，影响也不如宋元，但依然产生了一些大家。如抚州临川的戏剧家汤显祖，一生以戏曲创作著名。《牡丹亭》蜚声中外，是世界戏剧艺术宝库中的璀璨明珠，而汤显祖也被称为“东方的莎士比亚”。
明末的艾南英、陈宏绪、王猷定、贺贻孙和徐世溥等人，组成了明末清初一大散文创作群体——豫章社，他们的作品反映了时代的特征。
江西宁都的魏禧，散文凌厉雄杰、慷慨激昂，蜚声文坛，与汪琬、侯方域并称为清初“散文三大家”。
清中期江西铅山的蒋士铨，他的诗与袁枚、赵翼齐名，三人并称为“江右三大家”。而戏曲成就尤其突出，是继关汉卿、汤显祖之后又一位伟大的戏曲家。
到了近代，由于整体社会经济环境的保守与滞后，江西文学的创作开始步入低谷。
与名家迭出、流派纷呈的周边地区相比，江西现代文坛显得清冷、寂寞，在艰难中跋涉、在徘徊中前进。但是，中央苏区文学开创了中国革命文学的先河，成为红色文学的源头。方志敏的诗文充满着炽热的爱国情怀，光照千秋；熊佛西以他的戏剧教育思想和剧作成为中国话剧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之一。
纵观中国文学史，江西文学的发展尽管跌宕起伏，但也有彪炳文学史册的鼎盛时期，无愧于“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称颂，这给后来人树立了榜样，激励起赣鄱儿女的创作豪情。
三、江西文学的努力方向
新中国成立以后，江西文学掀开了新的篇章，拥有文坛上的一席之地。诗人公刘以革命的乐观主义表现边疆战士的生活，影响了许多军旅诗人的创作。改革开放时期的江西文学更如春潮涌动，迅速崛起。
王一民的电影剧本《乡情》《乡音》分获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
畢必成的《庐山恋》获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被告山杠爷》获中国电影华表奖最佳编剧、最佳故事片奖，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最佳故事片，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
陈世旭以《小镇上的将军》获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一举成名；《马车》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镇长之死》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优秀短篇小说奖。
然而与文坛上出现的“陕军东征”“文学湘军”相比，作为文化大省的江西，始终没有形成文坛上的“赣军”，让人觉得十分遗憾。
江西作家应借助于赣江水道、鄱阳湖这一独特的自然环境，以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契机，着力表现出江西的风土人情、文化底蕴，以形成鲜明的地域文化。
（一）江西文学可以侧重于历史文化题材的挖掘
吉安的庐陵文化：古时的庐陵有“一门九进士，父子探花状元，叔侄榜眼探花，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九子十知州，十里九布政，百步两尚书”的美誉。欧阳修、杨万里、文天祥、解缙等一批历史文化名人先后诞生在这里，孕育出了底蕴深厚的庐陵文化。
抚州的临川文化：诗书丰繁及傩舞是“临川文化”的两大特色。宋初的词坛，主要是江西词人唱主角，而北宋时期的“古文运动”，抚州的王安石、曾巩参与其中。傩舞，是“临川文化”的一块瑰宝，是“中国古代舞蹈的活化石”。抚州更有以汤显祖为代表的独特的戏曲文化。
江西还有丰富的无形文化遗产，如农耕文化、青铜文化、瓷文化、宗教文化、书院文化，这些有着深厚底蕴的历史文化可供当代作家去挖掘、去表现。
（二）江西文学可以侧重于民俗文化题材的挖掘
江西有许多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如鄱阳鱼灯、客家围屋、江西山歌、赣南采茶戏、鄱阳节节高、弋阳的弋阳腔、永修的丫丫戏、湖口的青阳腔、摆云舞等，给作家们任意驰骋、挥洒笔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三）江西文学还可以侧重于山川风景的挖掘
九江庐山：地处鄱阳湖盆地，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之美誉。它具有神秘的色彩，同时历代文人也挥洒笔墨为庐山增添了文化气息。
南昌、井冈山等地红色风景：这些景区不但有着红色革命的印记，同时也孕育出永不磨灭的井冈山精神。
鹰潭龙虎山：是道教文化的发源地，也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自然景观与宗教文化交相辉映，海内外参访者络绎不绝。
上饶三清山：以“绝”惊世、聚“仙”显名、得“道”弥彰、居“位”独优。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江西唯一一个世界自然遗产。
宜春明月山：以“奇峰险壑、温泉飞瀑、珍稀动植物和禅宗文化”为主要特色，是集“生态游览、休闲度假、科普教育和宗教旅游”为一体的风景名胜区。
这些景点如果有了人的参与，尤其是有作家们的加入，会更加熠熠生辉，会更加富有文化底蕴。
江西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只要作家们充分发掘、利用好这些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源，借力于鄱阳湖经济生态保护区的建设，打造赣鄱文化品牌，就能把江西建成像沈从文笔下的边城、鲁迅笔下的鲁镇、莫言笔下的高密、王安忆笔下的上海小巷一样的文学圣地，那么江西文学的复兴时代也就为期不远了。
（南昌工学院）
一、文学与经济的关系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里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人类社会的一切精神活动的产物，包括政治、法律、宗教、哲学、艺术等，都是社会意识形态。而艺术包括文学、音乐、绘画、雕塑、戏剧，因此，文学自然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学也必然要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它的性质、内容和形式的变化都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
文学一产生就具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对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产生反作用。恩格斯在《致符·博尔吉乌斯》中写道：“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与一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文学，对经济基础起促进和巩固的作用；与一定的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文学，对经济基础就起着阻碍和破坏作用。
2009年12月，国务院正式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对江西具有里程碑的作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是集生态、经济、文化、社会为一体的功能区。生态经济区建设需要文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理论指导、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反过来为文化建设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加强鄱阳湖区域的文化建设，是推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内在动力和必然要求。
二、江西文学的辉煌历史
在中国文学史里江西文学可谓是光彩四射，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产生过许多文学大家，他们或特立独行，或开宗立派，或领袖群倫，或流芳百代。
东晋时的陶渊明，独辟蹊径，以诗歌表达出对污浊社会的憎恶和对纯洁田园的热爱，开创了田园诗一体，对扫荡笼罩文坛的玄言诗起了一定的作用，为古典诗歌开辟了新园地，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成就最高的文学家。
虽然陶渊明翻开了精彩的一页，但在以后的近三个世纪里，江西文坛寂寥无声，后继乏人。
期间南北朝时的文化名人如谢灵运、鲍照、江淹等被江西的山水风光所吸引，先后光顾江西；隋唐时期，文人名士的足迹更是踏遍了江西各地，王勃、孟浩然、李白、白居易、韩愈等在江西留下了大量千古传诵的诗文。他们所到之处，化及一方，对江西文化的推进起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南北经济文化的交融，江西的文人士子不再封闭自守，他们走出江西去寻幽探胜、寻师访友、游学游宦。这不仅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也提高了士子的文学修养。到盛唐之际，终于出现了一批能同中原和江左诗人并秀的诗人，江西文坛出现了新的转机。
天宝年间的殷璠编撰了《河岳英灵集》，在这本择录标准异常严格的诗集里，囊括了开元天宝年间24位最优秀诗人的诗作，其中刘眘虚、綦毋潜、王季友是江西人，所占比例很大，可见江西文坛的影响。
稍后江西波阳的吉中孚，是有名的大历十才子之一，其诗神骨清虚，吟咏高雅。而宜春的郑谷是唐代江西诗人中最有成就的一个。此外，唐朝的陈陶、来鹏、王定保、熊孺登、王贞白、袁皓等都是当时著名的江西诗人。
唐代是江西文坛的转折和崛起期。到了宋代，江西文学艺术如日中天，进入辉煌灿烂的鼎盛时期，三百年内英才荟萃，名家辈出，群星璀璨。
抚州临川的晏殊、晏几道，父子俩为宋词“四大开祖”中的人物，也是婉约词派的开山祖，对词的开拓和发展有突出的贡献。
吉州永丰的欧阳修，是北宋文坛领袖。他领导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反对西昆体诗赋，影响了苏轼、王安石、曾巩和黄庭坚，促进了北宋中后期诗歌的繁荣。他的散文深入浅出，内容充实，精炼流畅，引人入胜。
建昌南丰的曾巩，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成就虽然不如韩、柳、欧、苏，但对后世创作影响极大，作品被明清两代名家奉为典范。《宋史》记载道：“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
抚州临川王安石，是北宋的政治改革家，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作品扫荡了西昆体的残余影响，对宋诗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洪州分宁的黄庭坚，位居“苏门四学士”之首，开创了宋代影响最大的诗歌流派——江西诗派。其诗取法杜甫，提倡“点铁成金”“脱胎换骨”，诗风奇峭艰涩、瘦硬生新。
南宋江西赣州的曽几，学生陆游称他“治经学道之余，发于文章，雅正纯粹，而诗尤工。”其诗闲雅清淡，五、七言律诗讲究对仗，气韵舒畅。
吉州吉水的杨万里，与尤袤、陆游、范成大合称为“中兴四大诗人”。他创造出一种清新活泼的“诚斋体”，是南宋诗风转变的枢纽。
吉州庐陵的刘辰翁，是南宋末年著名的爱国词人。其词虽属豪放派，却有所创新，形成独有的清空疏越之气，影响着元明词的创作。
饶州鄱阳的姜夔，是继苏轼之后难得的艺术全才。其词以空灵含蓄著称，在转变词风、发展词律、提高词艺方面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吉州庐陵的文天祥，是伟大的爱国诗人。其诗慷慨激昂，沉郁悲壮，表现出坚贞的民族气节和昂扬的爱国精神，激励着后世的爱国诗人。
在宋代还有李觏、吕南公、孔平仲、徐俯、汪藻、周必大、裘万顷、萧立之、赵善括、杨炎正以及胡铨等江西文人，他们对诗词散文领域产生很大的影响。
宋代是江西文学的辉煌时期，而到了元代，江西文学家在诗文方面独占鳌头，“元诗四大家”中江西诗人有虞集、范梈、揭傒斯，占了三大家。 明清两代，江西文学的高峰已过，影响也不如宋元，但依然产生了一些大家。如抚州临川的戏剧家汤显祖，一生以戏曲创作著名。《牡丹亭》蜚声中外，是世界戏剧艺术宝库中的璀璨明珠，而汤显祖也被称为“东方的莎士比亚”。
明末的艾南英、陈宏绪、王猷定、贺贻孙和徐世溥等人，组成了明末清初一大散文创作群体——豫章社，他们的作品反映了时代的特征。
江西宁都的魏禧，散文凌厉雄杰、慷慨激昂，蜚声文坛，与汪琬、侯方域并称为清初“散文三大家”。
清中期江西铅山的蒋士铨，他的诗与袁枚、赵翼齐名，三人并称为“江右三大家”。而戏曲成就尤其突出，是继关汉卿、汤显祖之后又一位伟大的戏曲家。
到了近代，由于整体社会经济环境的保守与滞后，江西文学的创作开始步入低谷。
与名家迭出、流派纷呈的周边地区相比，江西现代文坛显得清冷、寂寞，在艰难中跋涉、在徘徊中前进。但是，中央苏区文学开创了中国革命文学的先河，成为红色文学的源头。方志敏的诗文充满着炽热的爱国情怀，光照千秋；熊佛西以他的戏剧教育思想和剧作成为中国话剧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之一。
纵观中国文学史，江西文学的发展尽管跌宕起伏，但也有彪炳文学史册的鼎盛时期，无愧于“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称颂，这给后来人树立了榜样，激励起赣鄱儿女的创作豪情。
三、江西文学的努力方向
新中国成立以后，江西文学掀开了新的篇章，拥有文坛上的一席之地。诗人公刘以革命的乐观主义表现边疆战士的生活，影响了许多军旅诗人的创作。改革开放时期的江西文学更如春潮涌动，迅速崛起。
王一民的电影剧本《乡情》《乡音》分获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
畢必成的《庐山恋》获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被告山杠爷》获中国电影华表奖最佳编剧、最佳故事片奖，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最佳故事片，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
陈世旭以《小镇上的将军》获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一举成名；《马车》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镇长之死》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优秀短篇小说奖。
然而与文坛上出现的“陕军东征”“文学湘军”相比，作为文化大省的江西，始终没有形成文坛上的“赣军”，让人觉得十分遗憾。
江西作家应借助于赣江水道、鄱阳湖这一独特的自然环境，以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契机，着力表现出江西的风土人情、文化底蕴，以形成鲜明的地域文化。
（一）江西文学可以侧重于历史文化题材的挖掘
吉安的庐陵文化：古时的庐陵有“一门九进士，父子探花状元，叔侄榜眼探花，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九子十知州，十里九布政，百步两尚书”的美誉。欧阳修、杨万里、文天祥、解缙等一批历史文化名人先后诞生在这里，孕育出了底蕴深厚的庐陵文化。
抚州的临川文化：诗书丰繁及傩舞是“临川文化”的两大特色。宋初的词坛，主要是江西词人唱主角，而北宋时期的“古文运动”，抚州的王安石、曾巩参与其中。傩舞，是“临川文化”的一块瑰宝，是“中国古代舞蹈的活化石”。抚州更有以汤显祖为代表的独特的戏曲文化。
江西还有丰富的无形文化遗产，如农耕文化、青铜文化、瓷文化、宗教文化、书院文化，这些有着深厚底蕴的历史文化可供当代作家去挖掘、去表现。
（二）江西文学可以侧重于民俗文化题材的挖掘
江西有许多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如鄱阳鱼灯、客家围屋、江西山歌、赣南采茶戏、鄱阳节节高、弋阳的弋阳腔、永修的丫丫戏、湖口的青阳腔、摆云舞等，给作家们任意驰骋、挥洒笔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三）江西文学还可以侧重于山川风景的挖掘
九江庐山：地处鄱阳湖盆地，以雄、奇、险、秀闻名于世，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之美誉。它具有神秘的色彩，同时历代文人也挥洒笔墨为庐山增添了文化气息。
南昌、井冈山等地红色风景：这些景区不但有着红色革命的印记，同时也孕育出永不磨灭的井冈山精神。
鹰潭龙虎山：是道教文化的发源地，也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自然景观与宗教文化交相辉映，海内外参访者络绎不绝。
上饶三清山：以“绝”惊世、聚“仙”显名、得“道”弥彰、居“位”独优。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江西唯一一个世界自然遗产。
宜春明月山：以“奇峰险壑、温泉飞瀑、珍稀动植物和禅宗文化”为主要特色，是集“生态游览、休闲度假、科普教育和宗教旅游”为一体的风景名胜区。
这些景点如果有了人的参与，尤其是有作家们的加入，会更加熠熠生辉，会更加富有文化底蕴。
江西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只要作家们充分发掘、利用好这些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源，借力于鄱阳湖经济生态保护区的建设，打造赣鄱文化品牌，就能把江西建成像沈从文笔下的边城、鲁迅笔下的鲁镇、莫言笔下的高密、王安忆笔下的上海小巷一样的文学圣地，那么江西文学的复兴时代也就为期不远了。
（南昌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