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于危难时，“爱国主义”旗帜往往是最能鼓动人心的，因为只有大家一起爱国，国家才能不败落，才能摆脱危难。家与国从来都是唇齿相依的，国败落了，家也就不保了，所以人们愿意“投死为国，以义灭身”。
　　面对当前的金融危机，爱国主义口号再度响起。针对房市的低迷，合肥市一官员提出“现在买房，就是爱国”。又有北京市政Ь委员提出要“发动一场爱国消费、扩内需、救中国的运动”，“让每个人、每个单位把我们一年的收入都进行消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以金融危机影响国家建设之深、拖累经¬济发展之重，强调“爱国消费”似乎恰当其时。
　　然而回首既往，“爱国消费”的号召不过是一种惯性思维。一直以来某些官员太喜欢把“爱国主义”作为执政手段，想当年粮食严重匮乏时，家家户户朝不保夕，广大农民被号召交“爱国粮”；一些地方发展生产不走正道，专司烟酒，造成大量低质产品滞销，人们被号召抽“爱国烟”、喝“爱国酒”；在市场进入多样化的时代，面对卖不出去的大白菜，人们又被号召买“爱国大白菜”。
　　这些做法，貌似为国家计、为民生计，实际上只不过是治政乏术者的黔¬驴之技——这些所谓的“爱国之举”其实与爱国并无关系，就像讲不讲卫生与爱不爱国没有必然联系一样。一些官员不是及时地承认治政的乏术，不是及时地纠正决策的错误，不是从根本上寻求解困良策，而是简单地把问题和矛盾转嫁到民众头上，让民众为他们的低效和决策失误埋单，还美其名曰：这是一种爱国主义行动。
　　把一个人的行为选择与“爱国”联系在一起，确实很巧妙，因为“爱国是人最高尚的情愫”，是否爱国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信仰、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你交不交粮，已不只是你自己是否挨饿受饥的问题，而是对国家的忠诚度问题；你买不买大白菜，也不是你爱不爱吃白菜的问题，而是关不关心国家建设的问题。好响的口号，好大的帽子，一切已完全由不得你。
　　金融危机当然不能说是治政者的错误，然而作为治政者，应科学决策、采取有效手段积极应对，让人看到希望，树起信心。没错，鼓励人们积极消费不失为一个办法，问题在于人们把“一年的收入（甚至所有积蓄）都进行消费”了，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能保证人们没有后顾之忧吗？在这些问题上多出良策、多出奇招，比挥舞“爱国主义”的大旗来忽悠人们奔向楼市、奔向商场要得体得多。
　　当今的民众毕竟不再是当初的民众，他们的科学理性和证伪能力要比我们想象的强得多。积极消费是爱国，适当消费是爱家。国，我所爱也；家，亦我所爱也，爱国与爱家要两者兼得。如果进行的是一种无谓的“爱国”，那就不如好好地爱家。
　　消费是个人私事，公权没必要去干预，这也是由人们的消费能力决定的：有钱人不爱国也消费，无钱人想爱国却未必消费得起。正像有网友说的，我何尝不想像买个馒头一样当场掏腰包买套房子，但不可能。倘若以消费论爱国，那么某些偷税漏税的大款大亨最爱国了，那些挥金如土、养着三房四妾的贪官污吏最爱国了；相反，那些上街不肯打的而只乘公交，吃饭从不进五星级酒店只吃路边店的平民，恰恰成了最不爱国的人了——“消费爱国论”脆弱得如此经不起推敲。
　　美国前总统林肯有句名言：“心系大众，万事成功；置之不理，一事无成。因此，怀众于心则行而远，发号施令则行而近。”这可以说是对用爱国主义“绑架”民众者的最好回答。
　　（作者系《解放军报》理论部高级编辑¬）
　　
　　原载于《同舟共进》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