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1月17日，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上说：“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重要些，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同拿破仑非有好士兵不可一样。”
　　鲁迅主要用这句话来阐释天才和环境的关系，可他却勾起了我对有关文人问题的思考。我常想，文人是否也有自己的一方土壤呢？这个问题一直在我的脑海中萦绕。人们常说愤怒出诗人，正如官场只会磨出政客，商场只会产生商人一样，文人也应该有孕育它的一方土地。
　　我想浅谈的是文学与医学的关系，当然这一点也还是从鲁迅先生那儿得到启发的。
　　鲁迅为了医治受难的国民，曾经“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生。”专程去日本学习医术。后来他觉悟到国民最需救治的是心灵，从而弃医从文。他明知“惟黑暗和虚无乃是时有，却偏要向这些做绝望的抗战。"在中国鲁迅的文学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他学医的初衷是为了治病，从文的目的也是为了救人。学医的人看到人生老病死的机会较多，更容易体会到人性的复杂与多样，从而激发他们的思考，进而把这一思考付诸笔端，专业不对口在这里毫无影响，正如朱元璋开始是做和尚，后来却黄袍加身一样。同样，郭沫若在长期的留学生涯中，也是选择了学医的，尽管我并不喜欢他。与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相比，中国当代的写手们不必再向前辈们那样，为了国家民族的危亡而吶喊彷徨，可这时的医学仍然与文学有着不解之缘。如果不是对医学知识烂熟于心，谌容不会写出《人到中年》;毕淑敏不会写出《预约死亡》;同样池莉的《太阳出世》也是在她亲自为产妇接生后，在看见旭日东升的那种震撼下酝酿出来的。医学对文学有着良好的启发作用，尽管有很多二者兼备的人，并没有像鲁迅那样主动探寻二者的关系，他们几乎都是在写作过程中潜移默化的受其影响的。让我们来看一看契诃夫，他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医学系，医生工作对契诃夫的文学活动有着良好的影响，他说“学医对于我的文学事业有着重大的影响，它大大扩大了我的观察范围，充实了我的知识。"
　　上中学时，我看到过一则小故事，福楼拜对自己的徒弟莫泊桑说：“你要注意观察周围的事物，总有一天你会成功。"认真观察是福楼拜成功的一大秘诀，在外国文学史专题讲到他时，我发现福楼拜的父亲是赫赫有名的外科医生兼院长，它对事物缜密细致的观察，是接受了父亲实验主义的倾向，而他后来在创作中表现的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以及对宗教格格不入的思想，与他青少年时代所生活的忧郁而严肃的医院环境不无关系。可以说，尽管他并不见得精通医术，医学还是促成了福楼拜的写作风格的形成。再让我们看一下济慈，这个英国浪漫主义撒旦派诗歌的代表人物，他曾在23岁时一天早饭后，用了不到三个小时的时间，就把一首闻名于世的八段八十行的《夜莺颂》一挥而就，他说：“我觉得学医一点也不会影响我写诗，我深信这一点，因而为了没有把我的医书丢掉而高兴。"虽然他没有用医学知识来好好保护自己的身体，25岁时就死于呕血;虽然他作为医者，明知其危害却还要吸食毒品来激发自己的创作激情，我始终都坚定的认为并不是医学没有能够拯救诗人济慈，而是在他，死亡的确是一种解脱。“人间真不值得留恋，去吧去吧。"正如苏格拉底临行前所说：“我死去，而你们活着，我不知道哪个更幸福。"
　　对于他们来说，写作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宿命。他们是如此的对这个世界有所感悟，而世界却以文学拥抱了他们，我想他们唯有感恩。他们的成功无疑是幸运的，可是与他们的奋斗肯定也有很大的关系。
　　想要乔木和好花，准备好了再好的土壤也还是不够的，同时还要有好苗子，不知道您是否也心有戚戚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