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欧盟处于经济发展困境，其对华政策也出现困顿，表现为竞争与对抗增多。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解决的途径有哪些？
　　当前，不仅中国遭受西方不公正的对待，在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下，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未能幸免。也门就是个例子，此外非洲約有4000万人遭受饥饿折磨。在西方减少人口逻辑的驱动下，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民众生活来源被剥夺，工业化国家的劳动人口规模受到压制。
　　欧中关系出现问题并非源于中国，而是源于西方自身，这一点在欧中关系的辩论中几乎从未被提及。问题的根源在于西方的寡头政治导致了不正常的经济、政治权力集中。寡头政治基于原始的经济理念，推行支配性的货币主义思想，忽略了人类创造力在开发新资源方面的中心作用。因此，寡头政治认为自然资源是恒定有限的，世界人口必须大幅减少，这是对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人口理论的更新，其宣扬通过制造贫困来减少人口。
　　自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西方国家的权力集中使所有经济活动服从于越来越严重的金融泡沫。金融权力的增长被用于并购，从而消除了许多产业部门的竞争。这样的情形就像殖民体系，表面上是所谓的自由贸易体系，实际上根本不自由，西方施行的是垄断性的贸易规则，将其他国家的贸易自由排除在外。
　　随着金融增长，基础设施和实际生产被抑制，从而导致经济上产生缺口，经济学家林顿·拉鲁什（Lyndon LaRouche）称之为典型的功能性崩溃。对于中欧关系，一个巨大的危险是即将到来的金融大崩溃，这将加剧极端贫困、绝望情绪和政治动荡，由此可能导致欧洲国家采取极权主义政治解决方案，甚至出现好战政府。
　　欧盟现在对其民众、工业和政治秩序奉行自杀性政策，那么中国如何应对与欧盟打交道时面临的挑战呢？以工程师式的务实方法与欧盟进行合作，以促进经济发展与和平安全能奏效吗？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在与欧盟相处中，需要成熟理性的人，特别是对全人类怀有关爱之心、具有政治智慧的领导人。
　　要应对有“自杀”倾向的人，第一步就是把“自杀”工具拿走。西方自杀性债务扩张政策引发的最紧迫危险是导致全球大萧条的金融泡沫或将破灭。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应该核销大多数的投机性债务，这可以通过金融银行分离改革来实现。就像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出台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该法案将商业银行与更具投机性的投资银行的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完全分离开来，国家停止对过度投机的投资银行业进行担保，并允许其破产。这样做能够维持商业银行的正常运转，使债务负担降到国家可以承受的程度，也可以增强主权政府的实力，削弱投机性金融机构的力量。
　　银行分离改革必须有后续跟进措施，世界主要经济体应达成协议，为发行开发性债务建立起公正的全球金融新秩序，加快“一带一路”建设，通过科学开发核能和太空研究快速提高生产力。
　　此外，造成贫困与工业化衰退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欧盟施行限制甚至减少核电及煤电生产的政策。欧盟也需要“一带一路”所倡导的低成本、高产能，并努力使工业生产能力免遭削弱。中国浙江吉利控股集团从瑞典和美国寡头政客手中拯救并做大了瑞典汽车生产品牌沃尔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第二步是调动那些“自杀者”们的生产积极性。西方世界必须参与“一带一路”项目，为民众提供工作机会，实现真正的发展。事实上，欧盟部分地区和中小企业对此有着巨大的需求。要帮助如阿富汗、利比亚、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和海地这些饱受战乱和自然灾害摧残的国家实施重建，这会大大提振西方世界的道义感和士气。
　　第三步是进行有针对性的“康复治疗”，唤起对未来的希望和对全人类的大爱。中国人正在努力推动航天科学、创新、先进文化的发展，这对西方来说也很重要。西方精神复兴的关键是直面为应对气候变化引发的悲观情绪蔓延、自杀式人口减少带来的挑战。但持续的贫困、流行病和战争造成的死亡比气候变化带来的潜在危险更大，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首要目标便是消除贫困。
　　至少我们要在努力减少其他方面威胁与应对气候变化之间取得平衡。这些致命威胁包括全球火山灰云、小行星撞击地球、太阳电磁脉冲和地震引发的海啸等。我们必须均衡分配现有资源，使人类不仅能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危险，也能应对其他方面的风险挑战。相关的应对措施须能进一步促进而不是削弱经济增长，因为更多的资源、能源和其他生产能力能够提供更好的基础设施，预防风暴、洪水和其他气候灾害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我们不能随意提高生产成本以满足气候议程要求。电价上涨的成本正在削弱工业生产，造成失业。这延缓了欧盟的发展，但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更加致命。在欧盟内部，政客、银行、商业组织甚至工会都支持这种破坏性的气候议程，并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欧盟现在有一种商业强盗心态，我们可以从其商业政策中捕捉到，比如提高疫苗价格，甚至拒绝向欠发达国家提供疫苗。必须停止新殖民主义性质的气候政策，这将有利于欧盟精英阶层，也必将得到欧盟人民的广泛支持。

　　作者系瑞典席勒研究所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