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4月28日，一个来自长沙的学生旅行团即将步行抵达昆明。那里便是他们两个多月长途旅行的终点了。
　　在开始最后一段行程之前，旅行团得到通知：他们之前所属的长沙临时大学已经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风尘仆仆的学生们换上干净整齐的衣服，佩上军章，阔步向昆明前进。
　　1938年发生了很多事情：在欧洲，法国举办了世界杯，意大利卫冕，二战还未开始；在中国，一个又一个城市陆续沦陷于日军铁蹄，蒋介石下令掘开了花园口大坝，黄河泛滥……
　　在昆明，西南联大度过了艰难而卓越的8年光阴，其首要目的是奋力图存，这一诉求与当时中国的命运亦息息相关，更为珍贵的，则是西南联大当时的学术自由氛围与兼容并包的通才教育，以及它为中国乃至世界培养出的一批优秀人才。
　　而这一切的一切，都与当时那批堪称传奇的联大教授们密不可分。

从北平到长沙，从长沙到昆明

　　七七事变的枪声虽然来得突然，但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象牙塔里的知识精英们就已经意识到，华北之大，容不下一张安静课桌的日子，或许并不遥远。
　　其实，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两年前，考虑到华北未来的局势，保卫清华、北大和南开这三所高校的机制就已经开始运转：清华于1935年着手准备，当年就在长沙设置了两个研究所，清华工学院也开始把相关设备打包运往南方。
　　北大、清华和南开的迁移，并不是当时特有的现象。随着战火迅速蔓延到华北各地，一所又一所大学迁往内地。1941年初，战前114所大专院校中，已有77所迁往内陆，其中也包括1938年来到成都华西坝的“五大学”。
　　1937年春，当清华开始认真寻求避难所时，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 （著名教育改革家） 承诺：如果有大学迁到湖南，他一定全力支持。
　　这样，长沙被选为设置临时大学的应急之地。
　　当卢沟桥的枪声响起之后，一切计划都不得不陆续化为行动：1937年9月10日，教育部颁发命令，成立两所临时大学，一所设在长沙，由北大、清华南开和中央研究院组成，另一所设在西安。
　　然而，人们都没有想到，日军攻城掠地的速度如此惊人。
　　1937年11月，南京陷落，运到长沙的伤员越来越多，日军的轰炸也越来越频繁。战火烧到了象牙塔里的课桌边，许多学生几乎无心学习，甚至提出调整战时的课程设置。
　　校长蒋梦麟赴武汉请求：把学校进一步南迁，迁往昆明。
　　1938年1月19日，临时大学正式宣布南迁。虽有600多学生退学或参加抗战，依然有超过五分之三的学生准备去云南继续学业。一部分学生（主要是女生） 坐船从海路绕行，另一部分学生则勇敢地用自己的双脚，一路从长沙走到云南，行程1600多公里，完成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知识青年之远征。
　　1938年12月，西南联大终于开学了。这所三校联合的大学，拥有大约三千名学生，五个学院和二十六个系，成为战时中国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大学。当时西南联大的正、副教授，大约有170多名。

中文系：刘文典

烛光中讲红楼，皓月里说 《月赋》

　　若要说到在西南联大任教过的人文学者中，学问成就最高、最受同行们敬仰的一位，当然非历史学家、语言学家陈寅恪莫属。
　　陈寅恪精通梵文和多种西域古代语言，如突厥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古波斯文、希伯来文等，被尊称为“教授中的教授”，吴宓、朱自清、冯友兰等教授，当时都常常和学生们一起，认真地去旁听陈寅恪讲课。
　　只是可惜，陈寅恪在西南联大待的时间并不长，1938年来到昆明后，第二年，牛津大学即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陈寅恪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汉学教授。据说他接受聘请，很大程度上是想去英国治疗自己多年的眼疾。
　　将陈寅恪与刘文典放在一处说，源于狷狂书生刘文典对陈寅恪的极度推崇，以及刘文典那句流传甚广的“价格比较”—— 当他听说联大当局要提升沈从文为教授时，勃然大怒：“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朱自清该拿四块。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他是我的学生，连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
　　这种偏见，大概与刘文典自己一意钻研古典文学，瞧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人有关。他认为“文学创作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一次有人问他可知道当时以 《激流三部曲》 名噪一时的巴金，他沉思片刻后，喃喃道：“我没听说过他。”
　　更出名的一个“段子”，则是某次大家跑空袭警报的时候，刘文典想到陈寅恪身体羸弱，视力不佳，行动更不便，便匆匆率领几名学生赶赴陈的寓所，让学生先搀扶陈往城外躲避，连连说：“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
　　据说当时沈从文碰巧从刘文典身边擦肩而过。刘文典面露不悦，对同行的学生说：“陈寅恪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我刘某人跑是为了庄子，你们跑是为了未来，沈从文替谁跑啊？”
　　刘文典最出名的学术成就是关于 《庄子》 的研究，以及为 《淮南子》 作注，但他在学生中最受欢迎的课，还是他讲的 《红楼梦》。
　　有一次，原定他在西南联大一小教室中讲《红楼梦》，后因听者太多，容纳不下，只好将授课地点改成教室前的广场。届时早有一批学生席地而坐，等待开讲。
　　渐渐天已近晚，讲台上燃起烛光。不久，刘文典身着长衫，慢步登上讲台，缓缓坐下。从容饮尽一盏茶后，他霍然站起，有板有眼地念出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满筐！……我讲红楼梦，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
　　月光下，刘文典吸着烟斗，给学生们讲林黛玉和薛宝钗，他认为，这两位女子的生活，代表了人类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听众们听得几乎呆住，完全沉浸于此人此情此景之中。 　　刘文典上课时，若是讲到得意处，几乎不理会下课铃响，有时一高兴就讲到5点多。但有一次，只上了半小时的课他便结束了上一讲的内容。学生以为他要开讲新课。这时，他却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下周三是阴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讲 《月赋》。
　　届时，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当着一轮皓月大讲 《月赋》，生动形象，见解精辟，让听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一位学生回忆说，“当他解说 《海赋》 时，不但形容大海的惊涛骇浪，汹涌如山，而且叫我们特别注意到讲义上的文字。留神一看，果然满篇文字多半都是水旁的字，叔雅师 （刘文典） 说姑不论文章好坏，光是看这一篇许多水旁的字，就可令人感到波涛澎湃瀚海无涯，宛如置身海上一般。”

历史学系：雷海宗

每个细节，都是他脑中大厦的砖瓦

　　若说联大最受欢迎的历史学教授，雷海宗一定名列前茅。
　　雷海宗主讲文理科大一学生共同必修课“中国通史”，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博闻强记，精通多门外语，是以西方史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获得欧洲史博士学位，用英语教材讲授中世纪史，经常用英语板书。他记忆力惊人，上课堂从不带片纸只字，对历史名人、历代重要人物的生卒年月、地名、年代、参考书目等等，娓娓讲来如数家珍；随手板书，从无错漏。
　　对雷海宗而言，每个史实细节，都是精心设计的历史大厦的建筑材料，一砖一瓦俱有其归属与作用。特别是当他讲到富有戏剧性的事件时，简直让学生如身临其境一般。雷海宗授课精湛的名声迅速在学生中广泛传播，以至于在他讲课时，许多旁听的学生或校外人士常常闻风而来，能容纳约200人的大教室，座无虚席，就连窗外也站满了人，场面极为壮观。
　　但雷海宗讲台上最悲壮动人的一幕，其实发生在西南联大的历史之后。
　　1962年初，雷海宗抱病重上讲台，讲授外国史学名著选读、外国史学史两门课程，其中后者还是一门新课。
　　这时，他患慢性肾炎已经三年，严重贫血，全身浮肿，行走困难。可他仍然用颤抖的手，亲笔拟就“外国史学史讲义提纲”，让助教用三轮车带他到教室上课。
　　当时曾在台下听讲的一位学生回忆道：“上课铃响后，只见一位小老头拄着拐杖，一步一步地挪动着双腿，吃力地坐到讲台后的一把椅子上。看着他那痛苦的样子，我不觉生出几分恻隐之心……那一刻，教室里异常安静。突然，洪钟般的声音响起，只见他腰板直了，精神也振作起来了，与刚进教室时简直判若两人。”
　　“他讲课很有意思。助手替他在黑板上写字，有中文、英文，也有希腊文。他端坐在椅子上。每当助手写完后，他头也不回，把拐杖往后一甩，有时打在黑板上，然后大声地念着，像朗诵一样，那浑厚的男中音依然那么好听。看得出来，他很兴奋，甚至有些忘乎所以……他讲课口若懸河，很有风度，知识面之宽，文字学之精，着实令人叹服。”
　　课后的雷海宗，重回疲劳与虚弱，在助手的搀扶下，拄着拐杖艰难地、默默地走出教室。“教室里十分安静、冷漠，既无喝彩声，也无掌声，只有拐杖声不断地敲打着我们的心灵。”
　　那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课。

化学系：曾昭抡

破衣烂衫，徒步穿越大凉山

　　虽然不及西南联大的人文学者们那样出名，但其实理科学院的几位教授也颇值得纪念。其中，来自北大的化学教授曾昭抡，也是极受学生们爱戴的一位人物。
　　曾昭抡留给联大师生们最鲜明的印象之一，就是他的不修边幅。他常穿一件带污点褪了色的蓝布长袍，外面有时套件似乎总是少颗纽扣的白衬衫。他的一名学生曾回忆：从自己1943年进入西南联大化学系的第一天起，他所见到的曾先生，始终是一身斜襟的蓝布长衫，穿双布鞋，“脱下来，袜子底永远破个洞”。
　　在曾昭抡同时代人的回忆中，关于他的怪癖传闻很多：他曾经站在沙滩红楼前，和电线杆子又说又笑地谈论化学上的新发现，让过往行人不胜骇然；一次，他带着雨伞外出，天降暴雨，他衣服全湿透了，却仍然提着伞走路；在家里吃晚饭，他心不在焉，居然拿着煤铲到锅里去添饭，直到他夫人发现他饭碗里有煤渣。
　　曾昭抡的步法也很独特：总是拖着脚走路，发现时间不够时，便会突然小跑起来，他一旦这样做，就意味着上课要迟到了。虽然在生活和行为举止上，他仿佛总是心不在焉，但在学术和工作上，曾昭抡从没有半点马虎。
　　结合当时的时事，曾昭抡率先开设国防化学课，他的教学大纲几乎全是关于应用化学的。讲解毒气的时候，他会直接把毒气分类，给学生们指出对付各种毒气的面罩。早在1938年从长沙到昆明的路上，他也是随身携带防毒面具，并且走路从不抄近路。
　　对待学生，曾昭抡淳朴谦和，很容易和大家打成一片，跑警报到了野外，要烧火煮饭的时候，他会和学生们一起捡柴火。他也是联大教授中为数不多的、在昆明时期到过成都的一位：1941年，曾昭抡带领地质系、化学系和生物系的学生各一名，历时七十天，徒步穿越大凉山地区，一路参观矿厂、化工厂、酿酒厂、兵工厂等，最后到达成都，参加在华西大学举办的中国化学学会的年会。
　　年会上，他仍是一身沾满泥点的破长衫，戴着呢帽，穿着草鞋踏上讲台。
　　（选自《看历史》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