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及政策含义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易纲 本文节选自《经济研究》2020年第3期

　　按照结合型裁判逻辑，“滥用职权”是用于对裁量权进行实质性审查的标准。我国行政诉讼法2014年增加了“明显不当”审查标准，将其与“滥用职权”并列作为撤销行政行为的理由，表明滥用裁量权的表现已不仅限于“滥用职权”，还包括“明显不当”。这两项标准有必要合理分工，以便发挥各自独立的审查功能，防止标准的交叉、重叠或者虚置。
　　从法理上讲，行政机关未遵守裁量规范之目的，既可能表现为行政机关故意实施违法行为，也可能表现为行政机关错误地不遵守为裁量权行使设定的内部法律限制。滥用裁量权既可以是客观上的明显不当，也可以是主观上的滥用权力，将“滥用”限定在行政机关的主观层面，并不能涵盖不合理行使裁量权的全部情形。为确保各项审查标准在体系上的逻辑融洽与分工上的明确，“滥用职权”仅应理解为主观方面的审查标准，主要适用于审查行政机关具有主观恶性的行政行为，而“明显不当”主要适用于审查客观不当的行政行为，如未考虑相关因素或违反一般法律原则等情形。
　　滥用职权应被界定为一种具有严重主观过错的行政行为。所谓主观过错，主要是指行政主体明知其行为的结果违背或偏离法律法规的目的、原则，出于对个人利益或单位利益的考量，假公济私、以权謀私。所谓滥用职权，即行政机关明知自己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与立法目的或法律原则相冲突，但基于非正当目的，依然实施法律所禁止的行为。与之不同，“明显不当”并不要求行政机关主观上存在过错，而是仅从行政行为在外观上存在不当进行判定，适用于那些主观意图无法判定或主观上并无过错的情形。行政行为明显不当，通常是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的行政行为虽然没有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但明显不合情理或不符合公正要求。其常见表现有：显失公允、受不相关因素影响、不符合惯例、不符合传统、违背公众意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