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岁那年，我背上行囊，登上从南京开往北京的绿皮火车。我要投奔的是新京报馆，一个“一出生便风华正茂”的新闻梦工厂。
　　？阿丁是我的前任领导，也是我的命中贵人。我架不住他几次三番的电话挑逗，风尘仆仆迁往北方。
　　阿丁是个可爱的性情中人，为吸引我赴京，经常在电话里向我描绘下夜班后宵夜拼酒的温馨场景，结果为我接风当天就被我给放倒了。他对部门兄弟们极尽关照，搭伙吃饭总是抢着买单，单凭一腔豪情义气把部门各路人马搂在一块儿。大伙儿一起值夜班时，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早点收工，别耽误喝酒啊。”
　　在崇文门幸福北大街37号的报馆，我享受着同事间兄友弟恭的氛围，感受着编辑内力大涨的内心喜悦，当我亢奋并满足于这种工作状态时，却总是觉得似乎哪里有点不对。终于有一天，我猛然察觉，我的工作上去了，而我的生活塌方了。
　　我是南方人，饮食较精致，因此极难适应北京的饭食。我头一天入京，阿丁订了报馆附近号称“最美味”的馆子。第一道菜上来三颗爆炒大青椒。按照我们家乡的预设，这道菜名应该叫“虎皮青椒塞肉”，结果拿筷子一戳，就是赤条条向我走来的空心椒——不含肉。在兄弟们“好吃好吃”的氛围里，我眼泪汪汪咽下。后来我妈心疼我，过来住了小半年，为我烧好吃的家乡菜。？
　　租房是另外一个不能回避的痛。房东不断调高着租金，宣示着对顶楼漏水房屋的所有权。我去售楼处问价，打算购房，但北京二环边上每平方米3.5万元的房价让我灰头土脸折回出租屋继续跟房东赔着笑脸。但我觉得房东当时逼我买房也许是对的，因为最近跟前同事打听过了，那里房价已经每平方米八九万元了。
　　后来舍友买了婚房搬出去了，正好我妈要来小住一阵子，我就没再找人合租，一个人把2200元的房租扛了下来。
　　我妈特别善于用生动的群众语言来精辟总结，她说：“北京太大了，看来一天最多只能办一件事。”
　　有次，一位朋友邀我去距离北京城主城区20多公里的通州家里做客，我坐完地铁换城铁，坐完城铁换公交。早晨8点出发，到他家都快吃中午饭了。我妈听说我的遭遇后总结说：“北京太大了，看来吃个饭都是件大事。”
　　我当时是多么思念南京啊，一座“人与人挨着”的城市，八面玲珑得让人可以任性约饭，摇几个电话，哥几个完全有能力半小时内迅即到达——朋友想到就能见到的感觉真好，兄弟间轮番地买单吃请就像是一场永不散场的青春。
　　除了工作依然可以给我带来快感外，我感到我的生活完全停滞了——房子没着落，媳妇也没着落，一切就像空中楼阁踩不着实。
　　当我妈再次来北京，无意中说起“一来北京脚就皲裂”“半夜会被渴醒”时，当我想到她为了照顾我把我爸扔在老家，而我跟我爸也许久未见时，当我读到王朔《致女儿书》中猝然电击内心的一句话“既然不能永远在一起，那还不天天在一起么”时，我便决定卷铺盖回家。
　　是的，到北京后，我跟父母只在过年时团聚过一次。生命苦短，何不跟亲人们天天在一起呢——或者说，为什么不跟亲人想在一起时就能够在一起呢？这让我感到些许愧疚。
　　临别前，阿丁张罗了五轮酒局为我饯行，次次含泪称“真不送了”。一旁兄弟连忙劝慰，“阿丁 ，你该高兴，晓蔚回南京可以办正事儿了。”阿丁于是嘴角一牵表示欣慰。
　　追逐夢想过后，我最大的变化就是心态谦冲平和起来，很多攸关个人利益的事情都能够“舍得”与“放下”。我越发相信这个世界物质与能量都是守恒的，利益的谋划算计意味着心智的消耗、人格的贬损，得不偿失，一切随缘就好。
　　之后一切顺遂，买了房子，与父母相互有了照应，生活从此变得踏实安逸与确幸。我妈说：“看来，还是南京适合咱们，一天能办好几件事。”生命烟花的绽放确实绚烂，但那只是一瞬的快感，也许我更希望生命如一炷熏香，静谧安稳地长燃。 ？ ？
　　编辑 王冬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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