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霜天的凌晨，在睡梦中，我被父亲低声唤醒。朦朦胧胧中不知是凌晨几点，因那时我家没有闹钟，腕上也没有手表。只听得不远处的食品公司屠宰场生猪的嚎叫。据往常的经验，应该是四点多。11岁的我觉得奇怪，那些挨宰的生猪在生死边缘撕肝裂肺地嚎叫，未能把我闹醒，而父亲一声耳语似的轻唤，我便陡然醒了。脑子里一转悠，哦，今天是父亲要离开这座小城、离开我的日子！他要去赶早班车！我躺在床上一偏脑袋，看到父亲，已是行李在肩。
　　许是凌晨电力充足的缘故，40瓦的白炽灯，灿灿地照着父亲，将他从我醒来到他掩门离去的几分钟里细微的举动，全都镌刻我记忆深处，从此不能抹去。
　　第一个印记是刺目晃动的白。父亲从不到三十岁就开始变白的头发，随岁月流逝漫延开去，此际已被白侵吞了十之八九，到了无法收拾旧山河的地步。那种白不是灰白萤白，而是雪白。灯光下，他那梳得齐整的白发随身形晃动着，扩散着，宛如阳光下的雪域高原，反射的白光好生刺眼，让人不想面对又不得不面对，叫人有点不自在却难以忘怀。
　　映衬这雪白的是那身咔叽布的中山装，因洗脱了色而由银灰变得灰白，一如既往的干净、熨帖。就是这雪白灰白的组合，像一幅简笔勾勒出父亲特征的速写，描摹出他的人生际遇。就在那一刻，我明白了为什么同事熟人常称呼他“老先生”，里面戏谑和敬意的成分相夹杂。戏谑是将他点入了“老”字号范畴，尽管当时父亲虽仅三十来岁，有点夸张，却也能够对应他雪白灰白的外表；敬意的成分，有些像点豆腐的卤水，凝结着他书生品性所附着的纤弱文静、与世无争、不耐挤压。眼前这雪白灰白相融，近乎纤尘不染，让我得到些许慰藉。这慰藉对当时少不更事的我来说，是混沌的，一如这慰藉感觉的朦胧。
　　第二个印记是定定的黑。父亲本可以通过那双黑亮的眼睛，中和一下那白发渲染出来的老成相。可通常情况下，他却将眼皮的调节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不经意地掩住那黑亮的锋芒，对我也不例外。我成人后，慢慢理解了他的苦心。父亲喜读道家，常练书法，文革期间学校停课时，他每天要我练三页大楷、一页小楷，谈书理时，他特别强调了“藏锋”的技法。所以我将他闪烁的眼神，归结为当时复杂的环境所迫，是一种忍让与回避。但他，还是没能避过文革中的人际倾轧，被迫离开工作多年的县城，去乡村搞工作队。可就在这父子相离别的凌晨，他无遮拦地张开了那双黑亮的眼睛，定定打量着我，眼神清澈柔亮，充满我熟悉又生疏的温情。
　　就在那瞬间，我被眼前黑白交织的雾霭所笼罩，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撩拨着体内某些部位酸酸涩涩的液体，我想哭泣。但我的意念却告诫自己：“别在父亲面前流泪，别！”一股莫名的力量，抑制住那股酸涩朝鼻腔眼眶涌动。此刻有个声音在提示我：你应该起床，与父亲说几句道别的话，或是送父亲到车站。不知何故，身体不听使唤，我就那么一动未动地躺着，保留着醒来后最初的反应和姿势，偏着头，与父亲目光对视，没有道别的语言，也没有肢体表示。
　　父亲看我醒了，他稳了稳肩上的担子，我知道他那扁担两头的分量并不平衡，木箱那头沉些，里面是我帮他检点的衣服、热水瓶、毛笔、砚台等，更多的是各类书籍，占据了木箱的大面积空间，其中有我想让他留下来的一套古版本《辞源》，可我没敢表白这个愿望。另一头是打扎成捆的棉被、蚊帐等杂物，显然轻飘些。
　　他稳住担子，腾出一只手掖了掖我的被角，说了三句话，三句话是重复的三个字：“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一声比一声轻，说一声,就扶住担子向门口退一步，我又有哭的冲动，可意念再次提醒我：别在父亲面前流泪！别呀！因控制过度的原因，腹部、胸腔、喉头剧烈起伏着，麻酥酥潮呼呼的感觉随之涌动，一浪一浪地拍打过来。我就像个无助溺水者，想抓住一根依附的物体，哪怕一根稻草也好。哭出声来，也许就是那样一根稻草？
　　父亲终于退到门口，门一点一点地掩上了。就在那一刻，我的眼泪哗然决堤，身子一翻转，伏在枕上呜咽如歌。实际上，我是要通过呜咽和泪水，抗击门掩上的一刹那袭来的孤独、无奈以及一时的手足无措……也就在这一刻，我明白了自己为什么要抑制，抑制自己别在父亲面前流泪。
　　自打1964年春天，母亲以干部家属响应政府号召名义，被遣回原籍乡下定居，我一直随父亲在县城读书。父亲三年两头地频繁调动工作，他到哪我就到哪，几乎形影不离。这种情形下，应该相处得父子情深才是，事实上那些年里，我与父亲之间交流很少。父子之间就这样默默相处了几年，直到这次他离我而去。他一离去，我与父亲间的一些往事自然而然浮现在脑海的表层。在那些往事里，我品咂出了父爱情怀，或者说，让我体悟到了父亲对儿子的痛爱，“痛”中有爱。
　　母亲带着弟弟回乡下老家定居后，父亲和我改在单位食堂就餐，家中少了烟火味。父子间因少有交流，每天里的亲密接触是晚上共用一盆热水洗脚。热气腾腾的脚盆里，两双脚搓来搓去，搓揉出丝丝缕缕的温情。因这同盆洗脚的缘故，让我，传染上他那脚底易生水疱的毛病。我不得不常在课堂上挠.痒痒，老师批评我，说我爱做小动作。批归批，痒时还得搔。水疱闹得厉害时，走路便有点颠，父亲注意到了。一天晚上我已睡了，忽然被一阵疼痛闹醒，看到父亲坐在床边，一手稳住我的脚，一手捏根缝衣针，在细心地为我挑水疱。他见我醒了，笑笑地说：“忍着点，一会儿就好！”挑完水疱，他搁下针，拈起棉球，吸干渗出物，涂上紫药水。整个过程我一动未动，却嘤嘤地哭出声来。他轻声问：“疼啊？不是蚂蚁夹了一下的感觉吗？”那哪是因痛而哭呢，是心底某种难以捉摸的东西被唤醒后感动得流泪啊！现在明白那东西叫亲情，泪水是这亲情洒下的雨露。尽管那时我对这些还比较懵懂，直觉却让我把这份感动，当成一笔私房，存入了精神银行的折子上。
　　过了两年闹“文革”。此时我随父亲工作的调动，住到了城南的食品公司大院。父亲在公司办公室搞文字工作。“文革”期间最大的视觉特征，是令人激动又让人震惊的人造“红海洋”。一波一波涌动的海浪，由铺天盖地的红袖章、红标语、红旗、红语录组成。那时，我想得到一本红语录。父亲的公司里发放红语录，由我父亲经手，他便悄悄给我弄了一本，私下招呼：“放好了，千万不要丢失！”谁知三天后，上学时，我将红语录放在书包里，课间操后就发现红语录丢了。可以肯定，有人眼红这本很稀罕的“小书”，就顺手牵羊了。想找老师帮助查找，可那时社会上已在批判“师道尊严”，老师们觉得灰溜溜的，连书都无心教了，那敢管这红语录丢失的敏感问题呢？
　　我惴惴的回来，把红语录丢失的事告诉了父亲。父亲大喝一声：“什么？丢啦？”从未见他眼睛瞪得那么大。一个箭步上前，他冲我后背甩手一个巴掌，我惊慌疼痛相加，“妈耶！”一声呼喊，随之号啕。父亲压低嗓门怒斥：“不许哭！”我一个激灵转为抽泣。那是父亲对我发的最大一次脾气。当时我不知父亲发脾气的隐情，怨他小题大做，不该为一本“小书”，对自己的儿子下狠手。
　　后来得知，那时父亲正准备将我的那本红语录收回。因他听说有同事向上级告状，说他利用手中那点权力，克扣发给革命群众的红语录，胆敢将之化公为私，给自己小孩当小人书随便翻着玩。还闻知上级要找他谈话，他根据当时的政治气氛，预知谈话内容将会上纲上线，把这“红语录事件”当作大是大非问题对待，闹得不好会成为专政对象……在这种情势下，我却弄丢了红语录，要是让整他的人知道，正好造成口实，麻烦就更大了。此情之下，父亲岂会不怒？
　　经历了这些之后，我才慢慢感受到政治风云突变的年代，人生的艰难与不易，尤其是父亲这样不太会拉扯人际关系的人，一不小心，就可能被政治海洋里激起的浪头拍打得遍体鳞伤，或是被咸涩的海水呛得头晕目眩。打那时起，我变得有点懂事了。说懂事，也仅是从父亲的言谈举止间，模糊地感受到他的喜怒哀乐心情。我暗自告戒自己，尽量不给父亲添麻烦。不论什么情况下，父亲骂不还嘴、打不哭泣。
　　不久，便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父亲终遭排挤，被抽调参加乡村工作队，离我而去。当时我强抑自己别在父亲面前流泪，是因为我已直觉到父亲在离我而去的刹那，写在他脸上的那种对我年少独自生活的担忧，以及由此衍生的难以割舍的心情。
　　父亲离去，我很久很久伏在床上，抬起头时，已流尽了我的少年泪，觉得自己仿佛已从懵懂少年跃变成风生水起的汉子。至少在心态上，我感受到了瞬间的成长。
　　谁说过：“人生的变故，也是成长的雨露。”我想说：少年时我曾被这雨露滋润过，开始有点酸涩，随着年龄渐增再去回味品咂，涩味慢慢退尽，生出徐徐甘甜，就像霜气浸染过的甘蔗，越来越有嚼头。真的，自打那次流尽少年泪，面对各种人生风暴的激打，能避能挡的我会避挡，挡不住的我也能忍痛领受。领受时，可能有莫衷一是的彷徨，也可能是无可奈何的叹息，但在人前人后，我绝不流泪，更不要说是在父亲面前哭泣了。
　　仅有一次除外。那是1994年父亲因患癌症去世，在送他遗体进入焚化炉，炉门“哐当”一声落下的瞬间，我双膝一软，訇然跪下，大放悲声，泪如雨下。那是儿子为他下一场沐浴之雨呀，刷洗他在世时的艰辛之苦和病痛记忆，好让他在赴往天国的途中，步履轻松、心神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