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青少年时代

　　顾炎武是明末清初的一位进步思想家和学者。他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江苏昆山人，原名绛；在清军占领南京后，由于他敬仰南宋爱国志士文天祥的门生王炎午的忠贞品格，乃更名炎武。晚年曾化名蒋山佣。他的家乡有个亭林湖，其故居就在湖旁，所以后人又称他为亭林先生。
　　顾炎武出身于“江东望族”的官僚地主家庭。他的曾祖曾在明朝担任过南京兵部右侍郎的官职，由于他的父亲顾同应没有取得什么功名，家业才逐渐衰落下去。
　　顾同应娶妻何氏，生子五人，顾炎武是次子。但他却不是在何氏身边长大的，因为还在襁褓中时，他就过继给了堂叔顾同吉为嗣。然而顾同吉去世很早，顾炎武便由顾同吉的妻子王氏（即嗣母）以及顾同吉的父亲顾绍芾（即嗣祖）来抚育。
　　嗣母王氏深明大义又吃苦耐劳，她受过一定的教育，喜欢读书，关心国家大事。据顾炎武回忆说，王氏最喜欢读《史记》《资治通鉴》以及有关明朝历史的书，在他十几岁的时候，王氏就用先贤的事迹教导他。
　　对少年时期的顾炎武影响最大的要算他的嗣祖顾绍芾。在功名上，顾绍芾只是一名国子监生，地位不高。但是，他游历过很多地方，还研究史学和地理学，眼界开阔，而且他对社会现实问题颇为关心，长期阅读“邸报”（明朝政府刊行的一种官报），并从中抄录了不少重要材料。这种读书联系实际的方式，直接感染着年轻的顾炎武。顾炎武十余岁时，顾绍芾就给他讲授《资治通鉴》。顾炎武很用心，不到两年时间就把这部总结历史成败得失的巨著读完了。同时，他还学习了《孙子兵法》《左传》《国语》《史记》等典籍。顾绍芾常常教导顾炎武说：要做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就应当追求“实学”，必须深入研究天文、地理、兵、农、水土以及典章制度。应该说，这句话是很有见地的，体现了学以致用的精神，对顾炎武影响很大，他后来“经世致用”的思想，应该就是从这里发端的。
　　在当时，有个“纳谷寄学”的惯例，即捐一定数量的钱谷进庠学读书。顾绍芾觉得顾炎武天资聪颖，将来一定能够考取功名，光耀顾家门庭，于是就按这个办法让他入庠。这一年是天启六年（1626），顾炎武十四岁，他第一次离开家，到学校去读书，开始接触社会。


　　也是在这一年，他参加了“复社”的活动，从实际中学习“实学”。参加复社的成员，大多是对明朝后期朝廷政治腐败不满而怀有改良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继承了“东林党”的传统，通过集会、论学等方式，抨击宦官专权，呼吁整顿朝纲，从而形成了有一定影响力的社会舆论力量。这种舆论，当时叫做“清议”。顾炎武自幼受嗣祖顾绍芾的训诲，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虽然只有十四岁，但他仍参加了这个组织，表达自己的看法。通过相互切磋和交流现实问题，顾炎武成长了很多，这对他日后的思想和行动，都有着很大影响。

二、参加抗清活动

　　从天启六年到崇祯十二年（1639），整整十四个年头，顾炎武一直在庠学读书。在这段时期，明朝的内外形势急剧恶化。崇祯九年（1636），皇太极在沈阳称帝，正式改国号为清，从而建立了与明朝对峙的政权。此后，清军不断南下，给明朝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伤害。
　　明朝内政上腐败无能，军事上节节失利，给顾炎武的刺激是很深的。崇祯十一年（1638）清兵入关攻陷济南，百姓惨遭蹂躏，连致仕在家的大学士孙承宗也被杀害，这件事尤其令顾炎武感到愤慨。本来，顾炎武也有过科举做官的梦想，希望有朝一日能进入朝廷，有一番作为。所以他花了很多时间去研习八股文。现在，他看到朝廷这么多官僚，面对国家的危机却毫无作为，因而对科举之路不再报希望，他决心另辟一条道路为国家做贡献，这就是发奋研究“实学”，以有益于当世。他后来以毕生精力撰写了巨著《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书中的内容反映了他早年读书时的心得和对生活的观察，以及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分析。此外，顾炎武还写了一系列涉及明代政治、经济、科举弊端的文章，提出了许多问题，以及改革弊政的措施和建议。只可惜，明朝积弊难返，崇祯十七年（1644），农民军领袖李自成率军攻入北京城，崇祯皇帝于煤山（今景山）自缢，明朝灭亡。接着，清军入关，从李自成的手中夺取了北京，建立了清朝的统治。同一年，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被拥立为帝，改元“弘光”，建立了弘光政权。顾炎武对这个政权最初是抱有希望的，可在他到达南京后，见到的景象却令其失望，那就是弘光政权腐败透顶。1645年，清军南下之时，弘光帝在马士英、阮大铖的簇拥下，仍沉溺于寻欢作乐之中，毫无抵抗之意。当时，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镇守扬州，弘光朝廷不给他一兵一卒的援助。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史可法坚决抵制清军的诱降，最终因寡不敌众而战败，扬州城破，史可法被俘遇害。紧接着，清军渡江，南京城陷落，弘光朝廷灭亡。
　　眼见自己的家乡落入清军之手，顾炎武认为不能再袖手旁观了。他虽然是一书生，但此时决定投入抗清活动中。
　　顾炎武家乡昆山的百姓不甘心做清朝的臣民，特别是当他们听到清廷颁布剃发令时，更是激愤万分，于是决定起事。他们首先杀死了投降清朝后被任命为昆山知县的阎茂才，接着推选了狼山总兵王佐才为义兵的统帅，号称“真义兵”，闭城拒守。
　　顾炎武认为，江南河网地带是抵抗清军的好地方，尤其是太湖之地，进可攻，退可守，于是他决定先到苏州附近，参加王永祚领导的湖上义军，配合明军的残余势力与清军对抗。然而，湖上义兵最终还是失败了，顾炎武随即赶到昆山，和归庄、吴其沆等参加昆山的起义。他和家乡的父老一起，为义兵筹措钱粮，以谋固守。这时，清军调集三十万兵众，以大炮数十尊，从苏州直取昆山。经过二十一天的激战，昆山人民终因孤立无援而失败。

三、流转江浙间

　　抗清失败之后，顾炎武就一直奔走于各地，从未固定某个地方为长期的居所。他最初的活动范围主要是江浙一带，以太湖为中心的地区。他身穿商人的衣服，隐瞒了自己的身份，到过松江、蘇州、吴江、嘉兴、金坛、镇江、南京等地。每到一处，他都不忘诗歌创作。 　　这一时期，他还参加了惊隐诗社的活动。当时，许多怀有爱国思想的读书人以吟诗结社的方式联络感情，寄托亡国之思，许多地方都出现了这种组织，惊隐诗社就是其中之一。诗社集中了吴中一大批心怀故明的读书人，他们饮酒赋诗，慷慨悲歌，述说兴亡。顾炎武在诗社结识了很多朋友。
　　顺治十一年（1654）春，顾炎武在南京暂时定居下来。这一年，他遍游南京的历史名胜。顾炎武不是简单的观光，而是留心考察形势，比如到太平府，登采石山，就是想对这个记录着明代兴亡历史的胜地作一番考察。他在《太平》诗中写道：“天门采石尚嶙峋，一代兴亡此地亲。云拥白龙来戍垒，日随青盖落江津。常王戈甲先登阵，花将须眉骂贼身。犹是南京股肱郡，凭高怀往独伤神。”采石山距离南京一百三十里，是扼守南京的咽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弘光时，曾遣江北四镇之一的黄得功进驻此地。但清兵南下的时候，这里却没有起到军事上的作用。南京陷落后，弘光帝逃到这里被俘。这首诗，抚今追昔，感慨兴亡，抒发了作者深沉的感情。
　　在南京的时候，顾炎武化名蒋山佣。他本打算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以观时局的变化。不料，一年以后，发生了一件意外的
　　事情。
　　原来，昆山有个豪绅叫叶方恒，他见顾炎武奔走各地，无暇经营自家的产业，就暗中企图兼并顾氏的田产。顾炎武原来有个家仆叫陆恩，见顾家门庭衰落，便投奔叶方恒家并卖主求荣。他揭发顾炎武有“通海”之罪，何为“通海”呢？就是勾结海上抗清力量的意思。这可是清廷最忌讳的事了。于是顾炎武被逮捕，经受了严刑拷打，情况异常危急。幸亏朋友设法营救，才把他从虎口中救了出来。但叶方恒并不善罢甘休，他竟然派刺客尾随顾炎武，伺机将其击伤。顾炎武有感于世道人心的变化，觉得这样险恶的环境实在不宜再留居下去，于是决定北上，开始了游历的生涯。

四、漫长的游历生涯

　　顺治十四年（1657），顾炎武只身北上，开始了他的游历生涯。这次游历，历时二十五年，足迹遍及今山东、河北、北京、山西、陕西等广大地区，直到他去世。可以说，这二十五年，顾炎武都是在漂泊无定中度过的，他自己曾说：“频年足迹所至，无三月之淹。友人赠以二马二骡，装驮书卷。所雇从役，多有步行。一年之中，半宿旅店。”长途跋涉，不辞艰辛，表现了他坚韧的毅力。
　　顾炎武经由淮北，首先到达山东东部沿海的莱州府，寻访了早先参加复社活动的赵士完。沿途，他不忘研究“实学”，做地理考察。他登上了山东即墨之南的崂山，并在诗中描绘了崂山俯临大海的雄伟气势。他凝视着白茫茫的大海，可想而知，他的内心是不能平静的。他又至泰安，登泰山，并专程赴曲阜、邹县，拜谒孔子庙、周公庙、孟子庙，表示对中国传统文化开创者的追怀和景仰。
　　1658年，顾炎武又到了河北和北京。他几次到昌平十三陵拜谒，并对昌平一带的地理形势进行调查和研究，写成了《昌平山水记》，这本书是今天研究北京史的重要参考资料。顾炎武还考察了山海关、居庸关、古北口、昌黎、蓟州一带的历史和地理形势。他所研究的问题是：这些地方在历史上究竟有怎样的重要地位，人们又是怎样利用这一带的险要形势巩固边防的。
　　顾炎武还阅读地方志，并结合自己的调查，写成了《营平二州史事》。他自己说编写这部书的目的是为了从历史中寻求对后代有益的经验教训。当初，北宋和金结盟攻辽，就是因为不去考察营、平、滦三州的历史地理情况，才造成争地构兵，由此而亡了天下，这是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顾炎武将宋金战争的成败，单纯地归结于历史地理的原因，虽然失之片面，但他对于地理形势的分析，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顾炎武就是这样在长途跋涉中，辛勤地做着学术研究工作。他并非为研究而研究，而是有其实际意义和实用价值的。康熙元年（1662），五十岁的顾炎武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的句子。可见，他是十分乐观的，对人生抱有坚定的信念，道路虽然漫长，但只要坚持不懈地走下去，相信终究能看到“黄河水清”的那一天。从当时的形势看，“望河清”应该不再指或不仅仅指抵抗清朝而恢复明朝统治，而是继续关心历代的兴废沿革和古今的治乱得失，并通过自己的总结，实现富国利民的目的。
　　不久，顾炎武又开始了山西之行。他首先到山西的太原，住在当地大学者傅山的松庄。二人在这里讨论国事，交流见解。通过傅山的介绍，顾炎武还结识了其他一些有声望的文人和学者。
　　李因笃是顾炎武在代州结交的密友。两人一同商讨了关于在五台山区兴修农田水利的事，经过筹划，他们约集了二十来人，在雁门关以北、五台山以东地区搞起了垦荒。顾炎武甚至想从江南约请一些能造水车、水碾、水磨的人，到这里来从事农田水利工作。他甚至这样说：“使我有泽中千牛羊，则江南不足怀也。”由此可以看出他想在边地立业的心愿。
　　山西西边的陕西地区，形势险要，东有潼关，南有秦岭，北有渭水。陕西的长安，是中国历史上的古都，附近有许多著名的古迹。这些对于顾炎武来说都有着极强的吸引力。因此，他决定到陕西游历。在这里，他见到了关中地区的大学者李颙，二人的共同点是都很重视有关兵、农、漕运、选举等“经世致用”之学，主张研习“匡时要务”的实际学问。
　　游历关中期间，顾炎武还抨击了清朝的田赋政策。当时，关中一带的田赋是向农民征收银钱。顾炎武根据考察发现，关中地区交通不便，缺少银钱，农民为了交税，只好低价出卖粮食以换取银两，再向官府缴纳，这就使得农民受到了官府和商人的双重剥削。应该说，顾炎武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意识是始终存在于心中的，即使改朝换代，他仍希望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少受剥削和灾难。
　　康熙十六年（1677），六十五岁的顾炎武在陕西华阴拜访了王宏撰，并准备在这里定居。他认为“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与他省不同”。就是说，关中地区不仅民风朴实，而且士大夫重视实学，对国家大事颇为关心。虽然定居于此，但顾炎武仍以顽强的毅力游历于山西、陕西之间。1681年，他到山西曲沃，由于旅途劳顿，加之年老体弱，饮食不调，而呕泻不止。第二年（1682），他感到体力有所恢复，又准备外出拜访友人。不料，因为道路崎岖，他失手从马上摔了下來，受了重伤，没过几天，这位终身奋斗不倦的老人便与世长辞了，终年七十岁。

五、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

　　顾炎武在学术上的突出贡献在于大力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
　　顾炎武自幼受嗣祖的教育和熏陶，注重经世致用的“实学”。他把“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当作总目标，曾说：“君子之为学也，非利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势之何以流极而至于此，则思起而有以救之。”他认为读书人不能只求一己之利，而应怀抱拯救世道人心的大志，并主张治学要有利于国家民族，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顾炎武从少年时代就开始搜集明代的资料，在研究明朝的成败得失上下了一番功夫。他还建议把明朝的实录公之于世，为“天下之士”了解“当世之务”提供便利条件。
　　顾炎武的学生潘耒曾说：“昆山顾宁人先生，……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潘耒将当时的读书人分成两类，一类是“通儒”，一类是“俗儒”。“通儒”对于历史中的政治、经济以及民情、风俗等问题，有着精深的研究，其目的是为了寻求事物的本源和演变，并在这个基础上，去解决现实问题，就是所谓的学以致用。而“俗儒”则是对历史发展规律茫然无知，只是雕琢辞章，拼凑史料，或者讲一些空虚缥缈的话。在学生眼里，老师顾炎武一定是属于“通儒”的，因为顾炎武说过：“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鉴往”，就是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目的是为了“训今”，即指导现实，作为当前的借鉴。这种以史为鉴的思想无疑是值得肯定和学习的。
　　顾炎武还认为，对于传统的“经学”，也可以从中发现“经世致用”的学问。受到宋明理学的影响，经书往往被神秘地渲染，加之“四书五经”成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更使经书变得“神圣不可侵犯”。顾炎武认为，经书是记载古代典章制度和社会生活的著作，是古人借以“明道”的“器”，并非什么神秘的东西。他把经书看作有血有肉的“史”，从中总结成败得失。
　　顾炎武“经世致用”的思想，还促使他养成了联系实际、认真踏實的学习态度和不囿于成见、勇于探索的学习精神。
　　从历史发展进程上看，“经世致用”思想对宋明理学给人们带来的思想禁锢予以一定的冲击，对后世也有着重要影响。晚清时期，龚自珍针对当时人们做学问脱离社会现实、专注于经书音韵及辞章考据的情况，以及“万马齐喑究可哀”的社会现状，指出：“不研乎经，不知经术之为本源也；不讨乎史，不知史事之为鉴也。不通乎当世之务，不知经、史施于今日之孰缓、孰亟、孰可行、孰不可行也。”做学问要通乎当世之务，这自然是对顾炎武“经世致用”思想的传承。魏源对顾炎武的人格和思想十分敬仰，在他所编的《皇朝经世文编》中就选取了97篇顾炎武的作品，是他所精选的经世文章中最多的。中国近代改良思想的代表人物梁启超更是对顾炎武的“经世致用”推崇倍至，“要之其标‘实用主义’以为鹄，务使学问与社会增加密度，此实对于晚明之帖括清谈派施一大针砭；清代儒者以朴学自命以告示于文人，实炎武启之；最近数十年以经术而影响政体，亦绍逮炎武之精神也”。时至今日，“经世致用”的思想仍是我们读书做学问的宗旨和目标。

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

　　梁启超在《无聊消遣》中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语，而这八个字的最初来源，就是顾炎武的《日知录》。原文说道：“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在顾炎武看来，亡国和亡天下是不同的，易姓改号、改朝换代，属于亡国，亡国问题，只要君臣和肉食者们去关心；败义伤教，无君无父，即封建伦理道德的沦丧，属于亡天下，亡天下的问题高于亡国，保天下是保国问题的前提和基础，这就需要动员天下之人为之努力和奋斗，所以称保天下是“匹夫之贱与有责焉”。
　　顾炎武把仁义充塞看作亡天下，这是沿用了孟子的观点。《孟子·滕文公下》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仁义充塞的根本问题是无君无父。当年孟子说杨、墨无君无父，顾炎武则骂竹林七贤一类的人败义伤教：“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
　　因此，顾炎武认为的“亡天下”，并不仅仅指的是明亡于清，其所谓的保天下，也不仅仅是指反清复明，而主要是挽救封建伦理道德的问题。这一点，章太炎先生敏锐地观察到了，他说：“昔顾宁人以东胡潜乱，神州路沈（同“沉”），慨然于道德之亡，而著之《日知录》曰，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余深有味其匹夫有责之说，今人以为常谈，不悟其所重者乃在保持道德而非政治经济之云云。”
　　可见，顾炎武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既带有挽救民族危亡的性质，又体现了他拯救百姓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的爱国主义精神，更表达了他试图改革弊政、打击封建腐朽势力的愿望，具有历史进步性。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直到今天仍具有实际价值，它激励着中国人形成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度自觉的担当意识。应该指出的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意识并不一定要人人都出仕为官、在位谋政，也不一定要有权力、地位、财富等资源，最重要的是有一份责任心和使命感，根据现实环境和状况，从自身做起，身体力行，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担当起“保天下”的神圣使命，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也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正确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