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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崇你也不傻……”
1993年8月24日，市文联领导宣布我由《北京文学》调《北国风》任主编。
一位老大姐在机关院里碰到我时关心地说：“陈世崇你也不傻，怎么能去那地方？”
《北国风》是北京文联主办的通俗民间文学刊物，曾经有过发行二三十万份的辉煌，但由于种种原因，几度停刊，到1993年陷入了非常困难的境地。我去时，刊物发行只几千份，欠着印刷厂好几个月的印刷费，编辑部人员工资也一个月没发了。我去后，现打报告给文联，文联恩典，免除了原来《北国风》5万元的欠账，又借给5万元做启动资金。但面对这么一个摊子，人心已散，调走的调走、提前退休的提前退休，原有人员最后只留下一个编辑、一个会计和两个临时工（一个出纳、一个美编）。这个时候，我才体会到老大姐那句问话的意思了。可陷进泥里拔腿难，再难也得往前走不是？办事先得有人手，那就另组班子。添人就得加饭，进人就得用钱。可那5万元启动金够打酱油的就不够买醋的，编辑部的日子眼瞅着便捉襟见肘。1993年底，全编辑部人员一月的工资性开支总共1500元，其中数我的最高——252元。我还抖着小机灵装不傻呢，跟人说：“若给我降工资，降10元，可不能降2元！”
重新定位：《北国风》改刊为
《北京纪事》
原来的路走不通了，得寻找新路。骑着驴儿找马，先作调查吧。我让编辑部的人员到邮局和各个报刊亭调查、召开各种层次的读者座谈会、委托调查公司调查各种类型刊物的发行量和读者层次。除参加上述活动，我自己还找来许多种读者反映好、发行量大的刊物认真拜读、琢磨，这段时间比较长。最后综合各种信息，经过反复思考，我认为在这样一个变革大潮汹涌的时代，世界看中国，中国看北京。北京有其特殊的社会优势、政治优势、文化优势；再者，全国社会文化类的刊物还不多，走差异化的路子容易事半功倍。新刊物定位应立足北京，走城市文化、纪实的路子。内容要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把刊物办成展示北京的平台，办成外地了解北京、外国了解中国的窗口。根据这一宗旨，设置了“红墙内外”“广场”“大家小品”“北京街头”等若干北京独具、外地难有的栏目。刊名就定为《北京纪事》。我的想法得到编辑部同事的认可，我还把自己的办刊理念及逐渐成形的具体设想，不断地向朋友们念叨。我在《北京文学》15年，交有许多文学界的朋友，我向这些朋友念叨来念叨去，竟念叨出一个意外的惊喜来！
40万元与零回报
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那时也由不得我不信呀——5万块钱救急救不了穷，说话到了1993年底，再不想辙就没米下锅了。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再说那时的文联也是一穷二白，靠文联给钱养活门儿也没有。
有一句老话说“多个朋友多条路”，此时应验了。
有一天，我到著名作家陈建功家聊天，他告诉我一个信息，说香港著名文化人陈冠中先生对新刊物的设想很感兴趣，愿意资助。
由建功和资深文化人沈及明大姐牵线搭桥，我与陈冠中先生见面谈了几次，一拍即合，拟定了一个合作协议。陈冠中先生在内地有家公司，《北京纪事》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均由这家公司支付。编稿、审稿、出版、发行一切由编辑部负责，公司一概不介入，也不在刊物上署名、打广告。为了在有关审查部门通过，这份协议定名为“贷款协议”，但协议中特别注明一条：贷款还不上可不还。1993年12月6日上午，我把《北国风》改刊为《北京纪事》的报告及与陈冠中先生签的合作协议提交文联党组审批。审议时也有疑问：能有这样的好事？可有白纸黑字在，最后还是顺利通过，但加了一条：要请主管部门审查通过后文联再正式批准。当日下午我就去了市出版局，交上改刊报告和合作协议。报刊处的白树联处长审看后说：这是大好事呀！你们文联批了，给我们一份备案就行了。我返回文联向党组书记马玉田作了汇报，他当即签批。我立即打电话把情况告诉了建功、沈及明，并写了一封信给陈冠中先生电传过去。
事情就这么定了，1994年4月号定为《北京纪事》的创刊号。协议从1994年1月份正式执行，一年多的时间双方从未爽约，刊物费用实报实销，共计40余万元。1995年4月，双方愉快分手。至此，人们才相信，当初协议中的“零回报”是真的。
策划先行
我虽然在《北京文学》有15年的编辑经验，但我深知，两个刊物是两个路数：《北京文学》作为纯文学刊物，作品以艺术性为首要；《北京纪事》作为纪实性城市文化刊物，作品应以内容为首要。也就是说，《北京文学》最重要的标准是“怎么写”，作品的文学性如何是决定取舍的第一标准；《北京纪事》最重要的标准是“写什么”，作品的内容以是否符合刊物定位为取舍的第一标准。因此，对《北京纪事》来说，策划就显得尤为重要。策划必须先行。我将策划设为三个层次：策划小组，做内容的“顶层设计”，每月开一次会，议定下一期要组哪几方面内容的稿子，也就是 “定大盘子”。聘请的人员有：陈建功（著名作家）、王忠明（中南海某领导秘书）、刘一达（作家、京城著名记者）、张天蔚（作家、京城著名记者）、刘树纲（某国家艺术院团院长）。策划小组的名单就登在每期的版权页上。这些人眼界开阔、思想敏锐、联系广泛、文化层次高、对社会问题有独到见解。策划的第二个层次是召开作者、读者座谈会，一般是在策划小组会后开。根据策划小组的“顶层设计”，收集各方面的信息，寻找和确定选题，这样的会也是一个月召开一次。策划的第三个层次是编辑部会，每个星期一次，编辑部人员在以上两个层次的会后再集思广益，有什么新信息不断补充，不断调整选题。选题确定下来后，最后落实由哪位编辑负责去找哪位作者去写；如果有选题找不到合适的作者，编辑部就指派某位编辑去采访撰写。第一个层次保证刊物的档次和品位，第二、第三个层次保证刊物内容的丰富鲜活和选题的落实。当然，这三个层次虽各有“分工”，也不是截然分开的。比如说，有一次策划了一个关于大饭店卫生间给不给服务生小费的选题，陈建功就自告奋勇亲自出马采写。我一听那个乐：你去？太好啦！你打车去，车费我们报！建功豪爽地说：不用！我骑自行车去，而且我还要西服革履进这家、中式便服进那家；到这家给小费、进那家不给小费，看看他们的服务有什么不同。说干就干，第二天，也就1994年2月18日，北京的天气还挺冷的，建功就骑着自行车跑了北京的11家大饭店，有尿没尿地都要光顾一下那里的卫生间。又过了三天，他就把稿子交给了我，这就是发表在第4期创刊号“大家小品”栏目里的《探访：大饭店W·C》，《北京晚报》予以转载，引起了广泛关注。“大家小品”每期一篇，从创刊的第4期到第12期，当年为该栏目写文章的人依次有：陈建功、林斤澜、赵大年、毕淑敏、陈祖芬、刘震云、李清泉、母国政。这些大家的妙文，使初创时期的《北京纪事》蓬荜生辉。 累并快乐着
有一天，我坐在办公室里处理稿件，感到室内氧气不足，胸闷，就打开窗户；还是胸闷，就站起来在办公室里站着看；仍是胸闷，就把办公室的门打开，让空气形成对流；但胸闷依旧，就索性到楼道里去看。编辑部的同事见我脸色不对，催促我去医院。到医院大夫一查说：心脏有问题，住院。
有一天下午的探视时间，编辑部的同事来看我，我奇怪怎么一下来了那么多人，他们说是给我庆生日。噢！我忽然想起来，可不是吗？今儿个是1994年9月15日。我自己忘了，同事却帮我惦记着。于是我们就到院子里找了一处地方，大家或站或坐，同事把带来的水果点心鲜花放在一个水泥台上，唱起《祝你生日快乐》……就这样，我过了49岁的生日。
住了三个星期的院，临出院也没给戴个心脏病的帽子什么的，问大夫，说是累的。要说累呀，那时编辑部的同事谁不累？编辑周家望为采访环卫工人半夜里走街串巷；傅伟为给文章配图骑着车顶着大北风到海淀去照相；副主编孟莲英带领发行人员风里来、雨里去，用自行车驮着一捆捆刊物，一个书摊一个书摊地送（那时《北京纪事》双轨发行）。有一次赶上下雨，浑身淋了个透湿，问她：“没带雨衣？”说：“带了，给刊物盖上了。”
为刊物的发展付出着最大的努力，大家都累，可看到刊物喜人的变化，又都继续累并快乐着。
我写“纪事论坛”
当初我想，为了把《北京纪事》办出自己的风格，不但在内容上要体现京都首善之区的与众不同，而且在语言风格上也要体现京味文化的独特魅力。为此设置了一个栏目叫“纪事论坛”，放在醒目的扉页上，每期一篇，1000字。要求这篇文章就一件当前北京社会生活中的热点问题，发表《北京纪事》的独家观点，语言要使用书面化的京城百姓语言。目的就是树一面旗子，告诉读者：这就是本刊办刊风格，起点儿引领作用，以招揽各路贤才为本刊赐稿时认准路数。这个专栏本来拟请一位名家撰写，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实现。别人不好勉强，同事就说：“您就自个儿招呼吧！”我这个当主编的也只得自己画圈儿自己跳了。这叫自作自受。可我这人缺乏语言天赋，用一位朋友的话说：来北京几十年，怎么一张口还是河南腔？满口河南腔的人要写出京味来，难！但笨人自有笨办法，正像老百姓说的，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走？人家是赶鸭子上架，我是没人赶自己往架上爬。开始写时那叫个笨呀：确定要写的内容后，也不考虑字数呀、语言呀，先把文章写出来再说。写好一看，字数超了，就删；删到1000字以内了，再一句话一句话地琢磨：这话要搁地道的北京人该怎么说？有时自己想不出来还得问别人。这种削足就履式的写作，要说苦还真苦，要不咋没人愿接这活儿呢。别人甩得了手，我这个当主编的甩不得手，再苦也得做不是？时间长了，竟也熟能生巧，慢慢也就摸出点道道儿，一月一期一篇地写下来，什么《嘿，北京人》《谁踩了北京人的脚》《北京人的担心》《京城不能变成大庙会》《北京的家长们》《北京谁是穷人》《北京拒绝潇洒》等，数数，竟也有40几篇。有朋友调侃我：一句普通话都说不来的河南人，写京味文章还满溜的！
在1995年3月号上，我为论坛写了一篇《北京人有几条腿》。一位在旅游局工作的读者在书摊上发现了登有这篇文章的《北京纪事》，买了一本。后来这位读者又到杂志社来，说以前不了解《北京纪事》，看了这篇文章才买《北京纪事》，从头看到尾，觉得每篇都有看头，看完又都有琢磨头，所以他来杂志社想把出过的《北京纪事》买套全的。
“发行100多万吧？”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北京纪事》逐渐为读者所认可，发行量也快速攀升。1994年11月7日《北京日报》发表题为《〈北京纪事〉的启示》的署名文章。文章中说：许多读者反映，《北京纪事》非常好看，看了一期就记住了刊物名称，以后每期必买。有的售书人说，批了几十本《北京纪事》，还没等到售书摊，一路上就卖光了……可以这么说，《北京纪事》火起来了……这种高品位的通俗性刊物反而受到读者的青睐，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沉思：即在经济冲击面前，应当怎样办刊物？
《北京纪事》在1994年第11期也发了《读者调查表》，读者的反馈令编辑部的同事很是兴奋。有的说：“你们的杂志改刊后不是提高了一个档次，是提高了几个档次。”“你们的杂志从封面到内文都显示出一种高品位、高档次，同时又具有可读性，很吸引人，这很不容易，从来所谓‘雅俗共赏’是最难的。”北京读者说：“这是咱们老百姓的刊物。”外地的读者说：“领略了京都风情，颇具地方特色，真情实在，名副其实。”
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件有趣的事儿。一次，陈冠中先生来京住在王府饭店。他从王府井大街的北头走到南头，一个书摊一个书摊地问有没有《北京纪事》、每次进多少本、好卖不好卖。得到的回答有的说10本、有的说20本，都说卖得挺好。最后走到南头的那个书摊，摊主人说每次进20本，陈冠中说这20本《北京纪事》我全要了。摊主说：对不住了您呐先生，卖光了。随陈冠中逛摊的一位香港朋友问他：“《北京纪事》这么受欢迎，都发行100多万了吧？”陈冠中得意而又故作谦虚地答道：“还差一点儿。”
《北京纪事》引起社会越来越多的注意，被转载的文章也越来越多。这本是好事呀，可有时也会有点儿小麻烦。比如说，京城一家发行量很大的报纸转载《北京纪事》上发表的《袁大将军和他的守墓人》时，却把作者的名字给去掉了。作者发现后找到编辑部讨说法，编辑部就和这家报纸联系，得到的回答是：我们就这样，你们爱上哪里告就上哪里告去！店大欺客，瞧这不讲理劲儿！可那时版权意识很差，又无法可依，还真难找地儿说理去；就是找到地儿，折腾来折腾去最后给你个不痛不痒的说辞，谁也搭不起那工夫。还有一件事儿更逗，一家出版社把《北京纪事》上发表的那些招人喜欢的文章结集出版，事先没跟作者打招呼，有些作者见到了书，误认为这是编辑部与出版社搞的猫腻儿，寻思着是不是编辑部把稿费给匿了，于是纷纷到编辑部来问。编辑部直到这时才知道有这码子事儿，于是只得带着这帮作者去与这家出版社交涉。嗨！您说，这算不算一种快乐的烦恼呀？
《北京纪事》封二“北京街头”、封三“广场”刊登的纪实照片以其独特的风格（对每幅照片进行二度创作——起个有新意、有深意的题目，并把几幅互不相干的照片用一个主题串联起来编成一组，以使作品的内涵和艺术性得以升华）引起关注，某大学的新闻专业将之作为课堂教材举例。
我想起，有天一位作家朋友找我要一套《北京纪事》，说是有家国际知名的图片公司来京搜集图片，选中了两家刊物：一家是《旅行家》，一家就是《北京纪事》。
我还想起，有天一位台湾自由晚报集团的人找上门来谈合作。
还有，一家国际上颇具实力的华裔媒体集团通过一位作家朋友也找过我，说如果能和《北京纪事》合作，他们就把在其他几个国家办的华文刊物停掉。
……
虽然有些谈合作的条件很有诱惑力，但一条“媒体不得有外资介入”的禁令，把这些全都拒之门外。
我想起……
能想起的事儿还有许多许多，但就此打住吧。
我说20年前的这些陈年旧事儿，对于曾一同经过的同事来说，也许是一种慰藉。而对于今天年轻的同事来说，权作一种为了忘却的纪念吧！
（编辑·麻 雯 ）
[email protected]
1993年8月24日，市文联领导宣布我由《北京文学》调《北国风》任主编。
一位老大姐在机关院里碰到我时关心地说：“陈世崇你也不傻，怎么能去那地方？”
《北国风》是北京文联主办的通俗民间文学刊物，曾经有过发行二三十万份的辉煌，但由于种种原因，几度停刊，到1993年陷入了非常困难的境地。我去时，刊物发行只几千份，欠着印刷厂好几个月的印刷费，编辑部人员工资也一个月没发了。我去后，现打报告给文联，文联恩典，免除了原来《北国风》5万元的欠账，又借给5万元做启动资金。但面对这么一个摊子，人心已散，调走的调走、提前退休的提前退休，原有人员最后只留下一个编辑、一个会计和两个临时工（一个出纳、一个美编）。这个时候，我才体会到老大姐那句问话的意思了。可陷进泥里拔腿难，再难也得往前走不是？办事先得有人手，那就另组班子。添人就得加饭，进人就得用钱。可那5万元启动金够打酱油的就不够买醋的，编辑部的日子眼瞅着便捉襟见肘。1993年底，全编辑部人员一月的工资性开支总共1500元，其中数我的最高——252元。我还抖着小机灵装不傻呢，跟人说：“若给我降工资，降10元，可不能降2元！”
重新定位：《北国风》改刊为
《北京纪事》
原来的路走不通了，得寻找新路。骑着驴儿找马，先作调查吧。我让编辑部的人员到邮局和各个报刊亭调查、召开各种层次的读者座谈会、委托调查公司调查各种类型刊物的发行量和读者层次。除参加上述活动，我自己还找来许多种读者反映好、发行量大的刊物认真拜读、琢磨，这段时间比较长。最后综合各种信息，经过反复思考，我认为在这样一个变革大潮汹涌的时代，世界看中国，中国看北京。北京有其特殊的社会优势、政治优势、文化优势；再者，全国社会文化类的刊物还不多，走差异化的路子容易事半功倍。新刊物定位应立足北京，走城市文化、纪实的路子。内容要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把刊物办成展示北京的平台，办成外地了解北京、外国了解中国的窗口。根据这一宗旨，设置了“红墙内外”“广场”“大家小品”“北京街头”等若干北京独具、外地难有的栏目。刊名就定为《北京纪事》。我的想法得到编辑部同事的认可，我还把自己的办刊理念及逐渐成形的具体设想，不断地向朋友们念叨。我在《北京文学》15年，交有许多文学界的朋友，我向这些朋友念叨来念叨去，竟念叨出一个意外的惊喜来！
40万元与零回报
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那时也由不得我不信呀——5万块钱救急救不了穷，说话到了1993年底，再不想辙就没米下锅了。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再说那时的文联也是一穷二白，靠文联给钱养活门儿也没有。
有一句老话说“多个朋友多条路”，此时应验了。
有一天，我到著名作家陈建功家聊天，他告诉我一个信息，说香港著名文化人陈冠中先生对新刊物的设想很感兴趣，愿意资助。
由建功和资深文化人沈及明大姐牵线搭桥，我与陈冠中先生见面谈了几次，一拍即合，拟定了一个合作协议。陈冠中先生在内地有家公司，《北京纪事》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均由这家公司支付。编稿、审稿、出版、发行一切由编辑部负责，公司一概不介入，也不在刊物上署名、打广告。为了在有关审查部门通过，这份协议定名为“贷款协议”，但协议中特别注明一条：贷款还不上可不还。1993年12月6日上午，我把《北国风》改刊为《北京纪事》的报告及与陈冠中先生签的合作协议提交文联党组审批。审议时也有疑问：能有这样的好事？可有白纸黑字在，最后还是顺利通过，但加了一条：要请主管部门审查通过后文联再正式批准。当日下午我就去了市出版局，交上改刊报告和合作协议。报刊处的白树联处长审看后说：这是大好事呀！你们文联批了，给我们一份备案就行了。我返回文联向党组书记马玉田作了汇报，他当即签批。我立即打电话把情况告诉了建功、沈及明，并写了一封信给陈冠中先生电传过去。
事情就这么定了，1994年4月号定为《北京纪事》的创刊号。协议从1994年1月份正式执行，一年多的时间双方从未爽约，刊物费用实报实销，共计40余万元。1995年4月，双方愉快分手。至此，人们才相信，当初协议中的“零回报”是真的。
策划先行
我虽然在《北京文学》有15年的编辑经验，但我深知，两个刊物是两个路数：《北京文学》作为纯文学刊物，作品以艺术性为首要；《北京纪事》作为纪实性城市文化刊物，作品应以内容为首要。也就是说，《北京文学》最重要的标准是“怎么写”，作品的文学性如何是决定取舍的第一标准；《北京纪事》最重要的标准是“写什么”，作品的内容以是否符合刊物定位为取舍的第一标准。因此，对《北京纪事》来说，策划就显得尤为重要。策划必须先行。我将策划设为三个层次：策划小组，做内容的“顶层设计”，每月开一次会，议定下一期要组哪几方面内容的稿子，也就是 “定大盘子”。聘请的人员有：陈建功（著名作家）、王忠明（中南海某领导秘书）、刘一达（作家、京城著名记者）、张天蔚（作家、京城著名记者）、刘树纲（某国家艺术院团院长）。策划小组的名单就登在每期的版权页上。这些人眼界开阔、思想敏锐、联系广泛、文化层次高、对社会问题有独到见解。策划的第二个层次是召开作者、读者座谈会，一般是在策划小组会后开。根据策划小组的“顶层设计”，收集各方面的信息，寻找和确定选题，这样的会也是一个月召开一次。策划的第三个层次是编辑部会，每个星期一次，编辑部人员在以上两个层次的会后再集思广益，有什么新信息不断补充，不断调整选题。选题确定下来后，最后落实由哪位编辑负责去找哪位作者去写；如果有选题找不到合适的作者，编辑部就指派某位编辑去采访撰写。第一个层次保证刊物的档次和品位，第二、第三个层次保证刊物内容的丰富鲜活和选题的落实。当然，这三个层次虽各有“分工”，也不是截然分开的。比如说，有一次策划了一个关于大饭店卫生间给不给服务生小费的选题，陈建功就自告奋勇亲自出马采写。我一听那个乐：你去？太好啦！你打车去，车费我们报！建功豪爽地说：不用！我骑自行车去，而且我还要西服革履进这家、中式便服进那家；到这家给小费、进那家不给小费，看看他们的服务有什么不同。说干就干，第二天，也就1994年2月18日，北京的天气还挺冷的，建功就骑着自行车跑了北京的11家大饭店，有尿没尿地都要光顾一下那里的卫生间。又过了三天，他就把稿子交给了我，这就是发表在第4期创刊号“大家小品”栏目里的《探访：大饭店W·C》，《北京晚报》予以转载，引起了广泛关注。“大家小品”每期一篇，从创刊的第4期到第12期，当年为该栏目写文章的人依次有：陈建功、林斤澜、赵大年、毕淑敏、陈祖芬、刘震云、李清泉、母国政。这些大家的妙文，使初创时期的《北京纪事》蓬荜生辉。 累并快乐着
有一天，我坐在办公室里处理稿件，感到室内氧气不足，胸闷，就打开窗户；还是胸闷，就站起来在办公室里站着看；仍是胸闷，就把办公室的门打开，让空气形成对流；但胸闷依旧，就索性到楼道里去看。编辑部的同事见我脸色不对，催促我去医院。到医院大夫一查说：心脏有问题，住院。
有一天下午的探视时间，编辑部的同事来看我，我奇怪怎么一下来了那么多人，他们说是给我庆生日。噢！我忽然想起来，可不是吗？今儿个是1994年9月15日。我自己忘了，同事却帮我惦记着。于是我们就到院子里找了一处地方，大家或站或坐，同事把带来的水果点心鲜花放在一个水泥台上，唱起《祝你生日快乐》……就这样，我过了49岁的生日。
住了三个星期的院，临出院也没给戴个心脏病的帽子什么的，问大夫，说是累的。要说累呀，那时编辑部的同事谁不累？编辑周家望为采访环卫工人半夜里走街串巷；傅伟为给文章配图骑着车顶着大北风到海淀去照相；副主编孟莲英带领发行人员风里来、雨里去，用自行车驮着一捆捆刊物，一个书摊一个书摊地送（那时《北京纪事》双轨发行）。有一次赶上下雨，浑身淋了个透湿，问她：“没带雨衣？”说：“带了，给刊物盖上了。”
为刊物的发展付出着最大的努力，大家都累，可看到刊物喜人的变化，又都继续累并快乐着。
我写“纪事论坛”
当初我想，为了把《北京纪事》办出自己的风格，不但在内容上要体现京都首善之区的与众不同，而且在语言风格上也要体现京味文化的独特魅力。为此设置了一个栏目叫“纪事论坛”，放在醒目的扉页上，每期一篇，1000字。要求这篇文章就一件当前北京社会生活中的热点问题，发表《北京纪事》的独家观点，语言要使用书面化的京城百姓语言。目的就是树一面旗子，告诉读者：这就是本刊办刊风格，起点儿引领作用，以招揽各路贤才为本刊赐稿时认准路数。这个专栏本来拟请一位名家撰写，但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实现。别人不好勉强，同事就说：“您就自个儿招呼吧！”我这个当主编的也只得自己画圈儿自己跳了。这叫自作自受。可我这人缺乏语言天赋，用一位朋友的话说：来北京几十年，怎么一张口还是河南腔？满口河南腔的人要写出京味来，难！但笨人自有笨办法，正像老百姓说的，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走？人家是赶鸭子上架，我是没人赶自己往架上爬。开始写时那叫个笨呀：确定要写的内容后，也不考虑字数呀、语言呀，先把文章写出来再说。写好一看，字数超了，就删；删到1000字以内了，再一句话一句话地琢磨：这话要搁地道的北京人该怎么说？有时自己想不出来还得问别人。这种削足就履式的写作，要说苦还真苦，要不咋没人愿接这活儿呢。别人甩得了手，我这个当主编的甩不得手，再苦也得做不是？时间长了，竟也熟能生巧，慢慢也就摸出点道道儿，一月一期一篇地写下来，什么《嘿，北京人》《谁踩了北京人的脚》《北京人的担心》《京城不能变成大庙会》《北京的家长们》《北京谁是穷人》《北京拒绝潇洒》等，数数，竟也有40几篇。有朋友调侃我：一句普通话都说不来的河南人，写京味文章还满溜的！
在1995年3月号上，我为论坛写了一篇《北京人有几条腿》。一位在旅游局工作的读者在书摊上发现了登有这篇文章的《北京纪事》，买了一本。后来这位读者又到杂志社来，说以前不了解《北京纪事》，看了这篇文章才买《北京纪事》，从头看到尾，觉得每篇都有看头，看完又都有琢磨头，所以他来杂志社想把出过的《北京纪事》买套全的。
“发行100多万吧？”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北京纪事》逐渐为读者所认可，发行量也快速攀升。1994年11月7日《北京日报》发表题为《〈北京纪事〉的启示》的署名文章。文章中说：许多读者反映，《北京纪事》非常好看，看了一期就记住了刊物名称，以后每期必买。有的售书人说，批了几十本《北京纪事》，还没等到售书摊，一路上就卖光了……可以这么说，《北京纪事》火起来了……这种高品位的通俗性刊物反而受到读者的青睐，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沉思：即在经济冲击面前，应当怎样办刊物？
《北京纪事》在1994年第11期也发了《读者调查表》，读者的反馈令编辑部的同事很是兴奋。有的说：“你们的杂志改刊后不是提高了一个档次，是提高了几个档次。”“你们的杂志从封面到内文都显示出一种高品位、高档次，同时又具有可读性，很吸引人，这很不容易，从来所谓‘雅俗共赏’是最难的。”北京读者说：“这是咱们老百姓的刊物。”外地的读者说：“领略了京都风情，颇具地方特色，真情实在，名副其实。”
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件有趣的事儿。一次，陈冠中先生来京住在王府饭店。他从王府井大街的北头走到南头，一个书摊一个书摊地问有没有《北京纪事》、每次进多少本、好卖不好卖。得到的回答有的说10本、有的说20本，都说卖得挺好。最后走到南头的那个书摊，摊主人说每次进20本，陈冠中说这20本《北京纪事》我全要了。摊主说：对不住了您呐先生，卖光了。随陈冠中逛摊的一位香港朋友问他：“《北京纪事》这么受欢迎，都发行100多万了吧？”陈冠中得意而又故作谦虚地答道：“还差一点儿。”
《北京纪事》引起社会越来越多的注意，被转载的文章也越来越多。这本是好事呀，可有时也会有点儿小麻烦。比如说，京城一家发行量很大的报纸转载《北京纪事》上发表的《袁大将军和他的守墓人》时，却把作者的名字给去掉了。作者发现后找到编辑部讨说法，编辑部就和这家报纸联系，得到的回答是：我们就这样，你们爱上哪里告就上哪里告去！店大欺客，瞧这不讲理劲儿！可那时版权意识很差，又无法可依，还真难找地儿说理去；就是找到地儿，折腾来折腾去最后给你个不痛不痒的说辞，谁也搭不起那工夫。还有一件事儿更逗，一家出版社把《北京纪事》上发表的那些招人喜欢的文章结集出版，事先没跟作者打招呼，有些作者见到了书，误认为这是编辑部与出版社搞的猫腻儿，寻思着是不是编辑部把稿费给匿了，于是纷纷到编辑部来问。编辑部直到这时才知道有这码子事儿，于是只得带着这帮作者去与这家出版社交涉。嗨！您说，这算不算一种快乐的烦恼呀？
《北京纪事》封二“北京街头”、封三“广场”刊登的纪实照片以其独特的风格（对每幅照片进行二度创作——起个有新意、有深意的题目，并把几幅互不相干的照片用一个主题串联起来编成一组，以使作品的内涵和艺术性得以升华）引起关注，某大学的新闻专业将之作为课堂教材举例。
我想起，有天一位作家朋友找我要一套《北京纪事》，说是有家国际知名的图片公司来京搜集图片，选中了两家刊物：一家是《旅行家》，一家就是《北京纪事》。
我还想起，有天一位台湾自由晚报集团的人找上门来谈合作。
还有，一家国际上颇具实力的华裔媒体集团通过一位作家朋友也找过我，说如果能和《北京纪事》合作，他们就把在其他几个国家办的华文刊物停掉。
……
虽然有些谈合作的条件很有诱惑力，但一条“媒体不得有外资介入”的禁令，把这些全都拒之门外。
我想起……
能想起的事儿还有许多许多，但就此打住吧。
我说20年前的这些陈年旧事儿，对于曾一同经过的同事来说，也许是一种慰藉。而对于今天年轻的同事来说，权作一种为了忘却的纪念吧！
（编辑·麻 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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