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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鄉村治理作为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之一，契合乡村治理从革命、建设、改革到治理现代化的历史演进逻辑，遵循乡村治理本质属性的理论逻辑。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开启了乡村治理的新征程，治理现代化是治理逻辑的必然结果，是治理规律的必然要求。为有效应对当前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提供了加强基层党建结网强基，筑牢共同思想基础涵育思想，建构多元治理共同体协同共治，强化精准数字治理的技术支撑等实践进路。
关键词：乡村振兴 乡村治理 逻辑 实践进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深化乡村改革，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党和国家发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从2012年至今，从城乡发展一体化、“美丽乡村”概念的提出，再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对乡村生态治理和治理现代化的方向性指引。国家方针政策的指引和乡村治理实践的融合，新时代乡村治理在治理主体结构、依法治理和治理方式方法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溯源乡村治理的历史进程和发展的理论依据，为新时代乡村治理提供了经验教训和思想资源，同时通过现代化理论的指导，有针对地直面当前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现实困境，以期能够找到解决现实困境的实践路径。
一、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治理的两重逻辑
乡村治理是一个过程，历经历史的沉淀形成了已有的实践成果。党建百年间乡村治理的历史演进和理论发展逐步形成，把握乡村治理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是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乡村治理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是在历史逻辑的演进规律之下和理论引领之下的总体治理。
（一）历史逻辑：乡村治理演进趋势的契合
乡村治理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同向同行，符合自身发展的成长轨迹。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不断成长成熟，乡村治理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演变。建党百年来，“乡村治理基本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政权下乡’的革命时期、‘政社合一’的建设时期、‘乡政村治’的改革时期和乡村治理现代化推进时期”[1]。乡村治理范式从初步建立、持续完善、创新发展到新时代进一步升华。
在初建阶段，乡村治理破立并举，重组了乡村权力机构，建立了基层党组织，领导并推进土地制度的改革，激发了农民主体性和积极性，土地制度的改革也为乡村治理提供了制度保障;在完善阶段，政权建设和乡村治理融为一体，农业农民集体化，社会主义改造和人民公社体制的形成，将政权建设和农民的生产生活融合在一起;在创新发展阶段，村民自治成为政府和社会分权、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现实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乡村治理有效性、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方法的科学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都做了有益的探索。从历史演进逻辑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乡村治理一直遵循着人本价值理念和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贯穿于历史逻辑之中，治理主体逐渐多元民主，治理体制机制渐近科学规范，治理成果也愈加满足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的需要。
（二）理论逻辑：乡村治理本质属性的遵循
理论逻辑是理论应然性的表现，其一，乡村治理的理论逻辑顺应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诉求，契合乡村治理“以人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响应治理实践中矛盾淡化的内在需要。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一环，要顺应时代潮流，推动乡村治理逐步实现现代化。乡村治理主体在实践过程中，治理主体自觉性和多元性渐趋形成，得益于理论涵养为人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外化为个体治理实践和社会交往。现代治理理念和政策措施回应了治理能力水平与治理要求之间的不匹配不适应。其二，乡村治理本质属性有自身的治理理论遵循。“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的力量。”[2]理论最终要回归实践，把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落于实践，自觉做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达到改造世界的真实目的，从而使精神力量变为物质力量。
由此可以看出，理论逻辑中三个重要元素是治理依据、治理主体和治理实践，从三元素上寻求乡村治理的理论逻辑依据，分别是习近平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论述、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和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乡村治理是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工程，关系到治理现代化的进程，要以习近平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论述为理论指南，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把人作为治理现代化中最为关键的变量，发挥好人民治理的主体地位，自治为基，德法共治，强本领，落实效。乡村社会是熟人社会，要在实践中针对治理对象的不同特点，真正的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有效加强沟通行动理论的适应性，在乡土社会中以“情”治“理”，运用“说服性治理”的对话形式，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调查研究中抓住农民问题中的主要矛盾，根据物质利益原则进行个别专治，推进乡村总体治理。
二、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
乡村治理现代化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治理效能，事关乡村的全面振兴，事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前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主要是面临着治理共同体与乡村人口流动性结构的调试，治理内容多样化与治理形式单一性的调和，治理体制机制不完善与乡村生活发展快速的调配，基层干部协同治理能力与实际治理实效性的匹配，传统治理方法与现代治理资源和技术融合等问题。其中治理瓶颈的关键问题在于低效治理能力与高效治理需求之间的不匹配不适应，治理质效不能满足人们对现实生活的需要。
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和问题，归因于几个方面。一是部分基层党组织在治理工作中刚性思维较重，多元主体民主协商治理培育不到位;社会组织力量在价值偏差中引发认同困境，个体治理认知理解不够深刻产生抵触情绪等，使治理共同体在治理实践中难以形成。二是一些方向性的政策法规缺乏精细可行的制度方案，基层治理创新不足，事务权责划分不清，治理内生动力不足，同时治理体制与当前乡村结构不相适应。三是部分乡村基层干部的政治生态不良，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农民与村干部在资源、资本和话语权上的博弈处于不平等地位，内生性的不足与外源反馈的负效性致使融合困境，最终导致治理能力退化和行动“低效”。四是数字乡村发展中“乡村技术治理”的技术加持作用未完全显现。技术作为乡村振兴的变量，能够实现多主体共同参与、交流协作，从而最大程度地整合乡村资源，达到治理效能最大化。 三、乡村振兴背景下推进乡村治理的实践进路
乡村振兴中党作为全面领导者，在治理实践中落实到基层党组织，要坚决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强化多元主体的共同思想基础，为乡村振兴奠定坚实的理论共识。在党的领导下，坚持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构建一元领导多元共治的主体规模，加强“三治融合”，厘清权责，激发治理体系内生动力。注重民生需求，强化干部服务供给能力，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强化技术治理。
（一）政治保证：建强党的基层组织
党的基层组织既要贯彻国家意志，又要深嵌于乡村社会，发挥好链接作用，以党建结网强基，促进社会建设和社会整合。首先要明确基层党组织的角色功能的定位。党的基层组织处于乡村治理的第一线，是乡村治理的组织者、实施者和指导者，要回归基层社会治理的“元治理”角色，作为联系国家和社会的纽带，既有自上而下的政治赋权，又依托着自下而上的社会授权，还担负着加强自我建设的职责使命，其功能定位体现于国家、社会、自身三个向度[3]，这要求基层党组织在国家政权与社会民众之间发挥沟通、协商和整合的作用。其次，要给基层党组织增能，强化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积极联络村社党员，共同学习理论知识，开展相关主题教育，构建网络学习平台，明确价值判斷和价值选择，提高组织内部的向心力。最后，优化队伍结构，完善人才队伍的选管培。针对当前乡村人口流动性的问题，通过体制吸纳，鼓励青年人才扎根中国乡村地区，做好人才队伍的选拔、管理、培训，提高人才队伍各方面的实践养成。
（二）思想涵育：筑牢共同思想基础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乡村治理面临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乡村地区农民的行为规范、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容易受到受多元文化、社会思潮的冲击，导致行为失范、思维偏差，容易形成了非理性的价值观。对此首先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共识。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直接相关，筑牢思想共识，避免精神缺钙。以村规民约树德，以人文教化养德，以评价反馈促德，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乡村治理的管理体制、教育方式和评价体系。其次，有效整合多元价值观，塑造乡村善治秩序。就业作为最大的民生，要因地制宜引导农民就业，构建农村产业价值体系，建设和谐乡村;深化现代农业文明，多措并举打造乡村品牌产业，实现特色引领发展;营造乡村善治的政治生态和文化氛围，秉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一元领导下的多元价值共享。最后，引入社会第三方机构，积极开展乡村教育培训学校。通过政府扶持，党政宣传，从乡村民众的切身利益出发，引导广大群众参与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将理想信念教育、职业道德教育等渗透于家庭家教家风，渗透于村社村规村风中，发挥隐性教育力量，大力提高村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增强村民对国家政策的理解。
（三）协同共治：建构多元治理共同体
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4]多元治理共同体并非只强调多元而忽视一元内核，而是构建一元与多元有效互动，共同协作的治理格局。首先要构建多元治理共同体，加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共同体意识。治理共同体是党和人民在治理实践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乡村治理共同体要以乡村的内在结构和治理现实作为出发点，把握好乡村治理是为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旨归，通过现代化的方法途径强化个体和组织的治理意愿。其次，加强党政人员下乡、社会组织参与、个体积极自治三方面的有效融合。三方主体与“三治融合”同向同行，三方主体要强化内部协同和外部沟通，同时结合“三治”加强法治保障作用，发挥德治带领作用，强化个体自治基础作用。最后，提高各方主体治理能力。以各自优势赢得人民群众的可信效度，助推治理质效。党政人员要扎实理论学习能力，植根基层培养实际治理能力，把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作为重要的测评标准。社会组织积极带头发展农村农业和特色文化产业。乡村民众自觉加强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积极配合基层人员治理。
（四）技术加持：强化精准数字治理
现代科技渐趋打破乡村的技术边缘地位，精细化的技术牵引助推治理效能的提升。实体世界和虚拟世界互构，信息的快速传播成为常态。其一，以数字赋能乡村政务治理。通过打造网络治理政务平台，将参政议政、民主协商、选举参会、政策解读等政务活动落实于网络平台，“作为一种技术支撑，数字治理将显著助推乡村“善治”目标实现，重塑乡村治理流程、手段和结构，将行政主体、市场主体、村民等纳入治理核心圈，有效对治理效能和政策执行效果进行评价。”[5]提高村民参与治理的意愿，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其二，补齐新乡村数字经济治理短板，激发经济发展新动力。加快数字基建，有效衔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巩固并实现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治理效能的提升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其三，绘制乡村“万物互联网”，“乡村智治”缩小数字鸿沟。有效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慧连万物，提高农民在教育、乡村文化、就业、生态、养老等方面资源信息汇聚，精准有效对接和资源智能调配，丰富乡村精神文化生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平台，营造良好的治理生态，形成农村数字治理新样态。
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相互贯通、相互作用，二者的耦合既遵循历史演进，又遵循理论指引，并统一于国家治理的伟大实践，乡村作为国家的基层营垒，强基固本是最基本的治理单元，只有基层治理有效，才能循序渐进推动乡村整体振兴，保证国家治理的整体质量和水平。治理有效作为乡村治理的内在要求和现实需要，要发挥治理实践各要素的有效互动，突破乡村治理主体、治理体系、治理方法、治理效能等存在的问题，协同乡村多元治理主体，完善治理体系，丰富治理方法，提高治理效能。全面实现乡村人才引流有保障，产业供需可衔接，生态绿色可持续，乡风育人有氛围，生活富裕且安康，打造现代智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参考文献：.
[1]燕连福，程诚.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治理的历程、经验与未来着力点[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3）.
[2]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郑琦.加强新时代基层党组织建设[J].理论视野，2018（10）.
[4]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J].北京人大，2019（11）.
[5]孟祥瑞.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内涵、挑战与构建路径[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20（11）.
（谢代苗，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关键词：乡村振兴 乡村治理 逻辑 实践进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深化乡村改革，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党和国家发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从2012年至今，从城乡发展一体化、“美丽乡村”概念的提出，再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对三农问题的关注，对乡村生态治理和治理现代化的方向性指引。国家方针政策的指引和乡村治理实践的融合，新时代乡村治理在治理主体结构、依法治理和治理方式方法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溯源乡村治理的历史进程和发展的理论依据，为新时代乡村治理提供了经验教训和思想资源，同时通过现代化理论的指导，有针对地直面当前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现实困境，以期能够找到解决现实困境的实践路径。
一、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治理的两重逻辑
乡村治理是一个过程，历经历史的沉淀形成了已有的实践成果。党建百年间乡村治理的历史演进和理论发展逐步形成，把握乡村治理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是乡村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乡村治理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是在历史逻辑的演进规律之下和理论引领之下的总体治理。
（一）历史逻辑：乡村治理演进趋势的契合
乡村治理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同向同行，符合自身发展的成长轨迹。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不断成长成熟，乡村治理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演变。建党百年来，“乡村治理基本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政权下乡’的革命时期、‘政社合一’的建设时期、‘乡政村治’的改革时期和乡村治理现代化推进时期”[1]。乡村治理范式从初步建立、持续完善、创新发展到新时代进一步升华。
在初建阶段，乡村治理破立并举，重组了乡村权力机构，建立了基层党组织，领导并推进土地制度的改革，激发了农民主体性和积极性，土地制度的改革也为乡村治理提供了制度保障;在完善阶段，政权建设和乡村治理融为一体，农业农民集体化，社会主义改造和人民公社体制的形成，将政权建设和农民的生产生活融合在一起;在创新发展阶段，村民自治成为政府和社会分权、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现实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乡村治理有效性、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方法的科学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都做了有益的探索。从历史演进逻辑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乡村治理一直遵循着人本价值理念和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贯穿于历史逻辑之中，治理主体逐渐多元民主，治理体制机制渐近科学规范，治理成果也愈加满足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的需要。
（二）理论逻辑：乡村治理本质属性的遵循
理论逻辑是理论应然性的表现，其一，乡村治理的理论逻辑顺应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诉求，契合乡村治理“以人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响应治理实践中矛盾淡化的内在需要。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一环，要顺应时代潮流，推动乡村治理逐步实现现代化。乡村治理主体在实践过程中，治理主体自觉性和多元性渐趋形成，得益于理论涵养为人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外化为个体治理实践和社会交往。现代治理理念和政策措施回应了治理能力水平与治理要求之间的不匹配不适应。其二，乡村治理本质属性有自身的治理理论遵循。“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的力量。”[2]理论最终要回归实践，把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落于实践，自觉做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达到改造世界的真实目的，从而使精神力量变为物质力量。
由此可以看出，理论逻辑中三个重要元素是治理依据、治理主体和治理实践，从三元素上寻求乡村治理的理论逻辑依据，分别是习近平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论述、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和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乡村治理是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工程，关系到治理现代化的进程，要以习近平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论述为理论指南，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把人作为治理现代化中最为关键的变量，发挥好人民治理的主体地位，自治为基，德法共治，强本领，落实效。乡村社会是熟人社会，要在实践中针对治理对象的不同特点，真正的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有效加强沟通行动理论的适应性，在乡土社会中以“情”治“理”，运用“说服性治理”的对话形式，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调查研究中抓住农民问题中的主要矛盾，根据物质利益原则进行个别专治，推进乡村总体治理。
二、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
乡村治理现代化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治理效能，事关乡村的全面振兴，事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前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主要是面临着治理共同体与乡村人口流动性结构的调试，治理内容多样化与治理形式单一性的调和，治理体制机制不完善与乡村生活发展快速的调配，基层干部协同治理能力与实际治理实效性的匹配，传统治理方法与现代治理资源和技术融合等问题。其中治理瓶颈的关键问题在于低效治理能力与高效治理需求之间的不匹配不适应，治理质效不能满足人们对现实生活的需要。
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和问题，归因于几个方面。一是部分基层党组织在治理工作中刚性思维较重，多元主体民主协商治理培育不到位;社会组织力量在价值偏差中引发认同困境，个体治理认知理解不够深刻产生抵触情绪等，使治理共同体在治理实践中难以形成。二是一些方向性的政策法规缺乏精细可行的制度方案，基层治理创新不足，事务权责划分不清，治理内生动力不足，同时治理体制与当前乡村结构不相适应。三是部分乡村基层干部的政治生态不良，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农民与村干部在资源、资本和话语权上的博弈处于不平等地位，内生性的不足与外源反馈的负效性致使融合困境，最终导致治理能力退化和行动“低效”。四是数字乡村发展中“乡村技术治理”的技术加持作用未完全显现。技术作为乡村振兴的变量，能够实现多主体共同参与、交流协作，从而最大程度地整合乡村资源，达到治理效能最大化。 三、乡村振兴背景下推进乡村治理的实践进路
乡村振兴中党作为全面领导者，在治理实践中落实到基层党组织，要坚决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强化多元主体的共同思想基础，为乡村振兴奠定坚实的理论共识。在党的领导下，坚持集中领导下的民主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构建一元领导多元共治的主体规模，加强“三治融合”，厘清权责，激发治理体系内生动力。注重民生需求，强化干部服务供给能力，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强化技术治理。
（一）政治保证：建强党的基层组织
党的基层组织既要贯彻国家意志，又要深嵌于乡村社会，发挥好链接作用，以党建结网强基，促进社会建设和社会整合。首先要明确基层党组织的角色功能的定位。党的基层组织处于乡村治理的第一线，是乡村治理的组织者、实施者和指导者，要回归基层社会治理的“元治理”角色，作为联系国家和社会的纽带，既有自上而下的政治赋权，又依托着自下而上的社会授权，还担负着加强自我建设的职责使命，其功能定位体现于国家、社会、自身三个向度[3]，这要求基层党组织在国家政权与社会民众之间发挥沟通、协商和整合的作用。其次，要给基层党组织增能，强化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积极联络村社党员，共同学习理论知识，开展相关主题教育，构建网络学习平台，明确价值判斷和价值选择，提高组织内部的向心力。最后，优化队伍结构，完善人才队伍的选管培。针对当前乡村人口流动性的问题，通过体制吸纳，鼓励青年人才扎根中国乡村地区，做好人才队伍的选拔、管理、培训，提高人才队伍各方面的实践养成。
（二）思想涵育：筑牢共同思想基础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践的指南。乡村治理面临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乡村地区农民的行为规范、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容易受到受多元文化、社会思潮的冲击，导致行为失范、思维偏差，容易形成了非理性的价值观。对此首先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共识。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直接相关，筑牢思想共识，避免精神缺钙。以村规民约树德，以人文教化养德，以评价反馈促德，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乡村治理的管理体制、教育方式和评价体系。其次，有效整合多元价值观，塑造乡村善治秩序。就业作为最大的民生，要因地制宜引导农民就业，构建农村产业价值体系，建设和谐乡村;深化现代农业文明，多措并举打造乡村品牌产业，实现特色引领发展;营造乡村善治的政治生态和文化氛围，秉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一元领导下的多元价值共享。最后，引入社会第三方机构，积极开展乡村教育培训学校。通过政府扶持，党政宣传，从乡村民众的切身利益出发，引导广大群众参与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将理想信念教育、职业道德教育等渗透于家庭家教家风，渗透于村社村规村风中，发挥隐性教育力量，大力提高村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增强村民对国家政策的理解。
（三）协同共治：建构多元治理共同体
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4]多元治理共同体并非只强调多元而忽视一元内核，而是构建一元与多元有效互动，共同协作的治理格局。首先要构建多元治理共同体，加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共同体意识。治理共同体是党和人民在治理实践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乡村治理共同体要以乡村的内在结构和治理现实作为出发点，把握好乡村治理是为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旨归，通过现代化的方法途径强化个体和组织的治理意愿。其次，加强党政人员下乡、社会组织参与、个体积极自治三方面的有效融合。三方主体与“三治融合”同向同行，三方主体要强化内部协同和外部沟通，同时结合“三治”加强法治保障作用，发挥德治带领作用，强化个体自治基础作用。最后，提高各方主体治理能力。以各自优势赢得人民群众的可信效度，助推治理质效。党政人员要扎实理论学习能力，植根基层培养实际治理能力，把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作为重要的测评标准。社会组织积极带头发展农村农业和特色文化产业。乡村民众自觉加强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积极配合基层人员治理。
（四）技术加持：强化精准数字治理
现代科技渐趋打破乡村的技术边缘地位，精细化的技术牵引助推治理效能的提升。实体世界和虚拟世界互构，信息的快速传播成为常态。其一，以数字赋能乡村政务治理。通过打造网络治理政务平台，将参政议政、民主协商、选举参会、政策解读等政务活动落实于网络平台，“作为一种技术支撑，数字治理将显著助推乡村“善治”目标实现，重塑乡村治理流程、手段和结构，将行政主体、市场主体、村民等纳入治理核心圈，有效对治理效能和政策执行效果进行评价。”[5]提高村民参与治理的意愿，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其二，补齐新乡村数字经济治理短板，激发经济发展新动力。加快数字基建，有效衔接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巩固并实现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治理效能的提升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其三，绘制乡村“万物互联网”，“乡村智治”缩小数字鸿沟。有效利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慧连万物，提高农民在教育、乡村文化、就业、生态、养老等方面资源信息汇聚，精准有效对接和资源智能调配，丰富乡村精神文化生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平台，营造良好的治理生态，形成农村数字治理新样态。
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相互贯通、相互作用，二者的耦合既遵循历史演进，又遵循理论指引，并统一于国家治理的伟大实践，乡村作为国家的基层营垒，强基固本是最基本的治理单元，只有基层治理有效，才能循序渐进推动乡村整体振兴，保证国家治理的整体质量和水平。治理有效作为乡村治理的内在要求和现实需要，要发挥治理实践各要素的有效互动，突破乡村治理主体、治理体系、治理方法、治理效能等存在的问题，协同乡村多元治理主体，完善治理体系，丰富治理方法，提高治理效能。全面实现乡村人才引流有保障，产业供需可衔接，生态绿色可持续，乡风育人有氛围，生活富裕且安康，打造现代智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参考文献：.
[1]燕连福，程诚.中国共产党百年乡村治理的历程、经验与未来着力点[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3）.
[2]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郑琦.加强新时代基层党组织建设[J].理论视野，2018（10）.
[4]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J].北京人大，2019（11）.
[5]孟祥瑞.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内涵、挑战与构建路径[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20（11）.
（谢代苗，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