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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与现实、与政治、与社会的关系可谓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新诗史上最为重要、最纠缠不清的一个话题，关于它的争论一直没有真正停止过。但是老话题并不代表没有现实针对性，不代表没有意义，相反可能是在反证着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有一些常识需要重申和强调。进入新世纪以来，关于诗歌与现实关系的问题再度引起关注和热议，出现了“草根性写作”“打工诗歌”“工人诗歌”等现象，“现实”再度成为诗歌发展的关键词之一。通过对诗歌与现实之关系的梳理与辨析，可以探究我们时代诗歌存在的若干问题，同时也可以对诗之为诗的若干基本特质进行勘测与廓清。
1
进入21世纪以来，诗歌的社会性、诗歌与现实的关系受到许多人不约而同的关注，成为诗歌界为数不多的“现象”之一。在这其中，“打工诗歌”出现较早，产生的争论较大，也有着比较大的影响。有一系列民间或公开出版物出版（比如创刊于2001年的民刊《打工诗人》，比如东莞文联以关注打工题材为特色的刊物《南飞燕》，比如由许强等主编的年度性选本“打工诗歌精选”），有打工诗人里涌现的广受关注的郑小琼，也有大量的关于打工文学、打工诗歌的学术文章、研讨会等，可以说从世纪初至今的十数年中一直都未退场，作为“诗歌现象”其持续时间很长。与之类似，还有李少君主编的《草根诗歌精选》、李荣主编的《当代新现实主义诗歌年选》等诗歌选本出现，它们从理论到文本均体现了独特的追求和特点。在近两年，“工人诗歌”成为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诗歌概念，秦晓宇编选的诗集《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以及以六位工人诗人为主角的纪录片《我的诗篇》（获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纪录片、入围第52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均产生了较大的反响，也为深入探讨诗歌与现实等的问题提供了契机。严格意义上“工人诗歌”是从属于“打工诗歌”的，两者之间有相当程度的重合，许多问题可以放在一起讨论。
应该看到，“打工诗歌”“工人诗歌”的出现并非偶然，也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而是有社会基础和现实及物性的。随着1990年代以来经济改革的快速发展，中国社会的分化越来越剧烈，全球化、资本运作、速度神话、利益博弈……社会的财富总额在快速增加，但与此同时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也是复杂而沉重的，大批社会底层的人们处于被剥夺、被凌辱、被遗忘的状态，他们为衣食所迫，为生活而奔波，精神以至肉体遭到侮辱和践踏，自身的权益得不到保障，生活毫无尊严……这样的群体与加速发展的“现代化”之间的距离不是在缩小而是在加大，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这样，广大底层民众的生存状况构成了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底层写作、打工诗歌等写作现象的出现也是必然的，因为其一，底层民众有表达自己的需要，他们有生活，有感受，有价值诉求，而在这个数量庞大的群体中总有一些人具有艺术禀赋和艺术才能，这种能力与现实生活的结合，便出现了亲历式的写作；其二，对于社会现实生活的关注，对于弱者、被侮辱者、被损害者的关注与关切是文学的天职，这既是它的光荣，也是它的责任，许多的作家、诗人虽然自身并不一定处于“底层”，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具有深切的底层意识和底层关怀，并不妨碍他们写出关于底层的作品，同时由于当今时代信息传递的便捷与开放，社会底层的生活具有了更多进入公众视野的可能，这也为关于底层、打工等题材的写作提供了便利和可能。因此，这种现象的出现首先应该被看做是一种表达自我、反映现实的结果，而非人为的炒作或哗众取宠。
“打工诗歌”所书写的大都是酷烈的生存故事，切近现实生活，有强烈的现实感，同时有着变革现实的冲动和诉求，这是对于回避现实与精神困境、沉湎于对私人生活想象式的占有和把玩的“中产阶级趣味”的矫正，体现了“现实主义”的精神：“我之所以强烈地反对我们时代的写作中的中产阶层趣味，就是因为它在本质上的虚伪性。我当然不否认，即使是‘中产阶层趣味’下的生活者也有他们自己的‘现实’，但如果在一个依然充满贫困和两极分化的时代滥用写作者的权力，去表现其所谓的后现代图景，就是一种舆论的欺骗，真正的现实是回到人物的命运。” 这显然是一种更为值得、更有意义的写作。这些作品大多具有一种尖锐的力量，刺破生活貌似平静的表面，而表达其内部和深处的血泪和呼喊，评论家张未民从写作与生存的关系入手对亲历者的写作给予了较高评价，他认为底层写作者是“在生存中写作”，而严格意义的作家是“在写作中生存”的，两者差别很大：“我们愿意用‘在生存中写作’来说明这种现象，指称这个群体的创作，主要的还在于这个词组更能从文学写作方式的意义去标明或凸显该类文学写作的特殊含义和性质。”“这种写作最鲜明的特征是‘写作’与‘生存’的共生状态，或者‘第一生存’体验对于‘写作’呈现了最直接的意义，这与目前主流文坛的写作方式有很大不同，” 这样的写作不仅对本身作为底层写作者是如此，对作为题材意义上的写作底层也一样是成立的，因为写作者的“身份”并不重要，其精神立场和价值取向才更为重要。有的评论家认为底层写作可以被称为“新左翼文学”，体现着一种“新左翼精神”，甚至可以说构成了“新世纪中国的文学主潮”：“在主题话语方面，‘新左翼文学’在对资本强权的批判之外，还包含着城市文明批判、国民性批判和知识分子批判的丰富主题。”“‘新左翼精神’，实际上就是知识分子直面现实、直面时代的战斗精神。‘新左翼文学’，也就是继承和秉持着中国知识分子现实战斗精神这一精神传统直面现实的文学。” 关于“新左翼文学”命名的成立与否本处不进行讨论，但其指出的“直面现实”、“战斗精神”等确是与伟大的文学传统相连接的，有其积极意义。作为亲历者的诗人、诗评家柳冬妩这样评述打工诗人的写作：“‘打工诗人’的写作恢复了写作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张力，恢复了文本与来历性经验的直接联系。他们介身于文本与历史之间，置身于心灵的紧张或一种测震术式的写作，反应出为世界的混乱、变迁、嘈杂所打开的、一种最为敏感的，最深处的心灵震动。当他们真正地用他们的信仰、心灵甚至忍辱负重肩负起写作的旗帜时，也许他们的声音在世俗的狂风中细若游丝，但却让我们觉得弥足珍贵。” 确实，从文本“进入”、“介入”生活的意义上来说，底层写作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这其中体现了真正的人道主义精神，体现了写作者的社会良知和艺术良知，也体现了写作的“伦理性”。从这个角度来说，“打工诗歌”的出现无疑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它是重新建立诗歌与社会生活的有机关联，恢复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的一种努力。 2
从新诗史的角度来看诗歌与现实的关系，或许可以更为深入地讨论相关的问题。实际上，自新诗诞生不久相关的问题即已开始争论，且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变化和侧重，从未真正停止过，这便是纯诗化和大众化的关系问题。纯诗化强调诗歌的本体性、独立性、诗的审美特性，大众化则强调诗歌的时代性、社会性、现实性，要求诗歌发挥现实的作用、现实的功用，甚至要成为一种工具，比如说政治的工具等。纯诗化着重强调诗的非功利性，大众化着重强调诗的功利性。在这中间，诗歌犹如走钢丝一样，完全偏到这边不行，完全偏到那边也不行，所以经常出现偏差，引起论争，聚讼纷纭。从新诗的历史来看，在最初的“现代文学”三十年，有的人认为诗歌应注重自身建设，强调技艺、格律、形式、语言、修辞，另外的一拨则是左翼文学传统的强调救亡图存，发挥战斗和宣传的作用，为社会大众的统一性目标鼓与呼。这两种趋向之间此起彼伏、互相颉颃，难以简单地下对与错、高与下的断语，主要还是应该看在具体的情境中诗歌出现了什么问题，有了什么偏差，然后相应的会有一种相反的、制衡的声音和力量出现，这实际上是一个“正——反——合”的过程。当然，众所周知，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诗歌发展很快被纳入一体化格局，此前的博弈与制衡的机制不复存在，诗歌的大众化的路向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成为唯一具有合法性的诗歌形态。也就是所谓的诗歌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这个时候如果要谈纯诗、诗歌的独立性、艺术的创造性等，显然是不可能的，已经没有其讨论的合法性空间。这种情况一直到了“文革”结束、“新时期”开始才有了变化。“新时期”的初期诗歌其实是以“去政治化”，以及对于诗歌本体性、独立性的强调占据主流的，这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种“纯诗”。当然这里面如果分析起来纯诗其实也有政治意味，也就是说，强调纯诗本身就是一种反抗，是对于政治干预文学、对文学工具化的一种反抗。对于诗歌本体性的重申恢复了诗歌与现实之间弹性、多元的关系，也使得诗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造就了80年代的诗歌“黄金时期”。但是，强调诗歌的本体性也很容易走入误区，可能会越来越封闭，而仅仅成为一种语言游戏或者个体趣味，与社会生活产生隔膜与脱节。在80年代后期，到整个的90年代，就有不少的诗歌写作走入了这种误区，诗歌与现实越来越远，很多的人写远古、写史诗、写麦地、写乡村，或者沉迷于修辞游戏、词语的暴力组合、炫技等等，诗歌仅仅成了一种能指的狂欢。这一时期很多的诗歌不再具有公共性，它拒绝了大众，大众也拒绝了诗歌，这其实也是90年代诗歌边缘化的原因之一。
由此来看新世纪以来关于诗歌与现实关系的讨论，它实际上是对90年代以来诗歌中某些纯诗化、个人化、私人化取向的不满而出现的，是一种反对和纠偏，也是对于诗歌脱离公共生活、脱离现实之焦虑的体现。它的内在动机是认为诗歌与现实的关系出了问题，认为诗歌应该反映现实，应该表达我们这个社会上普遍发生的苦难、不公、不义，揭示出内心的真实和外在的社会真相。这种出发点和动机应该说都没有问题，诗歌的确应该关注现实，而且很多的诗歌的确与现实越来越脱节了，这一现象值得警惕。但是，吊诡的是，与新诗史上许多次的关于诗歌与现实、诗歌与政治的讨论大多并未收到好的效果，反而是对诗歌本身造成了伤害一样，打工诗歌的发展也并不尽如人意，而是存在着许多堪称严重的问题。比如很多人对相关题材并不了解，并没有真情实感和深刻的体会，而只是一窝蜂地去写一个热点的题材，这样实际上是在消费苦难，是一种投机行为，其作品也大都很粗糙，思想上没有穿透力，艺术性不强，意义不大。实际上，文学的“伦理性”并不能替代或僭越其“美学性”，或者说，虽然写作的伦理性已经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但是在文学的美学向度上，它依然可能出现问题。我们看到，虽然打工诗歌数量很多，貌似繁荣，但在质量上却有雷同、粗糙、直白等问题，文学性、艺术性不强。从本质来讲，诗歌还是只能用诗歌的方式说话，衡量其成就的最终尺度只能是艺术准则和质量，如诗评家吴思敬所说：“作为诗歌，面向底层的写作不应只是一种生存的吁求，它首先还应该是诗。也就是说，它应遵循诗的美学原则，用诗的方式去把握世界、去言说世界。我们在肯定诗人的良知回归的同时，更要警惕‘题材决定论’的回潮。伟大的诗歌植根于博大的爱和强烈的同情心，但同情的泪水不等于诗。诗人要将这种对底层的深切关怀，在心中潜沉、发酵，通过炼意、取象、结构、完形等一系列环节，调动一切艺术手段，用美的规律去造型，达到美与善的高度谐调与统一。也许这才是面向底层的诗人所面临的远为艰巨得多的任务。”
故而，这也是“打工诗人”如此众多，但被视为真正的诗人、获得广泛认同的却很少的原因，因为，“艺术”的问题，即使不比“生活”更难的话，至少也并不更为容易。张清华曾以诗人郑小琼为例谈到了理想状态的底层写作：“正常的情况应该是：纯粹的和好的文学中从来都不缺少底层关怀的精神，而底层写作本身也是好的纯文学作品。幸好在今天我看到了更多的希望。我看到了像郑小琼那样的诗人，她的确是有一个打工妹的身份，她的作品确实富有底层的现场感和问题意识，富有时代性与苦难感，但‘打工者’并不是她作为写作者的单一身份，她还是一个真正的优秀诗人，纯粹的诗人，一个尖锐的、富有才华和表现力的、并不比其他知识分子身份的诗人缺少技艺和素养的诗人。她也不仅仅是在写打工者的境遇，她所书写的，是一切人的境遇，人的普遍的境遇，这是值得称道的。” 不可否认，底层写作中是有大量跟风的，其中的很多写作者并不见得有较高的文学才能，有很多确如论者所批评的是一种虚假的写作，所书写的仅仅是想象的、观念的、概念化的底层，而与真实的社会底层并不搭界。对于真正的写作者而言，如何写出真实的痛感与个体的感受、保持自己的精神立场、具有持续发言和思考的能力、提高写作的境界和格局等都是需要面对的问题。
3
关于诗歌与时代，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诗歌应该写出“所有的”时代而不仅仅是“这一个”时代，这种提法应该说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可能也隐含着一定的问题。强调诗歌的本体性、纯粹性并没有错，但它应该是建立在诗歌与生活、与生存的有机关联的基础之上的，否则其价值意义便打了折扣，甚至是值得怀疑的。关于“所有的”时代与“这一个”时代，如果连自身所处的“这一个”时代都进入不了、都不能表达的话，如何能够保证它进入所有的时代？就像古人所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里面，“所有的”时代还是应该以“这一个”时代作为前提和基础，否则“所有的”时代可能就是悬空的、虚拟的，正如学者李新宇所言：“诗人必需首先属于他所生活的那个时空，与之血肉相连，然后再谈是否可以超越他的时空”。许多的诗人孜孜以求于诗歌的超越性，力求写出“所有的”时代，一味的“仰望星空”，但却忽略了脚下的大地，最终只是堕入了沼泽甚至深渊，写出了不伦不类、不接地气、没有生命力的一些文字产品。在当今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没有人能够真正的独善其身、不与社会产生关联，而必然地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诗人应该立足于自身所处的时代，反映出时代生活的现实和真相，并由个体达到普遍性，由“生存”揭示“存在”，由“这一个”抵达“所有的”。
现在是一个“大时代”，快速的现代化进程、经济总量全球第二、大国崛起等等。面对这样的大时代，诗歌的位置在哪里？诗歌何为？我认为，面对大时代，还是应该写一种小的诗歌，诗歌应该关注个人、关注个人的内心，写出个体的处境、个体的命运。另外一个角度，现在又是一个“小时代”，是一个原子化的、扁平的、被物质欲望和成功逻辑所支配的非常单一而贫乏的时代，在这样的情况下，诗人应该写一种大的诗歌，诗人应该有大的格局、大的关怀、大的胸怀。伟大的诗人，他的心里应该是能够装得下全世界、装得下全人类的。诗歌应该承担起反映我们的社会生活、公共生活，并且想象一种更美好的、更值得过的生活的职责。所以，诗歌应该是一种反向的运动，应该是一种纠偏、修正！
参考文献
1.张清华：《“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2.张未民：《关于“在生存中写作”》，《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3.何言宏：《当代中国的“新左翼文学”》，《南方文坛》2008年第1期。
4.柳冬妩：《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关于“打工诗歌”的白皮书》，《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5.吴思敬：《面向底层：世纪初诗歌的一种走向》，《南方文坛》2006年第5期。
6.张清华：《底层为何写作》，《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7.李新宇：《梦旧情未了》，腰封，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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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来，诗歌的社会性、诗歌与现实的关系受到许多人不约而同的关注，成为诗歌界为数不多的“现象”之一。在这其中，“打工诗歌”出现较早，产生的争论较大，也有着比较大的影响。有一系列民间或公开出版物出版（比如创刊于2001年的民刊《打工诗人》，比如东莞文联以关注打工题材为特色的刊物《南飞燕》，比如由许强等主编的年度性选本“打工诗歌精选”），有打工诗人里涌现的广受关注的郑小琼，也有大量的关于打工文学、打工诗歌的学术文章、研讨会等，可以说从世纪初至今的十数年中一直都未退场，作为“诗歌现象”其持续时间很长。与之类似，还有李少君主编的《草根诗歌精选》、李荣主编的《当代新现实主义诗歌年选》等诗歌选本出现，它们从理论到文本均体现了独特的追求和特点。在近两年，“工人诗歌”成为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诗歌概念，秦晓宇编选的诗集《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以及以六位工人诗人为主角的纪录片《我的诗篇》（获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纪录片、入围第52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均产生了较大的反响，也为深入探讨诗歌与现实等的问题提供了契机。严格意义上“工人诗歌”是从属于“打工诗歌”的，两者之间有相当程度的重合，许多问题可以放在一起讨论。
应该看到，“打工诗歌”“工人诗歌”的出现并非偶然，也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而是有社会基础和现实及物性的。随着1990年代以来经济改革的快速发展，中国社会的分化越来越剧烈，全球化、资本运作、速度神话、利益博弈……社会的财富总额在快速增加，但与此同时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也是复杂而沉重的，大批社会底层的人们处于被剥夺、被凌辱、被遗忘的状态，他们为衣食所迫，为生活而奔波，精神以至肉体遭到侮辱和践踏，自身的权益得不到保障，生活毫无尊严……这样的群体与加速发展的“现代化”之间的距离不是在缩小而是在加大，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这样，广大底层民众的生存状况构成了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底层写作、打工诗歌等写作现象的出现也是必然的，因为其一，底层民众有表达自己的需要，他们有生活，有感受，有价值诉求，而在这个数量庞大的群体中总有一些人具有艺术禀赋和艺术才能，这种能力与现实生活的结合，便出现了亲历式的写作；其二，对于社会现实生活的关注，对于弱者、被侮辱者、被损害者的关注与关切是文学的天职，这既是它的光荣，也是它的责任，许多的作家、诗人虽然自身并不一定处于“底层”，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具有深切的底层意识和底层关怀，并不妨碍他们写出关于底层的作品，同时由于当今时代信息传递的便捷与开放，社会底层的生活具有了更多进入公众视野的可能，这也为关于底层、打工等题材的写作提供了便利和可能。因此，这种现象的出现首先应该被看做是一种表达自我、反映现实的结果，而非人为的炒作或哗众取宠。
“打工诗歌”所书写的大都是酷烈的生存故事，切近现实生活，有强烈的现实感，同时有着变革现实的冲动和诉求，这是对于回避现实与精神困境、沉湎于对私人生活想象式的占有和把玩的“中产阶级趣味”的矫正，体现了“现实主义”的精神：“我之所以强烈地反对我们时代的写作中的中产阶层趣味，就是因为它在本质上的虚伪性。我当然不否认，即使是‘中产阶层趣味’下的生活者也有他们自己的‘现实’，但如果在一个依然充满贫困和两极分化的时代滥用写作者的权力，去表现其所谓的后现代图景，就是一种舆论的欺骗，真正的现实是回到人物的命运。” 这显然是一种更为值得、更有意义的写作。这些作品大多具有一种尖锐的力量，刺破生活貌似平静的表面，而表达其内部和深处的血泪和呼喊，评论家张未民从写作与生存的关系入手对亲历者的写作给予了较高评价，他认为底层写作者是“在生存中写作”，而严格意义的作家是“在写作中生存”的，两者差别很大：“我们愿意用‘在生存中写作’来说明这种现象，指称这个群体的创作，主要的还在于这个词组更能从文学写作方式的意义去标明或凸显该类文学写作的特殊含义和性质。”“这种写作最鲜明的特征是‘写作’与‘生存’的共生状态，或者‘第一生存’体验对于‘写作’呈现了最直接的意义，这与目前主流文坛的写作方式有很大不同，” 这样的写作不仅对本身作为底层写作者是如此，对作为题材意义上的写作底层也一样是成立的，因为写作者的“身份”并不重要，其精神立场和价值取向才更为重要。有的评论家认为底层写作可以被称为“新左翼文学”，体现着一种“新左翼精神”，甚至可以说构成了“新世纪中国的文学主潮”：“在主题话语方面，‘新左翼文学’在对资本强权的批判之外，还包含着城市文明批判、国民性批判和知识分子批判的丰富主题。”“‘新左翼精神’，实际上就是知识分子直面现实、直面时代的战斗精神。‘新左翼文学’，也就是继承和秉持着中国知识分子现实战斗精神这一精神传统直面现实的文学。” 关于“新左翼文学”命名的成立与否本处不进行讨论，但其指出的“直面现实”、“战斗精神”等确是与伟大的文学传统相连接的，有其积极意义。作为亲历者的诗人、诗评家柳冬妩这样评述打工诗人的写作：“‘打工诗人’的写作恢复了写作与历史语境之间的张力，恢复了文本与来历性经验的直接联系。他们介身于文本与历史之间，置身于心灵的紧张或一种测震术式的写作，反应出为世界的混乱、变迁、嘈杂所打开的、一种最为敏感的，最深处的心灵震动。当他们真正地用他们的信仰、心灵甚至忍辱负重肩负起写作的旗帜时，也许他们的声音在世俗的狂风中细若游丝，但却让我们觉得弥足珍贵。” 确实，从文本“进入”、“介入”生活的意义上来说，底层写作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这其中体现了真正的人道主义精神，体现了写作者的社会良知和艺术良知，也体现了写作的“伦理性”。从这个角度来说，“打工诗歌”的出现无疑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它是重新建立诗歌与社会生活的有机关联，恢复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的一种努力。 2
从新诗史的角度来看诗歌与现实的关系，或许可以更为深入地讨论相关的问题。实际上，自新诗诞生不久相关的问题即已开始争论，且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变化和侧重，从未真正停止过，这便是纯诗化和大众化的关系问题。纯诗化强调诗歌的本体性、独立性、诗的审美特性，大众化则强调诗歌的时代性、社会性、现实性，要求诗歌发挥现实的作用、现实的功用，甚至要成为一种工具，比如说政治的工具等。纯诗化着重强调诗的非功利性，大众化着重强调诗的功利性。在这中间，诗歌犹如走钢丝一样，完全偏到这边不行，完全偏到那边也不行，所以经常出现偏差，引起论争，聚讼纷纭。从新诗的历史来看，在最初的“现代文学”三十年，有的人认为诗歌应注重自身建设，强调技艺、格律、形式、语言、修辞，另外的一拨则是左翼文学传统的强调救亡图存，发挥战斗和宣传的作用，为社会大众的统一性目标鼓与呼。这两种趋向之间此起彼伏、互相颉颃，难以简单地下对与错、高与下的断语，主要还是应该看在具体的情境中诗歌出现了什么问题，有了什么偏差，然后相应的会有一种相反的、制衡的声音和力量出现，这实际上是一个“正——反——合”的过程。当然，众所周知，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诗歌发展很快被纳入一体化格局，此前的博弈与制衡的机制不复存在，诗歌的大众化的路向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成为唯一具有合法性的诗歌形态。也就是所谓的诗歌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这个时候如果要谈纯诗、诗歌的独立性、艺术的创造性等，显然是不可能的，已经没有其讨论的合法性空间。这种情况一直到了“文革”结束、“新时期”开始才有了变化。“新时期”的初期诗歌其实是以“去政治化”，以及对于诗歌本体性、独立性的强调占据主流的，这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种“纯诗”。当然这里面如果分析起来纯诗其实也有政治意味，也就是说，强调纯诗本身就是一种反抗，是对于政治干预文学、对文学工具化的一种反抗。对于诗歌本体性的重申恢复了诗歌与现实之间弹性、多元的关系，也使得诗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造就了80年代的诗歌“黄金时期”。但是，强调诗歌的本体性也很容易走入误区，可能会越来越封闭，而仅仅成为一种语言游戏或者个体趣味，与社会生活产生隔膜与脱节。在80年代后期，到整个的90年代，就有不少的诗歌写作走入了这种误区，诗歌与现实越来越远，很多的人写远古、写史诗、写麦地、写乡村，或者沉迷于修辞游戏、词语的暴力组合、炫技等等，诗歌仅仅成了一种能指的狂欢。这一时期很多的诗歌不再具有公共性，它拒绝了大众，大众也拒绝了诗歌，这其实也是90年代诗歌边缘化的原因之一。
由此来看新世纪以来关于诗歌与现实关系的讨论，它实际上是对90年代以来诗歌中某些纯诗化、个人化、私人化取向的不满而出现的，是一种反对和纠偏，也是对于诗歌脱离公共生活、脱离现实之焦虑的体现。它的内在动机是认为诗歌与现实的关系出了问题，认为诗歌应该反映现实，应该表达我们这个社会上普遍发生的苦难、不公、不义，揭示出内心的真实和外在的社会真相。这种出发点和动机应该说都没有问题，诗歌的确应该关注现实，而且很多的诗歌的确与现实越来越脱节了，这一现象值得警惕。但是，吊诡的是，与新诗史上许多次的关于诗歌与现实、诗歌与政治的讨论大多并未收到好的效果，反而是对诗歌本身造成了伤害一样，打工诗歌的发展也并不尽如人意，而是存在着许多堪称严重的问题。比如很多人对相关题材并不了解，并没有真情实感和深刻的体会，而只是一窝蜂地去写一个热点的题材，这样实际上是在消费苦难，是一种投机行为，其作品也大都很粗糙，思想上没有穿透力，艺术性不强，意义不大。实际上，文学的“伦理性”并不能替代或僭越其“美学性”，或者说，虽然写作的伦理性已经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但是在文学的美学向度上，它依然可能出现问题。我们看到，虽然打工诗歌数量很多，貌似繁荣，但在质量上却有雷同、粗糙、直白等问题，文学性、艺术性不强。从本质来讲，诗歌还是只能用诗歌的方式说话，衡量其成就的最终尺度只能是艺术准则和质量，如诗评家吴思敬所说：“作为诗歌，面向底层的写作不应只是一种生存的吁求，它首先还应该是诗。也就是说，它应遵循诗的美学原则，用诗的方式去把握世界、去言说世界。我们在肯定诗人的良知回归的同时，更要警惕‘题材决定论’的回潮。伟大的诗歌植根于博大的爱和强烈的同情心，但同情的泪水不等于诗。诗人要将这种对底层的深切关怀，在心中潜沉、发酵，通过炼意、取象、结构、完形等一系列环节，调动一切艺术手段，用美的规律去造型，达到美与善的高度谐调与统一。也许这才是面向底层的诗人所面临的远为艰巨得多的任务。”
故而，这也是“打工诗人”如此众多，但被视为真正的诗人、获得广泛认同的却很少的原因，因为，“艺术”的问题，即使不比“生活”更难的话，至少也并不更为容易。张清华曾以诗人郑小琼为例谈到了理想状态的底层写作：“正常的情况应该是：纯粹的和好的文学中从来都不缺少底层关怀的精神，而底层写作本身也是好的纯文学作品。幸好在今天我看到了更多的希望。我看到了像郑小琼那样的诗人，她的确是有一个打工妹的身份，她的作品确实富有底层的现场感和问题意识，富有时代性与苦难感，但‘打工者’并不是她作为写作者的单一身份，她还是一个真正的优秀诗人，纯粹的诗人，一个尖锐的、富有才华和表现力的、并不比其他知识分子身份的诗人缺少技艺和素养的诗人。她也不仅仅是在写打工者的境遇，她所书写的，是一切人的境遇，人的普遍的境遇，这是值得称道的。” 不可否认，底层写作中是有大量跟风的，其中的很多写作者并不见得有较高的文学才能，有很多确如论者所批评的是一种虚假的写作，所书写的仅仅是想象的、观念的、概念化的底层，而与真实的社会底层并不搭界。对于真正的写作者而言，如何写出真实的痛感与个体的感受、保持自己的精神立场、具有持续发言和思考的能力、提高写作的境界和格局等都是需要面对的问题。
3
关于诗歌与时代，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诗歌应该写出“所有的”时代而不仅仅是“这一个”时代，这种提法应该说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可能也隐含着一定的问题。强调诗歌的本体性、纯粹性并没有错，但它应该是建立在诗歌与生活、与生存的有机关联的基础之上的，否则其价值意义便打了折扣，甚至是值得怀疑的。关于“所有的”时代与“这一个”时代，如果连自身所处的“这一个”时代都进入不了、都不能表达的话，如何能够保证它进入所有的时代？就像古人所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里面，“所有的”时代还是应该以“这一个”时代作为前提和基础，否则“所有的”时代可能就是悬空的、虚拟的，正如学者李新宇所言：“诗人必需首先属于他所生活的那个时空，与之血肉相连，然后再谈是否可以超越他的时空”。许多的诗人孜孜以求于诗歌的超越性，力求写出“所有的”时代，一味的“仰望星空”，但却忽略了脚下的大地，最终只是堕入了沼泽甚至深渊，写出了不伦不类、不接地气、没有生命力的一些文字产品。在当今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没有人能够真正的独善其身、不与社会产生关联，而必然地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诗人应该立足于自身所处的时代，反映出时代生活的现实和真相，并由个体达到普遍性，由“生存”揭示“存在”，由“这一个”抵达“所有的”。
现在是一个“大时代”，快速的现代化进程、经济总量全球第二、大国崛起等等。面对这样的大时代，诗歌的位置在哪里？诗歌何为？我认为，面对大时代，还是应该写一种小的诗歌，诗歌应该关注个人、关注个人的内心，写出个体的处境、个体的命运。另外一个角度，现在又是一个“小时代”，是一个原子化的、扁平的、被物质欲望和成功逻辑所支配的非常单一而贫乏的时代，在这样的情况下，诗人应该写一种大的诗歌，诗人应该有大的格局、大的关怀、大的胸怀。伟大的诗人，他的心里应该是能够装得下全世界、装得下全人类的。诗歌应该承担起反映我们的社会生活、公共生活，并且想象一种更美好的、更值得过的生活的职责。所以，诗歌应该是一种反向的运动，应该是一种纠偏、修正！
参考文献
1.张清华：《“底层生存写作”与我们时代的写作伦理》，《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2.张未民：《关于“在生存中写作”》，《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3.何言宏：《当代中国的“新左翼文学”》，《南方文坛》2008年第1期。
4.柳冬妩：《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关于“打工诗歌”的白皮书》，《文艺争鸣》2005年第3期。
5.吴思敬：《面向底层：世纪初诗歌的一种走向》，《南方文坛》2006年第5期。
6.张清华：《底层为何写作》，《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7.李新宇：《梦旧情未了》，腰封，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