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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21日至22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要更好地引导群众、服务群众。会议召开后，全国各地立即响应总书记的指示，贵州省积极谋划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于2018年10月启动建设工作，要求全省88个县市区和相关新区、开发区、旅游区县级融媒体中心于2019年3月底前全部建成，5月底前投入运行。目前，建设工作已顺利推进，笔者作为一名基层的传媒人，有幸参与了县级融媒体中心的建设工作，见证了此次意义重大的媒体变革。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发现了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在此提出以供参考。
一、正确理解“事业单位性质、企业化经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全党特别是宣传思想战线必须担负起的一个战略任务。”我们应站在全党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和新闻舆论工作领导权的高度，充分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融媒体中心的重要意义。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盘活县级媒体资源，有利于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阵地，团结民心、汇聚民意，更好地引导群众、服务群众。2019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指出，“我们要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使主流媒体具有强大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让正能量更强劲、主旋律更高昂。”因此，基层党委在建设融媒体中心的过程中，应充分认识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融媒体中心的主要目的，既要充分激发媒体活力，又要把媒体牢牢地掌握在党的管理之下，必须坚持党管媒体不动摇，必须坚持社会效益优先。
在建设过程中，贵州省委宣传部提出了“事业单位性质、企业化管理”的指导性原则。各县区也积极进行探索，但是在建设过程中大家的理解并不相同。有的地方给县级融媒体中心定了过高的经营任务，把部分融资贷款交由融媒体中心偿还，从业人员的部分薪酬由融媒体中心自筹，有的甚至提出一年要可盈利5000万甚至1个亿以上。这些从小处说，是不了解情况，对于东部发达地区的经济强县，是可以实现的，但作为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县区尤其是还未脱贫的贫困县，媒体的运营市场本身就不大，商业运作的空间小。就贵州省毕节市各县区来说，原县区新闻中心几乎无广告收入，广播电视台这块，做得好的也不过年收入300万元左右，这还没有计算成本，如果去掉成本，几乎无盈利可言。即使融合盘活资源，拓展商业空间，毛收入能突破1000万就算不错了。从大处说，是没有正确理解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立县级融媒体中心的目的和意义，如果把县级融媒体中心完全推向市场，给县级融媒体中心过大的经营压力，编采和经营分离将难以落实，经济力量将“以不同方式介入、干扰、控制、影响新闻传播的进行” ，势必出现媒体受市场左右、经营左右采编，“新闻媒体主动向各种社会力量‘靠拢’、‘献媚’或与他们‘合谋’等情况”[1]，新闻炒作、新闻敲诈、合谋造假、新闻腐败等行为就有了滋生的土壤，媒体的舆论引导力将随之弱化，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也将弱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闻媒体是各种势力争夺的重要阵地，新闻舆论工作处在意识形态斗争最前沿。新闻媒体作为党的“喉舌”，经营必须让位于宣传引导工作，县级融媒体中心的首要任务是宣传，其次才是经营，因此基层党委政府应为融媒体中心建设提供资金保障，合理处理好“输血”和“造血”的关系，不能让市场胁迫或抢占了党的舆论阵地。
当然，“事业单位性质、企业化管理”的指导性原则并没有错，只是理解和执行上有偏差。2018年11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时指出，“组建县级融媒体中心，有利于整合县级媒体资源、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要深化机构、人事、财政、薪酬等方面改革，调整优化媒体布局，推进融合发展，不断提高县级媒体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要坚持管建同步、管建并举，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坚守社会责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笔者认为，企业化管理，主要是在人事、薪酬、管理等方面，要突破事业单位的限制，吸纳好的企业化管理经验，激发媒体的内生动力。例如，人事上打破身份壁垒，业绩考核、稿酬发放等方面打破事业单位限制，学习借鉴企业的管理经验，充分调动从业人员积极性和创造性等。目前，有的地方连采编人员的稿酬都不敢发放，整个采编队伍一潭死水，没有积极性和创造性可言，如果融合后还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融出干事创业的精神”将是一句空话。因此，“事业单位性质、企业化管理”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保留其事业单位性质，把县级融媒体中心推向市场。
二、应高度重视并着力解决编外聘用人员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媒体竞争关键是人才的競争，媒体优势核心是人才优势”，做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工作，队伍建设至关重要。 “尽管新闻传播业早已进入制度化、规模化、组织化、系统化的时代，但显而易见的是，新闻的采访、写作、编辑仍然是个体性为主的精神劳动。”[2]因此，在新闻生产过程中，作品质量优劣，传播效果好坏，人的因素非常关键，传媒竞争的关键之一是人才的竞争，高素质的新闻人才是媒体发展壮大的内在动力。然而，在全国大大小小的媒体中，体制外的从业人员占比较大，由于他们的工作辛苦、待遇较低、流动性大，因此被称为编外聘用人员。以笔者所在的融媒体中心而言，现有人员140多人，编外聘用70多人，大约一半人是体制外的聘用人员。体制外的聘用人员年龄结构比较年轻，从业时间短，流动较快，专业素质参差不齐。党媒作为党的喉舌，大量编外聘用人员的存在，势必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首先，由于编外人员从业时间短，没有得到长时间的历练和系统的培训，缺乏正确的新闻观和足够的专业素养。有的虽然受过相关专业的高等教育，但也存在思想政治素质不高、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根基不牢、对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认识模糊等问题。在工作中表现为，新闻报道只管点击率和轰动效应，怎么吸引眼球怎么写，而不管导向，不管会不会给社会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2018年年初，省内某媒体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某某区：公职人员乘坐黑车将被追责》，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给地方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带来巨大的社会压力，但其实是一位比较年轻的聘用记者误读政府文件精神，追求标题的轰动效应，把公职人员乘坐黑车将被曝光和从事黑车运营将被处理混淆，导致广大受众看了该消息后，认为乘坐黑车也要被纪检部门当作违纪处理。近年在全国范围内发生的《世界10大污染城市中国竟占8个》《莫忘微波炉的危害》等典型的虚假失实报道，多数由于媒体错误解读和歪曲报道产生，根源在于记者和编辑缺乏基本专业素养，记者没有正确理解信息来源，没有认真核实，后期编辑缺乏基本的判断，导致虚假报道，给社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一条污染的虚假报道严重贬损中国的国际形象，一条微波炉的不实报道影响了整个微波炉产业。虚假失实报道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 其次，编外聘用人员有的“功利化”思想严重，违规违纪的隐患比较大。有的记者拿了钱替人说话，或拿了钱替人隐瞒，甚至发展为“新闻敲诈”，走上犯罪道路。有的记者迎合商家，编造广告式的新闻。有的迫于生计、迫于考核压力，一味追求点击率，不顾事实更不顾影响，甚至不惜铤而走险，闭门造车、无中生有地造假和或与相关人员合谋造假。“2007年‘纸箱馅包子’丑闻的编撰者訾某属于某电视台临时聘用的记者，他就是为了追求业绩，争曝爆炸性新闻而铤而走险蓄意捏造虚假新闻。结果不仅使自己身败名裂，遭受牢欢之灾，也对某电视台乃至中国的整个新闻煤体界产生大的影响，使得某电视台乃至中国媒体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遭受了质疑。”[3]其个人行为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再次，由于编外人员工作不稳定，认为自己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即使违规违纪问题暴露，大不了走人另择高枝，对违规违纪缺乏足够警醒。在新闻宣传工作中不重视社会效益，不听招呼，不服从宣传部门监管，对于自己的造假失范行为，以及违规违纪行为存在侥幸心理，认为即使被发现了，大不了走人，对违规违纪行为缺乏自我约束和警醒，成为诱发媒体腐败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要切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加强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切实加强党管媒体，必须让党媒的绝大多数采编人员处于体制内，“既充分发挥事业体制凝聚人才的重要作用，又善于运用灵活用人机制激发新闻队伍活力，解决两套用人机制、两种人员身份带来的突出问题，增强大家的事业心、归属感、忠诚度。”[4]当前，各县区在事业单位的人员编制上都比较紧张，所有从业人员都是正式编制人员显然不太现实。但是，可以增加部分编制，再把采编和营销彻底分开，采访、编辑、播音岗位全部为正式编制的人员，确保核心采编部门的人员素质和队伍稳定。而从事营销甚至后勤的人员可以为编外聘用人员，这样既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又缓解了编制压力。此外，为确保新闻舆论工作坚持党性原则，“党媒为党、党媒姓党”，[5]媒体从业人员必须做政治坚定的新闻宣传工作者，核心采编部门采编队伍除了应是政治素质、业务素质高的编内人员外，还应以党员为主体，让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守纪律、讲规矩上做表率，才能让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以及习近平新闻思想得以落地生根，才能确保“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
三、建设的重点在于机制体制的重构
2019年1月，中宣部下发了《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规范》，明确了县级融媒体中心就是“整合县级广播电视、报刊、新媒体等资源，开展媒体服务、党建服务、政务服务、公共服务、增值服务等业务的融合媒体平台”。目前，贵州省内各县区陆续挂牌成立县级融媒体中心，但是，挂牌并不等于全面建成了融媒体中心，建成中央厨房也不等于万事大吉。要想融出干事创业的精气神，融出发展的新动力，融出丰富多彩的新产品，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大家都认识到融合的必要性，普遍着力在硬件建设上，现在许多县区财力都比较薄弱，脱贫攻坚压力非常大，但每个县区都想方设法投入资金建设，选场地、购买设备、装修，每个县区少说也要投入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资金。在融媒体中心建设方面走在全省前列的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投入了1700多万元，于2019年1月实现挂牌。随后，贵州省内各县区陆续实现了挂牌，指挥中心建了，牌也挂了，大屏幕、大场面的中央厨房看起来高大上，平台也多了，多数融媒体中心都有报纸、电视、网站、微信公众号、抖音号、广播等宣传平台，渠道更丰富、载体更多样。但多数在业务上还未完全实现融合，报纸、广播、电视、新媒体的采编还是分别由不同的人做，有的只是业务上的交叉，有的融媒体中心不但没有节约人手反而要求增加人手，这种融合只能算是简单相加，离真正的“融合”还有一段路要走。
个人认为，要实现真正融合，重点在体制和机制的重构。要实现“1+1﹥2”，必须重塑生产流程，打破部门壁垒，共同策划、统一协调生产、合理安排投放，建设不能停留在容易实现的硬件建设上。只有在组织架构、生产流程、管理办法、绩效考核等各个方面打破媒体分隔，实现集约化生产、多元传播，才能有效提高县级媒体的传播力、竞争力，才能够很好地“引导群众、服务群众”。另一方面，要通过融合重建县级融媒体中心的运营模式，增强“造血”功能。目前，有的地方已经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嘗试，例如，将部分公共资源划归融媒体中心经营，同时拓展电商、互联网技术服务等产业，虽然能否实现造血或能造多少血尚难以定论，但毕竟大胆迈出了第一步。
参考文献：
[1]柳斌杰.新闻记者培训教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13.
[2]杨保军.新闻真实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95.
[3]陈志强.虚最新闻成图分析及对策[J].东南传播，2010（5）.
[4][5]习近平新闻思想讲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8：182-183.
（作者单位：毕节市七星关广播电视台）
一、正确理解“事业单位性质、企业化经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全党特别是宣传思想战线必须担负起的一个战略任务。”我们应站在全党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和新闻舆论工作领导权的高度，充分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融媒体中心的重要意义。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盘活县级媒体资源，有利于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阵地，团结民心、汇聚民意，更好地引导群众、服务群众。2019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指出，“我们要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使主流媒体具有强大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让正能量更强劲、主旋律更高昂。”因此，基层党委在建设融媒体中心的过程中，应充分认识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融媒体中心的主要目的，既要充分激发媒体活力，又要把媒体牢牢地掌握在党的管理之下，必须坚持党管媒体不动摇，必须坚持社会效益优先。
在建设过程中，贵州省委宣传部提出了“事业单位性质、企业化管理”的指导性原则。各县区也积极进行探索，但是在建设过程中大家的理解并不相同。有的地方给县级融媒体中心定了过高的经营任务，把部分融资贷款交由融媒体中心偿还，从业人员的部分薪酬由融媒体中心自筹，有的甚至提出一年要可盈利5000万甚至1个亿以上。这些从小处说，是不了解情况，对于东部发达地区的经济强县，是可以实现的，但作为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县区尤其是还未脱贫的贫困县，媒体的运营市场本身就不大，商业运作的空间小。就贵州省毕节市各县区来说，原县区新闻中心几乎无广告收入，广播电视台这块，做得好的也不过年收入300万元左右，这还没有计算成本，如果去掉成本，几乎无盈利可言。即使融合盘活资源，拓展商业空间，毛收入能突破1000万就算不错了。从大处说，是没有正确理解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立县级融媒体中心的目的和意义，如果把县级融媒体中心完全推向市场，给县级融媒体中心过大的经营压力，编采和经营分离将难以落实，经济力量将“以不同方式介入、干扰、控制、影响新闻传播的进行” ，势必出现媒体受市场左右、经营左右采编，“新闻媒体主动向各种社会力量‘靠拢’、‘献媚’或与他们‘合谋’等情况”[1]，新闻炒作、新闻敲诈、合谋造假、新闻腐败等行为就有了滋生的土壤，媒体的舆论引导力将随之弱化，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也将弱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闻媒体是各种势力争夺的重要阵地，新闻舆论工作处在意识形态斗争最前沿。新闻媒体作为党的“喉舌”，经营必须让位于宣传引导工作，县级融媒体中心的首要任务是宣传，其次才是经营，因此基层党委政府应为融媒体中心建设提供资金保障，合理处理好“输血”和“造血”的关系，不能让市场胁迫或抢占了党的舆论阵地。
当然，“事业单位性质、企业化管理”的指导性原则并没有错，只是理解和执行上有偏差。2018年11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时指出，“组建县级融媒体中心，有利于整合县级媒体资源、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要深化机构、人事、财政、薪酬等方面改革，调整优化媒体布局，推进融合发展，不断提高县级媒体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要坚持管建同步、管建并举，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坚守社会责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笔者认为，企业化管理，主要是在人事、薪酬、管理等方面，要突破事业单位的限制，吸纳好的企业化管理经验，激发媒体的内生动力。例如，人事上打破身份壁垒，业绩考核、稿酬发放等方面打破事业单位限制，学习借鉴企业的管理经验，充分调动从业人员积极性和创造性等。目前，有的地方连采编人员的稿酬都不敢发放，整个采编队伍一潭死水，没有积极性和创造性可言，如果融合后还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融出干事创业的精神”将是一句空话。因此，“事业单位性质、企业化管理”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保留其事业单位性质，把县级融媒体中心推向市场。
二、应高度重视并着力解决编外聘用人员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媒体竞争关键是人才的競争，媒体优势核心是人才优势”，做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工作，队伍建设至关重要。 “尽管新闻传播业早已进入制度化、规模化、组织化、系统化的时代，但显而易见的是，新闻的采访、写作、编辑仍然是个体性为主的精神劳动。”[2]因此，在新闻生产过程中，作品质量优劣，传播效果好坏，人的因素非常关键，传媒竞争的关键之一是人才的竞争，高素质的新闻人才是媒体发展壮大的内在动力。然而，在全国大大小小的媒体中，体制外的从业人员占比较大，由于他们的工作辛苦、待遇较低、流动性大，因此被称为编外聘用人员。以笔者所在的融媒体中心而言，现有人员140多人，编外聘用70多人，大约一半人是体制外的聘用人员。体制外的聘用人员年龄结构比较年轻，从业时间短，流动较快，专业素质参差不齐。党媒作为党的喉舌，大量编外聘用人员的存在，势必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首先，由于编外人员从业时间短，没有得到长时间的历练和系统的培训，缺乏正确的新闻观和足够的专业素养。有的虽然受过相关专业的高等教育，但也存在思想政治素质不高、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根基不牢、对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认识模糊等问题。在工作中表现为，新闻报道只管点击率和轰动效应，怎么吸引眼球怎么写，而不管导向，不管会不会给社会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2018年年初，省内某媒体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某某区：公职人员乘坐黑车将被追责》，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给地方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带来巨大的社会压力，但其实是一位比较年轻的聘用记者误读政府文件精神，追求标题的轰动效应，把公职人员乘坐黑车将被曝光和从事黑车运营将被处理混淆，导致广大受众看了该消息后，认为乘坐黑车也要被纪检部门当作违纪处理。近年在全国范围内发生的《世界10大污染城市中国竟占8个》《莫忘微波炉的危害》等典型的虚假失实报道，多数由于媒体错误解读和歪曲报道产生，根源在于记者和编辑缺乏基本专业素养，记者没有正确理解信息来源，没有认真核实，后期编辑缺乏基本的判断，导致虚假报道，给社会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一条污染的虚假报道严重贬损中国的国际形象，一条微波炉的不实报道影响了整个微波炉产业。虚假失实报道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 其次，编外聘用人员有的“功利化”思想严重，违规违纪的隐患比较大。有的记者拿了钱替人说话，或拿了钱替人隐瞒，甚至发展为“新闻敲诈”，走上犯罪道路。有的记者迎合商家，编造广告式的新闻。有的迫于生计、迫于考核压力，一味追求点击率，不顾事实更不顾影响，甚至不惜铤而走险，闭门造车、无中生有地造假和或与相关人员合谋造假。“2007年‘纸箱馅包子’丑闻的编撰者訾某属于某电视台临时聘用的记者，他就是为了追求业绩，争曝爆炸性新闻而铤而走险蓄意捏造虚假新闻。结果不仅使自己身败名裂，遭受牢欢之灾，也对某电视台乃至中国的整个新闻煤体界产生大的影响，使得某电视台乃至中国媒体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遭受了质疑。”[3]其个人行为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无法估量的。
再次，由于编外人员工作不稳定，认为自己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即使违规违纪问题暴露，大不了走人另择高枝，对违规违纪缺乏足够警醒。在新闻宣传工作中不重视社会效益，不听招呼，不服从宣传部门监管，对于自己的造假失范行为，以及违规违纪行为存在侥幸心理，认为即使被发现了，大不了走人，对违规违纪行为缺乏自我约束和警醒，成为诱发媒体腐败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要切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时代社会主义思想，加强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切实加强党管媒体，必须让党媒的绝大多数采编人员处于体制内，“既充分发挥事业体制凝聚人才的重要作用，又善于运用灵活用人机制激发新闻队伍活力，解决两套用人机制、两种人员身份带来的突出问题，增强大家的事业心、归属感、忠诚度。”[4]当前，各县区在事业单位的人员编制上都比较紧张，所有从业人员都是正式编制人员显然不太现实。但是，可以增加部分编制，再把采编和营销彻底分开，采访、编辑、播音岗位全部为正式编制的人员，确保核心采编部门的人员素质和队伍稳定。而从事营销甚至后勤的人员可以为编外聘用人员，这样既可以解决大部分问题，又缓解了编制压力。此外，为确保新闻舆论工作坚持党性原则，“党媒为党、党媒姓党”，[5]媒体从业人员必须做政治坚定的新闻宣传工作者，核心采编部门采编队伍除了应是政治素质、业务素质高的编内人员外，还应以党员为主体，让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守纪律、讲规矩上做表率，才能让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以及习近平新闻思想得以落地生根，才能确保“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
三、建设的重点在于机制体制的重构
2019年1月，中宣部下发了《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规范》，明确了县级融媒体中心就是“整合县级广播电视、报刊、新媒体等资源，开展媒体服务、党建服务、政务服务、公共服务、增值服务等业务的融合媒体平台”。目前，贵州省内各县区陆续挂牌成立县级融媒体中心，但是，挂牌并不等于全面建成了融媒体中心，建成中央厨房也不等于万事大吉。要想融出干事创业的精气神，融出发展的新动力，融出丰富多彩的新产品，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大家都认识到融合的必要性，普遍着力在硬件建设上，现在许多县区财力都比较薄弱，脱贫攻坚压力非常大，但每个县区都想方设法投入资金建设，选场地、购买设备、装修，每个县区少说也要投入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资金。在融媒体中心建设方面走在全省前列的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投入了1700多万元，于2019年1月实现挂牌。随后，贵州省内各县区陆续实现了挂牌，指挥中心建了，牌也挂了，大屏幕、大场面的中央厨房看起来高大上，平台也多了，多数融媒体中心都有报纸、电视、网站、微信公众号、抖音号、广播等宣传平台，渠道更丰富、载体更多样。但多数在业务上还未完全实现融合，报纸、广播、电视、新媒体的采编还是分别由不同的人做，有的只是业务上的交叉，有的融媒体中心不但没有节约人手反而要求增加人手，这种融合只能算是简单相加，离真正的“融合”还有一段路要走。
个人认为，要实现真正融合，重点在体制和机制的重构。要实现“1+1﹥2”，必须重塑生产流程，打破部门壁垒，共同策划、统一协调生产、合理安排投放，建设不能停留在容易实现的硬件建设上。只有在组织架构、生产流程、管理办法、绩效考核等各个方面打破媒体分隔，实现集约化生产、多元传播，才能有效提高县级媒体的传播力、竞争力，才能够很好地“引导群众、服务群众”。另一方面，要通过融合重建县级融媒体中心的运营模式，增强“造血”功能。目前，有的地方已经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嘗试，例如，将部分公共资源划归融媒体中心经营，同时拓展电商、互联网技术服务等产业，虽然能否实现造血或能造多少血尚难以定论，但毕竟大胆迈出了第一步。
参考文献：
[1]柳斌杰.新闻记者培训教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13.
[2]杨保军.新闻真实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95.
[3]陈志强.虚最新闻成图分析及对策[J].东南传播，2010（5）.
[4][5]习近平新闻思想讲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8：182-183.
（作者单位：毕节市七星关广播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