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22日，第13届斯德哥尔摩中国论坛在上海举行，论坛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和瑞典外交部联合举办。来自瑞典外交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德国马歇尔基金会、欧洲改革中心、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英国《金融时报》、美国《华盛顿邮报》及中国外交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防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单位的60余位官员、学者和评论家参加会议，与会者围绕中美欧三边关系的战略展望和未来合作方向、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政治和经济影响、管理中东变局中的风险与机遇、维护东亚和平与新型安全观以及国际规范与机制的创建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一、中美欧三边关系未来展望
　　随着中国崛起，中美欧三边关系正在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三边关系之一，对于制定国际事务议程有着重要作用。欧洲高级外交官指出，2014年将是欧盟开始超出欧债危机和成员国履行《里斯本条约》的重要一年。在外交关系方面，欧美关系将继续发展，欧盟与俄罗斯关系因乌克兰问题而遇到一些障碍；中欧关系长期以来焦点在商务和贸易议题上，现在政治意义日益重要。美国学者集中围绕中美关系展开讨论，认为这一双边关系的内容和领域都正得到积极拓展，短期内将面临如何处理朝鲜问题和中日关系两个挑战，二者都可能强化美国既有的战略困境。经济方面，如果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TPP）谈判能够顺利完成，将给中美关系带来许多机会。TPP为亚太提供了一个更活跃的贸易与投资的平台，中国如果参加TPP，将会发现比以前更多的机会。长期而言，中美关系有两个问题：一是两国对于对方长期意图的不信任在加深，特别是在南海问题上；二是中美双方的国内政治和经济进一步改革能否顺利和成功推进也将对双边关系产生较大影响。
　　中国高级外交官总结了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外交的五个重点，具体包括：进一步推动构建更加健康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进一步加大对周边外交的投入，打造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进一步弘扬正确的义利观，加强对非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的支持；进一步加大参与国际事务，更多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进一步加强经济外交。为进一步推进中美欧关系，他提出了三项原则。首先是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关键是避免在三方关系中相互施压、干涉其他方的内部事务，这是三方关系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西藏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外国无权干涉。美方允许达赖窜访美国并安排领导人会见，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准则，严重违反美国政府自己做出的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不支持“西藏独立”的承诺，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其次三方应承认差异性，尊重多样性，用好互补性。第三是提倡开放性、包容性、非排他性。
　　与会学者还就全球议程下的中美欧关系和未来合作方向展开了讨论。来自英国《金融时报》的评论家认为，当今世界虽然更加富裕，但同时也更加无序和危险。他认为美国正在推卸其全球责任，美国不但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其对开放、自由的全球贸易体系的态度也有所倒退；美国已经成为一个“选择性介入的超级大国”。来自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学者指出，中美欧三方可以在改进国际经济治理机制和国际发展上展开合作。她特别指出，不应该忘记非洲大陆，它对于国际发展议题非常重要。在联合国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中，美欧应强调千年发展目标是建设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基础。德国学者则表达了欧洲方面对于目前中日关系的担忧，同时他也希望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承担更大的责任。
　　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政治和经济影响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政策及其影响是与会代表最关心的话题。有中国学者认为，目前中国改革的焦点是经济领域的改革，已经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为了加强政治权力，改革的另一重要议题是党的合法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反腐败是实现“中国梦”的前提，建立健全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和监督体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虽然中国在过去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中国将来的道路仍很曲折。目前中国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提升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但这与政府的管理能力有很大关系。他认为大国崛起过程中和崛起后的表现不会与崛起前相同，因此外界产生对中国崛起具有攻击性的误解也是难以避免的。
　　与会的美国商业人士就市场上对中国经济盛衰两种极端判断发表了观点。他假设在1929年美国的纽约有一场类似的讨论，那么可能有与会者预言美国下一年将陷入经济萧条、股票市场会崩盘，但也可能有别的与会者预言美国将在20年内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历史将会证明，这两种判断都是对的。假设中的这两种极端判断与对当前中国经济趋势的判断非常类似。一方面中国正在面临着异常艰巨的经济挑战，另一方面中国有着巨大的潜力。他看好中国，是因为他注意到李克强总理在经济数字不佳的情况下依然强调中国不能再依赖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来延续经济增长，而是要通过改革来调整经济结构。他同时也警告在钢铁等许多产业上中国面临着非常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因此，他建议“当面临新的情况的时候，我们需要有新的想法和新的行动”。
　　来自德国公司的高级主管从外国在华投资者的角度谈了对当前中国改革的看法和期望。她赞赏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对于外国投资取消部分审批的做法，认为这是外商在中国遇到的最大挑战，如果这种措施推向全国，其影响将是革命性的。与此同时，她对中国的自主创新政策颇有微词，认为决定国家创新动力的应该是企业行为，而不是国家行为。她还指出在反腐败和反垄断执法过程中存在少量仅针对外国公司的情况，希望中国的司法改革能够使执法部门更加独立，摆脱腐败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
　　三、管理中东变局带来的风险与机遇
　　“阿拉伯之春”后，中东地区并没有结束动荡的局面，这对中美欧而言既有风险也有机遇。有学者讨论了中东目前面临的三大挑战，即：第一，中东局势将继续保持动荡。与十年前相比，中东动荡正从过去的国家主导的战争变成现在的国内各政治力量间的混战。其次，“阿拉伯之春”后，中东的经济情况变得更为糟糕，严重的失业问题特别是青年人失业问题可能加剧现有的政治动荡。第三，因为财政原因，美国正在从中东撤退。中美欧应当重点从两个方面加强合作，共同应对上述挑战。一方面，三方应该帮助中东发展经济。中国可以输出劳动密集型产业，而美欧则应向中东国家开放市场。另一方面，中美欧应帮助中东建立集体安全机制。 　　有与会者提出在处理伊朗核问题的中国三项原则：反对伊朗寻求发展核武器；反对任何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积极维护中国公司在伊朗的正当商业行为。这三项原则相结合，可解释中国为什么在支持联合国通过伊核制裁决定的同时，反对美国单方面提出的制裁清单。在地区热点问题上，中美在维护海湾国家的稳定上有共同利益。美国在中东地区有军事基地，中国则在能源上日益依赖这些国家。他认为，美国应避免在撤军后阿富汗成为又一个武器黑市。
　　来自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评论家从美国视角分析了中东热点问题。他认为，联合国在叙利亚调解冲突事实上已经失败了，欧盟应警惕当前在叙利亚内战中活跃着的极端分子。他指出，目前大约有2.5万名与基地组织有关系的战斗人员在叙利亚，其中1万人是外国人，包括约2，500名持欧洲各国护照的人。为解决这一问题，美国正与沙特合作训练叙利亚反对派中的温和势力。在伊朗核问题上，中国的作用非常关键。如果伊朗核问题的谈判失败，中东将面临核冲突和核扩散的双重危险。如果中东国家竞相发展核武器，对中美欧都极为不利。他还指出，美国国内民意对其中东政策影响巨大。根据一项民意调查，有52%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行动是失败的，因此美国不会在中东地区作出新的承诺。
　　四、维护东亚地区的和平
　　与会者普遍对当前东亚地区局势表示担心。有中国学者认为，中国和美国应该一起努力，构建一个和平、繁荣的东亚。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遏制中国，真正能够遏制中国的是中国自己。尽管外界普遍关心中国军力发展，但中国的国防战略是防卫性的，美国应在中美两军关系中起到更加建设性和积极的作用。他认为，尽管有美国官员认为美日同盟是东亚安全的基石，但中美日三边关系的稳定才是确保东亚和平的关键。
　　来自美国的资深观察家认为，东亚各国应该对地区的战略稳定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因为各国存在诉求分析、对其他方的诉求合法性持怀疑态度。外界往往把一些地区问题放在中美关系的框架下讨论，这就忽视了东亚地区的多样性和力量博弈。他认为，如果中国希望构建非零和的新型大国关系，就应避免在敏感问题上采取单边主义行动。在有些争端特别是海洋权益争端上，并是不简单地支持特定一方的问题，而是看是否维护国际法、国际机制和国际规范的问题。因此，各方应建立实时的危机管控机制以避免由误判或事故带来的冲突。
　　有中国学者指出，由于东亚各国在各自面对的安全威胁上有不同的界定，因此外界看待东亚安全问题时需要更为平衡的视角。他认为，东亚安全态势有三个特征。首先，东亚各国依旧把经济增长和繁荣放在首要位置。东亚各国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度依旧在上升。其次，东亚地区各国政府普遍把政治和社会稳定放在优先位置。对东亚各国政府来说，一个普遍的挑战是如何避免外交被国内压力所绑架。最后，东亚地区争端比较多。表面上看是由于民族自豪感或经济利益驱动的，但从深层次看根源在于大国之间的战略互动。因此，经济相互依存和融合将成为维护东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关键因素。
　　尽管仍存在许多争论，但会议仍然取得了相当共识。例如，未来东亚地区的局势对于世界格局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作为大国的中国、美国和欧洲，应该承担起相应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