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在西方列强的大炮枪口下，同样是被迫门户开放，同样是追求富国强兵以御外侮的终极目的，中国与日本，两个东亚近邻，却有着不同的命运和结局:日本顺利实现现代化，成为世界强国;中国至今还在现代化的征程上努力奋进，虽然势头迅猛，距离现代化仍有漫漫长路。
　　如果考虑到历史上两国之间文化、经济、国际地位的悬殊，竟然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实现了几乎是不可能的逆转，更让人唏嘘叹息！
　　对这一段历史进行研究，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因素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分析，以解开这“不可能的逆转”之谜，这是历史学家、文化学者的任务。我所感兴趣的是，尽管经历了不同朝代的更替，中体西用在中国仍是主流的、强势的意识形态，与日本的全盘西化、脱亚入欧形成鲜明对照;另一方面，在现代化过程中，我们所经常看到的，却是相反的情景，在中体西用的中国，传统文化渐行渐远，在全盘西化的日本，传统文化却茁壮成长。种瓜者不得瓜，种豆者不得豆。历史就这样与我们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19世纪中叶，面对西方列强，同样弱势的中国与日本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日本实行明治维新，全面输入西方文明。中国先是拒绝西方的一切，在两次鸦片战争战败后开始兴洋务，“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在甲午战败后光绪皇帝想学明治天皇，开始考虑改良维新，但以失败而告终；在与八国联军战败后，开始实行“新政”，不过除了废科举兴学校，其他各项全部无疾而终。
　　两者的不同是明显的:日本面对挑战，主动变革；中国面对挑战，被动应变。日本全面输入西方文明，中国每一次战败都会往前进上一步，但万变不离其宗，这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日本从治本入手，达到治标目的，中国治标不治本，终于标本俱不治，只好用暴力革命重建新秩序！
　　这里仅举一例。明治维新之初，明治天皇颁布“五条誓文”，即:
　　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二、上下一心，盛行经纶;
　　三、文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人心不倦;
　　四、破旧有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
　　五、求知于世界，大振皇基。
　　这五条维新原则，每一条都与“中体西用”的宗旨大异其趣。在这五条原则指导下，日本在1889年通过了第一部近代意义的宪法，创立了议会。1912年国民的就学率达到95%，基础教育基本普及。
　　我们可以说，中国之所以坚持中体西用，是因为我们曾经如此强大，乃至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我们的文化是如此的优越，乃至任何外来的文明都在无形中同而化之，而日本之所以不顾一切地全面输入西方文明，是因为没有这一切历史包袱。从更深层次看，日本著名学者、《激荡的百年史》作者吉田茂认为，日本曾经以中国为师，但因为远隔重洋，中国并无征服之举动，使日本人生成了“这种对外国文明不加警惕反而主动输入的性格”。中国近百年来饱受列强欺凌，因而始终对西方文明保持警惕，中体西用畅行无阻，全盘西化备受批判，吉田茂所分析的日本人的“文明观”由于不同的历史承载，在中国有了不同的版本。
　　问题是，我们如此强烈地拒绝全盘西化，却在不知不觉中“西化”得一点儿也不比日本慢，起码在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文化领域是如此。与此相反，日本一开始就全面输入西方文明、坚持要脱亚入欧，但并没有丧失自己固有的文明，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不但与西方文化并驾齐驱，而且愈见其光彩！
　　当然历史真相远比我们所能分析和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现代日本通、曾任美国驻日大使的哈佛大学教授赖肖尔就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在快速实现现代化中顽强保持其文化传统，是由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决定的，并不具有普遍意义。
　　在中国，虽然“中体西用”仍在继续，但从孙中山倡导两个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到中国共产党提出三个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中体西用的内涵正在发生由量变到质变的跨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