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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州贫困山区几乎所有的村寨，都留着一个人的脚印，那是在整整30年里散布下的脚印。那些脚印记录的是贵州乡村旅游艰难曲折发展的步履，而留下这脚印的人就是贵州省原旅游局长、世界旅游组织专家委员会专家杨胜明。与她面对面地交谈，你丝毫不会感到任其它场合里司空见惯的官气，而是在不知不觉中被一种难以名状的力量所感染，这兴许就是能把在一般人看来尚属奢华的旅游与穷困山区百姓命运联系起来的一种气质和使命感。
杨胜明在2007年出过一本书：《蹒跚的步履》，近百万字真实地记录了她作为一位政府官员对贫困山区发展旅游的认识过程和步步深入的施政轨迹，从以经济目标出发的旅游扶贫，到村寨全面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的乡村旅游，再到倡导村民自主发展的核心理念……每一步转变和前进都折射出她所著书名中的“蹒跚”二字。如今，乡村旅游的蹒跚之旅尚处任进行时态，或许进入了更加艰深的阶段。世界旅游组织将贵州的乡村旅游作为长期观察点，并于2006年在贵州召开了“乡村旅游国际论坛”，会上发表了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贵阳宣言》，而这一切皆出于一个原因：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尚无成功案例。杨胜明抱定决心去破解这道难题，她说：“乡村旅游肯定是我终生的事业”。
——-编者
最初很多人批评我，旅游扶贫是一种“富民不富政”的做法，也有人说我不是旅游局长，成了扶贫局长了。
贵州一直面临着贫困问题，到现在还是全国人均GDP倒数第一，是中国最欠发达、欠开放的一个省，贫困程度深、覆盖面大。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刚刚开始有旅游，贵州旅游最初是政治接待型的，比如接待领导，外宾，以后才逐步成长为一项经济文化产业。那时我在贵州省外事办工作，外办、旅游局，旅行社都在一起，几块牌子一套人马。
那时人们的意识里觉得外面人来就是要看风景的，所以最早开发的是黄果树，外国人必须办旅行证才可以来。出乎我意料的是，我陪着国外游客下去，他们对美丽风光也不太感兴趣，特别是欧美、日本的游客，只远远用相机拍几张照片就转而去看旁边的百姓，农田，村庄去了，他们的兴奋点在那些地方。
于是，我们选择了黄果树旁边的石头寨做第一个旅游村寨。那时寨子里还没有瓷砖房，比现在更古朴，但是老百姓很穷。走进寨子，看到人们的生活那么贫穷，我心里很难受，觉得解放那么多年了老百姓怎么还这么穷?心里沉甸甸的，似乎也有我的一份责任。我能不能帮他们做点什么?那时我开始考虑通过发展旅游来帮助老百姓脱贫致富。
最早提出旅游扶贫的概念是1991年，离第一次带游客走进石头寨已经差不多过去7年时间，那时我成了贵州省旅游局的局长。这些年我们也看得很清楚只要开展了旅游的村庄，老百姓脱贫就比较快。初期时候，我们组织游客到村子去，老百姓们要参加表演，不能下地干活，我们就要给他们一些误工补贴，一天表演一次全村就有500元收入，他们都非常高兴，希望更多游客到他们那儿去。后来又从单纯的旅游接待衍生出其他产品和服务，比如出售手工艺品和经营家庭旅馆等。
旅游扶贫为什么会走不下去?我们都不是神仙，许多问题不能预料，只能看到问题再来琢磨它。
村民们渐渐地认识到了旅游的好处。“旅游扶贫”这个概念就是那时候提出来的。但实际上扶贫部门对旅游很不重视，开扶贫会议从来不邀请我们参加。在他们的概念里，扶贫就应该是国家拿钱，一个一个项目下去，开办乡镇企业等。那时贵州省的发展定位是原材料，能源基地。工业化当然是个大目标，然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与生态结合?如何使农民富裕起来?我认为旅游业是个非常好的结合点。很多人批评我，说旅游扶贫只能富民，对财政税收上没有好处，是一种“富民不富政”的做法，财政上看不到成绩，就算真能达到扶贫效果也是小打小闹，上不了台面。可是不能光算加法，也要算减法的，虽然财政税收不多，但老百姓富了，你就不用拿扶贫的钱了，减轻了多少财政压力啊。要让富民和富政这两条腿一起走那么旅游就可以成为富民一个途径，这么好的资源不搞旅游太可惜啦。那几年我走到哪儿都说旅游扶贫，人家就说我不是旅游局长都成了扶贫局长了。后来省委省政府提出“保住青山绿水也是政绩”，这让我们非常受鼓舞。
当扶贫旅游的概念在磕磕碰碰中逐渐被接受时，又遇到了新的问题：一些靠着旅游开发富裕起来的村寨再次返贫。黄果树旁边的石头寨就是个典型。它是我们带游客去的第一个寨子，那里的百姓尝到旅游的好处后，出现了对游客围追堵截强卖强售，旅游大巴刚一到，就有一帮人拥上来拿着各种纪念品嚷嚷买我的买我的，致富心切啊。有一次我陪着一个美国徒步旅行团住在寨子的学校里，结果那天晚上一个老外找到我，说“我买了块蜡染布，他要50元，我给了他100，结果他拿了钱就跑了……”这可把我气坏了，立即找村支书，很快把这个人找了出来退还了钱。这事给我一个不小的刺激这样不行，这样的寨子给游客印象太坏了，对百姓也不好，原本淳朴的百姓都变成奸商了。时间长了去的游客越来越少，旅游带来的红火又冷却下来，回到了原来的状况。
类似这样的情况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多不胜数。很多过度开发、过度商业化、人工化和庸俗化的伪民俗，搞得游客不愿去了，什么抢新郎。假结婚那些东西把人弄烦了，没人去了，摇钱树死了，就又得去土地里创生活。旅游扶贫为什么走不下去?这使我们开始关注和研究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我们都不是神仙，许多问题不能预料，只能看到问题再来琢磨它，不断地丰富和完善理论。
在这个过程中，全国范围内的“农家乐”开始火起来对比这种旅游模式，我们也在分析贵州乡村的特点和优势，感到在贵州单纯追求经济收益的旅游其实是无法真正解决村寨的发展问题的，贵州需要选择更有深度的旅游——乡村旅游。
从旅游扶贫到乡村旅游是一个理念上的重要转变，它是将带有浓厚地方特色的自然与文化遗产作为可持续利用的旅游资源，在帮助贫困人民脱贫致富的同时，保护当地文化遗产，为游客提供一种深度文化体验。乡村旅游会涉及很多东西，不仅是经济和人，还涉及到农村基层整个结构的变化。过去乡村的生产方式比较单纯，就是搞农业，依靠村支两委进行组织管理就够了，现在要搞旅游，那些寨老和文化传承人就变得重要起来。只要生产方式变了，生产关系就要发生变化，乡村原有的结构就会相应改变。
世界旅游组织的一位官员说：“这是一条最艰难的路，没有成功案例，看看你们贵州能不能走出一条路来?”
贵州的传统文化是活在村寨里的，是老百姓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节日，歌舞、生活用品、建筑……这些不是修几个博物馆就能保护下来的。人是传统文化的载体，是活的，会变。生活富裕了，他们可能就要盖那种贴瓷砖的房子，不想住吊脚楼了：绣花衣服多复杂啊，现在买衣服很便宜，有钱就买了，干嘛还要织布、蜡染?慢慢地就没了。因为贵州的欠发达，封闭和贫穷，反而保留了一些东 西，要把这些东西有效保留的同时又要确保百姓的生存权利，如何让他们生活改善，同时传承文化，这就是乡村旅游要解决的一个难题。旅游本身是商业行为，而商业化必然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所以说它是个悖论。又要有商业行为，又要避免过度商业化，非常难。
我们已经感到，如果没有科学的规划与管理，开发旅游的积极性和热情就有可能变成一种破坏力。当时研究规划时，世界旅游组织亚太部负责人对我说：“你们选择了一条最艰难的路，既要利用民族文化资源发展旅游，又要保护好这些文化，迄今为止还没有成功的案例，看看你们贵州能不能走出一条路来?”他的原话就是这么说的。真是这样，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成功的案例，又要发展旅游又要保护原有的文化，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那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该怎么做?
有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故事就是黔东南的季刀苗寨，我们乡村旅游发展中心的主任张晓松教授现在就在做“手牵手计划”，让城市里的高收入女性下订单，请寨子里的妇女们织做绣品。要求的是一种很复杂的传统绣法，村里妇女谁都不会绣，只有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会，凭着留下的记忆培训『村子里的年轻妇女，花了一个冬天终于绣出来了，她在此基础上，又回忆自己母亲当年的绣法，做出了一件衣服，绣好了以后拿着衣服找到张教授说，“谢谢你们啊，如果不是你们，我都不会做这些事情了……“她的眼睛已经很不好了，再过几年可能就绣不了了。用这样的方式，一方面给村民带来收益，一方面还能促进文化传承。
能否确保当地百姓是受益主体的关键是村民能否自主发展，这是乡村旅游发展的核心，是我们在实践中挫折中认识到的。
这些年，我们参观过很多地方，有些地方的乡村旅游已经变成老板们搞房地产投资的由头，他们有钱就到乡村圈地，在里面搞乡村旅游，大部分是大企业进去，很大手笔地投资，但百姓得到什么好处了?农民成了打工仔，这虽然能解决一部分就业问题，但农民不再是主人了，等于是赶走地主请来了资本家，农民老是被剥夺，他们祖祖辈辈创造的无形资产、价值和文化，就被便宜的圈地夺走了。这和自然资源的破坏不同，林子砍了还可以长，但文化破坏了淳朴民风被破坏了，那就没法恢复了，没救了。我们在考察中见到了许多这样的实例，警示我们决不能照搬那样的模式。当然，企业进入也有好的方面，就是能把好的服务和管理带进去，投资建设比较好的基础设施，起一个示范作用，但是乡村旅游受益的主体一定要是当地百姓，这一点绝对不能变。
而能否确保当地百姓是受益主体的关键是村民能否自主发展，这是乡村旅游发展的核心问题，是我们在实践中挫折中认识到的。受益和决策的主体是村民，政府企业以及所有社会力量，包括NGO，都应该是扶持的力量而不是主导的力量，主位应该是村民。
为了推动和加强村民们自主决策的能力，从开始做乡村旅游规划起，旅游局牵头就进行了一系列针对村民的培训。把他们带出去，到其他省份甚至国外，让他们亲身感受旅游给地方带来的冲击和收益，再让他们回到村寨来讨论决策该走什么样的路。这其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不错的村民自主决策的案例，比如黔东南上郎德寨的工分制。
目前的倾向是地方政府还是对招商引资大规模开发有积极性，因为大的企业进入就能有税收啊。所以这种“做大做强”的思路始终存在，并且占着强势地位。发展是硬道理没错，但到了今天我们还需要再深问一句，什么样的发展是硬道理?为什么中央要提科学发展?发展太快，来不及反应和调整就有很多东西失去了，甚至失去的是什么都说不清。所以，有时候发展太快未必是好事，慢也有慢的好处。
(本文系记者据杨胜明访谈整理)
杨胜明在2007年出过一本书：《蹒跚的步履》，近百万字真实地记录了她作为一位政府官员对贫困山区发展旅游的认识过程和步步深入的施政轨迹，从以经济目标出发的旅游扶贫，到村寨全面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的乡村旅游，再到倡导村民自主发展的核心理念……每一步转变和前进都折射出她所著书名中的“蹒跚”二字。如今，乡村旅游的蹒跚之旅尚处任进行时态，或许进入了更加艰深的阶段。世界旅游组织将贵州的乡村旅游作为长期观察点，并于2006年在贵州召开了“乡村旅游国际论坛”，会上发表了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贵阳宣言》，而这一切皆出于一个原因：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尚无成功案例。杨胜明抱定决心去破解这道难题，她说：“乡村旅游肯定是我终生的事业”。
——-编者
最初很多人批评我，旅游扶贫是一种“富民不富政”的做法，也有人说我不是旅游局长，成了扶贫局长了。
贵州一直面临着贫困问题，到现在还是全国人均GDP倒数第一，是中国最欠发达、欠开放的一个省，贫困程度深、覆盖面大。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刚刚开始有旅游，贵州旅游最初是政治接待型的，比如接待领导，外宾，以后才逐步成长为一项经济文化产业。那时我在贵州省外事办工作，外办、旅游局，旅行社都在一起，几块牌子一套人马。
那时人们的意识里觉得外面人来就是要看风景的，所以最早开发的是黄果树，外国人必须办旅行证才可以来。出乎我意料的是，我陪着国外游客下去，他们对美丽风光也不太感兴趣，特别是欧美、日本的游客，只远远用相机拍几张照片就转而去看旁边的百姓，农田，村庄去了，他们的兴奋点在那些地方。
于是，我们选择了黄果树旁边的石头寨做第一个旅游村寨。那时寨子里还没有瓷砖房，比现在更古朴，但是老百姓很穷。走进寨子，看到人们的生活那么贫穷，我心里很难受，觉得解放那么多年了老百姓怎么还这么穷?心里沉甸甸的，似乎也有我的一份责任。我能不能帮他们做点什么?那时我开始考虑通过发展旅游来帮助老百姓脱贫致富。
最早提出旅游扶贫的概念是1991年，离第一次带游客走进石头寨已经差不多过去7年时间，那时我成了贵州省旅游局的局长。这些年我们也看得很清楚只要开展了旅游的村庄，老百姓脱贫就比较快。初期时候，我们组织游客到村子去，老百姓们要参加表演，不能下地干活，我们就要给他们一些误工补贴，一天表演一次全村就有500元收入，他们都非常高兴，希望更多游客到他们那儿去。后来又从单纯的旅游接待衍生出其他产品和服务，比如出售手工艺品和经营家庭旅馆等。
旅游扶贫为什么会走不下去?我们都不是神仙，许多问题不能预料，只能看到问题再来琢磨它。
村民们渐渐地认识到了旅游的好处。“旅游扶贫”这个概念就是那时候提出来的。但实际上扶贫部门对旅游很不重视，开扶贫会议从来不邀请我们参加。在他们的概念里，扶贫就应该是国家拿钱，一个一个项目下去，开办乡镇企业等。那时贵州省的发展定位是原材料，能源基地。工业化当然是个大目标，然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与生态结合?如何使农民富裕起来?我认为旅游业是个非常好的结合点。很多人批评我，说旅游扶贫只能富民，对财政税收上没有好处，是一种“富民不富政”的做法，财政上看不到成绩，就算真能达到扶贫效果也是小打小闹，上不了台面。可是不能光算加法，也要算减法的，虽然财政税收不多，但老百姓富了，你就不用拿扶贫的钱了，减轻了多少财政压力啊。要让富民和富政这两条腿一起走那么旅游就可以成为富民一个途径，这么好的资源不搞旅游太可惜啦。那几年我走到哪儿都说旅游扶贫，人家就说我不是旅游局长都成了扶贫局长了。后来省委省政府提出“保住青山绿水也是政绩”，这让我们非常受鼓舞。
当扶贫旅游的概念在磕磕碰碰中逐渐被接受时，又遇到了新的问题：一些靠着旅游开发富裕起来的村寨再次返贫。黄果树旁边的石头寨就是个典型。它是我们带游客去的第一个寨子，那里的百姓尝到旅游的好处后，出现了对游客围追堵截强卖强售，旅游大巴刚一到，就有一帮人拥上来拿着各种纪念品嚷嚷买我的买我的，致富心切啊。有一次我陪着一个美国徒步旅行团住在寨子的学校里，结果那天晚上一个老外找到我，说“我买了块蜡染布，他要50元，我给了他100，结果他拿了钱就跑了……”这可把我气坏了，立即找村支书，很快把这个人找了出来退还了钱。这事给我一个不小的刺激这样不行，这样的寨子给游客印象太坏了，对百姓也不好，原本淳朴的百姓都变成奸商了。时间长了去的游客越来越少，旅游带来的红火又冷却下来，回到了原来的状况。
类似这样的情况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多不胜数。很多过度开发、过度商业化、人工化和庸俗化的伪民俗，搞得游客不愿去了，什么抢新郎。假结婚那些东西把人弄烦了，没人去了，摇钱树死了，就又得去土地里创生活。旅游扶贫为什么走不下去?这使我们开始关注和研究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我们都不是神仙，许多问题不能预料，只能看到问题再来琢磨它，不断地丰富和完善理论。
在这个过程中，全国范围内的“农家乐”开始火起来对比这种旅游模式，我们也在分析贵州乡村的特点和优势，感到在贵州单纯追求经济收益的旅游其实是无法真正解决村寨的发展问题的，贵州需要选择更有深度的旅游——乡村旅游。
从旅游扶贫到乡村旅游是一个理念上的重要转变，它是将带有浓厚地方特色的自然与文化遗产作为可持续利用的旅游资源，在帮助贫困人民脱贫致富的同时，保护当地文化遗产，为游客提供一种深度文化体验。乡村旅游会涉及很多东西，不仅是经济和人，还涉及到农村基层整个结构的变化。过去乡村的生产方式比较单纯，就是搞农业，依靠村支两委进行组织管理就够了，现在要搞旅游，那些寨老和文化传承人就变得重要起来。只要生产方式变了，生产关系就要发生变化，乡村原有的结构就会相应改变。
世界旅游组织的一位官员说：“这是一条最艰难的路，没有成功案例，看看你们贵州能不能走出一条路来?”
贵州的传统文化是活在村寨里的，是老百姓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节日，歌舞、生活用品、建筑……这些不是修几个博物馆就能保护下来的。人是传统文化的载体，是活的，会变。生活富裕了，他们可能就要盖那种贴瓷砖的房子，不想住吊脚楼了：绣花衣服多复杂啊，现在买衣服很便宜，有钱就买了，干嘛还要织布、蜡染?慢慢地就没了。因为贵州的欠发达，封闭和贫穷，反而保留了一些东 西，要把这些东西有效保留的同时又要确保百姓的生存权利，如何让他们生活改善，同时传承文化，这就是乡村旅游要解决的一个难题。旅游本身是商业行为，而商业化必然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所以说它是个悖论。又要有商业行为，又要避免过度商业化，非常难。
我们已经感到，如果没有科学的规划与管理，开发旅游的积极性和热情就有可能变成一种破坏力。当时研究规划时，世界旅游组织亚太部负责人对我说：“你们选择了一条最艰难的路，既要利用民族文化资源发展旅游，又要保护好这些文化，迄今为止还没有成功的案例，看看你们贵州能不能走出一条路来?”他的原话就是这么说的。真是这样，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成功的案例，又要发展旅游又要保护原有的文化，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那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该怎么做?
有一个很典型的一个故事就是黔东南的季刀苗寨，我们乡村旅游发展中心的主任张晓松教授现在就在做“手牵手计划”，让城市里的高收入女性下订单，请寨子里的妇女们织做绣品。要求的是一种很复杂的传统绣法，村里妇女谁都不会绣，只有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会，凭着留下的记忆培训『村子里的年轻妇女，花了一个冬天终于绣出来了，她在此基础上，又回忆自己母亲当年的绣法，做出了一件衣服，绣好了以后拿着衣服找到张教授说，“谢谢你们啊，如果不是你们，我都不会做这些事情了……“她的眼睛已经很不好了，再过几年可能就绣不了了。用这样的方式，一方面给村民带来收益，一方面还能促进文化传承。
能否确保当地百姓是受益主体的关键是村民能否自主发展，这是乡村旅游发展的核心，是我们在实践中挫折中认识到的。
这些年，我们参观过很多地方，有些地方的乡村旅游已经变成老板们搞房地产投资的由头，他们有钱就到乡村圈地，在里面搞乡村旅游，大部分是大企业进去，很大手笔地投资，但百姓得到什么好处了?农民成了打工仔，这虽然能解决一部分就业问题，但农民不再是主人了，等于是赶走地主请来了资本家，农民老是被剥夺，他们祖祖辈辈创造的无形资产、价值和文化，就被便宜的圈地夺走了。这和自然资源的破坏不同，林子砍了还可以长，但文化破坏了淳朴民风被破坏了，那就没法恢复了，没救了。我们在考察中见到了许多这样的实例，警示我们决不能照搬那样的模式。当然，企业进入也有好的方面，就是能把好的服务和管理带进去，投资建设比较好的基础设施，起一个示范作用，但是乡村旅游受益的主体一定要是当地百姓，这一点绝对不能变。
而能否确保当地百姓是受益主体的关键是村民能否自主发展，这是乡村旅游发展的核心问题，是我们在实践中挫折中认识到的。受益和决策的主体是村民，政府企业以及所有社会力量，包括NGO，都应该是扶持的力量而不是主导的力量，主位应该是村民。
为了推动和加强村民们自主决策的能力，从开始做乡村旅游规划起，旅游局牵头就进行了一系列针对村民的培训。把他们带出去，到其他省份甚至国外，让他们亲身感受旅游给地方带来的冲击和收益，再让他们回到村寨来讨论决策该走什么样的路。这其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不错的村民自主决策的案例，比如黔东南上郎德寨的工分制。
目前的倾向是地方政府还是对招商引资大规模开发有积极性，因为大的企业进入就能有税收啊。所以这种“做大做强”的思路始终存在，并且占着强势地位。发展是硬道理没错，但到了今天我们还需要再深问一句，什么样的发展是硬道理?为什么中央要提科学发展?发展太快，来不及反应和调整就有很多东西失去了，甚至失去的是什么都说不清。所以，有时候发展太快未必是好事，慢也有慢的好处。
(本文系记者据杨胜明访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