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我八岁，小学一年级。我读的是农村小学，我的同学也大多是农村孩子。二十多年后，我想起他们，依然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他们的淳朴和可爱。值得自豪的是，那时学生承受来自学习的压力远没有今朝这般沉重，有了悠闲你才能觉出天很蓝，水也很清。
　　学习的事如今基本上都忘了，隐隐约约只想起了几件。
　　一次是语文观摩课，由年级组年纪最大的常老师为我们授课，外校的老师观摩。这事很重要，所以要提前几天彩排。
　　我被指定读课文的前一段，课文的名字是《一条破棉絮》。我怯生生站起来：一条破棉絮……
　　常老师打断道，这怎么可以，这是一篇控诉旧社会罪恶的课文，应该怀着深厚的感情来读，来，跟我念：一条破棉絮……
　　但我始终没听出，两条破棉絮有何不同。
　　印象最深的就是音乐课了，脑海中总能浮现当年的场景：放学后，文艺骨干围在院子当中，大树下程老师一挥手，歌声飞上了天。
　　文娱活动搞得有声有色，程老师的音乐课自然也成了观摩课，自然也有彩排。表演的是音乐基础教学内容，彩排时程老师先在黑板上画出台阶，标上1、2、3、4、5、6、7，然后叫起一事先指定的同学问，这是什么，那同学说，台阶。程老师纠正说，错了，这是音阶。又问，这念什么，那同学便说一二三四五六七。程老师又说，错了，这念哆来咪发索拉西。这段对答既机智又显节奏，是课堂教学鼓励参与的范本。
　　正式观摩时，意外发生了，程老师画毕台阶，标好数字，转身笑吟吟地发问，这是什么，那同学倏地站起居然紧张地说，音阶。一时间，课堂死一般寂静。后来请教过相声业内人士，行话称此为“砍牛头”；如能继续应答，脱离设计称为“现挂”。这等绝活儿，非大师所不能为也。
　　我在农村小学上了三年，后随军迁往市内。
　　我掰着手指称颂和感激这些一生一世普普通通的人，他们的确是我的启蒙之师，常老师教我朗读要声情并茂，程老师教我唱歌要用心唱而不单单是用嘴。
　　班主任王老师更是教我们学认字也学做人，她让班里的一个后进生和我結成对子，让我们互帮互助。到了期末，这位农家子弟尝到了考试成绩优秀的乐趣，我学会了辨别麦糠和锯末的同时，还因帮助别人，内心升腾起崇高感。
　　初写作文，王老师没因我写扫墓时用了“敲锣打鼓”字样而讽刺挖苦，只是问我，仔细想想，敲锣打鼓了吗？不久，我在另一篇作文中描写运动会，用上了“运动员们像离弦的箭一样冲出起跑线”，被她大加赞赏，当成范文。这些都使我体会到，成功的确让人心旷神怡。
　　我知道，现在的学生真苦，虽然他们眼界开阔，知识也很丰富充足，可他们真亏，进校门后还少有压力的日子他们没过上，不可能每天在清澈的河边遍尝野果、吃自己摸来的鱼、一年享受四个假期，不可能花大量时间专门唱歌，不可能拍着胸脯说“我受的是素质教育”。
　　我把写完的文章拿给同事看，他表情一会儿凝重，一会儿轻松。看罢，他发问：“什么叫素质教育？”我胸有成竹：“素质教育就是一边学书本，一边玩。在书本上认字，在玩的时候学书本上没有讲到的人生道理。”
　　我是不是显得既保守又落伍？
　　（摘自《不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