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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一个创造了无数财富神话的行业。
新能源，一个被寄予厚望、拉动世界经济走出危机的行业。
新能源，一个被业界质疑将产生两倍于次贷危机泡沫化资产的行业。
而今，遭受危机重创，奄奄一息……
对新能源的投资曾可用“疯狂”二字来形容，这种“疯狂”又演绎了一幕幕财富神话。
43岁的无锡尚德董事长施正荣，以22亿美元位列2006年美国《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第350位，成为中国大陆首富；32岁江西赛维董事长彭小峰，第二年以400亿元身价，荣登中国最年轻的富豪。
造富时代，跻身能源富豪榜的富豪不断攀升：金风科技掌门人武钢、中电光伏的掌门人张凤鸣、古杉集团董事长俞建秋、天合光能集团董事长高纪凡、 CSI-阿特斯董事长瞿晓铧……
中国在新能源财富的刺激下，各路投资者纷纷挤进这场带有“革命”意味的财富游戏。
对“疯狂”这两个字，风电行业龙头金风科技的掌门人武钢理解颇深：全世界只有十几家风机制造商，而几年时间，中国诞生了70多家风机制造企业。
世界著名风电公司维斯塔斯中国区总裁安信诚也表示：“这种(风电设备制造业一拥而上)情形在世界其他地区是不多见的。”
疯狂投资，风险迟早是要爆发。突然而至的金融危机，加速了新能源行业危机释放的进程。
财富诱惑 疯狂投资
财富神话刺激了商人的神经，每桶147美元的油价更提供了充分的诱惑，但没有人会认为当时的投资是疯狂的。
几次投资大潮中国都是慢半拍，这次对新能源的投资中国没有落后，按照赛维董事长彭小峰的说法，“我们还稍稍领先了半步。”
以光伏行业为例，北京市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协会主任、中国光伏行业专家王长贵认为，“中国的光伏行业目前在世界是发展最快的”。
正在加紧筹建多晶硅基地的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预测中国2009年多晶硅产量将占到全世界的30%-40%。
2008年8月江西赛维LDK成为世界第一个产能达到1000兆瓦的光伏企业，随后调整产能扩张计划，2009年由原来的1600兆瓦增加至2000兆瓦。
无锡尚德在2008年底还计划将产能扩至1000兆瓦，2009年扩产至1500兆瓦。
更有无数新来者。中电投西安1000兆瓦太阳能光伏电池项目落户陕西省，项目总投资约50亿元……
风电、核电、煤化工也显示了一样的趋势。
截至2008年底，中国风电装机容量达到了1221万千瓦，跻身世界风电装机容量超千万千瓦的行列，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风电大国。
中国科技部原副部长、中国技术创业协会理事长马颂德给出的数据是，仅2008年以来，中国对风能的投入增加了88％，对核能的投入增加了72％。
在国家叫停煤制油项目以前，中国在建的新型煤化工项目有30多项，总投资达4000多亿元。
生物质能更在此前就已开始“躁动”，一个又一个的地方政府和企业“宣布”投资数十亿元甚至上百亿元进军生物质能市场。
事情远没有结束。尽管危机对新能源产业影响巨大，但是投资的惯性却让众多已经投身新能源的企业停不下来，刘汉元表示，公司依然会花2～3年再投资60亿元，上马总容量9000吨左右的多晶硅项目；而媒体流传的新能源产业振兴规划草案据说已经初定，总投资额或2万亿元。
致命一击 金融危机
新能源几乎都走过了同样的历程：高额利润诱惑，疯狂投资，产能过剩，最终泡沫破灭。
据统计，截至2009年3月，无锡尚德施正荣财富缩水80%，居第二位的是江西赛维彭小峰，财富缩水79%。
人们不禁疑问，光伏行业的领先者竟然缩水8成，这个行业到底发生了什么？
施正荣的反思掷地有声：“中国为什么诞生这么多光伏企业，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财富效应，再一个是政府在后面推波助澜，举国上下到处在建光伏产业园，这实际上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但尚德自己也一样推行扩张政策，扬州、扬中、洛阳、无锡、上海，多个生产基地的扩建项目同时推进，力争2012年达到5000兆瓦产能。
非理性的投资，透支了这个行业的健康发展应有的能量。中国太阳能产业每年以超过100%的速度增长，将主要原材料多晶硅的价格接连推高，最贵时达到近500美元/千克左右。金融危机突袭，多晶硅价格也从400-500美元/千克跌到目前的80美元/千克，硅料问题拖垮了很多光伏企业。
金融危机对这个行业的刺激不止于此。更重要的是让这个产能严重过剩的泡沫行业加速破灭。
很快，海外市场在金融危机的肆虐下沦陷。海外光伏工程推迟，取消订单，产能过剩从隐忧变为现实……
风能、生物质能和新兴煤化工几乎都走过了同样的历程：高额利润诱惑，疯狂投资，产能过剩，最终泡沫破灭。
2008年底，德国杜尔、英国BP和日本原弘产株式会社几乎同时宣布从中国风电领域撤资，这被业界看做外资重估中国风电价值的标志事件，继而质疑中国风电事业的投资价值。
金融危机冲击了新能源企业，但更多的是让中国重新反思那些曾经疯狂的投资。
没有核心技术：中国组装一台风机有20%的核心部件需要进口。光伏行业的原料依赖进口，原因就是没有生产原料的核心技术。
市场急剧萎缩：生物柴油、煤制甲醇由于没有配套的混掺政策，几乎没有进入市场的渠道；光伏行业的市场几乎完全在国外，受到危机的冲击，海外市场的萎靡也就宣告了光伏行业的萎靡。
政策依赖明显：国际上新能源行业都是在政府的政策扶持下才可以维持；光伏发电有市场竞争力最乐观的说法也在10年以后；生物柴油、煤制甲醇在随着高油价时代的结束，几乎与成本形成倒挂……
奥巴马新政 又一轮泡沫？
虽然金融危机让这个行业面临了一次挑战，对某些企业甚至是灭顶之灾，但是全世界对新能源的热情依然不减。
热衷于新能源的并非仅有中国的企业家。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次贷危机以来,可再生能源为投资对象的基金产品规模和数量均翻了一番。
据金融危机来袭前的统计数据，2007年全球太阳能上市企业的平均市盈率超过100倍，是全球股市平均市盈率的四五倍。体现全球可再生能源股票价格变动情况的世界新能源总回报指数在过去5年内累计增长了281.62%，而同期摩根士丹利世界股票综合指数和世界能源指数仅分别上涨52.26%和95.17%。
最新的消息显示，最成功的互联网公司Google正在疯狂进军新能源领域。
Google目前已经在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与专注于太阳能的eSolar公司和专注于风能的Makana合作，前后对其分别投资了1.3亿美元和500万美元。另外，Google在2008年5月还向太阳能发电公司Bright Source投资了1000万美元。
Google做的就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的：“你们可以在拯救世界的同时赚到钱。”
危机的余波犹在，全世界要找到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奥巴马给出的答案就是新能源。
它能否如奥巴马所愿，成为新一轮经济发展的动力？讨论在继续。
新能源曾让投资者欢喜，也曾让有识之士担忧。而今把新能源的发展提升到这种高度，引发的担忧似乎更为猛烈。
有人担心，这将是再一次泡沫的开始：2000年的IT高科技泡沫，被随后崛起的房地产和金融泡沫消灭，然而金融行业和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导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奥巴马试图用新能源来刺激经济复苏，被质疑为只是在用一个更大的泡沫来填补上一个泡沫的亏空。
与网络、房地产行业不同的是，新能源行业更加倚重政府资金和政策扶持，包括为使用新能源所需要的汽车、供暖、电力设备的改造。因此新能源泡沫一旦破裂所导致的社会影响将会更大，它将波及政府、企业、民众等各个层面，影响金融、基建、电力等其他相关行业……
有一组数据的对比：据美国ITULIP技术咨询公司估计，今后5年内，新的泡沫化资产总额将达到4万亿美元，到2020年增至20万亿美元。而美国1990年至今的房地产按揭贷款余额不足10万亿美元，其中导致此次次贷风波的次级高风险贷款总额仅为2万亿美元。
经济学家对其抨击更为彻底，“现在新能源企业没有一个可以不靠补贴生存，这样的行业要想成为主流是不可能的”，谢国忠直言，这是在赶潮流、搞概念，信这个东西最终会被套进去的。
他的担心不无道理，美国兰德公司报告指出，整个可再生能源部门仍属幼稚工业，目前很难与传统的能源行业进行市场竞争。太阳能、风能发电成本仍为火力发电的3-10倍，如无强制性规定，根本无法进入市场。
据麦肯锡咨询公司统计，平均每个可再生能源技术企业的创业资金约需1400万美元，中期投资约在1亿-2亿美元，并需要更大规模的基建与之配套，很多一窝蜂上马的企业根本没有这样的实力。因此，这个行业的健康发展令人担忧。
不过，新能源的远景不容怀疑，因为长远来看，传统能源的枯竭必然到来。已经走在了前面的欧美，开始实施更大的政府推力。而且，据国际政治学者的分析，奥巴马的新能源政策将会对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产生影响。
日本有更强烈的危机意识：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后，日本政府推行能源“阳光计划”，30年坚持实施新能源战略，并确定了激励导向、政策导向、价格导向等一系列措施办法，在“战术”层面确保新能源战略付诸实施。
而中国的新能源行业遭到最多诟病的正是未来竞争的关键：技术。无法掌握新能源竞争的核心，中国将难以保证不会再次沦为“世界工厂”的境地。
[新能源危机之太阳能］
危机观点: 建太阳能发电站。以前是生产水泥，现在是做房地产。
彭小峰 扩张步伐依旧
最近几个月，江西赛维董事长彭小峰都是在欧洲度过的。经过考察与洽谈，彭小峰最终决定和Q-Cells合作。Q-Cells是全球最大太阳能电池制造商，“已与硅片生产商赛维LDK太阳能成立新的合资公司”的消息也是由Q-Cells发出。
这个消息得到了彭小峰的确认，“4月9日，我们与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电池制造商Q-CellsSE组建了合资公司，利用各自优势节省电站的建设成本，共同致力于光伏电站的开发。”按照他的介绍，目前该合作项目的供应链已经就绪，首批40兆瓦合资项目也已开始。
其实，Q-Cells及Solon等国际同行业的领先者都遭受了经济危机的重大创伤。光伏行业分析师判断,在产业价值链中能够兼顾较多层面者,可望能够度过这场经济危机。
或许彭小峰的危机并不是致命的。市场人士认为，在“拥硅为王”的时代，赛维和尚德两家公司在2008年高价囤积了大量多晶硅原料，随后市场价格直线下跌对其造成重大损失。而赛维与Q-Cells的合作能否在危机中创出一条新路值得期待。
虽然财富缩水，虽然市场恶化，但赛维扩张步伐依旧。
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上很多巨型企业都加入或扩大在光伏行业的投资，从美国的Intel、IBM、HP、GE到欧洲的博世、BP以及韩国的三星、现代、LG、台湾地区的联电。
彭小峰断定，这些巨型企业的加入，无疑预示着光伏产业加速发展的春天已经到来。
赛维不断调整产能目标。在过去的一年，880兆瓦的产能规划提前实现后，彭小峰把规划提高到1000兆瓦。8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达到G瓦产能的光伏企业，公司又把产能目标提高到1200兆瓦。
而对2009年的目标，彭小峰并不是完全忽视危机的影响。从1600兆瓦到2000兆瓦再到2200兆瓦的产能规划不断调高之后，彭小峰在09年的公告中把这一目标调回到2000兆瓦。不过，可以预见的是，如果形势有所改观，彭小峰的产能规划还会进一步提高。
“手上的订单已排至2019年，总量超过14GW，成为全球在手订单最多的多晶硅片供应商。” 彭小峰依然自信。
另一方面，在无锡尚德、阿特斯等太阳能公司停止产能扩张步伐以应对危机的时候，赛维的合同发货量也要求他不能停止产能扩张的步伐。
赛维扩张的另一方向是向上游硅料进军。投资120亿、产能达到1.5万吨的硅料项目早在2007年就已经在规划，其时彭小峰已经预测到2009年硅料价格会有回落，希望可以赶在价格转折之前赚取高额利润。随着硅片产能的不断扩张，在2008年彭小峰也加速了硅料项目的生产计划。
外界对这一规划质疑颇多，彭小峰置之不理。他要把光伏发电做到可以和常规能源竞争，就必须降低硅料的成本。这是他斥巨资启动1.5万吨硅料项目的原始动因。
同时，作为应对危机的措施之一，彭小峰还选择了建太阳能发电站。
赛维自己的说法是，以前是生产水泥，现在是做房地产。我们要问：彭小峰有这样的能力吗？
[新能源危机之太阳能］
危机观点: “只要把产品做出来就能卖钱”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瞿晓铧 转型提前到来
2001年加拿大籍华人瞿晓铧拿着德国大众一笔订单，回到中国创建了阿特斯光伏电子公司。这几乎与同是海归的施正荣创办无锡尚德在同一时间，比彭晓峰早4年。
2006年11月阿特斯成功登陆纳斯达克，早于2007年上市的江西赛维。
但这样一家公司一直以来隐逸于公众的视野之外，任光伏行业的“江湖”翻天覆地。
瞿晓铧与彭晓峰每一两个月就要见一次面，喝茶聊天，谈行业，谈发展。或有共鸣，或有分歧，两个人依旧按照自己的风格，做自己的公司。
如果不是金融危机的到来，或许还不会显出阿特斯的不同：在施正荣和彭晓峰财富缩水数以百亿计的时候，CSI-阿特斯董事长瞿晓铧的财富成倍增长。2007年他财富身价8亿元，2008年他的财富达到31亿元。
在光伏行业，有一个说法叫做“拥硅者得天下”，这也刺激了光伏企业对多晶硅的追逐，导致其价格最高时接近500美元/千克。
瞿晓铧曾经在加拿大ATS公司及所属的Photowatt光伏公司先后担任过光伏材料采购主管、亚太地区技术副总裁和光伏战略计划及业务开发总监等职务，他看到过多晶硅价格在10美元/千克的时候。
他判断即使成本有所上升，这个价格也已失去了理性。按照光伏专家王长贵的说法，多晶硅的成本也就在20多美元。
阿特斯赢在多晶硅，就是把硅料控制在最少：“我经常把它控制在1亿多美元的样子，就相当于维持1-2个月的生产量。”
同样是硅料问题，拖累了无锡尚德。据业内人士透漏，无锡尚德一个更大的问题是长约，“它的长约比较多，使得以后的灵活性降低”。
而由于太阳能是一个“高”依赖政策的行业，各国的太阳能政策不能忽视。“各国的太阳能政策推出速度跟全世界产能的发展速度不是完全匹配的，再加上有些国家的太阳能光伏政策会有一个切换点”。瞿晓铧说。
经济危机带给光伏行业的除了冲击，还有什么？施正荣的观点是挤出了行业的泡沫，彭晓峰的观点是使光伏发电的成本下降，这个行业的春天真的要来了。
瞿晓铧也有自己的看法：“太阳能光伏行业转型，提前到来了。”他看到的是，经济危机不仅仅是引起需求下降、价格下降，同时它把整个行业带入一个下降的阶段，原来高速增长、自己跟自己竞争的阶段已经过去了，往后整个太阳能光伏行业会有相当一段长时间的等待，然后是整合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我们要做的是找到一种新的成功的经营模式。”新的商业模式将以怎样的形式体现？瞿晓铧三年以前就有这样的观点:这个行业最终会走像中国的通讯设备行业走过的路，会从简单的组装，到取得核心技术，到能够掌握重要设备，然后形成自己的集成能力，最后走到海外承包大型项目。
因此，他预言，以前“只要把产品做出来就能卖钱”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问及瞿晓铧在这个过程中，阿特斯面临的困难是什么？他的回答颇为巧妙：“我觉得我们的挑战是：怎么样能够成为第一个在太阳能行业中商业模式转型成功的企业。”
[新能源危机之风能］
危机观点: 各路资本蜂拥进入风电领域，一哄而上的结果必然是产能过剩。
武钢 风电已经过热
如果要找一个行业不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恐怕很难。但不可否认的是，风电行业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仍然保持了高速增长的扩张势头。
2008年中国风电装机容量成倍增长，达到1221万千瓦，跻身世界风电装机容量超千万千瓦的行列，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风电大国。据新能源专家王长贵介绍，2007年这个数字还是600万千瓦。
清华大学和英国石油公司（BP）联合建立的清洁能源研究教育中心学者埃立克·马里提诺预测，照这样的发展，中国在2020年风能发电装机容量将超过300亿瓦特，这将和中国预期的太阳能总装机容量不相上下。
从企业层面来看，投资的步伐也没有受危机的影响而减缓。
中山明阳电气是目前中国风电设备制造企业中扩张速度最快的企业，据该公司公布的资料，2009年初,该公司与天津市津能集团共同投资建设了一个3MW以上的风电整机制造基地，项目整体达产后可实现600台整机及600套叶片的产能。
中国风能协会副会长施鹏飞介绍，内蒙古、甘肃、河北、江苏等省区风能发展以年均50%的速度增长。
资本市场也对风电行业充满了热情。金风科技在2008年10月股价最低时为14.98元，但从2008年底经过反弹行情后已达40多元,上涨近两倍；中山市明阳电气已与新加坡四维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达成6.85亿元战略投资意向，而在这之前该公司已先后7次成功引入战略投资者，融资总额达8亿元。
不仅中国，全球风电也在进入一个高速增长期。德意志银行报告显示，风能产业正在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并预计到2015年行业的总产值将增至目前的5倍。
在新能源行业中，之所以风电可以逆势增长，是因为以目前的技术成熟程度和经济可行性看，风能最具有竞争力。
但是中国的情况不容乐观。金风科技董事长武钢在风电行业10年有余，他在接受《英才》采访中流露出担忧：“这个行业目前的情况已经过热。”
几年时间中国诞生了70多家风机制造企业，据武钢观察，还有企业正在进入这个行业。而全世界其他国家只有十几家风机制造商。
各路资本蜂拥进入风电领域，一哄而上的结果必然是产能过剩。
中国风能协会副会长施鹏飞的观点很明确：“不是有过热迹象,而是已过热,接下去几年可能会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况。”
金风科技去年的产能是300万千瓦，整个中国2008年的装机容量也就1000多万，行业的前三名就可以实现这个规模，过剩的情况可想而知。
而且，风电行业的前五家占了整个市场份额的80%以上，剩下的60多家要争夺剩余的市场份额。
武钢对这个行业的总结是风险在加大，“过热，盲目。”
针对行业局势，以及金融危机以来经济低迷的影响，金风科技开始了主动降价。这样的结果武钢看得很清楚，“零部件制造商的日子可能会紧一些”。
危机以来的投资高潮最终迎来的还是困境，业内人士分析，风电领域到了挤出泡沫的阶段。
[新能源危机之生物质能］
危机观点: 没有出台配套的计划或指导意见，规模化和商业化也没有明确的时间表，一些先期进入生物燃料领域的企业根本没有进入市场的渠道。
辛华鹏 倒在金融危机之前
辛华鹏能做的事情就是等，等待形势明朗然后复产。
2004年青岛绿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辛华鹏开始涉足生物柴油，年产生物柴油6000吨左右，一年可以获得超过千万元的利润。经过了2005年的黄金发展阶段，辛华鹏开始扩大产能。2006年，他在济南建设了济南绿诺，设计产能是2万吨。
还在金融危机来袭以前，这个行业就提前进入了绝境：在物价上涨的大背景下，生物柴油原料价格成倍增长，生物柴油的生产成本每吨接近7000元，而当时的售价是6000元左右，每卖出一吨，赔1000元左右。
辛华鹏只能选择停产。2007年他就停止了济南绿诺的生产，青岛绿诺在2008年也没能坚持多久。
这只是生物质能的一个缩影。据辛华鹏的介绍，在一两年的时间内，仅山东就涌现出大大小小20多家同类生产厂家，年总产能在20万吨左右。
而今的情况是一半关门，一半停产。曾经的一度辉煌成为历史，这个行业健康发展还面临着持久的挑战。
绿诺生物柴油的原料是油脂。在投产之前，辛华鹏就发现做生物柴油的原料是一个大问题，市场上“废油脂的问题就是量比较小”，但看好这个行业，在2004年辛华鹏还是义无反顾地开始做了。
2004年废油脂价格在1600-1800元/吨，柴油价格是4800元/吨左右。但是到了2006年，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介入者，原料有限的废油脂价格开始猛涨，从1600元/吨最后飙升到4000多元/吨，当时的柴油价格也就是4000多元/吨。
“基本上在2007年初这个价格就不能做了”，辛华鹏的工厂也就只好停了下来。
用废油脂作为原料，这并不是辛华鹏的选择错误。整个生物质能行业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原料。除了用废油脂作为原料，还有玉米、甘蔗等粮食作物，但“与人争粮”成了诟病生物质能源的主题。
英国皇家化学学会主席Richard Pike估计，“英国若用生物燃料替代1%的柴油和汽油，种植原料所需的土地是其国土面积的1%”。
中国依靠全球5%的耕地供养全球20%的人口，粮食安全问题一直突出，其中谷物和食用植物油脂都是净进口。因此，利用耕地种植生物燃料作物或者将粮食用来制取燃料不现实。为此，国家在批准了4家陈化粮燃料乙醇定点生产企业（黑龙江华润酒精、吉林燃料乙醇公司、安徽丰原生化以及河南天冠）之后，于2006年全面叫停了其他粮食深加工项目。
生物质能的窘境不仅在中国，2006-2007年，许多欧美生物柴油厂的利润被原料价格的上升侵蚀殆尽，只能依靠政府补贴维持。
很多国家都对生物柴油的市场制定政策保障：2007年3月，欧盟首脑会议提出了生物燃料不少于运输燃料10%的目标；同年底美国颁布《能源自主与安全法》，提出2020年生物燃料替代20%运输燃料的目标及逐年计划；印度计划于2017年汽油中乙醇的掺混比例达到20%。
据测算，混掺比例在20%不会影响柴油的使用质量。中国2020年的规划中生物燃料替代率却仅有2%，而且政策的可操作性低，没有出台配套的计划或指导意见，规模化和商业化也没有明确的时间表，一些先期进入生物燃料领域的企业根本没有进入市场的渠道。
而且，中国的生物柴油没有补贴。看来，辛华鹏对销售市场的无奈还将继续。
[新能源危机之新型煤化工］
危机观点: 煤制甲醇面临的最大竞争不在国内，而在中东。
榆林能化 没有应对思路
市场的冲击让榆林能化没有了思路。
榆林能化是兖州煤业的控股子公司，其煤制甲醇项目规模为年产230万吨。2009年4月，榆林能化的一名员工告诉《英才》记者，公司领导一直在忙着开会，但依然找不到应对困境的思路。
榆林能化遇到的困难是煤制甲醇的共同问题。2009年4月华东地区甲醇的市场价在2000多元/吨，广州地区的价格最高也是2300元/吨。可按照行业的一般标准，甲醇的生产成本在2400元/吨左右。
去年初华东地区甲醇价格从2900元/吨一路稳步上扬，到5月底，价格一度攀上4930元/吨。其后，华东地区甲醇价格又一路下滑，10月跌至2500元/吨。自那时起，投资煤制甲醇项目的公司就开始寻找“生路”。
今年4月，陕西神木化学有限公司负责宣传的周部长面对《英才》记者的采访，强调的就是困难，“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很严重，情况很困难。”
由于过去几年油价持续走高，煤制甲醇在内的新型煤化工也迎来了自己的暴利时代，大小公司纷纷涉足煤化工。据不完全统计，投入煤化工的资金高达4000亿元。
甲醇现价跌破成本线半年有余，他们的困难境地可想而知。
实际上，在去年9月发改委就意识到投资煤化工的盲目热情，加强了对煤化工项目的管制，叫停煤制油项目。
对甲醇的管制政策尚不明确，这让热衷于投资新型煤化工的企业找到了突破口， 2008-2010年在建、拟在建的煤制甲醇项目达到3700万吨。
市场给他们上了一堂课：2007年甲醇的销售量才只有1000万吨，2008年下半年至今，随着价格倒挂，煤制甲醇没有了销售市场。
煤制甲醇由于短期内上马项目过多导致产能过剩，即使不出现危机的冲击，煤制甲醇项目也不会有他们所期望的利润空间。
除此之外，它还将面临更为复杂的市场、政策环境以及技术难题。
中国矿业大学煤化工专家解强认为，煤制甲醇面临的最大竞争不在国内，而在中东,“煤可以做甲醇，但首先要汽化，过程比天然气汽化复杂的多，中东地区天然气价格低廉，甲醇装置规模大，具有竞争优势。”
这种说法得到了市场的印证，“进口甲醇主要来自中东，价格始终紧盯国内价格，到岸价总比国内甲醇价格低50-100元/吨。”陕西渭河煤化工集团运销与市场部副部长李少春如此表述。
至于政策环境，中国富煤贫油，国家在政策导向上是支持对煤的综合利用，但问题的关键是没有具体的支持措施。
甲醇主要作为中间化学产品，直接消费量不过30%。但甲醇、二甲醚掺烧标准等产业政策均未出台，国家层面已把高比例和低比例燃料甲醇的标准制定工作列入了议事日程，发改委早有透露高比例甲醇燃料标准计划，只是至今仍然没有正式公布。
此前甲醛燃料并未得以大面积推广，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国家标准的缺乏是主要障碍之一。
新能源，一个被寄予厚望、拉动世界经济走出危机的行业。
新能源，一个被业界质疑将产生两倍于次贷危机泡沫化资产的行业。
而今，遭受危机重创，奄奄一息……
对新能源的投资曾可用“疯狂”二字来形容，这种“疯狂”又演绎了一幕幕财富神话。
43岁的无锡尚德董事长施正荣，以22亿美元位列2006年美国《福布斯》全球富豪榜第350位，成为中国大陆首富；32岁江西赛维董事长彭小峰，第二年以400亿元身价，荣登中国最年轻的富豪。
造富时代，跻身能源富豪榜的富豪不断攀升：金风科技掌门人武钢、中电光伏的掌门人张凤鸣、古杉集团董事长俞建秋、天合光能集团董事长高纪凡、 CSI-阿特斯董事长瞿晓铧……
中国在新能源财富的刺激下，各路投资者纷纷挤进这场带有“革命”意味的财富游戏。
对“疯狂”这两个字，风电行业龙头金风科技的掌门人武钢理解颇深：全世界只有十几家风机制造商，而几年时间，中国诞生了70多家风机制造企业。
世界著名风电公司维斯塔斯中国区总裁安信诚也表示：“这种(风电设备制造业一拥而上)情形在世界其他地区是不多见的。”
疯狂投资，风险迟早是要爆发。突然而至的金融危机，加速了新能源行业危机释放的进程。
财富诱惑 疯狂投资
财富神话刺激了商人的神经，每桶147美元的油价更提供了充分的诱惑，但没有人会认为当时的投资是疯狂的。
几次投资大潮中国都是慢半拍，这次对新能源的投资中国没有落后，按照赛维董事长彭小峰的说法，“我们还稍稍领先了半步。”
以光伏行业为例，北京市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协会主任、中国光伏行业专家王长贵认为，“中国的光伏行业目前在世界是发展最快的”。
正在加紧筹建多晶硅基地的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预测中国2009年多晶硅产量将占到全世界的30%-40%。
2008年8月江西赛维LDK成为世界第一个产能达到1000兆瓦的光伏企业，随后调整产能扩张计划，2009年由原来的1600兆瓦增加至2000兆瓦。
无锡尚德在2008年底还计划将产能扩至1000兆瓦，2009年扩产至1500兆瓦。
更有无数新来者。中电投西安1000兆瓦太阳能光伏电池项目落户陕西省，项目总投资约50亿元……
风电、核电、煤化工也显示了一样的趋势。
截至2008年底，中国风电装机容量达到了1221万千瓦，跻身世界风电装机容量超千万千瓦的行列，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风电大国。
中国科技部原副部长、中国技术创业协会理事长马颂德给出的数据是，仅2008年以来，中国对风能的投入增加了88％，对核能的投入增加了72％。
在国家叫停煤制油项目以前，中国在建的新型煤化工项目有30多项，总投资达4000多亿元。
生物质能更在此前就已开始“躁动”，一个又一个的地方政府和企业“宣布”投资数十亿元甚至上百亿元进军生物质能市场。
事情远没有结束。尽管危机对新能源产业影响巨大，但是投资的惯性却让众多已经投身新能源的企业停不下来，刘汉元表示，公司依然会花2～3年再投资60亿元，上马总容量9000吨左右的多晶硅项目；而媒体流传的新能源产业振兴规划草案据说已经初定，总投资额或2万亿元。
致命一击 金融危机
新能源几乎都走过了同样的历程：高额利润诱惑，疯狂投资，产能过剩，最终泡沫破灭。
据统计，截至2009年3月，无锡尚德施正荣财富缩水80%，居第二位的是江西赛维彭小峰，财富缩水79%。
人们不禁疑问，光伏行业的领先者竟然缩水8成，这个行业到底发生了什么？
施正荣的反思掷地有声：“中国为什么诞生这么多光伏企业，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财富效应，再一个是政府在后面推波助澜，举国上下到处在建光伏产业园，这实际上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但尚德自己也一样推行扩张政策，扬州、扬中、洛阳、无锡、上海，多个生产基地的扩建项目同时推进，力争2012年达到5000兆瓦产能。
非理性的投资，透支了这个行业的健康发展应有的能量。中国太阳能产业每年以超过100%的速度增长，将主要原材料多晶硅的价格接连推高，最贵时达到近500美元/千克左右。金融危机突袭，多晶硅价格也从400-500美元/千克跌到目前的80美元/千克，硅料问题拖垮了很多光伏企业。
金融危机对这个行业的刺激不止于此。更重要的是让这个产能严重过剩的泡沫行业加速破灭。
很快，海外市场在金融危机的肆虐下沦陷。海外光伏工程推迟，取消订单，产能过剩从隐忧变为现实……
风能、生物质能和新兴煤化工几乎都走过了同样的历程：高额利润诱惑，疯狂投资，产能过剩，最终泡沫破灭。
2008年底，德国杜尔、英国BP和日本原弘产株式会社几乎同时宣布从中国风电领域撤资，这被业界看做外资重估中国风电价值的标志事件，继而质疑中国风电事业的投资价值。
金融危机冲击了新能源企业，但更多的是让中国重新反思那些曾经疯狂的投资。
没有核心技术：中国组装一台风机有20%的核心部件需要进口。光伏行业的原料依赖进口，原因就是没有生产原料的核心技术。
市场急剧萎缩：生物柴油、煤制甲醇由于没有配套的混掺政策，几乎没有进入市场的渠道；光伏行业的市场几乎完全在国外，受到危机的冲击，海外市场的萎靡也就宣告了光伏行业的萎靡。
政策依赖明显：国际上新能源行业都是在政府的政策扶持下才可以维持；光伏发电有市场竞争力最乐观的说法也在10年以后；生物柴油、煤制甲醇在随着高油价时代的结束，几乎与成本形成倒挂……
奥巴马新政 又一轮泡沫？
虽然金融危机让这个行业面临了一次挑战，对某些企业甚至是灭顶之灾，但是全世界对新能源的热情依然不减。
热衷于新能源的并非仅有中国的企业家。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次贷危机以来,可再生能源为投资对象的基金产品规模和数量均翻了一番。
据金融危机来袭前的统计数据，2007年全球太阳能上市企业的平均市盈率超过100倍，是全球股市平均市盈率的四五倍。体现全球可再生能源股票价格变动情况的世界新能源总回报指数在过去5年内累计增长了281.62%，而同期摩根士丹利世界股票综合指数和世界能源指数仅分别上涨52.26%和95.17%。
最新的消息显示，最成功的互联网公司Google正在疯狂进军新能源领域。
Google目前已经在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与专注于太阳能的eSolar公司和专注于风能的Makana合作，前后对其分别投资了1.3亿美元和500万美元。另外，Google在2008年5月还向太阳能发电公司Bright Source投资了1000万美元。
Google做的就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的：“你们可以在拯救世界的同时赚到钱。”
危机的余波犹在，全世界要找到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奥巴马给出的答案就是新能源。
它能否如奥巴马所愿，成为新一轮经济发展的动力？讨论在继续。
新能源曾让投资者欢喜，也曾让有识之士担忧。而今把新能源的发展提升到这种高度，引发的担忧似乎更为猛烈。
有人担心，这将是再一次泡沫的开始：2000年的IT高科技泡沫，被随后崛起的房地产和金融泡沫消灭，然而金融行业和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导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奥巴马试图用新能源来刺激经济复苏，被质疑为只是在用一个更大的泡沫来填补上一个泡沫的亏空。
与网络、房地产行业不同的是，新能源行业更加倚重政府资金和政策扶持，包括为使用新能源所需要的汽车、供暖、电力设备的改造。因此新能源泡沫一旦破裂所导致的社会影响将会更大，它将波及政府、企业、民众等各个层面，影响金融、基建、电力等其他相关行业……
有一组数据的对比：据美国ITULIP技术咨询公司估计，今后5年内，新的泡沫化资产总额将达到4万亿美元，到2020年增至20万亿美元。而美国1990年至今的房地产按揭贷款余额不足10万亿美元，其中导致此次次贷风波的次级高风险贷款总额仅为2万亿美元。
经济学家对其抨击更为彻底，“现在新能源企业没有一个可以不靠补贴生存，这样的行业要想成为主流是不可能的”，谢国忠直言，这是在赶潮流、搞概念，信这个东西最终会被套进去的。
他的担心不无道理，美国兰德公司报告指出，整个可再生能源部门仍属幼稚工业，目前很难与传统的能源行业进行市场竞争。太阳能、风能发电成本仍为火力发电的3-10倍，如无强制性规定，根本无法进入市场。
据麦肯锡咨询公司统计，平均每个可再生能源技术企业的创业资金约需1400万美元，中期投资约在1亿-2亿美元，并需要更大规模的基建与之配套，很多一窝蜂上马的企业根本没有这样的实力。因此，这个行业的健康发展令人担忧。
不过，新能源的远景不容怀疑，因为长远来看，传统能源的枯竭必然到来。已经走在了前面的欧美，开始实施更大的政府推力。而且，据国际政治学者的分析，奥巴马的新能源政策将会对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产生影响。
日本有更强烈的危机意识：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后，日本政府推行能源“阳光计划”，30年坚持实施新能源战略，并确定了激励导向、政策导向、价格导向等一系列措施办法，在“战术”层面确保新能源战略付诸实施。
而中国的新能源行业遭到最多诟病的正是未来竞争的关键：技术。无法掌握新能源竞争的核心，中国将难以保证不会再次沦为“世界工厂”的境地。
[新能源危机之太阳能］
危机观点: 建太阳能发电站。以前是生产水泥，现在是做房地产。
彭小峰 扩张步伐依旧
最近几个月，江西赛维董事长彭小峰都是在欧洲度过的。经过考察与洽谈，彭小峰最终决定和Q-Cells合作。Q-Cells是全球最大太阳能电池制造商，“已与硅片生产商赛维LDK太阳能成立新的合资公司”的消息也是由Q-Cells发出。
这个消息得到了彭小峰的确认，“4月9日，我们与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电池制造商Q-CellsSE组建了合资公司，利用各自优势节省电站的建设成本，共同致力于光伏电站的开发。”按照他的介绍，目前该合作项目的供应链已经就绪，首批40兆瓦合资项目也已开始。
其实，Q-Cells及Solon等国际同行业的领先者都遭受了经济危机的重大创伤。光伏行业分析师判断,在产业价值链中能够兼顾较多层面者,可望能够度过这场经济危机。
或许彭小峰的危机并不是致命的。市场人士认为，在“拥硅为王”的时代，赛维和尚德两家公司在2008年高价囤积了大量多晶硅原料，随后市场价格直线下跌对其造成重大损失。而赛维与Q-Cells的合作能否在危机中创出一条新路值得期待。
虽然财富缩水，虽然市场恶化，但赛维扩张步伐依旧。
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上很多巨型企业都加入或扩大在光伏行业的投资，从美国的Intel、IBM、HP、GE到欧洲的博世、BP以及韩国的三星、现代、LG、台湾地区的联电。
彭小峰断定，这些巨型企业的加入，无疑预示着光伏产业加速发展的春天已经到来。
赛维不断调整产能目标。在过去的一年，880兆瓦的产能规划提前实现后，彭小峰把规划提高到1000兆瓦。8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达到G瓦产能的光伏企业，公司又把产能目标提高到1200兆瓦。
而对2009年的目标，彭小峰并不是完全忽视危机的影响。从1600兆瓦到2000兆瓦再到2200兆瓦的产能规划不断调高之后，彭小峰在09年的公告中把这一目标调回到2000兆瓦。不过，可以预见的是，如果形势有所改观，彭小峰的产能规划还会进一步提高。
“手上的订单已排至2019年，总量超过14GW，成为全球在手订单最多的多晶硅片供应商。” 彭小峰依然自信。
另一方面，在无锡尚德、阿特斯等太阳能公司停止产能扩张步伐以应对危机的时候，赛维的合同发货量也要求他不能停止产能扩张的步伐。
赛维扩张的另一方向是向上游硅料进军。投资120亿、产能达到1.5万吨的硅料项目早在2007年就已经在规划，其时彭小峰已经预测到2009年硅料价格会有回落，希望可以赶在价格转折之前赚取高额利润。随着硅片产能的不断扩张，在2008年彭小峰也加速了硅料项目的生产计划。
外界对这一规划质疑颇多，彭小峰置之不理。他要把光伏发电做到可以和常规能源竞争，就必须降低硅料的成本。这是他斥巨资启动1.5万吨硅料项目的原始动因。
同时，作为应对危机的措施之一，彭小峰还选择了建太阳能发电站。
赛维自己的说法是，以前是生产水泥，现在是做房地产。我们要问：彭小峰有这样的能力吗？
[新能源危机之太阳能］
危机观点: “只要把产品做出来就能卖钱”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瞿晓铧 转型提前到来
2001年加拿大籍华人瞿晓铧拿着德国大众一笔订单，回到中国创建了阿特斯光伏电子公司。这几乎与同是海归的施正荣创办无锡尚德在同一时间，比彭晓峰早4年。
2006年11月阿特斯成功登陆纳斯达克，早于2007年上市的江西赛维。
但这样一家公司一直以来隐逸于公众的视野之外，任光伏行业的“江湖”翻天覆地。
瞿晓铧与彭晓峰每一两个月就要见一次面，喝茶聊天，谈行业，谈发展。或有共鸣，或有分歧，两个人依旧按照自己的风格，做自己的公司。
如果不是金融危机的到来，或许还不会显出阿特斯的不同：在施正荣和彭晓峰财富缩水数以百亿计的时候，CSI-阿特斯董事长瞿晓铧的财富成倍增长。2007年他财富身价8亿元，2008年他的财富达到31亿元。
在光伏行业，有一个说法叫做“拥硅者得天下”，这也刺激了光伏企业对多晶硅的追逐，导致其价格最高时接近500美元/千克。
瞿晓铧曾经在加拿大ATS公司及所属的Photowatt光伏公司先后担任过光伏材料采购主管、亚太地区技术副总裁和光伏战略计划及业务开发总监等职务，他看到过多晶硅价格在10美元/千克的时候。
他判断即使成本有所上升，这个价格也已失去了理性。按照光伏专家王长贵的说法，多晶硅的成本也就在20多美元。
阿特斯赢在多晶硅，就是把硅料控制在最少：“我经常把它控制在1亿多美元的样子，就相当于维持1-2个月的生产量。”
同样是硅料问题，拖累了无锡尚德。据业内人士透漏，无锡尚德一个更大的问题是长约，“它的长约比较多，使得以后的灵活性降低”。
而由于太阳能是一个“高”依赖政策的行业，各国的太阳能政策不能忽视。“各国的太阳能政策推出速度跟全世界产能的发展速度不是完全匹配的，再加上有些国家的太阳能光伏政策会有一个切换点”。瞿晓铧说。
经济危机带给光伏行业的除了冲击，还有什么？施正荣的观点是挤出了行业的泡沫，彭晓峰的观点是使光伏发电的成本下降，这个行业的春天真的要来了。
瞿晓铧也有自己的看法：“太阳能光伏行业转型，提前到来了。”他看到的是，经济危机不仅仅是引起需求下降、价格下降，同时它把整个行业带入一个下降的阶段，原来高速增长、自己跟自己竞争的阶段已经过去了，往后整个太阳能光伏行业会有相当一段长时间的等待，然后是整合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我们要做的是找到一种新的成功的经营模式。”新的商业模式将以怎样的形式体现？瞿晓铧三年以前就有这样的观点:这个行业最终会走像中国的通讯设备行业走过的路，会从简单的组装，到取得核心技术，到能够掌握重要设备，然后形成自己的集成能力，最后走到海外承包大型项目。
因此，他预言，以前“只要把产品做出来就能卖钱”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问及瞿晓铧在这个过程中，阿特斯面临的困难是什么？他的回答颇为巧妙：“我觉得我们的挑战是：怎么样能够成为第一个在太阳能行业中商业模式转型成功的企业。”
[新能源危机之风能］
危机观点: 各路资本蜂拥进入风电领域，一哄而上的结果必然是产能过剩。
武钢 风电已经过热
如果要找一个行业不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恐怕很难。但不可否认的是，风电行业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仍然保持了高速增长的扩张势头。
2008年中国风电装机容量成倍增长，达到1221万千瓦，跻身世界风电装机容量超千万千瓦的行列，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风电大国。据新能源专家王长贵介绍，2007年这个数字还是600万千瓦。
清华大学和英国石油公司（BP）联合建立的清洁能源研究教育中心学者埃立克·马里提诺预测，照这样的发展，中国在2020年风能发电装机容量将超过300亿瓦特，这将和中国预期的太阳能总装机容量不相上下。
从企业层面来看，投资的步伐也没有受危机的影响而减缓。
中山明阳电气是目前中国风电设备制造企业中扩张速度最快的企业，据该公司公布的资料，2009年初,该公司与天津市津能集团共同投资建设了一个3MW以上的风电整机制造基地，项目整体达产后可实现600台整机及600套叶片的产能。
中国风能协会副会长施鹏飞介绍，内蒙古、甘肃、河北、江苏等省区风能发展以年均50%的速度增长。
资本市场也对风电行业充满了热情。金风科技在2008年10月股价最低时为14.98元，但从2008年底经过反弹行情后已达40多元,上涨近两倍；中山市明阳电气已与新加坡四维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达成6.85亿元战略投资意向，而在这之前该公司已先后7次成功引入战略投资者，融资总额达8亿元。
不仅中国，全球风电也在进入一个高速增长期。德意志银行报告显示，风能产业正在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并预计到2015年行业的总产值将增至目前的5倍。
在新能源行业中，之所以风电可以逆势增长，是因为以目前的技术成熟程度和经济可行性看，风能最具有竞争力。
但是中国的情况不容乐观。金风科技董事长武钢在风电行业10年有余，他在接受《英才》采访中流露出担忧：“这个行业目前的情况已经过热。”
几年时间中国诞生了70多家风机制造企业，据武钢观察，还有企业正在进入这个行业。而全世界其他国家只有十几家风机制造商。
各路资本蜂拥进入风电领域，一哄而上的结果必然是产能过剩。
中国风能协会副会长施鹏飞的观点很明确：“不是有过热迹象,而是已过热,接下去几年可能会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况。”
金风科技去年的产能是300万千瓦，整个中国2008年的装机容量也就1000多万，行业的前三名就可以实现这个规模，过剩的情况可想而知。
而且，风电行业的前五家占了整个市场份额的80%以上，剩下的60多家要争夺剩余的市场份额。
武钢对这个行业的总结是风险在加大，“过热，盲目。”
针对行业局势，以及金融危机以来经济低迷的影响，金风科技开始了主动降价。这样的结果武钢看得很清楚，“零部件制造商的日子可能会紧一些”。
危机以来的投资高潮最终迎来的还是困境，业内人士分析，风电领域到了挤出泡沫的阶段。
[新能源危机之生物质能］
危机观点: 没有出台配套的计划或指导意见，规模化和商业化也没有明确的时间表，一些先期进入生物燃料领域的企业根本没有进入市场的渠道。
辛华鹏 倒在金融危机之前
辛华鹏能做的事情就是等，等待形势明朗然后复产。
2004年青岛绿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辛华鹏开始涉足生物柴油，年产生物柴油6000吨左右，一年可以获得超过千万元的利润。经过了2005年的黄金发展阶段，辛华鹏开始扩大产能。2006年，他在济南建设了济南绿诺，设计产能是2万吨。
还在金融危机来袭以前，这个行业就提前进入了绝境：在物价上涨的大背景下，生物柴油原料价格成倍增长，生物柴油的生产成本每吨接近7000元，而当时的售价是6000元左右，每卖出一吨，赔1000元左右。
辛华鹏只能选择停产。2007年他就停止了济南绿诺的生产，青岛绿诺在2008年也没能坚持多久。
这只是生物质能的一个缩影。据辛华鹏的介绍，在一两年的时间内，仅山东就涌现出大大小小20多家同类生产厂家，年总产能在20万吨左右。
而今的情况是一半关门，一半停产。曾经的一度辉煌成为历史，这个行业健康发展还面临着持久的挑战。
绿诺生物柴油的原料是油脂。在投产之前，辛华鹏就发现做生物柴油的原料是一个大问题，市场上“废油脂的问题就是量比较小”，但看好这个行业，在2004年辛华鹏还是义无反顾地开始做了。
2004年废油脂价格在1600-1800元/吨，柴油价格是4800元/吨左右。但是到了2006年，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介入者，原料有限的废油脂价格开始猛涨，从1600元/吨最后飙升到4000多元/吨，当时的柴油价格也就是4000多元/吨。
“基本上在2007年初这个价格就不能做了”，辛华鹏的工厂也就只好停了下来。
用废油脂作为原料，这并不是辛华鹏的选择错误。整个生物质能行业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原料。除了用废油脂作为原料，还有玉米、甘蔗等粮食作物，但“与人争粮”成了诟病生物质能源的主题。
英国皇家化学学会主席Richard Pike估计，“英国若用生物燃料替代1%的柴油和汽油，种植原料所需的土地是其国土面积的1%”。
中国依靠全球5%的耕地供养全球20%的人口，粮食安全问题一直突出，其中谷物和食用植物油脂都是净进口。因此，利用耕地种植生物燃料作物或者将粮食用来制取燃料不现实。为此，国家在批准了4家陈化粮燃料乙醇定点生产企业（黑龙江华润酒精、吉林燃料乙醇公司、安徽丰原生化以及河南天冠）之后，于2006年全面叫停了其他粮食深加工项目。
生物质能的窘境不仅在中国，2006-2007年，许多欧美生物柴油厂的利润被原料价格的上升侵蚀殆尽，只能依靠政府补贴维持。
很多国家都对生物柴油的市场制定政策保障：2007年3月，欧盟首脑会议提出了生物燃料不少于运输燃料10%的目标；同年底美国颁布《能源自主与安全法》，提出2020年生物燃料替代20%运输燃料的目标及逐年计划；印度计划于2017年汽油中乙醇的掺混比例达到20%。
据测算，混掺比例在20%不会影响柴油的使用质量。中国2020年的规划中生物燃料替代率却仅有2%，而且政策的可操作性低，没有出台配套的计划或指导意见，规模化和商业化也没有明确的时间表，一些先期进入生物燃料领域的企业根本没有进入市场的渠道。
而且，中国的生物柴油没有补贴。看来，辛华鹏对销售市场的无奈还将继续。
[新能源危机之新型煤化工］
危机观点: 煤制甲醇面临的最大竞争不在国内，而在中东。
榆林能化 没有应对思路
市场的冲击让榆林能化没有了思路。
榆林能化是兖州煤业的控股子公司，其煤制甲醇项目规模为年产230万吨。2009年4月，榆林能化的一名员工告诉《英才》记者，公司领导一直在忙着开会，但依然找不到应对困境的思路。
榆林能化遇到的困难是煤制甲醇的共同问题。2009年4月华东地区甲醇的市场价在2000多元/吨，广州地区的价格最高也是2300元/吨。可按照行业的一般标准，甲醇的生产成本在2400元/吨左右。
去年初华东地区甲醇价格从2900元/吨一路稳步上扬，到5月底，价格一度攀上4930元/吨。其后，华东地区甲醇价格又一路下滑，10月跌至2500元/吨。自那时起，投资煤制甲醇项目的公司就开始寻找“生路”。
今年4月，陕西神木化学有限公司负责宣传的周部长面对《英才》记者的采访，强调的就是困难，“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很严重，情况很困难。”
由于过去几年油价持续走高，煤制甲醇在内的新型煤化工也迎来了自己的暴利时代，大小公司纷纷涉足煤化工。据不完全统计，投入煤化工的资金高达4000亿元。
甲醇现价跌破成本线半年有余，他们的困难境地可想而知。
实际上，在去年9月发改委就意识到投资煤化工的盲目热情，加强了对煤化工项目的管制，叫停煤制油项目。
对甲醇的管制政策尚不明确，这让热衷于投资新型煤化工的企业找到了突破口， 2008-2010年在建、拟在建的煤制甲醇项目达到3700万吨。
市场给他们上了一堂课：2007年甲醇的销售量才只有1000万吨，2008年下半年至今，随着价格倒挂，煤制甲醇没有了销售市场。
煤制甲醇由于短期内上马项目过多导致产能过剩，即使不出现危机的冲击，煤制甲醇项目也不会有他们所期望的利润空间。
除此之外，它还将面临更为复杂的市场、政策环境以及技术难题。
中国矿业大学煤化工专家解强认为，煤制甲醇面临的最大竞争不在国内，而在中东,“煤可以做甲醇，但首先要汽化，过程比天然气汽化复杂的多，中东地区天然气价格低廉，甲醇装置规模大，具有竞争优势。”
这种说法得到了市场的印证，“进口甲醇主要来自中东，价格始终紧盯国内价格，到岸价总比国内甲醇价格低50-100元/吨。”陕西渭河煤化工集团运销与市场部副部长李少春如此表述。
至于政策环境，中国富煤贫油，国家在政策导向上是支持对煤的综合利用，但问题的关键是没有具体的支持措施。
甲醇主要作为中间化学产品，直接消费量不过30%。但甲醇、二甲醚掺烧标准等产业政策均未出台，国家层面已把高比例和低比例燃料甲醇的标准制定工作列入了议事日程，发改委早有透露高比例甲醇燃料标准计划，只是至今仍然没有正式公布。
此前甲醛燃料并未得以大面积推广，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国家标准的缺乏是主要障碍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