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个农民的葬礼在宁都县城举行，我必须凌晨三点从赣州开车赶回去。
　　逝者88岁，按辈分应是我的堂伯父，不过，我从小都习惯喊他堂爷爷，因为他的年龄比我亲爷爷还要大几岁。
　　堂爷爷生前，花了60多年时间去守护一个村庄。但这个叫下湖塘的村子像多情女子，她把堂爷爷的时光，零散地分给了田野山岗、小桥流水，还有那坠入炊烟中的落日，逃出黑暗的星月。
　　田野里，黄牛老了又换，水稻割了又长。堂爷爷离开村庄，并非他爱得困了累了不想再爱了，只是因为，儿女都进城了。
　　不过，堂爷爷身上勤劳憨厚的农民烙印，并没有因为后来进城生活了二十多年变得模糊。
　　在我看来，堂爷爷就是“可爱”的代名词，以至于十几年不见，我仍能瞬间想起他乐呵呵的样子。堂爷爷早年做过村小组的生产队长，是组里资格最老的党员，村里人都喊他“王队长”。虽说后来村里接任的还是王姓队长，但几十年来只要村里人一提“王队长”，大家都知道说的是堂爷爷。
　　堂爷爷特别容易满足，闲暇时，一副纸牌、几颗棋子、半壶水酒，便足以让他的生活乐趣充盈，似乎再艰苦难熬的日子，只要往他家的火炉上煮煮，也会清香四溢。
　　一晃十几年没见堂爷爷了，今天，我顶替已故的父亲，披着凌晨三点的大雾回去，只为见他最后一面。小车，看破了我的心事，它在大霧中放缓了脚步，以一种摸索的姿态，悄然地向目的地靠近。
　　到达这个被誉为文乡诗国的小城，不过清晨五点。街上还很冷清，只有零星散布的早餐店还亮着几盏无精打采的灯。我走进一家店，只不过想吃个真正的早点，但馒头包子还没来得及熟透，肉丸正在热锅里翻滚浮沉。雾蒙蒙的大地，在寒风中半睡半醒，没有丝毫想搭理我这个突然闯入之人的意思。我信步在街道游荡，一种好像在哪见过的冲动，试图拾捡我读书时遗失在这的记忆，可在指尖触碰的瞬间，它们又突然隐进白雾。
　　我躲进车，打算睡一会儿，可那些隐入白雾的记忆，总是浮现在我紧闭的双眼里。
　　我首先想到了爷爷，那个即使草帽被风吹落，也会抡起锄头追着风打的急性子老人，他和奶奶是在六十岁左右放下锄头洗脚上岸的，还来不及拍打身上的泥土，便被叔伯搀上小车，拉进城里去看风景了。那时候，对于农村的人来说，没见过的、新奇的东西就是风景，县城像风景区，有人进“景区”一趟可以回村里讲几年，得知爷爷奶奶要住进“景区”，很多村里人都挺羡慕。
　　进城后，奶奶交了新朋友，围住麻将桌，开心得很，再也没时间像以前那样隔三差五和暴脾气的爷爷拌嘴斗气了。可爷爷没有朋友，他不打麻将，连拉了几十年的二胡也老掉牙，他过不惯城里的日子，没心情看风景。
　　一个中秋节前，爷爷开始实施返乡计划，偷偷坐班车跑回了下湖塘。我的叔叔伯伯急坏了，在县城找了又找，像忘带打火机的老烟枪，翻遍了所有口袋却怎么也点不上叼在嘴里的烟。还好村里的邻居给城里来了电话。
　　后来我才明白，虽然爷爷几十年风里来雨里去，在家里说一不二，其实内心深处也有脆弱一面。他告诉我，进城后没多久就后悔了，但一切都没法挽回，田地已经转给了亲戚打理，他拉不下脸再往回要。
　　实际上，在很多村里人看来，但凡能随儿女进城的人，都是去享清福的，如果进了城又返回乡下生活的，不是混不下去了就是儿女不孝顺。和没法向亲戚往回要田地相比，或许爷爷更担心的是村里人误解自己的儿子，正是“进城不易回村更难”。
　　道理，爷爷懂，可他不想死在一个远离下湖塘村的陌生城市里，所以整天很苦闷。
　　后来，坐车逃离宁都成了爷爷抵抗现实的最后武器。经过十几年的“交战”，爷爷头发更白，步子更蹒跚了，终于有天摔了一跤，不得不坐上轮椅。在爷爷生命快走到尽头时，儿女们给他吃了颗定心丸，提前带他回了下湖塘。
　　同样不肯离开下湖塘的还有我爸，他是病到吐血，都不肯离开村子去县城看医生的又一个倔强男人，病重那年才57岁。57岁，这是一个无比尴尬的年纪，按照我们农村的旧俗，逝者未满花甲是无法进厅堂的。那一年，在宁都县人民医院，眼看爸撑不住了，有亲人建议我做好在县城火化的准备。可爸早就和我说过，他不火化，一想到火化时噼里啪啦的场面就胆战心惊。一边是爸的遗愿，一边是村里的旧俗，它们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那个深夜，我跌跌撞撞地冲进了医院的厕所，欲哭无泪不停捶墙。后来，我和妈排除各种困难和阻力，在爸气若游丝时，雇了一辆面包车将他从县城运回了老家。
　　爷爷和爸，这对血脉相连的父子，连骨子里的固执竟也这般相似。三年时间，两场葬礼，让他们在赤条条来的地方，又相继赤条条地去。
　　清晨七点多，或亲或友，三三两两，开始陆续来到我堂爷爷生前住过的那间小屋外等候。亲人们披麻戴孝，面带伤感。我脸上的悲伤，已经藏进了胸膛。在我看来，死亡真正的可怕之处，并非生命终结本身，而是在面对它时挥之不去的忐忑和恐慌。
　　可人从出生时的第一声啼哭开始，便注定有一天会死，亲人去世，我们悲伤，可终归有一天，我们也会因此惹别人伤怀，但正如鲁迅在《死》中所言，“一世只有一次，无论怎样，总是受得了的”。
　　堂爷爷，走了，便是走了。堂爷爷的儿女们用眼泪来填充悲伤，哭声弥散在空气中，随寒风袭来，而我只看见一片秋叶，慢慢飘落。
　　在仁善孝顺的人看来，哪怕穷困潦倒的老人，也是不可复制，他们只定格于某一瞬，嵌入人们记忆胶片中的某一格，然后被皎洁如水的月光，年复一年地冲洗，在清晰后慢慢泛黄，在泛黄时愈加清晰。
　　做女儿的，永远是在父亲灵前哭得最肆意的那个人，这一点，无关城里和乡下。堂爷爷是在几天前一个放晴的冬日里离开的，我看见他的女儿此刻仍哭得稀里哗啦。
　　随着祭拜的队伍轻轻地从门外挪进了这间小屋，老远就发觉，灵台上照片中的堂爷爷在笑，他在乐呵呵地冲我笑。
　　轮到我了，点上三炷香，走到灵台前，还未下跪泪已先流。生命有时脆弱如纸，悲伤总是一捅即破。 　　一拜，我眼里只有泪。
　　再拜，我想起了我爷爷和我爸。
　　三拜，我像被困在了一片雪野。
　　上香，祈祷，礼毕，起身。
　　我轻轻地退出小屋。
　　县城的葬礼，程序远没有农村繁杂，它不会因为堂爷爷的农民身份而区别对待。
　　吉时一到，便是真正的告别。堂爷爷从相片上飞进那个冰冷、狭小容器（骨灰盒）之前，仿佛又环顾了一遍小屋，这个伴他打发寂寞孤独，一字一句学他唠叨，一遍一遍陪他下棋，几乎盛满了他晚年岁月的时光大容器。这个“小容器”，马上就要用它的冰冷将堂爷爷与“大容器”分开，用一场永不回头的出走，将“大容器”彻底掏空。
　　出了小屋，送葬队伍开始走向公墓方向，堂爷爷躺在那个狭小的容器里，最后一次从城市的繁华和喧嚣旁路过，正如他生前每次拄着拐杖走过这里一样。
　　一个拐角处，一道目光与我撞了个满怀，这是来自轮椅上的目光，它如突然袭来的一道闪电，扫过我，扫过这支送葬队伍，仿佛在搜寻着什么，却又瞬间消失。再看时，轮椅上的老人已回头，正和身后的老伴悄声说着什么，嘴动得很吃力，像离开水后行将死去的鱼。
　　死亡，对于逝者，是回不去的昨天，但对于轮椅上的老人来说，就像触手可及却又永远无法预知的明天，有多少时间可以用来悲观和失望？
　　堂爷爷在告别城市上空的最后一抹烟云后，躺进了世间最大的容器——这片支撑他们刨食的黄土，终于和等候多年的老伴久别重逢。虽然，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不像他记忆中下湖塘的模样，却也是儿女们为他筑的一个港湾。
　　送别的步伐，总想用急促来掩盖不舍，结果往往事与愿违，让不舍把来时的脚印掩埋，使送别的人迷失方向，在归途一步一徘徊，三步两回头。
　　斯人已逝，好好活着，便是逝者留给骨血至亲们的终极遗愿。
　　回赣州后，我和妻子提起这场葬礼。妻子说：“堂爷爷是一位朴实的人，我第一次见他时，他正和咱爸下象棋，那种专注、认真的表情令人难忘。当时，咱爸悄悄地告诉我，堂爷爷骨子里还是好强的，要让他赢，那样双方都开心。只是，没想到咱爸走得那么快，堂爷爷走得这么突然。”
　　山岗上，老坟草枯了又长，新墓泪干了泥黄。
　　如今，从宁都县城到下湖塘不过半小时车程。县城不再是风景，可下湖塘仍像多情女子，她把我和村里人的愛，零散地分给了小桥流水田野，坠入炊烟中的落日，逃出黑暗的星月，还有葬着爷爷和爸的山岗，只是负了堂爷爷。
　　但大地相连，血脉相通。此刻，堂爷爷应该正乐呵呵地和我爸在下相聚后的第一局棋吧。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旁边，火炉上，已温好半壶水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