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经济增速红线：7.5%
　　 如果过于强调增长速度的“红线”，再去持续搞刺激政策，不仅无法重回过去的高增长，反而会妨碍结构调整，让经济增长的质量越来越差。
　　刺激政策仍是一种政府主导的非市场化行为。一方面，刺激会延缓市场的自然出清和杠杆去化。而企业盈利能力的恢复必须以市场出清、产能去化、债务消化为前提，否则企业的自由现金流就会一步步被债务黑洞吞噬，无法形成可持续的盈利。另一方面，刺激政策往往以公共和国有部门为载体，导致金融资源向其倾斜，对私营机构产生“挤出效应”，造成“国”进“民”退，不利于结构转型。
　　2.存贷比红线：75%
　　近年来，银行理财、货币基金等金融创新快速发展，深刻地改变了居民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但存贷比考核分母对应的是一般性存款，并不包括货币基金对应的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同业存款，这导致分母被严重低估，无谓加大了存贷比对信贷投放的限制。
　　与此同时，存贷比考核制造了非标等影子银行业务，放大了金融风险，抬高了全社会融资成本，以致经济结构进一步恶化。
　　3.耕地红线：18亿亩
　　土地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其中最重要的“一发”就是“18亿亩耕地红线”。出于粮食安全的考虑，18亿亩红线在旧常态之下有其合理性。但新常态之下，18亿亩红线的局限性日益突出。首先，满足粮食需求的关键不在于耕地的数量，而在于粮食的数量。2001至2012年间，尽管耕地面积下降了4.75%，中国人口增长6.09%，但由于粮食单产增长了18.39%，粮食总产量增长了30.25%，依旧保障了粮食安全。按照原有技术条件计算耕地红线显然不合理。
　　其次，中国目前正处于加速城镇化的阶段，而由于18亿亩耕地的红线要求过高，导致许多可以合理开发的土地无法形成有效供给，间接推高了土地价格，造成了诸如土地财政、强制拆迁、房价畸高等一系列乱象。
　　4.混合所有制红线：50%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核心，而混合所有制的成败则取决于能否让公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真正平等。这一点在旧常态之下并没有完全落到实处。
　　新常态之下，对于大部分可以市场化经营的竞争性领域，国有资本完全没有必要死守主导地位，可以让社会资本发挥更大力量。对于事关国民经济命脉、适合公有制为主导的垄断性领域，国有资本也没有必要死守50%的绝对控股地位，可以借鉴黄金股等国际经验，保留公有资本一票否决权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化力量。
　　5.汇率波动红线：±2%
　　中国目前的汇率制度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政府“管理”的手段有两种，一种是“量”，即直接进行外汇干预，另一种是“价”，即设定中间价以及围绕中间价的波动区间。汇率波动区间的管理实际上与浮动汇率制的自动调节机制相矛盾，但在中国持续面临资本流入和人民币单边升值压力的旧常态之下，限定汇率波动区间有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避免国内流动性被动宽松，有一定的合理性。
　　新常态之下，随着双顺差逐步收窄，人民币单边升值压力明显缓解，汇率完全可以在市场决定下实现双向浮动。此外，在当前改革转型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应该尽量加强独立性，服务于国内的政策目标，而不是受困于汇率波动的红线而一味对冲外资波动，丧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有人担心放宽汇率波动区间后可能会引发资本外逃，但实际上，中国并没有完全实现资本自由流动，而且拥有高外储、高增长、低外债等防火墙，不应因此束缚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手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