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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长吗？在人类历史的诗卷里不过字句而已。60年短吗？它足以让一些人天各一方，让少年白头，伟人成长。时光在人身上留下的印记最深浅难忘。当我们翻阅中老两国建交60年的记忆，我们想讲一些关于人的故事。
这些人里，有中老建交的奠基者、筑路者和见证者。在他们的故事里，中老的友好情谊是那用心写下的一字一句，是一个久别重逢的拥抱，是一方一寸的红瓦白墙。在这些故事里，国之邦交变得可感可亲，在这些故事里，60载的宏大叙事可以娓娓道来。
“从你们身上，我更了解了新中国”
1961年初秋的这天，43岁的刘春（1918～2007）正在外地一所军事学校检查工作时，被召回了北京准备接受新的工作任务。而这项工作正是出使老挝。1961年4月25日，中国刚与老挝王国正式建交，翻开了两国关系崭新的一页。但要写好其中的篇章，对两国而言都并不容易。
当时的老挝刚刚摆脱法国的殖民统治，又遭遇美国的新殖民主义，国内左中右三方力量相互拉扯，军政斗争局势尖锐复杂。而新中国成立之初，也面临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容不得半点松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决定先组建驻老挝王国经济文化代表团，团长由时任中国驻越南大使何伟兼任，由刘春任副团长，主持代表团日常工作，待老挝成立联合政府后，再任命刘春为驻老挝大使。
当刘春到外交部报到时，组织已经成立了一个小组着手进行代表团的各项准备工作。本着精干的原则，代表团由20余人组成，全是男同志。出发前，时任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接见了代表团的成员，他说道：代表团去那里是战时环境，大家的工作实际上是抗美援老。他还引用了“青山到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的诗句勉励大家要艰苦奋斗、克服困难、完成任务。
面对长期遭受帝国主义掠夺和战争洗劫的老挝，困难是随处可见的。刘春曾撰文回忆这段出使老挝的经历，沉浸字里行间，我们仿佛也回到了1961年11月的老挝。当五星红旗在丰沙湾镇的代表团驻地冉冉升起时，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老挝经济文化代表团宣告正式成立。但此时，驻地只有一所带三间屋、一间过厅的土建民房。代表团用两间作宿舍，一间充当会客厅，过厅作小食堂。大部分人员只能住在自带的军用帐篷里，白天酷热似蒸笼，夜间冷若露宿，一个月后代表团才搬进了新建的木架草棚内。为解决用水、生活等问题，代表团在驻地自己打井、开辟菜圃、上山打柴、用空汽油桶搭露天浴室。为了防止匪特的骚扰，全团人员还要在夜间轮流值班放哨，保障安全。
有了大家的共同努力，代表团在老挝的各方面工作很快开展起来。在老挝王国政府的支持下，代表团还在驻地附近居民中开展了文化宣传活动。当地军民很喜欢看中国电影，代表团就经常应邀到兵营和村镇巡回放映。每逢老挝节日，当地居民都热情邀请他们一起联欢。尤其在老挝新年“宋干节”，从政府官员、部队官兵到普通群众，都成批地涌到代表团住所同大家互相泼水祝福，热闹非凡。
年逾半百的时任川圹省长占包先生是当地著名的中立爱国人士，他逢节都带领省府官员前来代表团慰问。他在初次参观了代表团的生活环境后，充满激情地说：“我活了大半辈子，到过许多地方，还从没有见过你们这样的外交官。你们为中老友好，为支援我们抗美救国，甘愿吃这样的苦，真使我们深深感动。从你们身上，我更了解了新中国。”
1962年10月12日，老挝国王在万象行宫接受了刘春递交的国书，刘春正式成为了首任中国驻老挝大使。1963年1月，老挝首任驻华大使坎京·苏万拉西赴任。中老互派大使成为两国关系进入正常化的重要标志。此后，两国邦交虽有曲折，但终能向前发展，成为今日具有广泛共同利益的命运共同体。
那江那人那桥
南乌江是湄公河最大的支流，依江而建的蒙温县弄郊村曾经只是老挝一个普通的小村庄。如今，弄郊村已发展成为一个热闹的旅游点，房屋错落、市场繁荣。而这些改变与横跨江面的南乌江大桥息息相关。
这座有着43年历史的南乌江大桥，如今依旧坚挺，总长256米，是当年中国援老筑路工程中最大的一座桥梁，也是老挝当时境内最长的桥梁。南乌江大桥打通了蒙温县连通老挝13号公路的唯一通道，可抵达桑怒、川圹等省市。因此，大桥建好后，蒙温县便把县城的重心迁移到了弄郊村，从此改变了这里村民的生活。在桥头经营一家旅馆的老人康派就是其中之一，每年靠着这间旅馆，康派一家能有不少收入。
3年前，康派与一帮重回老挝追忆当年筑桥岁月的中国老兵重逢。时隔40年再会，老兵们不仅为桥梁的坚固倍感骄傲，也为村庄的发展深感欣慰。康派则直言：没有这座桥，就没有这个县，这座桥是中老友谊的见证。
分别时，康派与大家拥抱道别，一如40年前他告别这些造桥的中国年轻战士。那时的他们，青春写在脸上也定格在了相片里。1978年4月8日，欢庆南乌江大桥竣工的建造者们纷纷合影留念。合影时，朱申林也在，他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建筑第143团二营营长，该团是修建南乌江大桥的第一梯队。1975年10月，朱申林率领二营全体官兵进入了老挝。
“离开国境线以后，感觉成了没娘的孩子，第一讲话不懂，第二环境陌生，遇到问题谁给你解决？”朱申林回忆道。到了南乌江，官兵们要克服的困难除了语言与环境之外，还有疾病、施工風险、技术攻坚等。当时南乌江大桥采用的是混凝土微拱预应力桥梁技术，40多年前这个技术在中国国内都很少能用。
建造南乌江大桥之初，围堰是重要一步。围堰的一个关键环节，是爆破。负责这项任务的战士里就有143团二营五连的丰柏银。他当时的任务是和排长一起使用20多米的梯子爬到围堰后的内部，进行人工引爆，然后再爬梯子返回。炸药的引线有1.5米～1.8米长，每人每次需要点燃25个炸药后，在1分钟内爬上梯子，才能活着回来。
一次引爆任务出了意外。一个炸药被水浸湿，无法正常点燃，出于安全考虑，丰柏银放弃了。不料，当他爬上来的那刻，炸药爆炸，梯子瞬间被炸断，而排长的一只手刚好被他抓住，才捡回了一条命。丰柏银逃过了一劫，而143团中有8位军人却永远地留在了老挝。 8位烈士中，有朱申林的战友高峰，他走的时候连张照片也没留下。清明时，朱申林都会去看看他。南乌江大桥建成40年的时候，朱申林也故地重游了，再到老战友面前，他说道：“你走了也几十年了，南乌江我们都去了，那个桥还是很好，可惜你没有机会再去看看，最后我们搞得不错的，不错的。"
重逢老同学
走进中国广西南宁市石柱岭二路2号和4号大院里，就能看到几间通体红砖的宿舍楼和红瓦白墙的办公楼，这些独具苏联式建筑风格的楼房颇具年代感。而正是这些装满故事的一砖一瓦，成为我们走进一段特殊岁月的记忆密码。
大院所在的地方是“六七”学校的旧址，这所以数字命名的学校，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无偿援助老挝建设的一所老挝干部子弟学校，因双方于1967年确定创办该校而得名。
老挝干部子弟学校原来在老挝革命根据地桑怒省，根据当时老挝抗美战争形势的需要，转移到了中国。学校设置有幼儿班、小学一至六年级。中方为师生们提供了教室、宿舍、礼堂、医务室和阅读室，并配有专人照料孩子们的饮食和健康。尽管远离家乡和父母，但绿城中的这所学校，为从战火中走出来的孩子们辟出了一片安宁的天地。师长们悉心的呵护，更让他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许多年后，谈起“六七”学校，谈起中国，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亲切地称之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从1968年开始办校教学，到1976年7月迁回老挝国内，“六七”学校的老挝师生累计1074人。昔日那些天真烂漫的老挝孩子如今都成长为老挝各条战线的骨干。2009年修缮后的南宁“六七”学校旧址，则以崭新的面貌继续向世人讲述着这段中老两国风雨与共、守望相助的友好历史。
从南宁到北京，老挝孩子到中国学习生活的故事也在北京的胡同里、八一学校里讲述着。
20世纪60年代，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来自老挝的20多位学生分两批先后来到北京市八一学校就读，其中就包括时任老挝外交大臣贵宁·奔舍那的8位孩子。奔舍那家族的孩子们在八一学校与中学时代的习近平相识相交，由此也开始了一段跨越世纪的友情。
2017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对老挝进行国事访问的繁忙行程里，专门抽时间在下榻饭店会见了老挝奔舍那家族的老同学、老朋友。
“开芸大姐，您身体挺好的啊！”习近平问候道，见到当年在北京八一学校的同窗、绰号叫“小胖子”的萨马诺·奔舍那，习近平高兴地说：“我看你很精神嘛。”这是时隔7年，老同学、老朋友的再重逢。
从年少时奔舍那家族几个男孩子穿的古铜色灯芯绒裤子，到奔舍那姐弟在学校打扫卫生的场景，近半个小时的会见中，习近平回忆起奔舍那家族在北京生活和在八一学校学习的点点滴滴。
一幕幕画面，时隔半个多世纪，如电影一般映入眼帘;一个个故事，更如同紐带，把跨越山川的中老友谊紧紧连结在了一起。
今天的奔舍那家族成员，已成长为建设自己国家的优秀人才，如五女开玛妮·奔舍那担任着老挝工贸部部长兼老中合作委员会主席。习近平勉励他们道：“奔舍那家族是中国的好朋友、老朋友。这几年，大家在不同岗位上努力为两国友好事业作贡献。希望你们继续投身中老友好事业，培养子孙做两国友好的接班人，让两国友谊世代相传。”奔舍那家族第三代成员、开玛妮的儿子宽坎在会见结束后对记者说：“我们要以习总书记为榜样，牢记他的教诲，把老中友谊传承下去。”
让两国友谊世代相传，是期许更是实践。当年的中国驻老挝大使馆如今早已搬到了首都万象，在任的是第14任驻老挝大使;不仅湄公河的支流上架起了一座座新大桥，中老铁路、昆曼公路（老挝段）等重大基建项目更为中老两国架起了新的“连心桥”;而从职业教育培训到高校留学交流，越来越多来华求学的老挝学子与中国青年成了同学，为两国友谊的传承撒下了新的种子。
60年不短，它足以铭刻下厚厚一册中老建交以来的友谊佳话;60年也不长，因为我们友好合作的故事还远未讲完。
·参考史料来源：新华社、广西新闻网、《金华日报》等
这些人里，有中老建交的奠基者、筑路者和见证者。在他们的故事里，中老的友好情谊是那用心写下的一字一句，是一个久别重逢的拥抱，是一方一寸的红瓦白墙。在这些故事里，国之邦交变得可感可亲，在这些故事里，60载的宏大叙事可以娓娓道来。
“从你们身上，我更了解了新中国”
1961年初秋的这天，43岁的刘春（1918～2007）正在外地一所军事学校检查工作时，被召回了北京准备接受新的工作任务。而这项工作正是出使老挝。1961年4月25日，中国刚与老挝王国正式建交，翻开了两国关系崭新的一页。但要写好其中的篇章，对两国而言都并不容易。
当时的老挝刚刚摆脱法国的殖民统治，又遭遇美国的新殖民主义，国内左中右三方力量相互拉扯，军政斗争局势尖锐复杂。而新中国成立之初，也面临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容不得半点松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决定先组建驻老挝王国经济文化代表团，团长由时任中国驻越南大使何伟兼任，由刘春任副团长，主持代表团日常工作，待老挝成立联合政府后，再任命刘春为驻老挝大使。
当刘春到外交部报到时，组织已经成立了一个小组着手进行代表团的各项准备工作。本着精干的原则，代表团由20余人组成，全是男同志。出发前，时任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接见了代表团的成员，他说道：代表团去那里是战时环境，大家的工作实际上是抗美援老。他还引用了“青山到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的诗句勉励大家要艰苦奋斗、克服困难、完成任务。
面对长期遭受帝国主义掠夺和战争洗劫的老挝，困难是随处可见的。刘春曾撰文回忆这段出使老挝的经历，沉浸字里行间，我们仿佛也回到了1961年11月的老挝。当五星红旗在丰沙湾镇的代表团驻地冉冉升起时，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老挝经济文化代表团宣告正式成立。但此时，驻地只有一所带三间屋、一间过厅的土建民房。代表团用两间作宿舍，一间充当会客厅，过厅作小食堂。大部分人员只能住在自带的军用帐篷里，白天酷热似蒸笼，夜间冷若露宿，一个月后代表团才搬进了新建的木架草棚内。为解决用水、生活等问题，代表团在驻地自己打井、开辟菜圃、上山打柴、用空汽油桶搭露天浴室。为了防止匪特的骚扰，全团人员还要在夜间轮流值班放哨，保障安全。
有了大家的共同努力，代表团在老挝的各方面工作很快开展起来。在老挝王国政府的支持下，代表团还在驻地附近居民中开展了文化宣传活动。当地军民很喜欢看中国电影，代表团就经常应邀到兵营和村镇巡回放映。每逢老挝节日，当地居民都热情邀请他们一起联欢。尤其在老挝新年“宋干节”，从政府官员、部队官兵到普通群众，都成批地涌到代表团住所同大家互相泼水祝福，热闹非凡。
年逾半百的时任川圹省长占包先生是当地著名的中立爱国人士，他逢节都带领省府官员前来代表团慰问。他在初次参观了代表团的生活环境后，充满激情地说：“我活了大半辈子，到过许多地方，还从没有见过你们这样的外交官。你们为中老友好，为支援我们抗美救国，甘愿吃这样的苦，真使我们深深感动。从你们身上，我更了解了新中国。”
1962年10月12日，老挝国王在万象行宫接受了刘春递交的国书，刘春正式成为了首任中国驻老挝大使。1963年1月，老挝首任驻华大使坎京·苏万拉西赴任。中老互派大使成为两国关系进入正常化的重要标志。此后，两国邦交虽有曲折，但终能向前发展，成为今日具有广泛共同利益的命运共同体。
那江那人那桥
南乌江是湄公河最大的支流，依江而建的蒙温县弄郊村曾经只是老挝一个普通的小村庄。如今，弄郊村已发展成为一个热闹的旅游点，房屋错落、市场繁荣。而这些改变与横跨江面的南乌江大桥息息相关。
这座有着43年历史的南乌江大桥，如今依旧坚挺，总长256米，是当年中国援老筑路工程中最大的一座桥梁，也是老挝当时境内最长的桥梁。南乌江大桥打通了蒙温县连通老挝13号公路的唯一通道，可抵达桑怒、川圹等省市。因此，大桥建好后，蒙温县便把县城的重心迁移到了弄郊村，从此改变了这里村民的生活。在桥头经营一家旅馆的老人康派就是其中之一，每年靠着这间旅馆，康派一家能有不少收入。
3年前，康派与一帮重回老挝追忆当年筑桥岁月的中国老兵重逢。时隔40年再会，老兵们不仅为桥梁的坚固倍感骄傲，也为村庄的发展深感欣慰。康派则直言：没有这座桥，就没有这个县，这座桥是中老友谊的见证。
分别时，康派与大家拥抱道别，一如40年前他告别这些造桥的中国年轻战士。那时的他们，青春写在脸上也定格在了相片里。1978年4月8日，欢庆南乌江大桥竣工的建造者们纷纷合影留念。合影时，朱申林也在，他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建筑第143团二营营长，该团是修建南乌江大桥的第一梯队。1975年10月，朱申林率领二营全体官兵进入了老挝。
“离开国境线以后，感觉成了没娘的孩子，第一讲话不懂，第二环境陌生，遇到问题谁给你解决？”朱申林回忆道。到了南乌江，官兵们要克服的困难除了语言与环境之外，还有疾病、施工風险、技术攻坚等。当时南乌江大桥采用的是混凝土微拱预应力桥梁技术，40多年前这个技术在中国国内都很少能用。
建造南乌江大桥之初，围堰是重要一步。围堰的一个关键环节，是爆破。负责这项任务的战士里就有143团二营五连的丰柏银。他当时的任务是和排长一起使用20多米的梯子爬到围堰后的内部，进行人工引爆，然后再爬梯子返回。炸药的引线有1.5米～1.8米长，每人每次需要点燃25个炸药后，在1分钟内爬上梯子，才能活着回来。
一次引爆任务出了意外。一个炸药被水浸湿，无法正常点燃，出于安全考虑，丰柏银放弃了。不料，当他爬上来的那刻，炸药爆炸，梯子瞬间被炸断，而排长的一只手刚好被他抓住，才捡回了一条命。丰柏银逃过了一劫，而143团中有8位军人却永远地留在了老挝。 8位烈士中，有朱申林的战友高峰，他走的时候连张照片也没留下。清明时，朱申林都会去看看他。南乌江大桥建成40年的时候，朱申林也故地重游了，再到老战友面前，他说道：“你走了也几十年了，南乌江我们都去了，那个桥还是很好，可惜你没有机会再去看看，最后我们搞得不错的，不错的。"
重逢老同学
走进中国广西南宁市石柱岭二路2号和4号大院里，就能看到几间通体红砖的宿舍楼和红瓦白墙的办公楼，这些独具苏联式建筑风格的楼房颇具年代感。而正是这些装满故事的一砖一瓦，成为我们走进一段特殊岁月的记忆密码。
大院所在的地方是“六七”学校的旧址，这所以数字命名的学校，是20世纪60年代中国无偿援助老挝建设的一所老挝干部子弟学校，因双方于1967年确定创办该校而得名。
老挝干部子弟学校原来在老挝革命根据地桑怒省，根据当时老挝抗美战争形势的需要，转移到了中国。学校设置有幼儿班、小学一至六年级。中方为师生们提供了教室、宿舍、礼堂、医务室和阅读室，并配有专人照料孩子们的饮食和健康。尽管远离家乡和父母，但绿城中的这所学校，为从战火中走出来的孩子们辟出了一片安宁的天地。师长们悉心的呵护，更让他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许多年后，谈起“六七”学校，谈起中国，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亲切地称之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从1968年开始办校教学，到1976年7月迁回老挝国内，“六七”学校的老挝师生累计1074人。昔日那些天真烂漫的老挝孩子如今都成长为老挝各条战线的骨干。2009年修缮后的南宁“六七”学校旧址，则以崭新的面貌继续向世人讲述着这段中老两国风雨与共、守望相助的友好历史。
从南宁到北京，老挝孩子到中国学习生活的故事也在北京的胡同里、八一学校里讲述着。
20世纪60年代，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来自老挝的20多位学生分两批先后来到北京市八一学校就读，其中就包括时任老挝外交大臣贵宁·奔舍那的8位孩子。奔舍那家族的孩子们在八一学校与中学时代的习近平相识相交，由此也开始了一段跨越世纪的友情。
2017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对老挝进行国事访问的繁忙行程里，专门抽时间在下榻饭店会见了老挝奔舍那家族的老同学、老朋友。
“开芸大姐，您身体挺好的啊！”习近平问候道，见到当年在北京八一学校的同窗、绰号叫“小胖子”的萨马诺·奔舍那，习近平高兴地说：“我看你很精神嘛。”这是时隔7年，老同学、老朋友的再重逢。
从年少时奔舍那家族几个男孩子穿的古铜色灯芯绒裤子，到奔舍那姐弟在学校打扫卫生的场景，近半个小时的会见中，习近平回忆起奔舍那家族在北京生活和在八一学校学习的点点滴滴。
一幕幕画面，时隔半个多世纪，如电影一般映入眼帘;一个个故事，更如同紐带，把跨越山川的中老友谊紧紧连结在了一起。
今天的奔舍那家族成员，已成长为建设自己国家的优秀人才，如五女开玛妮·奔舍那担任着老挝工贸部部长兼老中合作委员会主席。习近平勉励他们道：“奔舍那家族是中国的好朋友、老朋友。这几年，大家在不同岗位上努力为两国友好事业作贡献。希望你们继续投身中老友好事业，培养子孙做两国友好的接班人，让两国友谊世代相传。”奔舍那家族第三代成员、开玛妮的儿子宽坎在会见结束后对记者说：“我们要以习总书记为榜样，牢记他的教诲，把老中友谊传承下去。”
让两国友谊世代相传，是期许更是实践。当年的中国驻老挝大使馆如今早已搬到了首都万象，在任的是第14任驻老挝大使;不仅湄公河的支流上架起了一座座新大桥，中老铁路、昆曼公路（老挝段）等重大基建项目更为中老两国架起了新的“连心桥”;而从职业教育培训到高校留学交流，越来越多来华求学的老挝学子与中国青年成了同学，为两国友谊的传承撒下了新的种子。
60年不短，它足以铭刻下厚厚一册中老建交以来的友谊佳话;60年也不长，因为我们友好合作的故事还远未讲完。
·参考史料来源：新华社、广西新闻网、《金华日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