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朝贡体系，亦称东亚封贡体系，是自公元前3世纪开始，直到19世纪末期，存在于东亚、东南亚和中亚地区的，以中国中原帝国为主要核心的等级制网状政治秩序体系。常与条约体系、殖民体系[1]并称，是世界主要国际关系模式之一。然而进入清朝以后，朝贡制度出现了严重的衰落，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导致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西方殖民者的侵略破坏了东方传统的华夷秩序。朝贡制度之所以拥有数百年的生命力，与其制度本身、纳贡国对中国及其世界的看法有着不可割舍的联系。
　　【关键词】：朝贡；东南亚；等级制；华夷秩序
　　一、朝贡制度的兴起与演变
　　朝贡体系的雏形是古代中国（大陆地区）的畿服制度。即中原王朝的君主（或君王）是内服和外服的共主（"天子"），君主在王国的"内服"（中心地区）进行直接的行政管理，对直属地区之外"外服"（边缘地区）则由中原王朝册封这些地方的地方统治者进行统治，内服和外服相互保卫。由此形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世界共主的"天下"概念。
　　在历史发展和文化传播过程中，中心"内府"统治区域不断扩展，许多"外服"地区在接受"内府"地区的社会组织和思想文化观念后，慢慢变成"内服"的一部分，而不断形成新的"外服"地区。在这种内外服之间的不断转化就变成所谓的"华夷之辨"早在中国商朝时期，统治者便已建立了"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的内外服制度，在这个制度当中，中国中原王朝的君主是内外服的共主。君主在王国中心地区（内服）设立行政机构，进行直接管理。在直属地区之外，则由接受中原王朝册封的地方统治者进行统治，内服和外服相互保卫。在朝贡体系影响下，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一个以汉字、儒家、佛教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文化圈内，强调文化上的华夷之辨。
　　二、中国与东南亚“朝贡和册封”关系
　　平等相处，互不干涉，是古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政治关系的本质特征。清朝为了对付东南沿海的反抗势力，曾经多次实行海禁。但是，无论是海禁期间或海禁以后，朝贡活动的经济意义有所上升。海禁时期，朝贡贸易成为唯一的海外贸易形式。非海禁时期，对外国贡使利用朝贡之便进行贸易活动的限制放宽。清朝法律规定：“凡外国贡使来京，颁赏后，在会同馆开市，或三日，或五日。唯朝鲜、琉球不拘期限。”“凡外国进贡，顺带方物，贡使愿自出夫力，带来京城贸易者听；如欲在彼（指入境港口）贸易，该督抚委官监视，毋致滋事。”如暹罗在利用遣使来华进贡的时候，就有所谓的“加贡”、“探貢”、“护贡”、“接贡”等等名目，目的就是多做买卖。另外，清朝政府公开允许朝贡之外尚有互市之国的存在，也说明它已经看到了海外贸易的经济价值和客观需要。
　　三、朝贡制度的终结
　　古代东南亚国家对古代中国进行朝贡有着其心理上和文化上的基础，且朝贡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包括经济、军事、政治等方面）是朝贡得以达成的现实基础。朝贡是一种向地位较高或实力较强的国家表示友好并换取相应的政治、军事援助的行为方式，是一种获得贸易权利和实现双边互利互赢合作关系的先决条件。朝贡所带来的政治、经济、军事利益，既迎合了古代东南亚国家松散的政治特征和集中王权的需要，同时又不悖于古代东南亚国家的骄傲和独立。因此，古代东南亚国家自然愿意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到中国进行朝贡。
　　所谓的“朝贡制度”，基本上是中国统治者虚骄的自我标榜和官吏文人为取悦皇上的阿谀奉承，以及海外诸国统治者或官员和商人以朝贡名義谋求经济利益。朝贡者或受封一方，绝大多数时候并不表现或理解为是实质上的从属关系。可能只有明清时期的中国与朝鲜的关系，才具有某种实质意义上的宗藩关系。实行“朝贡体制”数百年的明清两代，是中国历史上对外关系最封闭最保守的时期。明清两朝的海外政策，基本上是不作为的自我封闭政策，并没有获得对东南亚的实际政治影响力。尽管在少数情况下，有些海外国家的统治者也打算利用这种虚拟的“朝贡和宗藩”关系从中国得到政治利益，如获得中国朝廷对其统治地位的承认以增强其合法性（如越南）、受邻国威胁时能得到中国实质性支援等（如马六甲、暹罗等）。但中国基本上不打算也极少利用这种表面上的、自我安慰式的“朝贡和宗藩”关系来干预海外事务。忽必烈侵略爪哇，是蒙古游牧民族侵略性的表现，当时的中国自身也是牺牲品。中国数百年来对周边国家越南、朝鲜和缅甸的少数几次用兵，多是为了稳定中国边境，与维护所谓朝贡体制和宗藩关系基本无关。
　　注释：
　　[1]世界殖民体系：是指被资本主义压迫、奴役的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庸国。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开放性和扩张性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