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事业，是社会和谐的关键。在一百年前的美国，正是慈善和公益事业的兴起，缓解了贫富差距所导致的社会对立，有效进行了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为美国梦的实现夯实了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
　　经过了镀金时代的社会撕裂和阶级冲突，进步时代（1901-1921年）的美国人开始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新财富观也随之形成。当时的很多作品都在推崇靠艰苦奋斗、发家致富的同时，也在宣扬着“财富得到了，然后又用来回报给社会”的理念。这种回报，既表现在洛克菲勒、福特和安德鲁·卡内基的慈善之举，也表现在20世纪初兴起的慈善屋运动。
　　为解决贫民窟的问题，进步时代的一些慈善组织和公益人士开始兴建“慈善屋”，使之成为特别的娱乐、教育、住宅和社会中心。1900年美国約出现了100间慈善屋，尽管有些杯水车薪，但却开了一个好头。创建赫尔之屋的简·亚当斯女士更是获得了193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当她1935年去世时，已成为当时美国人最崇拜的伟大女性。她也成为后世女性公益人士的人生楷模。
　　慈善屋体现了人民帮助人民的一种公益理念。应该说，洛克菲勒、福特等人投身慈善给美国社会带来了正能量，也为商人、政客及各界人士树立了正向的榜样，但慈善成为一种民族意识和社会风尚，却少不了亿万美国人的参与。从这种意义上说，慈善屋等公益努力，为美国的民族精神注入了更多善意和活力。
　　如今，慈善意识在美国社会已深入人心，每年几近天文数字的巨额捐款也主要来自普通民众，盖洛普民调显示，有84%的美国人每年都会向慈善机构捐款（全球平均值是30%），尽管美国人崇尚“时间就是金钱”，但仍有64%的人在过去的一年间做过义工（全球平均值是20%）。
　　无独有偶，在中国，一些慈善组织和公益人士也在倡导着人民帮助人民的公益新风，这方面，陈里博士倡导的“待用公益”就很值得一提，其“富而有爱，贫而有助，传递爱心”的主旨，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2013年4月12日晚11时，微博粉丝数已达1800万的陈里连续在新浪发出三条微博，呼吁国内快餐店为残疾人、老年贫困者和流动儿童提供一些“待餐盒饭”。这三声“疾呼”很快被台湾人高文麒看到，并在第二天就在自己西安的快餐店里实施了起来。随后，陈里的“待用公益”模式得到更多的企业和民众响应，目前，有来自15个省的25个城市都已经成为了“待用公益”的实施城市。
　　在待用快餐的基础上，陈里希望能衍生出像“待用电影票”、“待用图书”、“待用客房”等一系列惠及各个领域、各种人群的庞大的“待用公益”，进而在社会中形成一种以公益和慈善为基础的“待用文化”。
　　同样是一种待用公益，流行于英美的“慈善屋”也已在中国落地，尽管有的是政府牵头，有的是公益人士兴办，但其实质，都是以民众之爱心，为那些有需要的人提供一个能够遮风挡雨的爱心小屋。
　　事实上，这种“待用客房”或者说“待用宿舍”，在当今房价居高不下、租金不断上扬的背景下有着现实意义。政府、慈善组织和公益人士不妨牵头兴建或改建一些中式的慈善屋，为那些急需就医、求学的中低收入人群以及收入微薄的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安身之所，即便只是蜗居，但其传递的社会爱心却足以让充斥着水泥森林的城市多了几份人情味，多了几许温情。更重要的是，这也是一种爱心教育，无论是受益的青少年，还是公益人士的子女，都可从中得到爱的教育，认识到做人所应有的善意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