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30岁的钱伟长已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出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的总工程师，领导着600人的工程师队伍。他的事业如日中天，前程似锦。但他一直怀念着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践踏下的祖国，为自己的科研成果不能为祖国服务而感到内疚。
　　抗日战争胜利后，钱伟长急切地想要回国效力。他对挚友说：“现今国内力学界的杰出人才较少，而富国强民又离不开力学。我回去正好可以开拓祖国的力学事业，乃至航空事业。”由于他在科研中接触了美国的大量军事机密，如果公开提出回国，美方不可能顺利放行。于是他制造了短期回国探亲的假象，轻装简从，将大量书籍、资料留在了办公室，還在住所预付了半年房租。1946年5月，他放弃了在美国近10万美元的优厚薪酬，怀着报国的满腔热血，终于回到了祖国。
　　回国后，钱伟长在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执教，起初的月薪，还不够买两个暖瓶。自1948年春后，他的生活更加困难，几乎全靠小米和白菜度日，比起“三月不知肉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迫于生计，他奔波于清华、北大和燕京三所大学工学院，几乎“承包”了三校物理系中所有的基础课，可依然不得温饱。长女出生后，他连买奶粉的钱都没有，不得不向单身同事、老同学借钱维持生活。
　　1948年8月，有位友人自美返国探亲，看到钱伟长的窘迫困境就说，美国加州理工大学喷气推进研究所的工作进展较快，希望你回去复职，带全家定居，年薪至少10万美元。
　　为了摆脱当时的生存困境，钱伟长不得不作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到美国领事馆申办签证，返回美国工作。他在填写申请表时发现，最后有个必须回答的问题：“若中美交战时，你是否忠于美国？”他毫不犹豫他填写了：“NO！”这就等于说：“我不去你美国了。”
　　2010年7月，在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对钱伟长做专题访问时，主持人曾问及当年签证之事。他说：“如中美交战，我当然忠于中国了。我是中国人，我不能忠于美国。我填了一个‘NO’，不管多艰难，我绝不卖国。我在这一点上是毫不犹豫的。我是忠于我的祖国的。结果就因为这个，美国不让我去了。”
　　在回首近百年的人生之路时，钱伟长自豪地说：“我是中国人，爱国是我终生不渝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