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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怎么看也不像影视剧里的地下工作者
“他好像什么都不会，不会武功，也不会密写，连交谊舞都不会跳。其实，要都按照影视剧里的那套来做地下工作，他可能早完蛋了。”
近年来，谍战剧热播，越来越多的人对隐蔽战线兴趣渐浓。为了剧情需要，影片中的谍报人员都被刻画成个性十足，甚至是三头六臂。历史中真实的情报人员究竟是什么样子？他们和普通人真的不一样吗？记者采访了中共谍报史上“后三杰”之首的熊向晖（1919-2005，原名熊汇荃，193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9年3月至1947年5月，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建国后，历任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常任代办、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中国驻墨西哥首任大使、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等职。）之女——熊蕾。她眼中的老爹就是个普通人，“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老爹，我只能说，他很‘另类’。但他怎么看也不像影视剧里的那些地下工作者。他好像什么都不会，不会武功，也不会密写，连交谊舞都不会跳。其实，要都按照影视剧里的那套来做地下工作，他可能早完蛋了。”下文为熊蕾口述。
“谁规定搞地下工作一定要会跳舞？”
老爹出生于1919年4月，我爷爷当时任山东省掖县（今山东省莱州市）的推事，也就是县长，后来曾任湖北高等法院刑庭庭长，还算得上是一个官宦家庭。在家里的8个孩子中，老爹排行第五。因此，填写自己的家庭出身，老爹从来都是写“官僚兼地主”——这在那个讲究阶级成分的时代，让我们很苦恼。其实“土改”时，爷爷早已离开老家，也没有了土地，多年战乱搞得爷爷颠沛流离没了工作，靠子女养活，怎么是“官僚兼地主”？老爹却说，按他1936年入党时填写的家庭成分，就是“官僚兼地主”。
我从小就不知道老爹做过什么和做什么。直到他跟随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出访名单见报，还有任命他为驻英国代办时，我才知道老爹是做外交工作的。第一次知道他做过地下工作，是在上中学以后，还是听一位老同志的女儿讲的。
我小时候对老爹做过什么、做什么，既不关心，也不感兴趣。知道老爹做过地下工作后，曾经好奇地问他：“您怎么不会跳舞？”因为电影里的地下工作者几乎都会跳舞。他说：“谁规定搞地下工作一定要会跳舞？”我后来问过那他用什么来社交呢？他说：“打麻将。”老爹打麻将是一个高手。其他的事，老爹从来不说。他这个人作风严谨、守口如瓶，我能知道的也都是我亲眼所见的事情。
老爹在胡宗南身边这么多年，也算经历过一些生死考验。可是真正与死神擦肩而过的，还要数1955年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当时，内定的从香港搭乘印航飞机去印尼参加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名单中，有老爹的名字。名单报到印度航空公司后，大陆情报部门获悉台湾要搞暗杀，暗杀的目标，本来是周总理。但周总理临时应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請去云南和他见面，然后和吴努一起从缅甸乘专机去印尼，不从香港走了。4月初，台湾方面也了解到周总理不走香港了，但是台湾当局仍然决定照常行动，以打击中共的士气。这时候周总理把代表团名单中老爹的名字勾掉了，换了另外一个人，大概是认为老爹目标比较大，换一个台湾方面不那么了解和痛恨的人，也许会好一些。但是换了人后，通知印航公司的乘客名单却没有换。飞机出事后，当时在印度使馆工作并负责处理后事的三姑夫妇看到老爹的名字，伤透了心，还互相安慰要“化悲痛为力量”。后来才知道，老爹根本没有去。而老爹对前后这些安排及变化，一直毫不知情。直到1985年，万隆会议召开30周年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召集当时一些老人座谈，老爹才第一次得知他30多年前差一点儿就成了烈士。
机智地把难题还给了美国人
上世纪70年代初，老爹以周恩来总理助理的身份接待了基辛格对北京的秘密访问，之后在1972年2月，接待了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的“破冰之旅”。在一次晚宴上，和他同桌的美国助理国务卿格林拿中国的五星红旗跟老爹说事：“你们的国旗底色是红的，为什么五颗星是黄色？五颗星为什么是一大四小？”
这个问题虽然有标准答案，可是老爹想，按标准答案回答他，他肯定又会问出什么难缠的新问题，于是就反问格林：“你们美国的国旗，有50颗星，代表你们50个州，13条杠，代表最早独立的北美13州，对吧？”格林说是。老爹继续说：“这13条杠，7条红的，6条白的，对吧？”格林回答：“不错。”老爹开始使“坏”了：“那你说说，哪7个州是红的？哪6个州是白的？为什么这7个州红，那6个州白？”格林一下子就被问住了，张口结舌答不出来，便去请教基辛格。基辛格摇着头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简直是教科书式的“反客为主”之计，或许这就是老爹多年做情报工作的基本功吧。
生活方面很低能
别看老爹在工作中很机智，好像什么都难不住他。可老爹在家里，什么家务都不会干。有一年的“三八”妇女节，正是星期天，妈妈想休息一天，带我和哥哥去外面玩，中午就不用做饭了。可是老爹却不想出门。于是妈妈给他做好了中饭，放在厨房。那时候还没有微波炉之类的家电，家里做饭是烧蜂窝煤炉子。妈妈叮嘱老爹，什么时候如何给炉子加一块蜂窝煤，把饭放在炉子上热一热就可以了。可是我们下午回来一看，饭还是凉的，炉子早灭了，老爹的午饭是在楼上邻居家“蹭”的。
更好笑的还是老爹喂鸡的故事。那是1970年春节前，在南京的外婆病了，妈妈要去看她。当时我在东北的农场，一年难得回一次家，哥哥在北京远郊的工厂，一个星期回家一次。这样，平时只有老爹一个人在家。妈妈安排他去食堂吃饭，但是家里还养着3只鸡，准备过春节吃的，怎么办呢？哥哥去工厂前，告诉老爹：“你每次吃完饭回来，就喂它们一把米。”老爹答应得很痛快。一个星期后，哥哥从工厂回来，发现3只鸡全死了。老爹很无辜地说：“我每次吃完饭，都喂它们米了呀？”哥哥在养鸡的偏房里查看，发现放在墙角的一个敌敌畏瓶子空了。原来，老爹只知道喂它们米，却不知道还要喂它们水，3只鸡渴得难耐，自己找水喝找到了那瓶敌敌畏，“服毒自尽”了。
有品位的男人很会买东西
我小时候有很多式样新颖脱俗的衣裙，都是老爹买的。那时，他常常出差。去哪里，我不知道，只知道他回家时，准会给我带回新衣服。那些衣服色彩很朴素，穿上和小伙伴们同行，并不会很扎眼，可是总会有相识或不相识的阿姨拦住我，问这身衣服或裙子是在哪里买的。我只能茫然地告诉她们，是我老爹买的。
年纪稍长之后，我才意识到不做家务也不逛商店的老爹，其实极有品味。后来，他和妈妈去英国工作，当我们看着身着旗袍雍容大度的妈妈和风度翩翩的老爹的合影，赞叹妈妈的美貌时，老爹会得意地说：“你妈妈最漂亮的旗袍料子，都是我挑的！”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在我不谙世事的那些年里，老爹去参加过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两次日内瓦会议，受周总理的派遣去香港处理过“克什米尔公主号遇难事件”，陪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等重要外宾去各地参观访问……在如此繁忙的工作中，他还能抽出时间给小女儿买来颇能引来“回头率”的衣裙，这样的情趣，实在有意思。
欣赏实事求是的人
“文革”后，很多文人给当年河北遵化的全国劳动模范、毛主席表扬过的“穷棒子”精神的代表王国藩泼脏水。老爹很不以为然，说当年“大跃进”时，王国藩就顶得住，不“放卫星”，是实事求是的。老爹讲了这样一件事：全县各公社领导开会报产量，大家争相“放卫星”，产量越报越高，有个公社书记居然把白薯的产量报到亩产百万斤。只有王国藩不为所动。会后，王国藩问那位“百万斤”书记：“你体重有多少斤？”那人一愣：“一百多斤吧，怎么啦？”王国藩说：“就你这么大个儿的白薯，一亩地能堆下一万个吗？”说罢扬长而去。这事老爹亲眼目睹，印象极深。他对王国藩的实事求是非常欣赏，认为当时那么做极不容易，所以对王国藩不能全盘否定。
改革开放后，有一次老爹收拾旧文件，忽然翻到一張纸，拿着就看起来，看着看着就乐了，说：“嘿，我还写过这样的东西！”原来那是1959年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后，老爹写的一份自我检查，检讨他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大致内容是，老爹1958年到农村下放劳动，在河北遵化的一个公社挂职锻炼。他认为所在公社不像当时报纸上宣传的那么好，搞的很多类似大炼钢铁的“会战”是劳民伤财，是大浪费，于是对此提出了意见。这就被认为是“右倾”。于是老爹检讨说：“我只看到社员沤的绿肥70%不能用，没有看到30%还是能用的，的确是被‘右倾’思想蒙住了眼睛。”这样的检讨简直匪夷所思。天晓得当时老爹是怎么过关的。
周总理居然认识我老爹
儿时的我，不知道也不在乎老爹是干什么的。在我看来，老爹就是老爹，他爱我们，我们也爱他，这就够了。直到上小学五年级，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人。那年，我得了眼病，妈妈带我去同仁医院，等到做完手术，天已经很晚了，于是妈妈把我带到了当时刚刚建成，警备还不是很森严的钓鱼台国宾馆，在不知道什么人在那里摆的两桌酒席上蹭了一顿饭。饭后，老爹和其他叔叔伯伯打麻将，妈妈和几位阿姨在理发室做头发，把我安置到礼堂看演出。演的是京剧折子戏，咿咿呀呀的，我一个小孩子家也听不懂，于是东张西望，看到了在观众中坐着的周总理。我赶忙跑到理发室，向妈妈报告这个消息。接着又回去看戏，随后在礼堂外的一个大厅里，我见到出来休息的周总理，没等警卫人员拦我，他就把我招呼过去拉家常。问起我爸爸是谁，我愣头愣脑地对他说：“反正你也不认识他。”周总理笑着说：“那你说出来看看嘛。”我很不情愿地说：“熊……”没想到周总理一下子就说出了老爹的名字：“噢，熊向晖，我认识他。”这下倒把我说愣了，搞不懂这个大人物怎么会认识老爹。
许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老爹和周总理的关系，早在抗战初期就开始了。他解放前做地下工作，解放后做外交工作，都是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恐怕正是因为从小就不了解老爹的身份，也就没有等级方面的意识，我才没沾染什么纨绔子弟的恶习。
“你跟人家约好了，就是下刀子，也不能爽约”
那时候我们小，老爹不管经历什么样的政治风浪，从来不让我们知道，在家里也从不唉声叹气。所以，老爹的倒霉事，我们一点儿也看不出来。老爹从来没有刻意把我们塑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人，而是任我们自由发展。只要我们用心学习，他并不在意我们的分数和名次。可是他很在意让我们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只要有机会，他就带我们去外地，参观访问。
记得上初中时，有一年寒假，他和妈妈从英国休假回国，被安排到广东疗养。难得和我们相聚的老爹，特意把我和哥哥也带去，让我们见识南国风光，领略广州春节的花市。那次我玩得很痛快。可是临近寒假结束，作业中的两篇读后感只完成了一篇，我有些着急。老爹却说：“跟你们老师讲讲，‘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难道写一篇游记不能顶一篇读后感吗？”可惜当时我还没有胆量和老师那么讲，不过我牢牢记住了“行万里路”的父训，多年以后在美国留学，创下了400美元“穷”游美国的光辉纪录。
老爹往往不讲大道理，而是告诉你应该如何去做。有一年我从“北大荒”回来探亲，跟在首钢工作的一个表哥约好了去首钢参观。结果那天下起了瓢泼大雨，我就不想出门了。老爹问：“你们不是约好今天去首钢吗？”我说：“下雨了，我不想去了。”老爹说：“你不去，得告诉你表哥。”当时电话还不是很普及，更没有手机，所以我想，表哥到时候等不到我，自然会知道我不去了。可老爹却说：“我最恨说话不算话的人。你跟人家约好了，就是下刀子，你也不能爽约，否则还有什么信用可言！”结果我冒着大雨赶到首钢，总算没有失约。从此，“信用”二字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
生命的最后阶段，老爹乐观、冷静
2005年3月，老爹被确诊为肺癌，当时我正在国外，还嘱咐家人不要让老爹知道这个结果。可是回到北京，老爹已经什么都知道了。医生说，对他这样头脑极度聪明的人，什么都瞒不住。以他的心理素质和承受力，也没有必要瞒。再看老爹，气定神闲，照吃照睡，没有任何改变。 进入7月，老爹频繁地感到憋闷，反复几次后不得不戴上了呼吸机。插管以后，老爹的呼吸情况有所改善。他的神志清醒，插管后讲话发不出声音，吃东西全靠鼻饲，排尿只能通过导尿管……可是，即使这样，老爹仍然每每有出人意料的举动，令人赞叹。
插管第四天，老爹从昏睡中醒来，示意要过纸笔，歪歪斜斜地写了几个字：“冰淇淋。”我不由地破涕为笑，在场的医生护士也都惊讶地乐了。冰淇淋买回来，虽然只能在他嘴上抹抹，但是老爹心满意足的神情，使我感到安慰。
插管对老爹来说只是一种临时的举措，不能维持长久。插管第十天，就在医生和我考虑如何向老爹说明切开气管的必要性时，老爹把医生请来，明明白白在写字板上写出：“切开咽管！”并要求醫生要快。很少有病人主动要求切开气管的，医生都惊呆了，说：“他的脑子太清楚了！”
在病床上已经完全没有行动能力的老爹，也不完全听从别人的摆布。
切管之后，烧还没退，老爹就把医生请来，要跟他谈谈。问他谈什么？他写：“大局。”他仍然要掌握自己的病情。医生只好详细地跟他解释。
手术后，关于吃安眠药，老爹还和医生“谈判”。年轻的主管大夫怕安眠药会影响他的血压和其他功能，不愿意给他加量，可老爹却写道：“你不懂，我吃安眠药64年了，我有经验。”他不断跟医生讨价还价，直到在几点吃、吃什么药等这些问题达成一致。这样的“谈判”，往往令人忍俊不禁。
更有趣的是，老爹和医生关于吃粥的“谈判”。
医生怕他呛着，不允许从嘴里给他喂食。但是食物从鼻饲管直接通到胃里，老爹总没有吃到东西的感觉。医生不同意他从嘴里进食，老爹很不服气地批道：“教条主义！”医生再次劝阻，他便写：“我是人。”医生说：“你是病人。”他马上回应：“你要尊重病人。”他还告诉医生：“放心，死不了。”医生叹道，还没有一个切开气管的人写过这样的话，最后只好向他屈服，允许他喝一点粥。我们煲好粥喂给他，他喝了几口就打住了。医生问：“怎么只吃这么一点？”他说：“自知自制。”意思是他有自知之明，有节制。
从老爹戴上呼吸机开始，我就似乎在和他一起艰难呼吸。一天一天的，我会紧张地盯着仪表上那些显示他呼吸状况的数字，心也随着它们上下起伏。老爹却似乎是风暴中的台风眼，总是那么平静坦然。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这或许就是一个情报工作者和普通人之间的“不一样”吧。
“他好像什么都不会，不会武功，也不会密写，连交谊舞都不会跳。其实，要都按照影视剧里的那套来做地下工作，他可能早完蛋了。”
近年来，谍战剧热播，越来越多的人对隐蔽战线兴趣渐浓。为了剧情需要，影片中的谍报人员都被刻画成个性十足，甚至是三头六臂。历史中真实的情报人员究竟是什么样子？他们和普通人真的不一样吗？记者采访了中共谍报史上“后三杰”之首的熊向晖（1919-2005，原名熊汇荃，193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9年3月至1947年5月，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建国后，历任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常任代办、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副部长、中国驻墨西哥首任大使、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等职。）之女——熊蕾。她眼中的老爹就是个普通人，“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老爹，我只能说，他很‘另类’。但他怎么看也不像影视剧里的那些地下工作者。他好像什么都不会，不会武功，也不会密写，连交谊舞都不会跳。其实，要都按照影视剧里的那套来做地下工作，他可能早完蛋了。”下文为熊蕾口述。
“谁规定搞地下工作一定要会跳舞？”
老爹出生于1919年4月，我爷爷当时任山东省掖县（今山东省莱州市）的推事，也就是县长，后来曾任湖北高等法院刑庭庭长，还算得上是一个官宦家庭。在家里的8个孩子中，老爹排行第五。因此，填写自己的家庭出身，老爹从来都是写“官僚兼地主”——这在那个讲究阶级成分的时代，让我们很苦恼。其实“土改”时，爷爷早已离开老家，也没有了土地，多年战乱搞得爷爷颠沛流离没了工作，靠子女养活，怎么是“官僚兼地主”？老爹却说，按他1936年入党时填写的家庭成分，就是“官僚兼地主”。
我从小就不知道老爹做过什么和做什么。直到他跟随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出访名单见报，还有任命他为驻英国代办时，我才知道老爹是做外交工作的。第一次知道他做过地下工作，是在上中学以后，还是听一位老同志的女儿讲的。
我小时候对老爹做过什么、做什么，既不关心，也不感兴趣。知道老爹做过地下工作后，曾经好奇地问他：“您怎么不会跳舞？”因为电影里的地下工作者几乎都会跳舞。他说：“谁规定搞地下工作一定要会跳舞？”我后来问过那他用什么来社交呢？他说：“打麻将。”老爹打麻将是一个高手。其他的事，老爹从来不说。他这个人作风严谨、守口如瓶，我能知道的也都是我亲眼所见的事情。
老爹在胡宗南身边这么多年，也算经历过一些生死考验。可是真正与死神擦肩而过的，还要数1955年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当时，内定的从香港搭乘印航飞机去印尼参加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名单中，有老爹的名字。名单报到印度航空公司后，大陆情报部门获悉台湾要搞暗杀，暗杀的目标，本来是周总理。但周总理临时应缅甸总理吴努的邀請去云南和他见面，然后和吴努一起从缅甸乘专机去印尼，不从香港走了。4月初，台湾方面也了解到周总理不走香港了，但是台湾当局仍然决定照常行动，以打击中共的士气。这时候周总理把代表团名单中老爹的名字勾掉了，换了另外一个人，大概是认为老爹目标比较大，换一个台湾方面不那么了解和痛恨的人，也许会好一些。但是换了人后，通知印航公司的乘客名单却没有换。飞机出事后，当时在印度使馆工作并负责处理后事的三姑夫妇看到老爹的名字，伤透了心，还互相安慰要“化悲痛为力量”。后来才知道，老爹根本没有去。而老爹对前后这些安排及变化，一直毫不知情。直到1985年，万隆会议召开30周年时，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召集当时一些老人座谈，老爹才第一次得知他30多年前差一点儿就成了烈士。
机智地把难题还给了美国人
上世纪70年代初，老爹以周恩来总理助理的身份接待了基辛格对北京的秘密访问，之后在1972年2月，接待了美国总统尼克松首次访华的“破冰之旅”。在一次晚宴上，和他同桌的美国助理国务卿格林拿中国的五星红旗跟老爹说事：“你们的国旗底色是红的，为什么五颗星是黄色？五颗星为什么是一大四小？”
这个问题虽然有标准答案，可是老爹想，按标准答案回答他，他肯定又会问出什么难缠的新问题，于是就反问格林：“你们美国的国旗，有50颗星，代表你们50个州，13条杠，代表最早独立的北美13州，对吧？”格林说是。老爹继续说：“这13条杠，7条红的，6条白的，对吧？”格林回答：“不错。”老爹开始使“坏”了：“那你说说，哪7个州是红的？哪6个州是白的？为什么这7个州红，那6个州白？”格林一下子就被问住了，张口结舌答不出来，便去请教基辛格。基辛格摇着头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简直是教科书式的“反客为主”之计，或许这就是老爹多年做情报工作的基本功吧。
生活方面很低能
别看老爹在工作中很机智，好像什么都难不住他。可老爹在家里，什么家务都不会干。有一年的“三八”妇女节，正是星期天，妈妈想休息一天，带我和哥哥去外面玩，中午就不用做饭了。可是老爹却不想出门。于是妈妈给他做好了中饭，放在厨房。那时候还没有微波炉之类的家电，家里做饭是烧蜂窝煤炉子。妈妈叮嘱老爹，什么时候如何给炉子加一块蜂窝煤，把饭放在炉子上热一热就可以了。可是我们下午回来一看，饭还是凉的，炉子早灭了，老爹的午饭是在楼上邻居家“蹭”的。
更好笑的还是老爹喂鸡的故事。那是1970年春节前，在南京的外婆病了，妈妈要去看她。当时我在东北的农场，一年难得回一次家，哥哥在北京远郊的工厂，一个星期回家一次。这样，平时只有老爹一个人在家。妈妈安排他去食堂吃饭，但是家里还养着3只鸡，准备过春节吃的，怎么办呢？哥哥去工厂前，告诉老爹：“你每次吃完饭回来，就喂它们一把米。”老爹答应得很痛快。一个星期后，哥哥从工厂回来，发现3只鸡全死了。老爹很无辜地说：“我每次吃完饭，都喂它们米了呀？”哥哥在养鸡的偏房里查看，发现放在墙角的一个敌敌畏瓶子空了。原来，老爹只知道喂它们米，却不知道还要喂它们水，3只鸡渴得难耐，自己找水喝找到了那瓶敌敌畏，“服毒自尽”了。
有品位的男人很会买东西
我小时候有很多式样新颖脱俗的衣裙，都是老爹买的。那时，他常常出差。去哪里，我不知道，只知道他回家时，准会给我带回新衣服。那些衣服色彩很朴素，穿上和小伙伴们同行，并不会很扎眼，可是总会有相识或不相识的阿姨拦住我，问这身衣服或裙子是在哪里买的。我只能茫然地告诉她们，是我老爹买的。
年纪稍长之后，我才意识到不做家务也不逛商店的老爹，其实极有品味。后来，他和妈妈去英国工作，当我们看着身着旗袍雍容大度的妈妈和风度翩翩的老爹的合影，赞叹妈妈的美貌时，老爹会得意地说：“你妈妈最漂亮的旗袍料子，都是我挑的！”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在我不谙世事的那些年里，老爹去参加过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两次日内瓦会议，受周总理的派遣去香港处理过“克什米尔公主号遇难事件”，陪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等重要外宾去各地参观访问……在如此繁忙的工作中，他还能抽出时间给小女儿买来颇能引来“回头率”的衣裙，这样的情趣，实在有意思。
欣赏实事求是的人
“文革”后，很多文人给当年河北遵化的全国劳动模范、毛主席表扬过的“穷棒子”精神的代表王国藩泼脏水。老爹很不以为然，说当年“大跃进”时，王国藩就顶得住，不“放卫星”，是实事求是的。老爹讲了这样一件事：全县各公社领导开会报产量，大家争相“放卫星”，产量越报越高，有个公社书记居然把白薯的产量报到亩产百万斤。只有王国藩不为所动。会后，王国藩问那位“百万斤”书记：“你体重有多少斤？”那人一愣：“一百多斤吧，怎么啦？”王国藩说：“就你这么大个儿的白薯，一亩地能堆下一万个吗？”说罢扬长而去。这事老爹亲眼目睹，印象极深。他对王国藩的实事求是非常欣赏，认为当时那么做极不容易，所以对王国藩不能全盘否定。
改革开放后，有一次老爹收拾旧文件，忽然翻到一張纸，拿着就看起来，看着看着就乐了，说：“嘿，我还写过这样的东西！”原来那是1959年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后，老爹写的一份自我检查，检讨他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大致内容是，老爹1958年到农村下放劳动，在河北遵化的一个公社挂职锻炼。他认为所在公社不像当时报纸上宣传的那么好，搞的很多类似大炼钢铁的“会战”是劳民伤财，是大浪费，于是对此提出了意见。这就被认为是“右倾”。于是老爹检讨说：“我只看到社员沤的绿肥70%不能用，没有看到30%还是能用的，的确是被‘右倾’思想蒙住了眼睛。”这样的检讨简直匪夷所思。天晓得当时老爹是怎么过关的。
周总理居然认识我老爹
儿时的我，不知道也不在乎老爹是干什么的。在我看来，老爹就是老爹，他爱我们，我们也爱他，这就够了。直到上小学五年级，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人。那年，我得了眼病，妈妈带我去同仁医院，等到做完手术，天已经很晚了，于是妈妈把我带到了当时刚刚建成，警备还不是很森严的钓鱼台国宾馆，在不知道什么人在那里摆的两桌酒席上蹭了一顿饭。饭后，老爹和其他叔叔伯伯打麻将，妈妈和几位阿姨在理发室做头发，把我安置到礼堂看演出。演的是京剧折子戏，咿咿呀呀的，我一个小孩子家也听不懂，于是东张西望，看到了在观众中坐着的周总理。我赶忙跑到理发室，向妈妈报告这个消息。接着又回去看戏，随后在礼堂外的一个大厅里，我见到出来休息的周总理，没等警卫人员拦我，他就把我招呼过去拉家常。问起我爸爸是谁，我愣头愣脑地对他说：“反正你也不认识他。”周总理笑着说：“那你说出来看看嘛。”我很不情愿地说：“熊……”没想到周总理一下子就说出了老爹的名字：“噢，熊向晖，我认识他。”这下倒把我说愣了，搞不懂这个大人物怎么会认识老爹。
许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老爹和周总理的关系，早在抗战初期就开始了。他解放前做地下工作，解放后做外交工作，都是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恐怕正是因为从小就不了解老爹的身份，也就没有等级方面的意识，我才没沾染什么纨绔子弟的恶习。
“你跟人家约好了，就是下刀子，也不能爽约”
那时候我们小，老爹不管经历什么样的政治风浪，从来不让我们知道，在家里也从不唉声叹气。所以，老爹的倒霉事，我们一点儿也看不出来。老爹从来没有刻意把我们塑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人，而是任我们自由发展。只要我们用心学习，他并不在意我们的分数和名次。可是他很在意让我们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只要有机会，他就带我们去外地，参观访问。
记得上初中时，有一年寒假，他和妈妈从英国休假回国，被安排到广东疗养。难得和我们相聚的老爹，特意把我和哥哥也带去，让我们见识南国风光，领略广州春节的花市。那次我玩得很痛快。可是临近寒假结束，作业中的两篇读后感只完成了一篇，我有些着急。老爹却说：“跟你们老师讲讲，‘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难道写一篇游记不能顶一篇读后感吗？”可惜当时我还没有胆量和老师那么讲，不过我牢牢记住了“行万里路”的父训，多年以后在美国留学，创下了400美元“穷”游美国的光辉纪录。
老爹往往不讲大道理，而是告诉你应该如何去做。有一年我从“北大荒”回来探亲，跟在首钢工作的一个表哥约好了去首钢参观。结果那天下起了瓢泼大雨，我就不想出门了。老爹问：“你们不是约好今天去首钢吗？”我说：“下雨了，我不想去了。”老爹说：“你不去，得告诉你表哥。”当时电话还不是很普及，更没有手机，所以我想，表哥到时候等不到我，自然会知道我不去了。可老爹却说：“我最恨说话不算话的人。你跟人家约好了，就是下刀子，你也不能爽约，否则还有什么信用可言！”结果我冒着大雨赶到首钢，总算没有失约。从此，“信用”二字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
生命的最后阶段，老爹乐观、冷静
2005年3月，老爹被确诊为肺癌，当时我正在国外，还嘱咐家人不要让老爹知道这个结果。可是回到北京，老爹已经什么都知道了。医生说，对他这样头脑极度聪明的人，什么都瞒不住。以他的心理素质和承受力，也没有必要瞒。再看老爹，气定神闲，照吃照睡，没有任何改变。 进入7月，老爹频繁地感到憋闷，反复几次后不得不戴上了呼吸机。插管以后，老爹的呼吸情况有所改善。他的神志清醒，插管后讲话发不出声音，吃东西全靠鼻饲，排尿只能通过导尿管……可是，即使这样，老爹仍然每每有出人意料的举动，令人赞叹。
插管第四天，老爹从昏睡中醒来，示意要过纸笔，歪歪斜斜地写了几个字：“冰淇淋。”我不由地破涕为笑，在场的医生护士也都惊讶地乐了。冰淇淋买回来，虽然只能在他嘴上抹抹，但是老爹心满意足的神情，使我感到安慰。
插管对老爹来说只是一种临时的举措，不能维持长久。插管第十天，就在医生和我考虑如何向老爹说明切开气管的必要性时，老爹把医生请来，明明白白在写字板上写出：“切开咽管！”并要求醫生要快。很少有病人主动要求切开气管的，医生都惊呆了，说：“他的脑子太清楚了！”
在病床上已经完全没有行动能力的老爹，也不完全听从别人的摆布。
切管之后，烧还没退，老爹就把医生请来，要跟他谈谈。问他谈什么？他写：“大局。”他仍然要掌握自己的病情。医生只好详细地跟他解释。
手术后，关于吃安眠药，老爹还和医生“谈判”。年轻的主管大夫怕安眠药会影响他的血压和其他功能，不愿意给他加量，可老爹却写道：“你不懂，我吃安眠药64年了，我有经验。”他不断跟医生讨价还价，直到在几点吃、吃什么药等这些问题达成一致。这样的“谈判”，往往令人忍俊不禁。
更有趣的是，老爹和医生关于吃粥的“谈判”。
医生怕他呛着，不允许从嘴里给他喂食。但是食物从鼻饲管直接通到胃里，老爹总没有吃到东西的感觉。医生不同意他从嘴里进食，老爹很不服气地批道：“教条主义！”医生再次劝阻，他便写：“我是人。”医生说：“你是病人。”他马上回应：“你要尊重病人。”他还告诉医生：“放心，死不了。”医生叹道，还没有一个切开气管的人写过这样的话，最后只好向他屈服，允许他喝一点粥。我们煲好粥喂给他，他喝了几口就打住了。医生问：“怎么只吃这么一点？”他说：“自知自制。”意思是他有自知之明，有节制。
从老爹戴上呼吸机开始，我就似乎在和他一起艰难呼吸。一天一天的，我会紧张地盯着仪表上那些显示他呼吸状况的数字，心也随着它们上下起伏。老爹却似乎是风暴中的台风眼，总是那么平静坦然。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这或许就是一个情报工作者和普通人之间的“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