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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的政治，风潮起伏跌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充满着戏剧的元素。1912年以后，中国的政治到底走向何处？共和的实现，是大势所趋还是偶然？共和的失败，是人事所误还是必然？本文选编自该书。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令人振奋地建立了共和制度，总统由选举产生，成立了议会，制订了《临时约法》（宪法），举行了全国大选，召集了国会。政党蜂拥而起，报纸杂志如雨后春笋，言论自由，百家争鸣。一个朝气蓬勃的时代似乎出现了。
然而，中国政治仍然危机四伏，血雨腥风，不绝于斯。袁世凯、梁启超、孙中山，集三人合力，完成了辛亥年的变革。但建立中华民国之后，他们也终于分道扬镳：袁世凯企图重建国家的统一，以帝制的权威，震慑骄兵悍将；梁启超期望以和平的改革，循序渐进推行开明专制；孙中山以革命救国，期望建设三民主义的现代国家。然而，这三人的愿望终成镜花水月，政党运动成了党同伐异，言论自由变味为肆无忌惮。一方面，真共和假共和之声不绝于耳，一方面共和亡国的危言令人揪心。维持大局的呼吁，挡不住政潮迭起。中国的共和制度终于昙花一现。
中国社会究竟怎么回事？辛亥革命建立起的共和政体又为何走向了衰亡？还是让我们回到民国初年的历史运动中来找寻答案。
1912年在《临时约法》体制下的政治斗争，自从孙中山、黄兴到北京与袁世凯会谈，调和南北，缓和了南北之间的政治冲突，达成了所谓的国民党内阁的妥协，政局一度趋于平静。不久，正式国会选举，有关正式宪法体制的争论开始展开。宋教仁期望主导正式宪法的制订，并且循着议会政治的和平轨道执掌政权。
其实，在民初的历史环境中，宋教仁的出现是很突兀的。他倡导的政党政治派、民主选举，主观上为了国家的稳定和建设，把国家引导向长治久安的共和轨道。但客观上，他要以议会民主方式与袁世凯竞争政权，袁世凯怎么可能和平地退让？进入1913年之后，袁世凯已经不愿意接受一个总统受到议会制约的国家体制，也就是说，袁世凯和国民党都提高了对政权的要价。以推翻清王朝为目标的两大政治集团之间的妥协，已经失去了调和的空间。如果你要和平，就不可能向袁世凯挑战，你要向袁世凯挑战，不可能有和平。这就是当时中国实际的政治局面。而宋教仁既不打算革命，又要向袁世凯挑战，完全背离了当时中国政治的实际格局，也就是迷恋虚假的议会形态，而没有看清楚隐藏在袁世凯背后的暴力。一个“投降”的政治力量，无论是用和平的方法，还是用暴力的方法，你还能指望得到什么？共和制度并没有什么对错，问题是，它的实践是有条件的。
如果客观地考察历史，那么，我们应该看到，共和制度在落后的中国，远远没有到可以操作的阶段。中国近代经济刚刚发展，基本上还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士大夫刚刚开始普遍地学习西学，因此，他们的行为方式基本没有改变，更不必说社会大众了。士为四民之首，官僚派，立宪派，革命派，基本上还是士大夫的分裂，新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还很小。人们对共和、自由的理解很肤浅。客观的历史运动表明，当时中国迫切需要的是统治集团的更新，才有可能走上现代化起步的道路。这种更新经过了反复的过程，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就实行共和的历史任务来说，宋教仁与袁世凯妥协的议会运动是不能胜任的。因为，肤浅的、形式的议会民主制度，由于没有社会基础，在社会上无法操作，这样的选举只能说是虚浮的民主运动，不可能积累起推进共和制度的社会力量。社会运动回归基本面，如何踏踏实实推进中国的民主运动，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课题，包括经济、教育、文化、政治、军事等等各个领域。不是搞一个议会制的形式就能达到目的的，也不是浅薄的呐喊就能动员群众起来解决问题的。最终，议会选举以宋教仁遇刺终结，袁世凯的洪宪王朝也短命收场。民国走下共和的神坛，走上了军阀混战的道路。
当代中国人，尤其是学者们缅怀这段历史，感到无限的惆怅。大多数人都在指责袁世凯窃国、宋教仁议会误国。其实，我们对身裹传统沉重包袱的人，怎能寄托过高的希望。这就是客观的历史，这是中国的命运。中国社会没有走向共和，而是走向了军阀混战和国家分裂，我们不能不正视的历史的严酷，不能指望获得廉价的成功。这一点上，我们又何必苛责前人。
世界的逻辑构造（新黑皮）
卡尔纳普是20世纪著名的分析哲学家，维也纳学派的领袖之一。本书是他早期的代表作。他在此书中运用弗雷格、罗素肇始的逻辑分析方法,将一切科学领域的要领都分析、还原到直接经验的基础，用“原初经验的相似性记忆”这个基本关系的概念，逐步地给所有其他概念以定义，有层次、有等级地把各个科学领域的概念重新构造出来，即所谓“理性的重构”。
马克思与欧洲近代政治哲学
本书撇开政治思想史的述说方式，而是从政治理念的发展和演变入手，对启蒙以来欧洲近代政治哲学发展的整体脉络进行了系统地梳理，并将法国大革命看作是欧洲近代政治哲学的转折点，围绕着对它的分析和评判，突显出这一时期政治哲学分化的趋势和特征。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之间的对峙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诞生提供了有利的契机，马克思通过对于二者的批判性超越，提出了“人类解放”这一政治哲学的价值预设，从而表明他的政治哲学基本思路的形成。
中国历史文化散论
本书分为上下两篇。作者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点紧密相连，围绕着尊重传统和锐意创新这一辩证统一的关节点，展开了对于诸多史学内容的探讨。阐述了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人们应以海纳百川的精神吸收一切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成果，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用扬弃的态度去面对历史，指引现在。
康德《判断力批判》释义 “三联讲坛”
本书以作者所译、杨祖陶先生校的康德《判断力批判》（人民出版社2002年初版，2005年第4次印刷）为读本，采取逐节讲解的方法，尽量追踪和重现康德本人在写作该书时的思路；而在某些重要的地方则根据需要进行逐句讲解，特别是对读本最困难的序言和导言部分，全部都作了逐字逐句的解读。作者相信经过这样的解读，康德《判断力批判》中的难点已基本上扫除了。这些讲解大都由作者在课堂上讲演的录音整理而成，保持了课堂讲课的现场感和生动感，同时配有一些学生在课堂上的提问和作者的即席回答，少数没有录上音的部分由作者补写完备。
帝国主义历史的终结
1916年，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里指出，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将近100年过去了，帝国主义却是“腐而不朽”、“垂而不死”。为了探寻列宁当日论断的语境，作者王金存通读《列宁全集》新版60卷的前40卷，对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帝国主义时代的形成与终结、当代帝国主义的形成、演变及发展态势做出系统化的梳理和论述。本书作者没有回避难以论证的理论问题，而是重回列宁观点的源头，从清理当下被普遍误读的观点入手，结合这几十年的实际史实，对列宁对帝国主义的论断进行了准确的解读。
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
近二十年来，作者近距离接触西方学术，日益体会到历史知识学的重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进一步认识中国学术的参照系。本书著重考察西方汉学、东方学的成就以及在此影响下发生的学术转型，在方法上以个案研究为主，重点分析了不同语境中个人治史风格的差异，以及差异形成的社会环境和学术生态。
一个超级大国的崛起与兴盛：美国世纪
康奈尔大学历史学教授沃尔特·拉菲伯以专业人士的洞察力和优美的文笔，深刻阐述了自1890年至1996年为止的美国历史。书中清晰地展现了美国人从南北战争的重建中恢复元气后，如何在资本主义民主理念的指导下，一步步成长为世界头号强国的过程。
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
——曾国藩、李鸿章及其时代
在晚清中国的最后五十多年里，曾国藩和李鸿章曾前后相连直面内忧外患的交迫，成为士大夫中的身当其冲者。与曾国藩之能够以人格超越事功比，李鸿章则是因事功淹没了人格而见弱……曾国藩和李鸿章出自中国的3000年历史过程，又在时势的逼迫之下成了回应世界历史过程的人。他们徊徨于两个历史过程之间，这是一种深深的历史困境和个人困境，这种困境中的悲哀便成了中国近代历史的一部分。
读经有什么用
读经之争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议题。上世纪30年代，围绕着应不应该读经，中国文化、教育界曾展开了一次轰轰烈烈的大讨论。为了回应此运动，《教育杂志》曾向各界数百位人士发去调查信，询问对待读经的态度，其中包括蔡元培在内的72位在教育文化界颇有影响的人士寄来回函。本书收录的就是这些名家的回应文章，供当下身处“国学热”中的各方人士参考借鉴。
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
本书讨论工业革命前5个世纪英格兰社会的性质，以及英格兰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关键差异。作者依据本人对英格兰若干教区的详细研究、其他学者的各种地方性专题研究和大量相关文献，检讨了马克思、韦伯、麦考莱及当代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基于英格兰案例而提出的社会变迁的大框架。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令人振奋地建立了共和制度，总统由选举产生，成立了议会，制订了《临时约法》（宪法），举行了全国大选，召集了国会。政党蜂拥而起，报纸杂志如雨后春笋，言论自由，百家争鸣。一个朝气蓬勃的时代似乎出现了。
然而，中国政治仍然危机四伏，血雨腥风，不绝于斯。袁世凯、梁启超、孙中山，集三人合力，完成了辛亥年的变革。但建立中华民国之后，他们也终于分道扬镳：袁世凯企图重建国家的统一，以帝制的权威，震慑骄兵悍将；梁启超期望以和平的改革，循序渐进推行开明专制；孙中山以革命救国，期望建设三民主义的现代国家。然而，这三人的愿望终成镜花水月，政党运动成了党同伐异，言论自由变味为肆无忌惮。一方面，真共和假共和之声不绝于耳，一方面共和亡国的危言令人揪心。维持大局的呼吁，挡不住政潮迭起。中国的共和制度终于昙花一现。
中国社会究竟怎么回事？辛亥革命建立起的共和政体又为何走向了衰亡？还是让我们回到民国初年的历史运动中来找寻答案。
1912年在《临时约法》体制下的政治斗争，自从孙中山、黄兴到北京与袁世凯会谈，调和南北，缓和了南北之间的政治冲突，达成了所谓的国民党内阁的妥协，政局一度趋于平静。不久，正式国会选举，有关正式宪法体制的争论开始展开。宋教仁期望主导正式宪法的制订，并且循着议会政治的和平轨道执掌政权。
其实，在民初的历史环境中，宋教仁的出现是很突兀的。他倡导的政党政治派、民主选举，主观上为了国家的稳定和建设，把国家引导向长治久安的共和轨道。但客观上，他要以议会民主方式与袁世凯竞争政权，袁世凯怎么可能和平地退让？进入1913年之后，袁世凯已经不愿意接受一个总统受到议会制约的国家体制，也就是说，袁世凯和国民党都提高了对政权的要价。以推翻清王朝为目标的两大政治集团之间的妥协，已经失去了调和的空间。如果你要和平，就不可能向袁世凯挑战，你要向袁世凯挑战，不可能有和平。这就是当时中国实际的政治局面。而宋教仁既不打算革命，又要向袁世凯挑战，完全背离了当时中国政治的实际格局，也就是迷恋虚假的议会形态，而没有看清楚隐藏在袁世凯背后的暴力。一个“投降”的政治力量，无论是用和平的方法，还是用暴力的方法，你还能指望得到什么？共和制度并没有什么对错，问题是，它的实践是有条件的。
如果客观地考察历史，那么，我们应该看到，共和制度在落后的中国，远远没有到可以操作的阶段。中国近代经济刚刚发展，基本上还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士大夫刚刚开始普遍地学习西学，因此，他们的行为方式基本没有改变，更不必说社会大众了。士为四民之首，官僚派，立宪派，革命派，基本上还是士大夫的分裂，新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还很小。人们对共和、自由的理解很肤浅。客观的历史运动表明，当时中国迫切需要的是统治集团的更新，才有可能走上现代化起步的道路。这种更新经过了反复的过程，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就实行共和的历史任务来说，宋教仁与袁世凯妥协的议会运动是不能胜任的。因为，肤浅的、形式的议会民主制度，由于没有社会基础，在社会上无法操作，这样的选举只能说是虚浮的民主运动，不可能积累起推进共和制度的社会力量。社会运动回归基本面，如何踏踏实实推进中国的民主运动，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课题，包括经济、教育、文化、政治、军事等等各个领域。不是搞一个议会制的形式就能达到目的的，也不是浅薄的呐喊就能动员群众起来解决问题的。最终，议会选举以宋教仁遇刺终结，袁世凯的洪宪王朝也短命收场。民国走下共和的神坛，走上了军阀混战的道路。
当代中国人，尤其是学者们缅怀这段历史，感到无限的惆怅。大多数人都在指责袁世凯窃国、宋教仁议会误国。其实，我们对身裹传统沉重包袱的人，怎能寄托过高的希望。这就是客观的历史，这是中国的命运。中国社会没有走向共和，而是走向了军阀混战和国家分裂，我们不能不正视的历史的严酷，不能指望获得廉价的成功。这一点上，我们又何必苛责前人。
世界的逻辑构造（新黑皮）
卡尔纳普是20世纪著名的分析哲学家，维也纳学派的领袖之一。本书是他早期的代表作。他在此书中运用弗雷格、罗素肇始的逻辑分析方法,将一切科学领域的要领都分析、还原到直接经验的基础，用“原初经验的相似性记忆”这个基本关系的概念，逐步地给所有其他概念以定义，有层次、有等级地把各个科学领域的概念重新构造出来，即所谓“理性的重构”。
马克思与欧洲近代政治哲学
本书撇开政治思想史的述说方式，而是从政治理念的发展和演变入手，对启蒙以来欧洲近代政治哲学发展的整体脉络进行了系统地梳理，并将法国大革命看作是欧洲近代政治哲学的转折点，围绕着对它的分析和评判，突显出这一时期政治哲学分化的趋势和特征。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之间的对峙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诞生提供了有利的契机，马克思通过对于二者的批判性超越，提出了“人类解放”这一政治哲学的价值预设，从而表明他的政治哲学基本思路的形成。
中国历史文化散论
本书分为上下两篇。作者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点紧密相连，围绕着尊重传统和锐意创新这一辩证统一的关节点，展开了对于诸多史学内容的探讨。阐述了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人们应以海纳百川的精神吸收一切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成果，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用扬弃的态度去面对历史，指引现在。
康德《判断力批判》释义 “三联讲坛”
本书以作者所译、杨祖陶先生校的康德《判断力批判》（人民出版社2002年初版，2005年第4次印刷）为读本，采取逐节讲解的方法，尽量追踪和重现康德本人在写作该书时的思路；而在某些重要的地方则根据需要进行逐句讲解，特别是对读本最困难的序言和导言部分，全部都作了逐字逐句的解读。作者相信经过这样的解读，康德《判断力批判》中的难点已基本上扫除了。这些讲解大都由作者在课堂上讲演的录音整理而成，保持了课堂讲课的现场感和生动感，同时配有一些学生在课堂上的提问和作者的即席回答，少数没有录上音的部分由作者补写完备。
帝国主义历史的终结
1916年，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里指出，帝国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将近100年过去了，帝国主义却是“腐而不朽”、“垂而不死”。为了探寻列宁当日论断的语境，作者王金存通读《列宁全集》新版60卷的前40卷，对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帝国主义时代的形成与终结、当代帝国主义的形成、演变及发展态势做出系统化的梳理和论述。本书作者没有回避难以论证的理论问题，而是重回列宁观点的源头，从清理当下被普遍误读的观点入手，结合这几十年的实际史实，对列宁对帝国主义的论断进行了准确的解读。
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
近二十年来，作者近距离接触西方学术，日益体会到历史知识学的重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进一步认识中国学术的参照系。本书著重考察西方汉学、东方学的成就以及在此影响下发生的学术转型，在方法上以个案研究为主，重点分析了不同语境中个人治史风格的差异，以及差异形成的社会环境和学术生态。
一个超级大国的崛起与兴盛：美国世纪
康奈尔大学历史学教授沃尔特·拉菲伯以专业人士的洞察力和优美的文笔，深刻阐述了自1890年至1996年为止的美国历史。书中清晰地展现了美国人从南北战争的重建中恢复元气后，如何在资本主义民主理念的指导下，一步步成长为世界头号强国的过程。
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
——曾国藩、李鸿章及其时代
在晚清中国的最后五十多年里，曾国藩和李鸿章曾前后相连直面内忧外患的交迫，成为士大夫中的身当其冲者。与曾国藩之能够以人格超越事功比，李鸿章则是因事功淹没了人格而见弱……曾国藩和李鸿章出自中国的3000年历史过程，又在时势的逼迫之下成了回应世界历史过程的人。他们徊徨于两个历史过程之间，这是一种深深的历史困境和个人困境，这种困境中的悲哀便成了中国近代历史的一部分。
读经有什么用
读经之争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议题。上世纪30年代，围绕着应不应该读经，中国文化、教育界曾展开了一次轰轰烈烈的大讨论。为了回应此运动，《教育杂志》曾向各界数百位人士发去调查信，询问对待读经的态度，其中包括蔡元培在内的72位在教育文化界颇有影响的人士寄来回函。本书收录的就是这些名家的回应文章，供当下身处“国学热”中的各方人士参考借鉴。
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
本书讨论工业革命前5个世纪英格兰社会的性质，以及英格兰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关键差异。作者依据本人对英格兰若干教区的详细研究、其他学者的各种地方性专题研究和大量相关文献，检讨了马克思、韦伯、麦考莱及当代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基于英格兰案例而提出的社会变迁的大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