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掠为奴
　　非洲奴隶被迫跋涉始于内陆，他们在那里被抓俘、被绑架，或因抵债被押，或遭政府逮捕。买家喜欢健壮奴隶，所以在奴隶刚被俘获时，买家会尽量避免损害他们的身体。但漫长艰难的跋涉，海边贸易站和奴隶禁闭营的监禁，终会摧残他们的身体，弄垮他们的精神。
　　向海港跋涉期间，不计其数的俘虏死于损伤、疾病。约瑟夫·米勒关于中非西部和巴西的奴隶贸易研究显示，1/3的俘虏会在从内陆成为奴隶到抵达海滨的约6个月内死亡。他还发现，另外10%死于罗安达和本格拉那污秽而疾病肆虐的露天禁闭营。在那里，大批奴隶有许多天甚至许多星期都赤身裸体蹲坐在污秽里，直到被迫登上跨洋海船。统计显示，总计约2000万非洲人被掳掠为奴，驱往海滨，其中只有约1200万人活着登上前往美洲的奴隶船。
　　奴隶队伍的逃跑者不会留下记录，但从非洲和欧洲奴隶商人采取的预防措施来看，这种事常发生。前往海滨的长途跋涉中，奴隶始终被捆着，用铁项圈、粗绳或木枷成对拴住。沿海堡垒与栅栏也采取了类似措施。
　　几乎所有活着抵达海滨的奴隶，都在贸易站、仓库和禁闭营里等待欧洲买主。他们挤在潮湿恶臭的围墙内，被强制看管，食物只够果腹。在18世纪晚期的冈比亚，蒙戈·帕克观察到：“那些贫穷的可怜人始终被捆着，两两拴在一起，在田里劳动。我还要悲伤地补充，他们食不果腹，饱受虐待。”几周或几月后，容貌古怪的欧洲人出现，奴隶们开始了新一轮的恐怖生活。在讨价还价之前，无论是单个奴隶还是小批奴隶，都被强制检查身体，饱受羞辱。奴隶一旦被买下，就被死死抓住，被通红的烙铁在身上烙下买主的标识。有的囚徒多次忍受这种折磨。在安哥拉，奴隶身上至少要有3个戳记，说明他被卖掉了，交过了税，以及依照葡萄牙的方式匆匆受了洗。
　　登船之后
　　登船毫无秩序，令人恐惧，从未见过大海的囚犯更是恐惧。荷兰奴隶商人威廉·波斯曼写道：那些俘虏饱经折磨，衣服成了碎布，“上船的男女完全赤身裸体;除非船长足够仁慈，给他们一些衣物遮蔽，这种情况会不得不延续下去”。在这种屈辱和痛苦的处境里，奴隶们乘坐独木船或小艇，穿过海浪，嘈杂而潮湿地前往前方停泊的大船。奥托巴·古瓜诺那时13岁，来自黄金海岸，他这样回忆：“小艇接我们去大船的时候，那场景真是极其恐怖。没有别的声音，只听见链条格格作响，船只击破波浪，我们年轻人在哭泣呻吟。”
　　表面上，奴隶船的管理毫无秩序——奴隶商人把非洲奴隶塞满船舱，匆匆启碇，但实际上，奴隶贸易是高度组织化的商业活动，有着明确的目的：尽量使奴隶这一昂贵商品在横渡大洋时少死亡，否则就不赚钱。这种经济计算不把奴隶当人，只视为商品。但奴隶总是人，容易受伤、患病、死亡，能够适应和生存，奴隶商人很清楚，奴隶也会反抗。
　　在奴隶贸易顶峰时期，为了奴隶这一商品，人们特制船只或改造船只，精心计算，使船舱的空间最大化，从欧洲运货到非洲的船只，每艘能容纳的奴隶数目，从不足100人到500多人不等。奴隶商人在非洲海岸购买奴隶的同时，木匠改装停泊的商船，把它变为移动监狱。奴隶船的素描显示，每名俘虏在甲板下都有5至7平方英尺的空间，头顶的空间则不到2英尺。囚徒在船舱里，只能躺着不动，紧靠他人，不能坐也不能动。
　　男人被成对拴着，左脚对右脚，左手对右手，因此走动和躺下都必须彼此配合。风雨狂暴的时候，奴隶被长时间关在下面，上下颠簸，任由平台的木头摩擦他们皮肤的伤口。有的晚上，天气恶劣，到了清晨，船员进入船舱，会发现两名拴在一起的奴隶，一名活着，另一名死了。
　　大批人挤在不通风的船舱，肠胃疾病肆虐，船舱成了污秽之所。虽然在平台末端设置了便桶，但被拴的奴隶其实不可能使用。在甲板下，血液、汗水、尿液、渣滓、呕吐物等垃圾，充满恶臭，打消了船员清洗它们的任何念头。船长要求船员把脏东西拖干净，擦洗甲板，用醋、石灰和柏油给下层甲板换气。而船员只是把给奴隶泼海水当做清洗，根本不管盐水会落到奴隶的伤口上。行驶在奴隶船下风口的船只，即使见不到奴隶船，也能借助恶臭辨认出它们。
　　海上生活
　　船长必须估计旅程的长短，以此推算俘虏和船员需要的食物和淡水，他们在非洲港口采购大部分补给。船员在船上一天喂囚徒一两次，淡水配给是严格控制的，比如在穆罕默德·巴卡卡的船上，“干渴折磨着我们，但任何索要都被拒绝。一天只准喝一品脱水（约500至600毫升），不会再加……”正常情况下，奴隶都遭遇长期的营养不良和干渴;但要是旅程比预想的长，或船长比较抠，饥饿和脱水就会特别严重，危及奴隶的生命，损害商人的利益。
　　除了食物和水之外，俘虏要在海上保持健康，还需要锻炼。女人和孩子经常被允许在甲板上自由活动，但奴隶商人只在某些时候允许男人出来活动，包括锻炼。他们用皮鞭强迫奴隶在甲板上“跳舞”。为安全计，奴隶仍带着镣铐，他们“跳舞”感到痛楚。有时，船员以此虐待奴隶取乐。
　　如在奴隶制度里一样，女囚在中间航程的遭遇也跟男人不同。一般而言，奴隶船上的男人是女人的数倍，孩子只占小部分。奴隶船上出生的婴儿，或被视为自由人，或被视为奴隶。其他孩子则被勇敢的母亲带在身边，母亲想保护他们。妇女和孩子占奴隶总数的1/4，跟成年男奴分开，多数时间能待在甲板上，但这一特殊待遇没提供太多好处。几乎所有中间航程一手资料的记载，都如古米诺所述：“……肮脏猥亵的水手搂住非洲女人，躺到她们身上，这事司空见惯……”这类事情只是偶然曝光，比如，在70年代，二副菲利普·利奥特承认，自己在一艘法国船上多次强奸妇女，对2名女奴造成身心伤害，1名妇女试图抵抗，被他打落2枚牙齿，另一名10岁的女孩被他连续强奸3晚。一般而言，水手认为强奸女奴是附带的福利，不值一提。
　　出于绝望、恐惧、愤怒和希望死后重返故土，有的奴隶试图自杀。船员在甲板周边设置网兜，防止奴隶跳进海中。厄奎亚诺说他本有一次自杀的机会，但被阻止。奴隶试图自杀、不服从（经常只是听不懂）或者采取被视为抵抗的行动，都会被残酷殴打。厄奎亚诺就提及，自己因为不吃饭而被残酷殴打，根本不管他还是少年。奴隶想绝食自杀都会被拷打，或被一种机械装置“乔鲁姆金属镜”撬开嘴巴，强行喂食。
　　奴隶的反抗
　　体罚无情地统治着奴隶船。船员主要由穷人组成，有的还是被“强征”（诱拐）上船的。他们经常被船长暴打，但这并未缓和他们对奴隶的虐待。奴隶当然仇恨捕获者，而且跟阻止他们逃跑的船员也无私人交情。历史学家大卫·理查森估计，至少有10%的奴隶船发生过叛乱。而另一名历史学家埃里克·罗伯特·泰勒，发现了493起奴隶船叛乱的史料。令人震惊的是，25%的叛乱至少使一部分参与者获得了自由。在18世纪，奴隶通过叛乱获得自由的比率一年高过一年。虽然那些英雄成功了，但奴隶船船员经常以大量奴隶的生命为代价，成功扑灭了多数叛乱。被俘的叛乱首领被处以极刑，以震慑其他人。
　　虽然奴隶叛乱多不成功，但并非完全没有影响。叛乱的可能性促使奴隶船主雇佣更多船员，还添加了许多设备，如火枪、来复枪和加农炮。理查森认为，这些费用增加到贩奴航行上，提高了美洲商人的成本，反过来影响了奴隶贸易的总体规模。据这位历史学家研究，从1680年到1800年，如果没有船上非洲人的反抗，横渡大西洋的奴隶贸易船，可能会比实际多9%。因此，在奴隶贸易顶峰年代，那些在奴隶船上战死的奴隶和那些叛乱失败后被迫在种植园劳作的奴隶，阻止了另外60万名非洲人被运到美洲。
　　许多被关在甲板下的非洲人，最后的体验是死亡。死者太多了，以致葡萄牙人都知道奴隶船是“移动坟墓”，鲨鱼尾随其后，吃船上抛下的尸体。自杀和拷打摧毁了俘虏们，但最通常的杀手是疾病。在奴隶贸易时代，细菌感染没有什么特效药，它造成的腹泻、痢疾以及最终的脱水、肠胃失调、黄热病、疟疾等，是航程中死亡的主要原因。从16世纪到17世纪早期，从非洲运往美洲的俘虏，死亡率为20%。
　　1080万名非洲人熬过了中间航程最终登陆，但抵达美洲意味着新的苦难。沿海政府可能强行隔离他们，几星期内严禁他们上岸。上岸后，奴隶会被拍卖，一次又一次地被烙上标识，多数人跟亲戚和新朋友分散。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虚弱疲惫地抵达种植园，在那里，他们面临完全陌生的环境和新的劳动制度，有了新的主人、新劳动伙伴和新生存挑战。
　　（摘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海上囚徒：奴隶贸易四百年》  作者：[美]琳赛    译者：杨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