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科幻奇谭最引入入胜之处是，它统合了两种似乎不能相容的话语：一种是有关知识与真理的话语，另一种则是梦想与传奇的话语。”
　　中国人不缺少想象力，从《山海经》中的珍禽异兽就能略见一斑。不过，我们的想象力在漫长的年代里，都叫做神话或者魔幻，而非科幻。这是因为，科幻需要的想象力并非空想，它需要科学成分作为支撑。
　　《三体》之前，中国的科幻小说似乎一直处于无作品可谈的窘境，但事实上，科幻作品在中国有过三次井喷。第一个时期起源于晚清，科幻被当成中国文化更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行考量;第二个时期是改革开放之后，创作的火花频频闪现;第三个时期为新世纪以后，刘慈欣的《三体》一书获雨果奖，登顶科幻界的珠穆朗玛峰，中国人读科幻小说的热忱再次被点燃。
　　声势浩大的晚清科幻
　　要找到中国科幻的源头，时间得移步到1900年前后，此时的大清风雨飘摇，危如累卵。内忧外患之际，人人都在探索革命。中山先生正忙着做“永远的革命者”，要革了大清辫子的命;“我的朋友”胡适即将出发前往美国留学，向中国传统的旧小说投来一把把锋利的匕首;而著名学者、改革家梁启超忙着发动小说界革命，提出了“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口号。
　　这话并非黑言诳语。梁启超将变法失败的原因归咎为“民智不开”，他认为，中国要完成维新大业，必须让老百姓了解“身外之身，世界之外世界”，也就是西方的社会与政治状况。而科幻小说就是最好的道具。为了让国民重视小说，他甚至夸张地宣扬，小说就像空气和粮食，“欲避不得避，欲屏不得屏，而日日相与呼吸之餐嚼之矣。”
　　在当时，竖起的两面大旗“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正被时代的大风吹得猎猎作响，作为舶来品的科幻小说便借着这股如同17级山竹的风力，强势登陆了清末民初的中华大地。
　　闽籍才女薛绍徽在1900年翻译了即凡尔纳的《八十日环游记》，这是中国第一部外国科幻小说翻译作品，随后又有《十五小豪杰》《海底旅行》《空中旅行记》等凡尔纳翻译作品陆续问世，在中国掀起了一股凡尔纳热潮。
　　除凡尔纳以外，还有日本的押川春浪，英国的哈葛德、斯蒂文森，法国的佛林玛利安等人的小说被源源不断地翻译进入中国。一时间，读科幻小说成为了时髦。在大量光怪陆离的翻译作品影响下，1904年，署名为“荒江钓叟”的作者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科幻小说《月球殖民地小说》。文学博士汤泽生认为，从翻译到创作，科幻小说在中国的演变之快，是域外引进的其它小说文类无法比拟的。其浩浩荡荡的势头形成了备受瞩目的文学景观。据不完全统计，当时翻译、创作的科幻小说就已达到300余部，还不包括大量含有科幻因素的创作。
　　总而言之，晚清科幻小说的兴起，不仅是风雨飘摇的现实之需，也得益于西方科幻小说的译入，和中国本土作家的努力。
　　清末民初的“未来中国”
　　由于背负着“救国良方”的硕大光环，加上当时流行的“科学万能主义”，这一时期的科幻小说，总是以未来的中国与世界想象为背景，充满了对中国从此屹立于世界之巅的奇妙幻想。
　　譬如，梁启超1902年发表了未来主义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讲的是1962年的故事，那时的中国“国力之强，冠绝全球”，西方人纷纷学起汉语来。
　　受其影响，一大批以“未来手法”描写“未来中国”的科幻小说先后面世。《新中国》便是其中较为知名的作品，出自于清末民初的小说家陆士谔。小说中，主人公一觉醒来，忽然发现上海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整个中国不仅国富民强，就连“平时旁若无人的外国人也不知为何一副恭恭敬敬的模样”。
　　这不禁让他大惑不解。此时，他的友人李友琴解开了这个谜团。原来中国发明了各式各样、琳琅满目的科学法宝，譬如可随时乘坐“空行自由车”，轻功水上飞一般的“水行鞋”，能夺魂催命的“绿气炮”，太阳拳一般的“电射灯”，还有兵舰坚不可摧的“橡皮包甲”，其中竟然还有一种“除恶药”，能够让人消除邪念。
　　于是中国在科学的助力下，坐拥千艘军舰、百万军队，屡次识破敌人变化多端的诡计，几近无所不能了。在同时期的另一些科幻小说中，如《新石头记》《未来之上海》，诸如此类的科技想象亦是天马行空：设施齐全的飞艇，无人售票的地底电车，“电鞋”“电枪”“电弹”等等琳琅满目的先进发明，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不难发现，这些科幻小说中的“未来中国”都是一个全方位崛起的中国，仰仗科技的“神力”得以战无不胜。科学就如同哆啦A梦的魔法口袋一般，能够不断拿出让人眼花缭乱又威力十足的法宝，而那些欺压中国的大反派们，只能像胖虎一样乖乖求饒。
　　不过，由于晚清时国人对于“科学”还一知半解，很多作者行文时，不自觉地就把科学“神话”了，从而显得有些“用力过猛”。可以想象，当时备受欺凌的国人读到这些小说的时候，是何等热血沸腾，现实中没有解决的问题，在想象中自带主角光环地轻而易举解决了，能不激动吗？至于科学与否，似乎倒不属于关心的范畴了。
　　科技发达还不够，政治变革也是刚需。翻开陆士谔的《新中国》，国家的崛起是基于中国已经实行君主立宪四十年。
　　与鼓吹科技成果不同的是，一些小说中的“未来中国”政治形象，就不那么上得了台面了。譬如，毕倚虹1917年出版的科幻小说《未来之上海》，处处可以看到作者对政府的讽刺与批判，如一直陪同“我”在“未来上海”参观游览的两位，一个叫吴齿（无耻），一个叫曾晓仁（真小人），就因为是总长的亲戚，因此得以在公务员系统混了两个闲职，可以只领钱不做事。
　　民国时期，老舍的《猫城记》讽刺更为入木三分。小说中，一个太空人因为飞船失事来到猫国，猫国人虽然大难将至却天天内斗不休，最终导致猫族灭亡。
　　在作者们看来，想象中的“未来中国”即使科技厉害起来了，政治若依旧腐败，国家仍然称不上强盛。与其说他们写的是科幻，不如说是借科幻之名、行针砭之实。 　　而民国科幻小说中的“未来中国”形象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是因为面临更复杂的环境动荡与危机。作者们从失望而忧愤的现实生活出发，在反思与批判中对未来中国产生的一种期许，其中透露出许多不满、无奈、矛盾与挣扎，却也终究不失希望。
　　迅速退潮的科幻热
　　美国学者王德威认为，晚清科幻的科学技术常与魔法无异。譬如，《新中国》里出现了依靠现代科技的发明医治人心的情节，不仅令中华民族重获新生，甚至得以超越并克服西方现代文明自身无法解决的弊端。
　　他曾评价道：“这一类作品的出现，当然有西方科幻小说的影响，但传统神怪小说的许多特性依然发生作用。晚清科幻奇谭最引人入胜之处是，它统合了两种似乎不能相容的话语：一种是有关知识与真理的话语，另一种则是梦想与传奇的话语。”
　　无独有偶，王德威的这个观点，与鲁迅对“科学小说”的解读遥相呼应。
　　1906年，鲁迅弃医从文。他相信科学救国，但他觉得科学理论未免太过艰深，借由小说的躯壳，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而晚清的“科学幻想”，本身便可視作一剂开启民智的良方。
　　在《〈月界旅行〉辩言》中，青年鲁迅写下了那句常为中国科幻界所乐道的名言：“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
　　遗憾的是，在这次短暂而热烈的相遇之后，鲁迅终其一生，就再没关心过科幻了。
　　从晚清开始，如何让古老中华重焕生机，成为知识分子心中的难题。通过对传统文化的保留、改造、发扬，使其在当下获得重生，力求以此促进民族精神的新生和民族性格的再造，这是鲁迅给在强势西方文化入侵和压迫下陷入困境的中国文化选择的一个现代性方案，也是鲁迅作出的一次方向调整：在国家危急存亡之际，脱离现实地畅想未来，无异于阿Q的自我安慰。这或许就是鲁迅为何放下科幻，在《呐喊》和《彷徨》中描绘了种种“人心”。
　　另一方面，科幻小说之所以被梁启超等知识分子推崇，与中国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不无关系。但是，没有科学，难有科幻，以自然科学技术作为支撑的科幻小说需要以良好的科学发展环境为土壤。因而，清末民初的科幻小说发展并不顺遂，并屡屡出现“弃坑”局面：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只连载了五回就被弃坑了;《月球殖民地小说》连载了13万字之后，作者也默默弃坑了。
　　1920年，科幻创作愈加稀少。科幻在中国的第一次浪潮，在民国初年基本戛然而止。到了1940年代，战争更让中国的科幻小说创作停滞，直到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才有了《珊瑚岛上的死光》《月光岛》等一系列科幻作品的重新放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