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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果满枝花烂漫
白剧,是流行于大理地区的少数民族剧种,它包括吹吹腔戏和由白族大本曲发展起来的大本曲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本曲剧与吹吹腔戏合流为白剧｡
白剧有几百年的历史,有过十分繁荣的时期｡那时村村有戏台,寨寨唱吹吹腔戏,逢年过节时唱,劳动时唱,迎神赛会时唱,举行结婚仪式时唱,办丧事时也唱,唱吹吹腔戏成了白族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民国时期由于统治者实行大汉族主义,歧视､压制､排挤少数民族文化,不但不准吹吹腔戏进城演唱,就是在农村演唱吹吹腔戏,其演唱者也会受到迫害｡以至于到临近解放时,只有在边远的白族山寨还有少量演唱吹吹腔戏的活动,白族吹吹腔戏濒临消亡的境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大力扶持､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白族吹吹腔戏又才获得新生｡1956年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1958年成立以演出吹吹腔戏和大本曲为主的“大理县业余文工团”,1959年正式改为“大理县吹吹腔戏剧团”,1962年成立“大理州白剧团”｡云龙､鹤庆､剑川､洱源等县也相继成立了以演出白剧为主的专业剧团､文工队,农村业余吹吹腔剧团也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各剧团､文工队积极抓白剧剧目创作,陆续推出了一批在全国､全省有影响的剧目,并多次获奖,白剧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繁荣时期｡
据不完全统计,白剧参加全国会演､获得全国奖励的剧目和演职人员就有:
1958年由文化部主办的西南区文化工作会议在大理市下关召开,大理市业余文工团在会议上演出了新创作的吹吹腔戏《杜朝选》､《花甸坝》､大本曲剧《朝珠树》､《搬家》等剧目｡这是白剧第一次在全国亮相,立即受到领导和专家的关注和赞赏｡
1964年由大理州白剧团创作演出的白剧《红色三弦》(编剧:杨元寿､李晴海､薛子言､陈兴)参加云南省､西南区文艺会演以后到长沙､贵阳等地演出,均受到热烈欢迎和广泛好评｡1966年奉调到北京演出,并第一次进入中南海为国家领导人演出,受到陈毅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和鼓励｡1975年大理州文艺宣传队创作演出的白剧《苍山红梅》(编剧:薛子言､张继成)赴北京参加全国现代戏调演,调演结束后,又到北京的工厂､京郊怀柔､昌平､延庆三县演出近两个月｡宁夏区京剧团､哈尔滨歌舞院､江西宜春京剧团,以及四川的川剧等剧团分别将《苍山红梅》移植成京剧､歌剧､川剧进行演出,剧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向全国发行｡《红色三弦》和《苍山红梅》使白剧在全国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1980年州白剧团创作演出的白剧《望夫云》(编剧:杨明､陈兴､张继成)应文化部和国家民委邀请到北京演出,受到好评｡北京宝文堂书店出版《望夫云》的戏剧连环画册,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白剧《望夫云》的彩色剧照条幅四条十六幅,剧本获全国戏曲､话剧､歌剧优秀剧本奖(此奖后改为“曹禺戏曲剧本文学奖”),是白剧获得的第一个全国戏曲最高奖｡
1984年州白剧团创作演出的白剧《苍山会盟》,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戏剧观摩演出,受到好评｡剧本参加文化部､国家民委､全国剧协､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学会联合举办的“全国第一届少数民族题材剧本评奖”,获“银奖”(此奖后改名为“孔雀奖”)｡州白剧团创作演出的白剧《阿盖公主》(编剧:赵建华)1992年参加文化部“第三届中国艺术节”演出,获剧目二等奖,杨月明获服装设计一等奖,张绍奎获音乐设计一等奖,李琼芬获导演二等奖,叶新涛获表演一等奖,杨益琨获表演一等奖,杨永忠获表演二等奖,赵文生获表演三等奖｡《阿盖公主》1995年又获文化部“文华新剧目奖”,叶新涛获“文华表演奖”,杨月明获“文华舞美(服装设计)奖”｡
洱源县文工队创作演出的白剧《孤雁双飞》(编剧:向雄飞､王立智)获文化部“孔雀奖”铜奖｡
大理州白剧团创作演出的白剧《将军泪》(编剧:魏树生)获文化部“孔雀奖”铜奖｡
根据州白剧团创作演出的白剧《白月亮､白姐姐》(编剧:赵建华)改编的白剧电视剧《白月亮､白姐姐》参加广电部全国电视剧展播获“骏马奖”一等奖,全国电视剧“巨力杯”､“金鹰奖”一等奖｡
1997年叶新涛被文化部授予“德艺双馨”表演艺术家称号｡
州白剧团创作演出的白剧《阿盖公主》(编剧:赵建华)参加文化部“天下第一团调演”获“新剧目奖”､叶新涛获优秀表演奖,杨益琨､李泽新获表演奖｡由剑川县阿鹏艺术团创作演出的白剧《益民风尚》(编剧:杨刘忠､魏树生)2002年参加文化部小戏､小品调演,获十二届“群星奖”､“金奖”｡
由州白剧团创作演出的大型白剧《情暖苍山》(编剧:魏树生)2001年参加中国第七届戏剧节展演获“曹禺剧目奖”,杨益琨获表演一等奖,马永康､赵文生､李泽新获表演二等奖,王茂林､张亮山获音乐设计二等奖｡
2002年杨益琨获“中国戏剧梅花奖”｡这是戏剧演员在艺术上的最高奖｡杨益琨是少数民族剧种､少数民族获此奖的第一人｡
我州白剧参加全省获奖的剧目和演职人员更是数不胜数｡
以上获奖情况能够说明什么?或者说有什么特点呢?
第一,获奖级别高,获奖的戏剧门类全面｡中国文化部､中国戏剧家协会设立的戏剧最高级别奖有“文华奖”､“梅花奖”､“孔雀奖”､“群星奖”､“德艺双馨”奖｡这些奖我州白剧都获得了｡戏剧是一门综合的艺术,它包括文学剧本､导演､演员､音乐､舞美等各种艺术门类,白剧各门类的演职人员都获得过上述奖项,而且等级较高｡我州白剧各艺术门类人员都在国家级竞赛中获奖､获大奖,这说明我州白剧拥有一支有较高艺术造诣,有丰富经验的能出作品､出精品的白剧骨干队伍｡
第二,50年来,我州的白剧不断有剧目参加全省､全国文艺会演,并获得优异的成绩,这说明,我们这支骨干队伍是有事业心的,是有敬业精神的,是愿意为繁荣我州戏剧事业作出贡献的｡
第三,获奖人员中老中青三代都有｡这说明我们优秀的白剧人才在不断涌现｡
白剧,在祖国各民族戏曲大花园里可以说是一枝独秀,硕果满枝｡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薛若琳同志在一次少数民族戏剧观摩演出会座谈会上很感慨地说:“一个少数民族剧种白剧,一个州级少数民族白剧团,能够在各时期,不断推出在全国获奖的､有影响的剧目,这在全国少数民族剧种中是少有的｡就是在汉族戏曲剧种中,也是不多见的｡白剧发展的经验,特别是大理州白剧团抓创作的经验,是值得好好总结的｡”薛若琳副院长的话是发自内心的,是很中肯的｡白剧在50年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大理白剧团在抓剧目创作中有哪些经验可以总结呢?
浇花要浇花根根
白族民间有句俗话:“浇花要浇花根根｡”浇花施肥只有浇在花根上,才能枝繁叶茂,鲜花盛开｡繁荣白剧,抓什么是根本?抓剧目创作是根本｡剧本,剧本,一剧之本,只有从剧目创作抓起,戏剧演出的繁荣才有保证｡有了好的剧本,导演､演员､作曲､舞美才能有施展才华的机会｡演出成功了,也就推出了优秀的导演､演员､作曲､舞美人才｡一个优秀的新剧目,就是一朵鲜花｡只有不断推出优秀的新剧目,一个民族才能繁花似锦,也才能体现出一个民族剧种旺盛的生命力｡大理州委､州政府､州文化局､大理州白剧团的各级领导班子对抓剧本创作的重要性都是比较明确的,都是花大力气去抓的｡大理州白剧团成立于一九六一年,当时的剧团领导苏丹､李晴海同志就一手抓继承传统,向老艺人学习,排演优秀的传统剧目和外地的优秀剧目;同时就开始抓剧本的创作｡他们广泛发动大理州的作者为白剧团写剧本,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拿出经费补助外单位业余作者作深入生活进行创作的费用｡李晴海同志亲自带领剧团作者和业余作者一道深入农村,和民间艺人一起生活,进行创作｡一九六三年创作出了《红色三弦》､《青松赞歌》､《乔后怒火》等一批剧目｡在组织创作中发现业余作者杨元寿同志长期从事群众文化工作,对白族群众生活非常熟悉,民间文学底子深厚,有一定的剧本创作基础,于是就千方百计将杨元寿同志调到州白剧团从事专业创作｡《红色三弦》就是以杨元寿同志为主创作､修改出来的｡以后的一批优秀剧目,各届领导都灌注心血,全力以赴地去抓｡有的是团长亲自参与创作,如《阿盖公主》的作者､《蝶泉儿女》的作者之一赵建华,就是白剧团团长｡有的剧团领导则从剧本初稿一出来就和作者泡在一起,共同讨论,共同修改,如李晴海同志就跟《苍山红梅》的作者一道,从深入生活起,长期同甘共苦,亲密无间,这样思想就容易沟通,配合就比较默契｡
白剧团的领导是把剧本创作当作剧团的基本建设来抓的｡他们不急功近利,不是只盯在调演､会演上,而是常抓不懈｡组织《红色三弦》创作时,并无会演､调演的通知｡几个作者都是从事文化工作的同志,在实际工作中感受到农村群众文化阵地上两种文化的斗争很激烈,需要大力宣扬社会主义思想,宣扬社会主义的新人新事,于是写出了《红色三弦》｡白剧团排演以后,首先是到本州各地县区演出,到农村基层演出,边演出,边听取意见,边修改｡当一九六四年全省现代戏会演通知下来时,白剧团已经有了现成的剧目《红色三弦》了｡以后的《苍山红梅》､《苍山会盟》､《阿盖公主》､《情暖苍山》等剧目也基本如此｡各级的调演､会演是一种机遇,是剧团展示成果的一次机会;但如果平时没有积累好的剧目,到参加会演前,临阵磨枪,仓促上阵,那是很难取得好成绩的｡
一个州级的剧团,每年经费不多,排新戏都有一定困难,而且地州的剧本作者大都不够成熟,写出的剧本水平都不是很高｡相对来说,排外地优秀剧本就会少冒风险｡但大理州的领导和白剧团的负责同志,为了扶持本州创作,培养本州作者,繁荣白剧艺术,对本州作者的剧本积极排演,敢于抓到底｡《红色三弦》的几个作者基本上都是第一次写剧本,初稿显得很单薄,在几次座谈会上虽然肯定了剧本具有一定基础,但评价并不高｡当时白剧团的几位领导却独具慧眼,对剧本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他们综合了各方面的意见,积极组织作者修改剧本,而且很快投入排练,并到州内各县､乡演出｡该剧第一稿演出剧场效果不太理想,而且褒贬不一,争议很大｡面对重重困难,白剧团不是畏缩不前,而是知难而进｡他们不是解散创作组,而是加强创作组,鼓励创作人员虚心听取意见,改好剧本｡他们将几位作者安排到环境幽静的州委党校去潜心修改,剧本第二稿就有了一个突破性的进展,演出很受欢迎｡在成绩面前剧团领导很冷静,并不沾沾自喜,而是组织作者又反复修改精益求精｡作者往往是随团演出,兼打幻灯｡每场演出,都亲身感受到观众的反映,这样,什么地方需要修改,什么地方需要加强,作者心中也就有了底｡演出告一段落,作者的修改稿很快就出来了｡一九六四年,《红色三弦》参加云南省现代戏观摩演出时已是第四稿了｡就是在观摩演出大会上受到热烈欢迎,领导和专家给予较高评价之后,剧团和作者仍然又从剧本到导排都作了较大的修改､排练,使《红色三弦》日臻完美｡因此才有到西南区会演的轰动､北京演出的强烈反响,白剧团因此而有了一定的影响和声誉｡这几个作者在各级领导和专家的帮助下,在《红色三弦》的修改过程中受到锻炼和提高,成了白剧剧本创作的骨干,相继参与写出了《苍山红梅》､《望夫云》､《苍山会盟》､《白洁夫人》等剧本｡如果《红色三弦》剧本一开始就被“枪毙”了,这几个作者是否还会继续写剧本就很难说了｡《阿盖公主》､《情暖苍山》也多方面听取意见,反复修改,才取得优秀成绩的｡
植根沃土花常开
大理山川绮丽,历史悠久,“每一棵草都有一首歌,每一个石头都有一个传说”,可说是一块产生文艺作品的风水宝地｡生长在这里的勤劳､智慧的白族人民在历史上曾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创立了丰功伟绩,在各个时期都产生了许多站在历史潮流前列的先进人物｡白族人民的历史和现实生活是文艺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白剧的剧作者､导演､演员､舞美正是深深地植根于这一方沃土之中,才使白剧这株民族戏剧之花常开不败｡
白剧团有影响的几个自创剧目都是取材于白族的现实生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民间传说故事｡有的是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新人新事,有的是歌颂民族团结,有的是表现青年人冲破封建枷锁,追求爱情自由向往幸福生活,有的是歌颂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干部对人民群众的一片真情｡这些内容都贴近白族人民生活,贴近现实,贴近群众｡剧目一上演就深受广大白族群众的喜爱,并引起共鸣｡白族群众往往把白剧团称为“我们的剧团”,因而加倍关心和爱护｡一直到现在,白族群众一提到《红色三弦》､《望夫云》,那种亲切之情往往溢于言表｡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为了创作《红色三弦》,几个作者长期和白族民间艺人同吃､同住､同演唱｡在水利工地的草棚里,他们和白族民间艺人围着煤油灯共同编写､商讨唱本;在劳动现场,在群众集会的广场上,在民间节日的歌台上经常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听到他们的歌声和琴声｡特别是作者杨元寿和白族本子曲民间艺人张明德更有一种师徒､兄弟般的亲密情谊｡杨元寿从张明德身上感受到他和白族群众水乳交融的亲密关系,看到了他不辞辛苦､不计报酬､不分白天黑夜､不论刮风下雨,哪里需要就到哪里演唱的高尚品质,以及他毫无保留地将演唱技巧传授给年青徒弟的无私奉献的精神｡《红色三弦》中优秀的民间艺人段大爹(后改为腊梅)就是以张明德为模特而塑造的｡杨元寿同志长期从事群众文化工作,对白族群众的生活和民间文艺都很熟悉,因此对民间艺人的刻画非常形象,有深度｡特别是在民间语言的提炼､运用上很见功力,比喻生动而富有民族特色,很受群众欢迎｡在北京大学演出时,一句唱词出来往往就会引起一阵热烈的掌声｡《苍山红梅》的创作也是如此｡作者几乎到了全州所有血吸虫病流行的地区调查,访问了几十个基层卫生所､合作医疗站,还到先进的合作社医疗站和赤脚医生生活了较长的时间｡就是创作历史剧､民间传说故事剧,《望夫云》､《阿盖公主》的作者们也是在现实生活中有所感受后,用先进思想的光辉去照亮历史题材进而去进行创作的｡
剧目生产,是剧团各部门参与的综合工程｡一个剧目的成功,除剧本是基础之外,导演､演员､音乐､舞美的作用也是很大的｡白剧团的导演､演员､舞美､音乐人员基本上都是白族,而且大部分来自民间,他们和白族群众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导演､演员们既重视向白剧老艺人学习传统的导演技术技巧,同时又很重视从白族群众的劳动生活中,特别是从白族舞蹈中学习､提炼和丰富白剧的表演手段｡如《望夫云》中“对歌定情”一场,阿龙､阿凤的表演,群众的歌舞都是从白族“绕山林”活动中群众的对歌､歌舞中吸取精华,使表演既刻画了人物,又富有生活气息,整场戏民间风味十分浓郁,音乐也是如此｡白剧的音乐,主要由吹吹腔戏和大本曲两大声腔组成｡吹吹腔和大本曲来源于民间,而且现在仍然主要是在白族群众中演唱｡从未离开过白族群众这块土壤｡白剧团的音乐工作者很善于把握大本曲和吹吹腔的风格,又善于根据剧情的需要,从白族民歌中选择恰当的曲调来丰富白剧的唱腔｡如《红色三弦》中“三八队员之歌”《东方升起红太阳》就是在剑川东山《山后曲》的基础上发展而成,歌曲优美流畅,一演出就被群众接受,现在仍在群众中广为流传｡而白剧团的舞美设计者,本身就是民间美术师｡大理的湖光山色､奇花异草､建筑装饰､服装工艺全溶于他们心中｡他们的舞台设计地方特色很浓,特别是服装的设计,每个戏都能根据人物的身份,既保持民间特色,又有所发展,往往使人耳目一新,很受专家和观众的赞赏｡《阿盖公主》的服装设计和音乐能在第三届中国艺术节上获一等奖,那绝非偶然｡正是由于白剧团的编､导､演､音乐､舞美人员保持和白族人民的亲密关系,把根深深地扎在白族群众生活这一沃土之中,才使白剧团不断地推出新剧目｡
引得春风花更红
白剧是一个古老的剧种(吹吹腔剧),又是一个在发展中不断完善的少数民族剧种｡由于历史的原因,解放前吹吹腔剧没有一个专业剧团,只在山区农村有业余吹吹腔班进行演出活动,导演服装等各方面并未形成很完整的程式系统(历史上可能有,但并未很好地继承下来)｡大理州白剧团成立之后,很重视向老艺人学习,向传统学习,将州内各县有名的吹吹腔､大本曲老艺人请到剧团当老师,青年演员拜师学艺｡但要繁荣白剧,要白剧充分地表现当代革命和建设的现实生活,适应当代观众的审美需要,光靠吹吹腔剧现有的表现手段就显得不够了｡怎么办?白族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民族,善于学习的民族｡远在南诏时期就主动地引进中原的先进生产技术,使苍洱地区经济繁荣,同时也引进中原的歌舞人才,创造了辉煌的《南诏奉圣乐》｡白剧团的同志们一方面善于向生活学习,向白族民间艺术学习;另一方面积极向老大哥剧种学习,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他们曾经请成都川剧学校的校长､川剧表演艺术家易征祥等来教表演｡白剧演员们虚心好学的精神使易老师深受感动,把川剧表演的一些绝技都毫无保留地教给了白剧演员｡白剧团把年轻学员集体送到省文艺学校系统地学习表演｡白剧团还请省京剧院导演张树勇､苏保昆,话剧导演陈佩耕､程隹光､李鹏,滇剧导演席国英到剧团导演示范｡白剧团一有机会就派人出去观摩学习,并选送年轻导演到云南艺术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班学习｡这些工作对培养白剧人才,提高白剧的整体演出水平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白剧团的几个在省内外有影响的剧目和相关专家的辛勤指导及有关院校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团结勤耕园丁情
大理州白剧团成立以来能不断地推出优秀剧目,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大理州有一个团结协作的､愿意为繁荣民族文艺献身的､被同行戏称为“打死不投降”的创作集体｡这个创作集体不是少数几个人,而是团结了大理州的一批创作骨干｡这个创作集体的主要成员有白族的杨元寿､李晴海､张继成､赵建华;纳西族的和汉中;汉族的薛子言､陈兴德､魏树生等｡有的是剧团的专业作者,有的是机关行政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多年来,他们的团结协作,创作了大型白剧《红色三弦》(作者杨元寿､李晴海､薛子言､陈兴德)､《苍山红梅》(执笔薛子言､张继成)､《望夫云》(作者杨明､陈兴德､张继成)､《苍山会盟》(作者薛子言､张继成､和汉中)､《蝶泉儿女》(作者赵建华､陈兴德)､《白洁夫人》(作者薛子言､张继成､和汉中)､《阿盖公主》(作者赵建华)､(情暖苍山)､《将军泪》(作者魏树生)｡
这一批作者为了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团结在一起,他们有着相同的思想基础,这就是他们都有一种为繁荣白剧无私奉献的精神｡他们为白剧团创作剧本,不为名,不为利,历尽艰难而无怨无悔｡他们能体谅剧团的困难,连深入生活,调查研究的费用都没有到白剧团报销｡年纪大点的同志为给白剧团写剧本,曾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批判,名字和“走资派”并列,有的挨打､挨斗,受尽苦难｡但当白剧团需要剧本时,他们又默默地提起笔来｡当戏剧不景气,剧本出路困难时,他们仍然在白剧这个民族戏剧花园里勤奋耕耘｡
这一批作者能够长期团结协作,是因为他们把戏剧事业,把白剧事业看得很重,把个人名利看得很轻,一心想着的是如何写出好的剧本｡《红色三弦》初稿是杨元寿､李晴海同志写的,后来剧团领导提出增加力量共同修改,他们立即表示热情的欢迎｡在以后的合作中,大家都能坦诚相待｡谁的剧本演出获得成功,大家都会为他高兴给予祝贺;谁的剧本需要讨论征求意见,大家都积极为他组织,并积极参加,出主意,想点子,共同把剧本修改好｡
这一批同志在合作过程中能出于公心,坦诚相见｡不管是对谁的剧本,也不管是在何种场合,大家都是对事不对人,既不无原则地吹捧,也不恶意攻击,实事求是,有什么说什么,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所以,不管谁写出剧本,都愿拿出来听取大家的意见,而且每讨论一次都感到很有启发､有收获｡当然,有时对剧本的一些问题认识不同引起激烈争论的事也是经常发生的,但从不恶语相加,或以势压人｡意见说完,改不改,如何改,由作者自己决定｡下次讨论剧本,照样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久而久之,大家都互相理解了｡“真诚待我,才直抒心声;不愿帮我,何必直言｡”因此,多年的合作,使大家成了事业上的伙伴,生活中的朋友｡
在这一批同志中,有的虽然同时担负着一定的艺术行政工作,但都能主动负责剧本修改､投排的组织工作,愿意为其他作者铺路搭桥,这无疑是一个创作集体不断增强凝聚力的重要因素｡做组织工作的人,往往是无名的｡剧目演出成功了,受奖励的队列中没有他们的名字,这就需要有为他人作嫁衣的奉献精神｡作者写出了剧本,他们热诚地组织座谈,帮助作者修改;剧本要投入排练,又积极地向上级写报告,要经费,到剧团作动员,帮助解决问题｡几十年来,他们为剧目的生产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作者们对此是心存感激的｡
好花还需护花人
白剧团能够不断地推出优秀的新剧目,除了以上这些主客观原因外,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有党的民族政策,有党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有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关心和支持｡多年来大理州委､州政府､州文化局对白剧团的剧本创作､剧目生产都是十分关心和支持的｡许多剧目都是州委､州政府负责同志亲自抓的｡有的领导带着作者下农村蹲点,从剧本提纲开始就和作者一起讨论研究,有的领导到农村召开现场会也不忘通知作者前去参加｡许多剧本写出来以后,州委､州政府､州委宣传部､州文化局的负责同志都亲自参加座谈讨论,帮助作者修改｡剧目投入排练,在经费上都给予极大的支持｡剧团遇到困难,这些领导都敢为剧团撑腰,积极帮助解决｡所以说,好花还需护花人,没有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帮助,白剧团要推出这些优秀剧目是根本不可能的｡
思考
白剧要发展,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人民的需要｡白族人民喜爱它,白族人民需要它,民族文艺大花园中更不能缺少这一枝奇葩｡为了让白剧更加繁荣,让白剧之花更加鲜艳灿烂,需要各方面大力扶持和帮助｡
1､发展白剧要有全局的观点｡在研究白剧发展问题的时候,我们往往只看见一个白剧团,这是不够的｡白剧团是白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白剧发展的一个代表,但不是全部｡白剧队伍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业余吹吹腔剧团,如洱源县的兰林､大松甸､波大邑吹吹腔剧团,云龙的汤邓､下坞､箐干坪､大达吹吹腔剧团,剑川象图､上兰吹吹腔剧团,鹤庆打板箐吹吹腔剧团,以及以演大本曲剧为主的周城文艺宣传队等｡州白剧团的第一代演员是这些业余吹吹腔剧团的老艺人教出来的,第一批剧目也是这些老艺人传授出来的｡可以说这些业余吹吹腔剧团是现代白剧团的基础和源头;第二是洱源､剑川､鹤庆､云龙等经常演出吹吹腔剧和大本曲剧的县文工队｡他们和群众保持着更密切的联系,在普及白剧中起着承上启下的纽带作用;第三是大理州白剧团,这是白剧的主力军,在发展白剧中起着带头､示范的作用｡只有这三方面都发展了,白剧才能形成万紫千红的繁荣局面｡
2､要加强白剧的研究,要不断总结经验,吸收先进的文艺思想,让白剧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跟上时代的步伐｡如白剧的表演风格问题,即走什么表演路子的问题,就很值得研究､探讨｡有的主张完全走戏曲化的路子,向京剧､滇剧靠拢;有的主张走歌舞剧的路子｡长期以来,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有争论｡有争论是好事,只有通过争论,才能明辨是非,促进白剧的发展｡我们也要允许白剧团进行各种试验,在实践中进行探索､总结｡但在讨论白剧走什么路子的时候,一定不能离开白剧发展的历史和大理州白剧团几十年来在创作演出的许多优秀剧目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根据我们的调查,吹吹腔是在白族民间演唱民家曲(白族民歌)及唢呐演奏活动的基础上融合外来声腔､剧种演变而成｡在吹吹腔传统剧目中最有民族特色的不是那些说汉语､按一定戏曲程式演出的宫廷戏､袍带戏,而是那些说汉语白音和汉白夹杂､融进白族民间音乐歌舞､民间习俗的生活小戏,如《崔文瑞砍柴》､《火烧磨房》､《重三斤告状》等,这些戏在民间长演不衰,最受欢迎,也成了州白剧团的保留节目｡
州白剧团第一个在全省全国有影响的剧目《红色三弦》走的是新歌剧的路子,表演上没有戏曲程式,音乐上以大本曲为主,吸收了许多民族音乐､歌舞,在大理州､云南省,乃至北京､四川､贵州演出都深受领导和各界群众的欢迎,都肯定这个戏民族特色鲜明,音乐清新优美,悦耳动听,演员表演自然,富有生活化｡特别是剧中“三八”队员在金龙江边演唱的根据剑川白族“山后曲”改编的《东方升起红太阳》唱段,更是在群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每当这一曲歌声响起,就在剧场中引起一片赞叹声和掌声｡现在这一曲调仍在大理州广为传唱,成了白剧中最普及的曲调｡州白剧团从《苍山红梅》起,到《望夫云》､《苍山会盟》､《阿盖公主》,逐渐学习运用了一些京滇剧的戏曲表演手段(在古装戏中运用较多,在现代戏中运用较少),这对于加强､丰富演员的表演基本功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但由于州白剧团演员队伍从总体来看,戏曲表演的基本功较差,对戏曲表演程式掌握不够,所以,演员在舞台上按戏曲程式化表演就显得不那么得心应手,有时还显得别扭｡而在台上融合民族歌舞的表演方面,演员就运用自如了｡如《望夫云》对歌一场,融进了白族“绕山林”民俗活动,用了白族载歌载舞的“对歌”表演形式｡演员熟悉这种生活,表演时就轻松自然,白族风格很浓,很受群众欢迎｡因此,我认为白剧应向其它剧种学习,但一定要化为于我有用｡白剧更应该从白族舞､白族生活中吸取､提炼富有白族特点的表演动作和表演手段,走民族歌舞剧的路子,也就是用白族的歌(音乐)､白族的舞(动作),演白族的故事｡
3､要发展繁荣白剧,就要多开展有关白剧的活动｡以活动促发展,以活动促繁荣｡如定期和不定期地举办白剧､吹吹腔的会演､调演;白剧音乐､吹吹腔音乐演唱会;白剧演员比赛,召开有关白剧发展的专题研讨会等｡只有不断开展有关白剧的活动,才能引起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士的关注和重视;才能调动起广大白剧工作者的积极性,增强他们的责任感和自豪感;才能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才能不断推出新剧目,出精品,扩大白剧的影响｡
4､繁荣白剧的关键环节是抓创作,出精品｡出精品是白剧繁荣的重要标志｡抓创作､出精品也是白剧面临的紧迫任务｡剧本,剧本,一剧之本｡白剧出精品,首先就要有好的白剧剧本,有了好的剧本,根据州白剧团目前的条件,加上各方面的支持帮助,推出有影响的优秀剧目也是完全可能的｡
5､白剧要改革,白剧机构要改革｡白剧要走向市场,这是大势所趋｡但作为一个民族剧种,由于语言等方面的一些原因,演出市场还正在培育之中｡过去党和政府对白剧十分关心爱护,各方面都给予特别的支持,才有了白剧的今天｡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在有关经济政策方面对白剧给予倾斜,这对发展繁荣白剧还是十分必要的｡
6､要重视白剧队伍的培养｡白剧是一个民族剧种,对编剧､音乐､导演､舞美人员方面,都有特殊的要求,而更显得突出的是白剧演员队伍的培养｡因为白剧演出时演员需要用白语或“汉语白音”,因此其他艺术院校无法为我们输送演员｡长期以来,州白剧团都靠以团代班培养,由于流通渠道不畅,现在州白剧团的演员队伍接班人问题已经凸显,优秀的青年演员缺乏,如不尽快采取有效措施培养青年演员,势必影响白剧的发展｡
(特约编辑:张时胜)
白剧,是流行于大理地区的少数民族剧种,它包括吹吹腔戏和由白族大本曲发展起来的大本曲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本曲剧与吹吹腔戏合流为白剧｡
白剧有几百年的历史,有过十分繁荣的时期｡那时村村有戏台,寨寨唱吹吹腔戏,逢年过节时唱,劳动时唱,迎神赛会时唱,举行结婚仪式时唱,办丧事时也唱,唱吹吹腔戏成了白族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民国时期由于统治者实行大汉族主义,歧视､压制､排挤少数民族文化,不但不准吹吹腔戏进城演唱,就是在农村演唱吹吹腔戏,其演唱者也会受到迫害｡以至于到临近解放时,只有在边远的白族山寨还有少量演唱吹吹腔戏的活动,白族吹吹腔戏濒临消亡的境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大力扶持､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白族吹吹腔戏又才获得新生｡1956年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1958年成立以演出吹吹腔戏和大本曲为主的“大理县业余文工团”,1959年正式改为“大理县吹吹腔戏剧团”,1962年成立“大理州白剧团”｡云龙､鹤庆､剑川､洱源等县也相继成立了以演出白剧为主的专业剧团､文工队,农村业余吹吹腔剧团也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各剧团､文工队积极抓白剧剧目创作,陆续推出了一批在全国､全省有影响的剧目,并多次获奖,白剧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繁荣时期｡
据不完全统计,白剧参加全国会演､获得全国奖励的剧目和演职人员就有:
1958年由文化部主办的西南区文化工作会议在大理市下关召开,大理市业余文工团在会议上演出了新创作的吹吹腔戏《杜朝选》､《花甸坝》､大本曲剧《朝珠树》､《搬家》等剧目｡这是白剧第一次在全国亮相,立即受到领导和专家的关注和赞赏｡
1964年由大理州白剧团创作演出的白剧《红色三弦》(编剧:杨元寿､李晴海､薛子言､陈兴)参加云南省､西南区文艺会演以后到长沙､贵阳等地演出,均受到热烈欢迎和广泛好评｡1966年奉调到北京演出,并第一次进入中南海为国家领导人演出,受到陈毅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和鼓励｡1975年大理州文艺宣传队创作演出的白剧《苍山红梅》(编剧:薛子言､张继成)赴北京参加全国现代戏调演,调演结束后,又到北京的工厂､京郊怀柔､昌平､延庆三县演出近两个月｡宁夏区京剧团､哈尔滨歌舞院､江西宜春京剧团,以及四川的川剧等剧团分别将《苍山红梅》移植成京剧､歌剧､川剧进行演出,剧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向全国发行｡《红色三弦》和《苍山红梅》使白剧在全国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1980年州白剧团创作演出的白剧《望夫云》(编剧:杨明､陈兴､张继成)应文化部和国家民委邀请到北京演出,受到好评｡北京宝文堂书店出版《望夫云》的戏剧连环画册,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白剧《望夫云》的彩色剧照条幅四条十六幅,剧本获全国戏曲､话剧､歌剧优秀剧本奖(此奖后改为“曹禺戏曲剧本文学奖”),是白剧获得的第一个全国戏曲最高奖｡
1984年州白剧团创作演出的白剧《苍山会盟》,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戏剧观摩演出,受到好评｡剧本参加文化部､国家民委､全国剧协､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学会联合举办的“全国第一届少数民族题材剧本评奖”,获“银奖”(此奖后改名为“孔雀奖”)｡州白剧团创作演出的白剧《阿盖公主》(编剧:赵建华)1992年参加文化部“第三届中国艺术节”演出,获剧目二等奖,杨月明获服装设计一等奖,张绍奎获音乐设计一等奖,李琼芬获导演二等奖,叶新涛获表演一等奖,杨益琨获表演一等奖,杨永忠获表演二等奖,赵文生获表演三等奖｡《阿盖公主》1995年又获文化部“文华新剧目奖”,叶新涛获“文华表演奖”,杨月明获“文华舞美(服装设计)奖”｡
洱源县文工队创作演出的白剧《孤雁双飞》(编剧:向雄飞､王立智)获文化部“孔雀奖”铜奖｡
大理州白剧团创作演出的白剧《将军泪》(编剧:魏树生)获文化部“孔雀奖”铜奖｡
根据州白剧团创作演出的白剧《白月亮､白姐姐》(编剧:赵建华)改编的白剧电视剧《白月亮､白姐姐》参加广电部全国电视剧展播获“骏马奖”一等奖,全国电视剧“巨力杯”､“金鹰奖”一等奖｡
1997年叶新涛被文化部授予“德艺双馨”表演艺术家称号｡
州白剧团创作演出的白剧《阿盖公主》(编剧:赵建华)参加文化部“天下第一团调演”获“新剧目奖”､叶新涛获优秀表演奖,杨益琨､李泽新获表演奖｡由剑川县阿鹏艺术团创作演出的白剧《益民风尚》(编剧:杨刘忠､魏树生)2002年参加文化部小戏､小品调演,获十二届“群星奖”､“金奖”｡
由州白剧团创作演出的大型白剧《情暖苍山》(编剧:魏树生)2001年参加中国第七届戏剧节展演获“曹禺剧目奖”,杨益琨获表演一等奖,马永康､赵文生､李泽新获表演二等奖,王茂林､张亮山获音乐设计二等奖｡
2002年杨益琨获“中国戏剧梅花奖”｡这是戏剧演员在艺术上的最高奖｡杨益琨是少数民族剧种､少数民族获此奖的第一人｡
我州白剧参加全省获奖的剧目和演职人员更是数不胜数｡
以上获奖情况能够说明什么?或者说有什么特点呢?
第一,获奖级别高,获奖的戏剧门类全面｡中国文化部､中国戏剧家协会设立的戏剧最高级别奖有“文华奖”､“梅花奖”､“孔雀奖”､“群星奖”､“德艺双馨”奖｡这些奖我州白剧都获得了｡戏剧是一门综合的艺术,它包括文学剧本､导演､演员､音乐､舞美等各种艺术门类,白剧各门类的演职人员都获得过上述奖项,而且等级较高｡我州白剧各艺术门类人员都在国家级竞赛中获奖､获大奖,这说明我州白剧拥有一支有较高艺术造诣,有丰富经验的能出作品､出精品的白剧骨干队伍｡
第二,50年来,我州的白剧不断有剧目参加全省､全国文艺会演,并获得优异的成绩,这说明,我们这支骨干队伍是有事业心的,是有敬业精神的,是愿意为繁荣我州戏剧事业作出贡献的｡
第三,获奖人员中老中青三代都有｡这说明我们优秀的白剧人才在不断涌现｡
白剧,在祖国各民族戏曲大花园里可以说是一枝独秀,硕果满枝｡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薛若琳同志在一次少数民族戏剧观摩演出会座谈会上很感慨地说:“一个少数民族剧种白剧,一个州级少数民族白剧团,能够在各时期,不断推出在全国获奖的､有影响的剧目,这在全国少数民族剧种中是少有的｡就是在汉族戏曲剧种中,也是不多见的｡白剧发展的经验,特别是大理州白剧团抓创作的经验,是值得好好总结的｡”薛若琳副院长的话是发自内心的,是很中肯的｡白剧在50年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大理白剧团在抓剧目创作中有哪些经验可以总结呢?
浇花要浇花根根
白族民间有句俗话:“浇花要浇花根根｡”浇花施肥只有浇在花根上,才能枝繁叶茂,鲜花盛开｡繁荣白剧,抓什么是根本?抓剧目创作是根本｡剧本,剧本,一剧之本,只有从剧目创作抓起,戏剧演出的繁荣才有保证｡有了好的剧本,导演､演员､作曲､舞美才能有施展才华的机会｡演出成功了,也就推出了优秀的导演､演员､作曲､舞美人才｡一个优秀的新剧目,就是一朵鲜花｡只有不断推出优秀的新剧目,一个民族才能繁花似锦,也才能体现出一个民族剧种旺盛的生命力｡大理州委､州政府､州文化局､大理州白剧团的各级领导班子对抓剧本创作的重要性都是比较明确的,都是花大力气去抓的｡大理州白剧团成立于一九六一年,当时的剧团领导苏丹､李晴海同志就一手抓继承传统,向老艺人学习,排演优秀的传统剧目和外地的优秀剧目;同时就开始抓剧本的创作｡他们广泛发动大理州的作者为白剧团写剧本,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拿出经费补助外单位业余作者作深入生活进行创作的费用｡李晴海同志亲自带领剧团作者和业余作者一道深入农村,和民间艺人一起生活,进行创作｡一九六三年创作出了《红色三弦》､《青松赞歌》､《乔后怒火》等一批剧目｡在组织创作中发现业余作者杨元寿同志长期从事群众文化工作,对白族群众生活非常熟悉,民间文学底子深厚,有一定的剧本创作基础,于是就千方百计将杨元寿同志调到州白剧团从事专业创作｡《红色三弦》就是以杨元寿同志为主创作､修改出来的｡以后的一批优秀剧目,各届领导都灌注心血,全力以赴地去抓｡有的是团长亲自参与创作,如《阿盖公主》的作者､《蝶泉儿女》的作者之一赵建华,就是白剧团团长｡有的剧团领导则从剧本初稿一出来就和作者泡在一起,共同讨论,共同修改,如李晴海同志就跟《苍山红梅》的作者一道,从深入生活起,长期同甘共苦,亲密无间,这样思想就容易沟通,配合就比较默契｡
白剧团的领导是把剧本创作当作剧团的基本建设来抓的｡他们不急功近利,不是只盯在调演､会演上,而是常抓不懈｡组织《红色三弦》创作时,并无会演､调演的通知｡几个作者都是从事文化工作的同志,在实际工作中感受到农村群众文化阵地上两种文化的斗争很激烈,需要大力宣扬社会主义思想,宣扬社会主义的新人新事,于是写出了《红色三弦》｡白剧团排演以后,首先是到本州各地县区演出,到农村基层演出,边演出,边听取意见,边修改｡当一九六四年全省现代戏会演通知下来时,白剧团已经有了现成的剧目《红色三弦》了｡以后的《苍山红梅》､《苍山会盟》､《阿盖公主》､《情暖苍山》等剧目也基本如此｡各级的调演､会演是一种机遇,是剧团展示成果的一次机会;但如果平时没有积累好的剧目,到参加会演前,临阵磨枪,仓促上阵,那是很难取得好成绩的｡
一个州级的剧团,每年经费不多,排新戏都有一定困难,而且地州的剧本作者大都不够成熟,写出的剧本水平都不是很高｡相对来说,排外地优秀剧本就会少冒风险｡但大理州的领导和白剧团的负责同志,为了扶持本州创作,培养本州作者,繁荣白剧艺术,对本州作者的剧本积极排演,敢于抓到底｡《红色三弦》的几个作者基本上都是第一次写剧本,初稿显得很单薄,在几次座谈会上虽然肯定了剧本具有一定基础,但评价并不高｡当时白剧团的几位领导却独具慧眼,对剧本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他们综合了各方面的意见,积极组织作者修改剧本,而且很快投入排练,并到州内各县､乡演出｡该剧第一稿演出剧场效果不太理想,而且褒贬不一,争议很大｡面对重重困难,白剧团不是畏缩不前,而是知难而进｡他们不是解散创作组,而是加强创作组,鼓励创作人员虚心听取意见,改好剧本｡他们将几位作者安排到环境幽静的州委党校去潜心修改,剧本第二稿就有了一个突破性的进展,演出很受欢迎｡在成绩面前剧团领导很冷静,并不沾沾自喜,而是组织作者又反复修改精益求精｡作者往往是随团演出,兼打幻灯｡每场演出,都亲身感受到观众的反映,这样,什么地方需要修改,什么地方需要加强,作者心中也就有了底｡演出告一段落,作者的修改稿很快就出来了｡一九六四年,《红色三弦》参加云南省现代戏观摩演出时已是第四稿了｡就是在观摩演出大会上受到热烈欢迎,领导和专家给予较高评价之后,剧团和作者仍然又从剧本到导排都作了较大的修改､排练,使《红色三弦》日臻完美｡因此才有到西南区会演的轰动､北京演出的强烈反响,白剧团因此而有了一定的影响和声誉｡这几个作者在各级领导和专家的帮助下,在《红色三弦》的修改过程中受到锻炼和提高,成了白剧剧本创作的骨干,相继参与写出了《苍山红梅》､《望夫云》､《苍山会盟》､《白洁夫人》等剧本｡如果《红色三弦》剧本一开始就被“枪毙”了,这几个作者是否还会继续写剧本就很难说了｡《阿盖公主》､《情暖苍山》也多方面听取意见,反复修改,才取得优秀成绩的｡
植根沃土花常开
大理山川绮丽,历史悠久,“每一棵草都有一首歌,每一个石头都有一个传说”,可说是一块产生文艺作品的风水宝地｡生长在这里的勤劳､智慧的白族人民在历史上曾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创立了丰功伟绩,在各个时期都产生了许多站在历史潮流前列的先进人物｡白族人民的历史和现实生活是文艺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白剧的剧作者､导演､演员､舞美正是深深地植根于这一方沃土之中,才使白剧这株民族戏剧之花常开不败｡
白剧团有影响的几个自创剧目都是取材于白族的现实生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民间传说故事｡有的是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新人新事,有的是歌颂民族团结,有的是表现青年人冲破封建枷锁,追求爱情自由向往幸福生活,有的是歌颂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干部对人民群众的一片真情｡这些内容都贴近白族人民生活,贴近现实,贴近群众｡剧目一上演就深受广大白族群众的喜爱,并引起共鸣｡白族群众往往把白剧团称为“我们的剧团”,因而加倍关心和爱护｡一直到现在,白族群众一提到《红色三弦》､《望夫云》,那种亲切之情往往溢于言表｡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为了创作《红色三弦》,几个作者长期和白族民间艺人同吃､同住､同演唱｡在水利工地的草棚里,他们和白族民间艺人围着煤油灯共同编写､商讨唱本;在劳动现场,在群众集会的广场上,在民间节日的歌台上经常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听到他们的歌声和琴声｡特别是作者杨元寿和白族本子曲民间艺人张明德更有一种师徒､兄弟般的亲密情谊｡杨元寿从张明德身上感受到他和白族群众水乳交融的亲密关系,看到了他不辞辛苦､不计报酬､不分白天黑夜､不论刮风下雨,哪里需要就到哪里演唱的高尚品质,以及他毫无保留地将演唱技巧传授给年青徒弟的无私奉献的精神｡《红色三弦》中优秀的民间艺人段大爹(后改为腊梅)就是以张明德为模特而塑造的｡杨元寿同志长期从事群众文化工作,对白族群众的生活和民间文艺都很熟悉,因此对民间艺人的刻画非常形象,有深度｡特别是在民间语言的提炼､运用上很见功力,比喻生动而富有民族特色,很受群众欢迎｡在北京大学演出时,一句唱词出来往往就会引起一阵热烈的掌声｡《苍山红梅》的创作也是如此｡作者几乎到了全州所有血吸虫病流行的地区调查,访问了几十个基层卫生所､合作医疗站,还到先进的合作社医疗站和赤脚医生生活了较长的时间｡就是创作历史剧､民间传说故事剧,《望夫云》､《阿盖公主》的作者们也是在现实生活中有所感受后,用先进思想的光辉去照亮历史题材进而去进行创作的｡
剧目生产,是剧团各部门参与的综合工程｡一个剧目的成功,除剧本是基础之外,导演､演员､音乐､舞美的作用也是很大的｡白剧团的导演､演员､舞美､音乐人员基本上都是白族,而且大部分来自民间,他们和白族群众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导演､演员们既重视向白剧老艺人学习传统的导演技术技巧,同时又很重视从白族群众的劳动生活中,特别是从白族舞蹈中学习､提炼和丰富白剧的表演手段｡如《望夫云》中“对歌定情”一场,阿龙､阿凤的表演,群众的歌舞都是从白族“绕山林”活动中群众的对歌､歌舞中吸取精华,使表演既刻画了人物,又富有生活气息,整场戏民间风味十分浓郁,音乐也是如此｡白剧的音乐,主要由吹吹腔戏和大本曲两大声腔组成｡吹吹腔和大本曲来源于民间,而且现在仍然主要是在白族群众中演唱｡从未离开过白族群众这块土壤｡白剧团的音乐工作者很善于把握大本曲和吹吹腔的风格,又善于根据剧情的需要,从白族民歌中选择恰当的曲调来丰富白剧的唱腔｡如《红色三弦》中“三八队员之歌”《东方升起红太阳》就是在剑川东山《山后曲》的基础上发展而成,歌曲优美流畅,一演出就被群众接受,现在仍在群众中广为流传｡而白剧团的舞美设计者,本身就是民间美术师｡大理的湖光山色､奇花异草､建筑装饰､服装工艺全溶于他们心中｡他们的舞台设计地方特色很浓,特别是服装的设计,每个戏都能根据人物的身份,既保持民间特色,又有所发展,往往使人耳目一新,很受专家和观众的赞赏｡《阿盖公主》的服装设计和音乐能在第三届中国艺术节上获一等奖,那绝非偶然｡正是由于白剧团的编､导､演､音乐､舞美人员保持和白族人民的亲密关系,把根深深地扎在白族群众生活这一沃土之中,才使白剧团不断地推出新剧目｡
引得春风花更红
白剧是一个古老的剧种(吹吹腔剧),又是一个在发展中不断完善的少数民族剧种｡由于历史的原因,解放前吹吹腔剧没有一个专业剧团,只在山区农村有业余吹吹腔班进行演出活动,导演服装等各方面并未形成很完整的程式系统(历史上可能有,但并未很好地继承下来)｡大理州白剧团成立之后,很重视向老艺人学习,向传统学习,将州内各县有名的吹吹腔､大本曲老艺人请到剧团当老师,青年演员拜师学艺｡但要繁荣白剧,要白剧充分地表现当代革命和建设的现实生活,适应当代观众的审美需要,光靠吹吹腔剧现有的表现手段就显得不够了｡怎么办?白族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民族,善于学习的民族｡远在南诏时期就主动地引进中原的先进生产技术,使苍洱地区经济繁荣,同时也引进中原的歌舞人才,创造了辉煌的《南诏奉圣乐》｡白剧团的同志们一方面善于向生活学习,向白族民间艺术学习;另一方面积极向老大哥剧种学习,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他们曾经请成都川剧学校的校长､川剧表演艺术家易征祥等来教表演｡白剧演员们虚心好学的精神使易老师深受感动,把川剧表演的一些绝技都毫无保留地教给了白剧演员｡白剧团把年轻学员集体送到省文艺学校系统地学习表演｡白剧团还请省京剧院导演张树勇､苏保昆,话剧导演陈佩耕､程隹光､李鹏,滇剧导演席国英到剧团导演示范｡白剧团一有机会就派人出去观摩学习,并选送年轻导演到云南艺术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班学习｡这些工作对培养白剧人才,提高白剧的整体演出水平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白剧团的几个在省内外有影响的剧目和相关专家的辛勤指导及有关院校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团结勤耕园丁情
大理州白剧团成立以来能不断地推出优秀剧目,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大理州有一个团结协作的､愿意为繁荣民族文艺献身的､被同行戏称为“打死不投降”的创作集体｡这个创作集体不是少数几个人,而是团结了大理州的一批创作骨干｡这个创作集体的主要成员有白族的杨元寿､李晴海､张继成､赵建华;纳西族的和汉中;汉族的薛子言､陈兴德､魏树生等｡有的是剧团的专业作者,有的是机关行政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多年来,他们的团结协作,创作了大型白剧《红色三弦》(作者杨元寿､李晴海､薛子言､陈兴德)､《苍山红梅》(执笔薛子言､张继成)､《望夫云》(作者杨明､陈兴德､张继成)､《苍山会盟》(作者薛子言､张继成､和汉中)､《蝶泉儿女》(作者赵建华､陈兴德)､《白洁夫人》(作者薛子言､张继成､和汉中)､《阿盖公主》(作者赵建华)､(情暖苍山)､《将军泪》(作者魏树生)｡
这一批作者为了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团结在一起,他们有着相同的思想基础,这就是他们都有一种为繁荣白剧无私奉献的精神｡他们为白剧团创作剧本,不为名,不为利,历尽艰难而无怨无悔｡他们能体谅剧团的困难,连深入生活,调查研究的费用都没有到白剧团报销｡年纪大点的同志为给白剧团写剧本,曾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批判,名字和“走资派”并列,有的挨打､挨斗,受尽苦难｡但当白剧团需要剧本时,他们又默默地提起笔来｡当戏剧不景气,剧本出路困难时,他们仍然在白剧这个民族戏剧花园里勤奋耕耘｡
这一批作者能够长期团结协作,是因为他们把戏剧事业,把白剧事业看得很重,把个人名利看得很轻,一心想着的是如何写出好的剧本｡《红色三弦》初稿是杨元寿､李晴海同志写的,后来剧团领导提出增加力量共同修改,他们立即表示热情的欢迎｡在以后的合作中,大家都能坦诚相待｡谁的剧本演出获得成功,大家都会为他高兴给予祝贺;谁的剧本需要讨论征求意见,大家都积极为他组织,并积极参加,出主意,想点子,共同把剧本修改好｡
这一批同志在合作过程中能出于公心,坦诚相见｡不管是对谁的剧本,也不管是在何种场合,大家都是对事不对人,既不无原则地吹捧,也不恶意攻击,实事求是,有什么说什么,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所以,不管谁写出剧本,都愿拿出来听取大家的意见,而且每讨论一次都感到很有启发､有收获｡当然,有时对剧本的一些问题认识不同引起激烈争论的事也是经常发生的,但从不恶语相加,或以势压人｡意见说完,改不改,如何改,由作者自己决定｡下次讨论剧本,照样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久而久之,大家都互相理解了｡“真诚待我,才直抒心声;不愿帮我,何必直言｡”因此,多年的合作,使大家成了事业上的伙伴,生活中的朋友｡
在这一批同志中,有的虽然同时担负着一定的艺术行政工作,但都能主动负责剧本修改､投排的组织工作,愿意为其他作者铺路搭桥,这无疑是一个创作集体不断增强凝聚力的重要因素｡做组织工作的人,往往是无名的｡剧目演出成功了,受奖励的队列中没有他们的名字,这就需要有为他人作嫁衣的奉献精神｡作者写出了剧本,他们热诚地组织座谈,帮助作者修改;剧本要投入排练,又积极地向上级写报告,要经费,到剧团作动员,帮助解决问题｡几十年来,他们为剧目的生产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作者们对此是心存感激的｡
好花还需护花人
白剧团能够不断地推出优秀的新剧目,除了以上这些主客观原因外,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有党的民族政策,有党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有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关心和支持｡多年来大理州委､州政府､州文化局对白剧团的剧本创作､剧目生产都是十分关心和支持的｡许多剧目都是州委､州政府负责同志亲自抓的｡有的领导带着作者下农村蹲点,从剧本提纲开始就和作者一起讨论研究,有的领导到农村召开现场会也不忘通知作者前去参加｡许多剧本写出来以后,州委､州政府､州委宣传部､州文化局的负责同志都亲自参加座谈讨论,帮助作者修改｡剧目投入排练,在经费上都给予极大的支持｡剧团遇到困难,这些领导都敢为剧团撑腰,积极帮助解决｡所以说,好花还需护花人,没有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帮助,白剧团要推出这些优秀剧目是根本不可能的｡
思考
白剧要发展,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人民的需要｡白族人民喜爱它,白族人民需要它,民族文艺大花园中更不能缺少这一枝奇葩｡为了让白剧更加繁荣,让白剧之花更加鲜艳灿烂,需要各方面大力扶持和帮助｡
1､发展白剧要有全局的观点｡在研究白剧发展问题的时候,我们往往只看见一个白剧团,这是不够的｡白剧团是白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白剧发展的一个代表,但不是全部｡白剧队伍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业余吹吹腔剧团,如洱源县的兰林､大松甸､波大邑吹吹腔剧团,云龙的汤邓､下坞､箐干坪､大达吹吹腔剧团,剑川象图､上兰吹吹腔剧团,鹤庆打板箐吹吹腔剧团,以及以演大本曲剧为主的周城文艺宣传队等｡州白剧团的第一代演员是这些业余吹吹腔剧团的老艺人教出来的,第一批剧目也是这些老艺人传授出来的｡可以说这些业余吹吹腔剧团是现代白剧团的基础和源头;第二是洱源､剑川､鹤庆､云龙等经常演出吹吹腔剧和大本曲剧的县文工队｡他们和群众保持着更密切的联系,在普及白剧中起着承上启下的纽带作用;第三是大理州白剧团,这是白剧的主力军,在发展白剧中起着带头､示范的作用｡只有这三方面都发展了,白剧才能形成万紫千红的繁荣局面｡
2､要加强白剧的研究,要不断总结经验,吸收先进的文艺思想,让白剧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跟上时代的步伐｡如白剧的表演风格问题,即走什么表演路子的问题,就很值得研究､探讨｡有的主张完全走戏曲化的路子,向京剧､滇剧靠拢;有的主张走歌舞剧的路子｡长期以来,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有争论｡有争论是好事,只有通过争论,才能明辨是非,促进白剧的发展｡我们也要允许白剧团进行各种试验,在实践中进行探索､总结｡但在讨论白剧走什么路子的时候,一定不能离开白剧发展的历史和大理州白剧团几十年来在创作演出的许多优秀剧目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根据我们的调查,吹吹腔是在白族民间演唱民家曲(白族民歌)及唢呐演奏活动的基础上融合外来声腔､剧种演变而成｡在吹吹腔传统剧目中最有民族特色的不是那些说汉语､按一定戏曲程式演出的宫廷戏､袍带戏,而是那些说汉语白音和汉白夹杂､融进白族民间音乐歌舞､民间习俗的生活小戏,如《崔文瑞砍柴》､《火烧磨房》､《重三斤告状》等,这些戏在民间长演不衰,最受欢迎,也成了州白剧团的保留节目｡
州白剧团第一个在全省全国有影响的剧目《红色三弦》走的是新歌剧的路子,表演上没有戏曲程式,音乐上以大本曲为主,吸收了许多民族音乐､歌舞,在大理州､云南省,乃至北京､四川､贵州演出都深受领导和各界群众的欢迎,都肯定这个戏民族特色鲜明,音乐清新优美,悦耳动听,演员表演自然,富有生活化｡特别是剧中“三八”队员在金龙江边演唱的根据剑川白族“山后曲”改编的《东方升起红太阳》唱段,更是在群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每当这一曲歌声响起,就在剧场中引起一片赞叹声和掌声｡现在这一曲调仍在大理州广为传唱,成了白剧中最普及的曲调｡州白剧团从《苍山红梅》起,到《望夫云》､《苍山会盟》､《阿盖公主》,逐渐学习运用了一些京滇剧的戏曲表演手段(在古装戏中运用较多,在现代戏中运用较少),这对于加强､丰富演员的表演基本功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但由于州白剧团演员队伍从总体来看,戏曲表演的基本功较差,对戏曲表演程式掌握不够,所以,演员在舞台上按戏曲程式化表演就显得不那么得心应手,有时还显得别扭｡而在台上融合民族歌舞的表演方面,演员就运用自如了｡如《望夫云》对歌一场,融进了白族“绕山林”民俗活动,用了白族载歌载舞的“对歌”表演形式｡演员熟悉这种生活,表演时就轻松自然,白族风格很浓,很受群众欢迎｡因此,我认为白剧应向其它剧种学习,但一定要化为于我有用｡白剧更应该从白族舞､白族生活中吸取､提炼富有白族特点的表演动作和表演手段,走民族歌舞剧的路子,也就是用白族的歌(音乐)､白族的舞(动作),演白族的故事｡
3､要发展繁荣白剧,就要多开展有关白剧的活动｡以活动促发展,以活动促繁荣｡如定期和不定期地举办白剧､吹吹腔的会演､调演;白剧音乐､吹吹腔音乐演唱会;白剧演员比赛,召开有关白剧发展的专题研讨会等｡只有不断开展有关白剧的活动,才能引起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士的关注和重视;才能调动起广大白剧工作者的积极性,增强他们的责任感和自豪感;才能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才能不断推出新剧目,出精品,扩大白剧的影响｡
4､繁荣白剧的关键环节是抓创作,出精品｡出精品是白剧繁荣的重要标志｡抓创作､出精品也是白剧面临的紧迫任务｡剧本,剧本,一剧之本｡白剧出精品,首先就要有好的白剧剧本,有了好的剧本,根据州白剧团目前的条件,加上各方面的支持帮助,推出有影响的优秀剧目也是完全可能的｡
5､白剧要改革,白剧机构要改革｡白剧要走向市场,这是大势所趋｡但作为一个民族剧种,由于语言等方面的一些原因,演出市场还正在培育之中｡过去党和政府对白剧十分关心爱护,各方面都给予特别的支持,才有了白剧的今天｡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在有关经济政策方面对白剧给予倾斜,这对发展繁荣白剧还是十分必要的｡
6､要重视白剧队伍的培养｡白剧是一个民族剧种,对编剧､音乐､导演､舞美人员方面,都有特殊的要求,而更显得突出的是白剧演员队伍的培养｡因为白剧演出时演员需要用白语或“汉语白音”,因此其他艺术院校无法为我们输送演员｡长期以来,州白剧团都靠以团代班培养,由于流通渠道不畅,现在州白剧团的演员队伍接班人问题已经凸显,优秀的青年演员缺乏,如不尽快采取有效措施培养青年演员,势必影响白剧的发展｡
(特约编辑:张时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