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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万广华的期待---户籍制度方面的重大变动。
他的这个期待与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陆铭的看法非常吻合。“关于城市化，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除了经济学通常讲的效率等重要的维度之外，同时也要突出公共利益，要看城市化的好处有没有被更多人分享，尤其是那些利益被长期忽视的弱势群体所分享。”
作为研究城市化问题较早的学者，万广华一直是该领域积极的调研者与“发言人”。他曾提了一个引起争议的观点，即“中国城市化在2030年达到80%”。在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和社会工作室举办的“公共利益论坛·改革对话”上，万广华将重点放在了“城市化的误区”的主题，同样也带出了“2030年中国城市化率到底能达到多少”的问题。
速度快吗
在万广华看来，第一个误区是城市化速度的问题。
他是国内少数坚持中国要加速城市化的学者，而且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赞成他。“我们国家城市化率达到50%的时候，不少经济学家说要减速，这个观点是否站得住脚？”到了50%，速度是降下来，还是继续往前走，甚至加速呢？
万广华说，如果看东亚的经验，其实城市化高速发展差不多要到70%、75%才能降下来，“当然这是国外经验”。但如果用日本、中国、韩国的城市化进程与GDP的关系做一个图的话，会出现有意思的结果。如果中国经济按照7.1%的速度增长，到2030年，中国城市化率可以达到75%。
根据国际经验行不行
不过，万广华认为，东亚经验也只能参照。为什么？这就是他所认为的城市化第二个误区了。
“很多时候我们的城市发展要基于国际经验、东亚经验，那根据国际经验行不行？”万广华介绍，看一个地区、国家从10%的城市化率发展到50%，看其用了多少年时间？拉丁美洲用了210年的时间，欧洲用了150年的时间，北美用了106年。
而中国，目前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但只用了60年，换句话说，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即使之前有很多障碍等困难，也只用了60年就达到了50%，这个速度是拉丁美洲的3.5倍，是欧洲的2.5倍，是美国的近2倍。“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为什么说我们降低速度就要根据他们来推断呢？”
万广华觉得参照国际经验的说法是不可靠的，一是时代不同了，200多年前的城市化，150年前的城市化，包括50年前的城市化跟现在是不同的，物质成本、通讯成本等等都大不一样了。二是，中国有自己城市化的推动力，比如人多地少，比如高度开放，等等。中国还有一个问题和其他国家非常不同，进城移民存量的问题。国外很多城市化是没有障碍的，就像水流一样，但是中国不一样，有户籍制度障碍，这让很多人本来要移民，但是移不了。
“这个存量是多少，可能有1亿5千万到1亿7千万，孩子、老人，如果要把这个考虑进去的话，要取决于我们国家是否把户籍制度放开。”他说，如果放开的话，这个存量释放至少增加10%的城市化率。
所以，不能纯粹用国际的，包括东亚的经验来套中国的城市发展。
占用耕地？
万广华说，第三误区是“城镇化占用耕地”。
在中国，一个经常谈的问题是18亿亩耕地红线，按照统计看，现在的城镇用地是4万平方公里，农民居民点用地是16万平方公里，城里人用地只是农村的1/4，而这期间不少农民移进了城里，可土地没有让出来。“这主要因为我们国家的户籍、土地政策，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是可以腾出来的。”
他算了一下，如果2030年城市化率达到75%或者更高的话，全国大致可以腾出1亿亩耕地。
“我国城镇人口的密度一直下降，我们可以增加城市人口，不增加城市用地面积。但是有人说工业用地的问题，工业用地当然也有提高用地效率的问题。但是工业用地不能算在城市化头上，这是经济发展本身所需，是经济转型、结构转型，全世界都要做的。”
“今年亚行旗舰型的刊物就是关于结构转型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个要取决于政府策略问题。”
会影响粮食安全？
第四误区是城镇化影响粮食安全，“有人说那么多人进城了，我们国家粮食怎么办？”
城镇化是否真的会影响粮食安全呢？万广华就这个问题谈了他的想法。
粮食安全首先要有人愿意种粮食，要有积极性，现在的问题是，人均耕地是2～3亩，农民靠这个生存是没有办法的，所以需要到城市里谋生。“要农民有种粮食的积极性，怎么办？只能上规模，要让他基本上过上和城市人差不多的生活水平，农业要上规模，就必须有大量人口城市化。”
除了投资、规模经济之外，农业上规模还有土地规整的问题，“如果把地规整一下，可以把中国粮食产量提高17%，这个都需要移民，需要土地规整。”
万广华说，未来人均耕地至少要180亩左右，才能让农村居民享受到发达国家居民的生活水准。
究竟需要多少人种粮食？万广华测算了一下，因为现在机械化率非常高，按照每个劳力人均60亩，需要3000万农民劳动力，就算把它翻倍，跟粮食生产相关的人口是6000万，把6000万再翻倍，算上为农业提供服务的人口，才1.2亿人，占2030年的人口不到10%。“如果按照这个算的话，中国城市化率在2030年可以达到90%。当然，这是基于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的前提，但至少说明，要多少人才能保证粮食安全必须充分考虑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市民化双轨制
关于城市化的第五个误区，万广华认为是市民化双轨制，“我觉得千万千万要慎重考虑市民化双轨制的问题。”
在他看来，市民化不能双轨制。“国家不能承受四等公民的存在，四等居民分别是：城市居民，从农村转为城市的居民，在农村拿不到城市居民资格的移民，农村居民。我觉得不能承受这样的制度，否则带来的社会成本将非常巨大。”
万广华认为，市民化一步步走是可行的，只需国家财政民生支出的10%到15%即可。市民化有两个要点，一是福利的可携带性，第二是并轨的优先次序，不同的社会服务可以有不同的时间，而且可以用若干年来完成。“但千万慎重考虑市民化双轨制，并将这个作为正式的政策安排。”他再次强调。
（本文由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和社会工作室独家供稿）
他的这个期待与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陆铭的看法非常吻合。“关于城市化，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除了经济学通常讲的效率等重要的维度之外，同时也要突出公共利益，要看城市化的好处有没有被更多人分享，尤其是那些利益被长期忽视的弱势群体所分享。”
作为研究城市化问题较早的学者，万广华一直是该领域积极的调研者与“发言人”。他曾提了一个引起争议的观点，即“中国城市化在2030年达到80%”。在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和社会工作室举办的“公共利益论坛·改革对话”上，万广华将重点放在了“城市化的误区”的主题，同样也带出了“2030年中国城市化率到底能达到多少”的问题。
速度快吗
在万广华看来，第一个误区是城市化速度的问题。
他是国内少数坚持中国要加速城市化的学者，而且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赞成他。“我们国家城市化率达到50%的时候，不少经济学家说要减速，这个观点是否站得住脚？”到了50%，速度是降下来，还是继续往前走，甚至加速呢？
万广华说，如果看东亚的经验，其实城市化高速发展差不多要到70%、75%才能降下来，“当然这是国外经验”。但如果用日本、中国、韩国的城市化进程与GDP的关系做一个图的话，会出现有意思的结果。如果中国经济按照7.1%的速度增长，到2030年，中国城市化率可以达到75%。
根据国际经验行不行
不过，万广华认为，东亚经验也只能参照。为什么？这就是他所认为的城市化第二个误区了。
“很多时候我们的城市发展要基于国际经验、东亚经验，那根据国际经验行不行？”万广华介绍，看一个地区、国家从10%的城市化率发展到50%，看其用了多少年时间？拉丁美洲用了210年的时间，欧洲用了150年的时间，北美用了106年。
而中国，目前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但只用了60年，换句话说，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即使之前有很多障碍等困难，也只用了60年就达到了50%，这个速度是拉丁美洲的3.5倍，是欧洲的2.5倍，是美国的近2倍。“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为什么说我们降低速度就要根据他们来推断呢？”
万广华觉得参照国际经验的说法是不可靠的，一是时代不同了，200多年前的城市化，150年前的城市化，包括50年前的城市化跟现在是不同的，物质成本、通讯成本等等都大不一样了。二是，中国有自己城市化的推动力，比如人多地少，比如高度开放，等等。中国还有一个问题和其他国家非常不同，进城移民存量的问题。国外很多城市化是没有障碍的，就像水流一样，但是中国不一样，有户籍制度障碍，这让很多人本来要移民，但是移不了。
“这个存量是多少，可能有1亿5千万到1亿7千万，孩子、老人，如果要把这个考虑进去的话，要取决于我们国家是否把户籍制度放开。”他说，如果放开的话，这个存量释放至少增加10%的城市化率。
所以，不能纯粹用国际的，包括东亚的经验来套中国的城市发展。
占用耕地？
万广华说，第三误区是“城镇化占用耕地”。
在中国，一个经常谈的问题是18亿亩耕地红线，按照统计看，现在的城镇用地是4万平方公里，农民居民点用地是16万平方公里，城里人用地只是农村的1/4，而这期间不少农民移进了城里，可土地没有让出来。“这主要因为我们国家的户籍、土地政策，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是可以腾出来的。”
他算了一下，如果2030年城市化率达到75%或者更高的话，全国大致可以腾出1亿亩耕地。
“我国城镇人口的密度一直下降，我们可以增加城市人口，不增加城市用地面积。但是有人说工业用地的问题，工业用地当然也有提高用地效率的问题。但是工业用地不能算在城市化头上，这是经济发展本身所需，是经济转型、结构转型，全世界都要做的。”
“今年亚行旗舰型的刊物就是关于结构转型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个要取决于政府策略问题。”
会影响粮食安全？
第四误区是城镇化影响粮食安全，“有人说那么多人进城了，我们国家粮食怎么办？”
城镇化是否真的会影响粮食安全呢？万广华就这个问题谈了他的想法。
粮食安全首先要有人愿意种粮食，要有积极性，现在的问题是，人均耕地是2～3亩，农民靠这个生存是没有办法的，所以需要到城市里谋生。“要农民有种粮食的积极性，怎么办？只能上规模，要让他基本上过上和城市人差不多的生活水平，农业要上规模，就必须有大量人口城市化。”
除了投资、规模经济之外，农业上规模还有土地规整的问题，“如果把地规整一下，可以把中国粮食产量提高17%，这个都需要移民，需要土地规整。”
万广华说，未来人均耕地至少要180亩左右，才能让农村居民享受到发达国家居民的生活水准。
究竟需要多少人种粮食？万广华测算了一下，因为现在机械化率非常高，按照每个劳力人均60亩，需要3000万农民劳动力，就算把它翻倍，跟粮食生产相关的人口是6000万，把6000万再翻倍，算上为农业提供服务的人口，才1.2亿人，占2030年的人口不到10%。“如果按照这个算的话，中国城市化率在2030年可以达到90%。当然，这是基于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的前提，但至少说明，要多少人才能保证粮食安全必须充分考虑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市民化双轨制
关于城市化的第五个误区，万广华认为是市民化双轨制，“我觉得千万千万要慎重考虑市民化双轨制的问题。”
在他看来，市民化不能双轨制。“国家不能承受四等公民的存在，四等居民分别是：城市居民，从农村转为城市的居民，在农村拿不到城市居民资格的移民，农村居民。我觉得不能承受这样的制度，否则带来的社会成本将非常巨大。”
万广华认为，市民化一步步走是可行的，只需国家财政民生支出的10%到15%即可。市民化有两个要点，一是福利的可携带性，第二是并轨的优先次序，不同的社会服务可以有不同的时间，而且可以用若干年来完成。“但千万慎重考虑市民化双轨制，并将这个作为正式的政策安排。”他再次强调。
（本文由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经济和社会工作室独家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