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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关于拐骗与解救的矛盾认知：从路见不平发展到同居生子，最后因为法律的追责而“妻”离子散
6月3日，记者在北京市房山区第二看守所见到的“他”，是个短小精悍的中年男人。剃着板寸的头油腻得有些发亮，脸上也脏兮兮的，色泽灰暗的囚服没有扣上扣任凭稍有发福的肚子腆在外面，不难看出他脏乱而颓唐的近期生活。可能是刚刚睡醒的缘故，他还有些无精打采，最初跟他说话的时候甚至眼神都还时不时地游离一会儿。
但他的神志还很清楚，刚刚坐下得知这是一个采访，便迫不及待地要提出他早些时候忘记跟媒体提出的要求：“能不能找找小珍（化名）？我很担心她现在（的情况）。我知道我娘现在还好、我儿子还好，就是不知道小珍好不好。她家里把她限制起来，不给她自由，你们可以去四川看看。”
这个男人叫蔡士刚。他以收废品为生，因此被称为“破烂王”。一周前因为拐骗小珍的罪行被房山法院判刑八个月，事实上他自从一月起就已经被刑拘，法庭的正式宣判使得他下周就要移送去天津服刑。
从路见不平到“妻”离子散
也许蔡士刚所能见到的最后一个采访者就是我们，他希望抓住这最后的一个机会说服记者去四川“解救”小珍。
小珍是谁？
今年才刚满19岁的小珍，5年前跟着蔡士刚离家出走，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女孩，今年3月回到家中，也才稍稍懂事。
在蔡士刚的眼中，小珍是他曾经的“女儿”、现在的“妻子”、他儿子的母亲。她如今被父母剥夺了人身自由困在家中，需要“解救”。
而在房山区检察院检察官高景辉的眼中，小珍是被蔡士刚拐骗5年之久的女孩，刚刚得到解救。
蔡士刚自认是最先“解救”小珍的人。“破烂王”5年前从北京带走了年仅13岁的女孩小珍，说是因为他看不惯小珍家里对她的严厉管教，一心想对她好。他把这解读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可是蔡士刚后来从路见不平发展到同居生子，最后因为法律的追责而“妻”离子散。5年的时间里，道德变了味道，谴责与刑罚也随之即来。
“破烂王”的盲流生活
1993年，蔡士刚24岁，是蔡家人中第一个来到北京的。蔡志刚的老家在安徽省阜南县，即便是在这个并不富裕的小县城里，他们家依然是出了名的贫苦。“父亲在我20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之后家中就一度揭不开锅。”
送走他的是他母亲，母亲给了点盘缠让他独身一人去北京闯荡，蔡士刚回忆当时的情形后说：“临走没人送我。我不恨我母亲，不恨其他哥哥，家里穷，真的没办法，我留下也是挨饿。”
在周围人看来，这是他作为小儿子应有的出路。在当地，很多人家在困顿不堪之时，总会打发走最小的孩子，送走一张嘴的同时没准也种下迎来财富的机会。
可是到了北京之后，蔡士刚发现机会却飘渺无期。他回忆起当初的日子，总是反复地说，“如果一开始就收废品，现在就该很有钱了。”可惜蔡士刚并没有立即拿起收废品的饭碗。只上过一年小学的他不仅没有文化，对北京的环境也一无所知。因此，他在饭馆做过打杂，在工地做过装卸，做的都是不讲技术的力气活。
不意外的，报酬总是低得无法建立积蓄，并且什么也学不到。
2000年的时候，蔡士刚结识了几个收废品的朋友，在得知这一行的收入还不错以后，他放弃了为别人打工，自己买了一辆红色三轮车，果断收起了废品。
收废品并不容易，蔡士刚虽然喜欢干这行，但是也有收不到废品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2001年10月，他因几个朋友的劝说，参加了一次偷盗自行车的行动。蔡士刚负责望风，连要偷的自行车长什么样都没见着就被抓了，劳教了一年半。
多年的盲流生活，使得蔡士刚学会了用各种手段谋得生存，他沾染了都市的现实与狡黠，不再是刚来时那个虽然贫穷但是单纯的农村少年了。
意外的倾诉者
蔡士刚回忆说，结识小珍是在2005年的秋天。那一年正好他将收废品的根据地移到了北京房山的羊头岗村。
而小珍也来自于一个打工家庭。她的父母都是四川人，在房山北庄村好不容易扎下根。父亲在附近的一家炼油厂当工人，全家的生活都指望着他，一家四口过得并不宽裕。
2005年，13岁的小珍在一所专门接收来京务工人员子女的学校念四年级。这年暑假的一天，蔡士刚收废品路过小珍家所在的胡同，小珍在踢毽，他和小珍打了招呼，但小珍没有理他。
这个开始并不浪漫，但终归是个开始，两人就在反复的“打招呼”中渐渐相熟。五年级开学以后，小珍开始到蔡士刚那里卖废品。蔡士刚说他那时候就能感觉小珍家里对她并不好，“一般哪里有让小闺女出来卖废品的？东西脏不说，遇见人贩子怎么办？”——蔡士刚没有预料到他最后成了自己口中的“人贩子”，其实他也不觉得自己是“人贩子”。
在买卖废品的过程中，两人有了交谈。原来，小珍一直都认为父母更心疼他的弟弟，在心理上有些排斥她的家庭。
蔡士刚慢慢觉得小珍有些可怜，因为小珍家里对她不好。这与他来北京之前的境况形成了类比：来北京之前，家里对待蔡士刚就像一个多余的孩子，吃穿轮不上不说，家中还总有要将他送走的想法——找人过继，介绍对象等等。蔡士刚看到小珍就像看到自己当年的影子，于是他决定“帮帮”她。
他最初采取了“重金收购”的方式，每次小珍拿来的东西，都以高出市场价的价格接收。但小珍卖的废品有限，家里也有个数，小珍得益不多。后来小珍经常自己捡一些东西卖给蔡士刚，蔡士刚则趁小珍来卖废品的时机，常常给小珍一些“好吃的”和零花钱。
此时的小珍每周从家里拿到的零花钱也就只有十块钱，而在蔡士刚那里卖一次废品就能拿到三五块的零花钱，加上蔡士刚经常准备一些零食哄小珍高兴，小珍理所当然的在感激蔡士刚之余，与蔡士刚的关系越来越亲近。
在蔡士刚看来，缺乏倾诉对象的小珍，渐渐将他作为唯一可以信赖的人。“小珍经常跟我说他们家里的事。她家里，尤其是她妈妈，对她很不好，只疼她弟弟。”蔡士刚记得一次，小珍拿了家里积存的塑料瓶子来卖，然后和他说起被家里责骂的事：她偷拿了零花钱，父亲大动肝火，足足骂了她一下午，但是她弟弟的待遇却天差地别：每天都有零钱花，从不被责骂。以往小珍在他面前说这些事的时候从来不哭，只是充满对家人的怨恨，而这一次小珍委屈得差点流泪。蔡士刚受宠若惊，顺理成章地说出了他心里的想法：“我不会亏待你，跟我走吧。”
这件事是蔡士刚后来接受调查之时所说的，他显然没注意到这句话的法律意义。
当年冬天，蔡士刚就将他的“建议”付诸了实践。2005年12月4日傍晚，小珍因为在外边玩到太晚，怕被父亲责骂而不敢回家，找到正好在附近收废品的蔡士刚诉说这个烦恼。蔡士刚当即说：“那到我那儿去吧。”这次小珍爽快地答应了，随之开始了两人长达5年多的“私奔”生活。
各取所需的结合
那天，蔡士刚与小珍回到羊头岗村，他们分屋而居度过了三个晚上。
第四天，小珍的父亲找上门了。突如其来的意外使得蔡士刚再也没能回到他最初收废品的羊头岗村。他和小珍迅速逃离，其间蔡士刚还和小珍的父亲打了个照面，并虚称其愿意帮忙将小珍送回家。
负责此案的检察官高景辉说，蔡士刚阻拦了小珍的父亲，“也许他当时就起了私心。”
蔡士刚逃离羊头岗村之后，先去良乡躲避了一段时间，然后投靠了北京城里的一个朋友。那朋友偶然看见了蔡士刚二哥蔡世龙（此后，蔡士刚的哥哥们成了二人与小珍父母联系的桥梁）给他发的短信，得知了小珍的事情，就劝说蔡士刚将小女孩送回去，甚至愿意出打车费。蔡士刚欣然应允，和小珍告别朋友，但他们不是要回北庄村，而是离开北京。
离开北京使得蔡士刚向“拐骗”迈出了第一步，他有了拐骗的觉悟后，便拖着小珍浪迹了天津、重庆，最后定居武汉。不管蔡士刚如何辩解自己是为了小珍好，“这都构成了事实上的拐骗行为。从主观方面来看，拐骗儿童者的犯罪目的大多是为了收养，有的也可能是为了供自己使唤，但无论动机、目的如何，都构成了犯罪。”高景辉说。
武汉的日子是蔡士刚最值得回忆的时光。“武汉真不错，我出去以后可能会回武汉，那里有朋友，收废品也更挣钱。”蔡士刚对武汉印象不错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小珍。
蔡士刚给自己取了个假名，在汉口租了一间小房，让小珍深居简出，自己则重操旧业收废品。平时没什么朋友，来人问就称小珍是自己的女儿。他显然很享受拥有小珍的生活。
小珍也过得相当舒坦，没有父母的管教，跟着蔡士刚不用干活，每天舒舒服服地呆在家里看电视吃零食，每个月蔡士刚都会给“相当多”的零花钱，他还百依百顺什么都愿意为她干。
与此同时，小珍的母亲通过蔡世龙联系到了蔡士刚和小珍。小珍的母亲只好通过电话反复劝说小珍回家。令人意外的是，小珍的父母既没有上演千里寻女的一幕，小珍也始终通过电话拒绝回到家中。
双方都满意“私奔”的现状，于是关系就这样维持下去了。
破裂的“私奔”关系
2007年，事件有了升级，蔡士刚在小珍的同意下与其发生了性关系。看起来蔡士刚已经渐渐实现了他的私心，证实了他怀柔政策的正确性。在蔡士刚眼中，他越来越感觉到自己正在实现“金屋藏娇”的婚姻理想——虽然他不懂什么叫“金屋藏娇”，也不能去办理结婚。
但蔡士刚没有注意到的一点是：他们的结合是各取所需的结合，他需要小珍的陪伴，小珍则需要他的溺爱，当其中一方不再需要另一方或者感到另一方价值有限，那么这种结合就岌岌可危了。
2009年的元旦当天，小珍在武汉市商职医院为蔡士刚生下一个儿子。蔡士刚说，是他想要这个孩子。“有了孩子，生活就要踏实些，她家里和我家里也会更好说话一些。”孩子也许会成为蔡士刚结束私奔关系的契机，因此蔡士刚十分高兴。
但儿子诞生的副作用很快就显现了。蔡士刚谎称的“父女关系”被邻居揭穿，举报给了公安局。蔡士刚虽然用设计齐全的假身份蒙混过关，但也产生了一丝隐忧：他不想再当逃犯，也不想再偷偷摸摸过日子。
于是他开始张罗投案自首的事情。谁知一张罗就是两年。此间小珍提过要去自首，蔡士刚则一直唯唯诺诺地拖延下去。他不知道，已经19岁的小珍早就动了回家的心，加之母亲持续不断的电话亲情轰炸，说会善待她，而且工作都安排好了，小珍一直在衡量蔡士刚和父母能带给她的价值孰多孰少。两人间各取所需的平衡渐渐出现了倾斜。
矛盾直到2011年1月3日爆发了。
蔡士刚下午回家，看到小珍又把瓜子壳嗑得到处都是，刚刚在楼下收废品碰了钉子的他气不打一处来，就大声责备小珍，“不要把瓜子嗑得到处都是！要嗑出去嗑！” 小珍十分生气，借此机会提出要回家，蔡士刚则万万没想到这次小小的争执会惹得小珍真的回家，就自信地说：“你要回就回吧，给你两百块坐车。”小珍更是生气，直接扭头摔门而去。
小珍没有拿任何东西，因此蔡士刚相信她迟早回来。可是等了两天，小珍还没回来，蔡士刚才真正着了急，一面懊悔着给了她路费，一面赶往四川大英县寻找小珍。
1月6日，蔡士刚到了大英县，登记了一个旅馆住宿，当地警方立刻凭借他以前盗窃的案底登记的身份证号将他抓捕归案。蔡士刚原以为凭怀柔政策就能牢不可破的两人关系在短短4天之内就分崩瓦解。
投案后的蔡士刚
1月30日，蔡士刚被北京市房山区公安局逮捕，并羁押在房山区第二看守所。
经过两个月的审查起诉，3月30日，房山检察院提起公诉，指控蔡士刚犯拐骗儿童罪。
因为被捕，蔡士刚积患已久的心病也消除了。在他看来，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小珍一路走来的日子看起来都不错，但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警方对他的通缉，这使得他们的关系如同独木支撑的空中楼阁一样容易倾倒。他曾经想过要自首，但又畏于不可预料的刑罚，一直不能提起勇气来面对这件事。“我想把这件事给解决了，去年就想过，正要去的时候小珍就走了，那时候已经给哥哥打了几个电话商量撤案的事，就要下定决心了。”
自1月3日分别之后，蔡士刚没能再见到小珍一面，小珍被父母安排回四川老家的一家工厂工作。蔡士刚最后跟小珍说的一句话就是“给你两百块坐车”。他回忆到这个细节时说：“小珍走的时候就拿了两百块，有机会的话以后我会给她更多。”
在公诉人看来，蔡士刚一直计算着怎样逃避刑罚。在讯问的时候，蔡士刚最初十分肯定当年发生性关系是小珍提出的，也许是后来怕小珍出庭作证又将口供改为了“自己提出的，小珍同意了”。“他在法庭上，一直说她妈妈找他要钱，他好像知道这件事对他有利，他就反复地说，问什么都会扯到‘找他要钱’。”蔡士刚甚至否认小珍被拐时不满14周岁：“小珍明明是1991年出生的，她的户籍上是这么写的，但是她家里的人找了村委会、卫生局的人来证明小珍是1992年的，我有什么办法？”
辩护律师张俊庭劝蔡士刚收回无罪的辩解，他认为蔡士刚只能追求从轻处罚。张俊庭在开庭时为蔡士刚安排了与老母和与幼子的见面。5月25日，房山法院宣布判决结果，蔡士刚最终争取到了短达8个月的刑期。“穷苦的身世和困难的现状”是刑期这么短的原因，高景辉解释。
此间，小珍没有露面，也没有传达过任何一句话。其父母也拒绝出庭。公诉人曾试图联系这个被拐卖的女孩，却始终只能得到冷漠的答复。全部的关于小珍的叙述，只来源于她之前在另一起相关案件中所做的笔录。
蔡士刚毫不担心小珍会背叛他，他对自己的柔性拐骗策略很自信，事实上他对待小珍也足够好。“她肯定不会说我坏话的，我们之间的问题只是小吵小闹而已，都怪我当时大意放她走，不然我就不会坐牢，她现在也不会被家里限制起来。”但是不背叛不代表能再次接纳他，揣测小珍对他的态度成了蔡士刚在看守所里最多的思维活动。他依旧不能肯定，所以才一见面就求助于记者。
9月5日，蔡士刚就将刑满释放，他展望出狱后的日子，说：“首先要想办法找到小珍。然后收废品（养活一家）——我只会干这个，别的也不会。”如何收废品养活一家？被追问以后，蔡士刚眼神又变得游离起来。
或者蔡士刚最不敢想的是：“找到小珍后她不愿意再跟着他怎么办？”
责任编辑：张羽
6月3日，记者在北京市房山区第二看守所见到的“他”，是个短小精悍的中年男人。剃着板寸的头油腻得有些发亮，脸上也脏兮兮的，色泽灰暗的囚服没有扣上扣任凭稍有发福的肚子腆在外面，不难看出他脏乱而颓唐的近期生活。可能是刚刚睡醒的缘故，他还有些无精打采，最初跟他说话的时候甚至眼神都还时不时地游离一会儿。
但他的神志还很清楚，刚刚坐下得知这是一个采访，便迫不及待地要提出他早些时候忘记跟媒体提出的要求：“能不能找找小珍（化名）？我很担心她现在（的情况）。我知道我娘现在还好、我儿子还好，就是不知道小珍好不好。她家里把她限制起来，不给她自由，你们可以去四川看看。”
这个男人叫蔡士刚。他以收废品为生，因此被称为“破烂王”。一周前因为拐骗小珍的罪行被房山法院判刑八个月，事实上他自从一月起就已经被刑拘，法庭的正式宣判使得他下周就要移送去天津服刑。
从路见不平到“妻”离子散
也许蔡士刚所能见到的最后一个采访者就是我们，他希望抓住这最后的一个机会说服记者去四川“解救”小珍。
小珍是谁？
今年才刚满19岁的小珍，5年前跟着蔡士刚离家出走，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小女孩，今年3月回到家中，也才稍稍懂事。
在蔡士刚的眼中，小珍是他曾经的“女儿”、现在的“妻子”、他儿子的母亲。她如今被父母剥夺了人身自由困在家中，需要“解救”。
而在房山区检察院检察官高景辉的眼中，小珍是被蔡士刚拐骗5年之久的女孩，刚刚得到解救。
蔡士刚自认是最先“解救”小珍的人。“破烂王”5年前从北京带走了年仅13岁的女孩小珍，说是因为他看不惯小珍家里对她的严厉管教，一心想对她好。他把这解读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可是蔡士刚后来从路见不平发展到同居生子，最后因为法律的追责而“妻”离子散。5年的时间里，道德变了味道，谴责与刑罚也随之即来。
“破烂王”的盲流生活
1993年，蔡士刚24岁，是蔡家人中第一个来到北京的。蔡志刚的老家在安徽省阜南县，即便是在这个并不富裕的小县城里，他们家依然是出了名的贫苦。“父亲在我20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之后家中就一度揭不开锅。”
送走他的是他母亲，母亲给了点盘缠让他独身一人去北京闯荡，蔡士刚回忆当时的情形后说：“临走没人送我。我不恨我母亲，不恨其他哥哥，家里穷，真的没办法，我留下也是挨饿。”
在周围人看来，这是他作为小儿子应有的出路。在当地，很多人家在困顿不堪之时，总会打发走最小的孩子，送走一张嘴的同时没准也种下迎来财富的机会。
可是到了北京之后，蔡士刚发现机会却飘渺无期。他回忆起当初的日子，总是反复地说，“如果一开始就收废品，现在就该很有钱了。”可惜蔡士刚并没有立即拿起收废品的饭碗。只上过一年小学的他不仅没有文化，对北京的环境也一无所知。因此，他在饭馆做过打杂，在工地做过装卸，做的都是不讲技术的力气活。
不意外的，报酬总是低得无法建立积蓄，并且什么也学不到。
2000年的时候，蔡士刚结识了几个收废品的朋友，在得知这一行的收入还不错以后，他放弃了为别人打工，自己买了一辆红色三轮车，果断收起了废品。
收废品并不容易，蔡士刚虽然喜欢干这行，但是也有收不到废品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2001年10月，他因几个朋友的劝说，参加了一次偷盗自行车的行动。蔡士刚负责望风，连要偷的自行车长什么样都没见着就被抓了，劳教了一年半。
多年的盲流生活，使得蔡士刚学会了用各种手段谋得生存，他沾染了都市的现实与狡黠，不再是刚来时那个虽然贫穷但是单纯的农村少年了。
意外的倾诉者
蔡士刚回忆说，结识小珍是在2005年的秋天。那一年正好他将收废品的根据地移到了北京房山的羊头岗村。
而小珍也来自于一个打工家庭。她的父母都是四川人，在房山北庄村好不容易扎下根。父亲在附近的一家炼油厂当工人，全家的生活都指望着他，一家四口过得并不宽裕。
2005年，13岁的小珍在一所专门接收来京务工人员子女的学校念四年级。这年暑假的一天，蔡士刚收废品路过小珍家所在的胡同，小珍在踢毽，他和小珍打了招呼，但小珍没有理他。
这个开始并不浪漫，但终归是个开始，两人就在反复的“打招呼”中渐渐相熟。五年级开学以后，小珍开始到蔡士刚那里卖废品。蔡士刚说他那时候就能感觉小珍家里对她并不好，“一般哪里有让小闺女出来卖废品的？东西脏不说，遇见人贩子怎么办？”——蔡士刚没有预料到他最后成了自己口中的“人贩子”，其实他也不觉得自己是“人贩子”。
在买卖废品的过程中，两人有了交谈。原来，小珍一直都认为父母更心疼他的弟弟，在心理上有些排斥她的家庭。
蔡士刚慢慢觉得小珍有些可怜，因为小珍家里对她不好。这与他来北京之前的境况形成了类比：来北京之前，家里对待蔡士刚就像一个多余的孩子，吃穿轮不上不说，家中还总有要将他送走的想法——找人过继，介绍对象等等。蔡士刚看到小珍就像看到自己当年的影子，于是他决定“帮帮”她。
他最初采取了“重金收购”的方式，每次小珍拿来的东西，都以高出市场价的价格接收。但小珍卖的废品有限，家里也有个数，小珍得益不多。后来小珍经常自己捡一些东西卖给蔡士刚，蔡士刚则趁小珍来卖废品的时机，常常给小珍一些“好吃的”和零花钱。
此时的小珍每周从家里拿到的零花钱也就只有十块钱，而在蔡士刚那里卖一次废品就能拿到三五块的零花钱，加上蔡士刚经常准备一些零食哄小珍高兴，小珍理所当然的在感激蔡士刚之余，与蔡士刚的关系越来越亲近。
在蔡士刚看来，缺乏倾诉对象的小珍，渐渐将他作为唯一可以信赖的人。“小珍经常跟我说他们家里的事。她家里，尤其是她妈妈，对她很不好，只疼她弟弟。”蔡士刚记得一次，小珍拿了家里积存的塑料瓶子来卖，然后和他说起被家里责骂的事：她偷拿了零花钱，父亲大动肝火，足足骂了她一下午，但是她弟弟的待遇却天差地别：每天都有零钱花，从不被责骂。以往小珍在他面前说这些事的时候从来不哭，只是充满对家人的怨恨，而这一次小珍委屈得差点流泪。蔡士刚受宠若惊，顺理成章地说出了他心里的想法：“我不会亏待你，跟我走吧。”
这件事是蔡士刚后来接受调查之时所说的，他显然没注意到这句话的法律意义。
当年冬天，蔡士刚就将他的“建议”付诸了实践。2005年12月4日傍晚，小珍因为在外边玩到太晚，怕被父亲责骂而不敢回家，找到正好在附近收废品的蔡士刚诉说这个烦恼。蔡士刚当即说：“那到我那儿去吧。”这次小珍爽快地答应了，随之开始了两人长达5年多的“私奔”生活。
各取所需的结合
那天，蔡士刚与小珍回到羊头岗村，他们分屋而居度过了三个晚上。
第四天，小珍的父亲找上门了。突如其来的意外使得蔡士刚再也没能回到他最初收废品的羊头岗村。他和小珍迅速逃离，其间蔡士刚还和小珍的父亲打了个照面，并虚称其愿意帮忙将小珍送回家。
负责此案的检察官高景辉说，蔡士刚阻拦了小珍的父亲，“也许他当时就起了私心。”
蔡士刚逃离羊头岗村之后，先去良乡躲避了一段时间，然后投靠了北京城里的一个朋友。那朋友偶然看见了蔡士刚二哥蔡世龙（此后，蔡士刚的哥哥们成了二人与小珍父母联系的桥梁）给他发的短信，得知了小珍的事情，就劝说蔡士刚将小女孩送回去，甚至愿意出打车费。蔡士刚欣然应允，和小珍告别朋友，但他们不是要回北庄村，而是离开北京。
离开北京使得蔡士刚向“拐骗”迈出了第一步，他有了拐骗的觉悟后，便拖着小珍浪迹了天津、重庆，最后定居武汉。不管蔡士刚如何辩解自己是为了小珍好，“这都构成了事实上的拐骗行为。从主观方面来看，拐骗儿童者的犯罪目的大多是为了收养，有的也可能是为了供自己使唤，但无论动机、目的如何，都构成了犯罪。”高景辉说。
武汉的日子是蔡士刚最值得回忆的时光。“武汉真不错，我出去以后可能会回武汉，那里有朋友，收废品也更挣钱。”蔡士刚对武汉印象不错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小珍。
蔡士刚给自己取了个假名，在汉口租了一间小房，让小珍深居简出，自己则重操旧业收废品。平时没什么朋友，来人问就称小珍是自己的女儿。他显然很享受拥有小珍的生活。
小珍也过得相当舒坦，没有父母的管教，跟着蔡士刚不用干活，每天舒舒服服地呆在家里看电视吃零食，每个月蔡士刚都会给“相当多”的零花钱，他还百依百顺什么都愿意为她干。
与此同时，小珍的母亲通过蔡世龙联系到了蔡士刚和小珍。小珍的母亲只好通过电话反复劝说小珍回家。令人意外的是，小珍的父母既没有上演千里寻女的一幕，小珍也始终通过电话拒绝回到家中。
双方都满意“私奔”的现状，于是关系就这样维持下去了。
破裂的“私奔”关系
2007年，事件有了升级，蔡士刚在小珍的同意下与其发生了性关系。看起来蔡士刚已经渐渐实现了他的私心，证实了他怀柔政策的正确性。在蔡士刚眼中，他越来越感觉到自己正在实现“金屋藏娇”的婚姻理想——虽然他不懂什么叫“金屋藏娇”，也不能去办理结婚。
但蔡士刚没有注意到的一点是：他们的结合是各取所需的结合，他需要小珍的陪伴，小珍则需要他的溺爱，当其中一方不再需要另一方或者感到另一方价值有限，那么这种结合就岌岌可危了。
2009年的元旦当天，小珍在武汉市商职医院为蔡士刚生下一个儿子。蔡士刚说，是他想要这个孩子。“有了孩子，生活就要踏实些，她家里和我家里也会更好说话一些。”孩子也许会成为蔡士刚结束私奔关系的契机，因此蔡士刚十分高兴。
但儿子诞生的副作用很快就显现了。蔡士刚谎称的“父女关系”被邻居揭穿，举报给了公安局。蔡士刚虽然用设计齐全的假身份蒙混过关，但也产生了一丝隐忧：他不想再当逃犯，也不想再偷偷摸摸过日子。
于是他开始张罗投案自首的事情。谁知一张罗就是两年。此间小珍提过要去自首，蔡士刚则一直唯唯诺诺地拖延下去。他不知道，已经19岁的小珍早就动了回家的心，加之母亲持续不断的电话亲情轰炸，说会善待她，而且工作都安排好了，小珍一直在衡量蔡士刚和父母能带给她的价值孰多孰少。两人间各取所需的平衡渐渐出现了倾斜。
矛盾直到2011年1月3日爆发了。
蔡士刚下午回家，看到小珍又把瓜子壳嗑得到处都是，刚刚在楼下收废品碰了钉子的他气不打一处来，就大声责备小珍，“不要把瓜子嗑得到处都是！要嗑出去嗑！” 小珍十分生气，借此机会提出要回家，蔡士刚则万万没想到这次小小的争执会惹得小珍真的回家，就自信地说：“你要回就回吧，给你两百块坐车。”小珍更是生气，直接扭头摔门而去。
小珍没有拿任何东西，因此蔡士刚相信她迟早回来。可是等了两天，小珍还没回来，蔡士刚才真正着了急，一面懊悔着给了她路费，一面赶往四川大英县寻找小珍。
1月6日，蔡士刚到了大英县，登记了一个旅馆住宿，当地警方立刻凭借他以前盗窃的案底登记的身份证号将他抓捕归案。蔡士刚原以为凭怀柔政策就能牢不可破的两人关系在短短4天之内就分崩瓦解。
投案后的蔡士刚
1月30日，蔡士刚被北京市房山区公安局逮捕，并羁押在房山区第二看守所。
经过两个月的审查起诉，3月30日，房山检察院提起公诉，指控蔡士刚犯拐骗儿童罪。
因为被捕，蔡士刚积患已久的心病也消除了。在他看来，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小珍一路走来的日子看起来都不错，但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警方对他的通缉，这使得他们的关系如同独木支撑的空中楼阁一样容易倾倒。他曾经想过要自首，但又畏于不可预料的刑罚，一直不能提起勇气来面对这件事。“我想把这件事给解决了，去年就想过，正要去的时候小珍就走了，那时候已经给哥哥打了几个电话商量撤案的事，就要下定决心了。”
自1月3日分别之后，蔡士刚没能再见到小珍一面，小珍被父母安排回四川老家的一家工厂工作。蔡士刚最后跟小珍说的一句话就是“给你两百块坐车”。他回忆到这个细节时说：“小珍走的时候就拿了两百块，有机会的话以后我会给她更多。”
在公诉人看来，蔡士刚一直计算着怎样逃避刑罚。在讯问的时候，蔡士刚最初十分肯定当年发生性关系是小珍提出的，也许是后来怕小珍出庭作证又将口供改为了“自己提出的，小珍同意了”。“他在法庭上，一直说她妈妈找他要钱，他好像知道这件事对他有利，他就反复地说，问什么都会扯到‘找他要钱’。”蔡士刚甚至否认小珍被拐时不满14周岁：“小珍明明是1991年出生的，她的户籍上是这么写的，但是她家里的人找了村委会、卫生局的人来证明小珍是1992年的，我有什么办法？”
辩护律师张俊庭劝蔡士刚收回无罪的辩解，他认为蔡士刚只能追求从轻处罚。张俊庭在开庭时为蔡士刚安排了与老母和与幼子的见面。5月25日，房山法院宣布判决结果，蔡士刚最终争取到了短达8个月的刑期。“穷苦的身世和困难的现状”是刑期这么短的原因，高景辉解释。
此间，小珍没有露面，也没有传达过任何一句话。其父母也拒绝出庭。公诉人曾试图联系这个被拐卖的女孩，却始终只能得到冷漠的答复。全部的关于小珍的叙述，只来源于她之前在另一起相关案件中所做的笔录。
蔡士刚毫不担心小珍会背叛他，他对自己的柔性拐骗策略很自信，事实上他对待小珍也足够好。“她肯定不会说我坏话的，我们之间的问题只是小吵小闹而已，都怪我当时大意放她走，不然我就不会坐牢，她现在也不会被家里限制起来。”但是不背叛不代表能再次接纳他，揣测小珍对他的态度成了蔡士刚在看守所里最多的思维活动。他依旧不能肯定，所以才一见面就求助于记者。
9月5日，蔡士刚就将刑满释放，他展望出狱后的日子，说：“首先要想办法找到小珍。然后收废品（养活一家）——我只会干这个，别的也不会。”如何收废品养活一家？被追问以后，蔡士刚眼神又变得游离起来。
或者蔡士刚最不敢想的是：“找到小珍后她不愿意再跟着他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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