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种不同的场合和地方，笔者曾一再呼吁关注当代史的记录和研究，并认定书写发生在身边的历史是历史学家群体不能逃避的职责。但对于当代史研究的困难和风险则论述不够，现在这里略作申述，以引起写史者的警觉。
　　 在我看来，当代史研究的最大问题是恩怨未泯、利害攸关。也就是说，当代史的创造者还在，历史的当事人还在，不但还在，而且说不定仍在当道。即使当事人不在了，但当事人的学生、弟子、追随者、门徒还在，即使学生、弟子不在了，但再传弟子、学统、门派还在。这样，人们就会从名字的有无和地位安排的高低来决定认可一篇当代史研究文章的程度，等等。于是，学术问题会很自然地演变为人事问题。当代史的难写，可以说没有甚于此者！早在1992年，笔者在《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一书的后记中，就已经对此有所体会了，只是远不如现在深刻罢了。当时我说：当代人撰当代史，免不了冒点儿风险，这是因为，当代史的创造者们仍然健在，偶有失慎、失误或失真，创造者们如果现身说法，作者定会陷于被动、尴尬的境地，这当然不像研究千百年前的历史，死无对证，此其一；其二，由于所研究的时代刚刚过去或还未完全过去，这个时代給不同的人的感受又很不一样，对这个时代或憎恶或怀念的情绪仍在感染着人们，研究者很容易受这种或那种情绪的影响而不能十分冷静地对待其中的人和事，从而出现偏颇；其三，当作者与某些仍然健在的研究对象有某种感情上精神上的联系而不能认同于他们当年的某些观点或做法时，是一件很棘手很麻烦的事。如实评述吧，心有不忍，心有不安，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吧，又与实事求是的精神相背，进退两难。这就是笔者当时的感受，但这些感受明显还局限在学术本身上。事实上，问题比这里说的要严重得多。
　　 必须指出，这里强调当代人撰当代史的种种风险并不是想让有心研究者知难而退，而是要让研究者能够对现实利害、主观好恶等干扰因素有清醒的意识和一定的免疫力，从而更好地承担起为民众为民族国家记录历史、保存记忆的责任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