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韩弘任淮西行营兵马都统时，聚敛了三百万斛粮食、百万缗钱财、百余万匹绢。调任朝臣后，他怕贪贿丑闻传到皇帝耳朵里惹祸，便拿出钱财分送各朝臣，“杜塞言者”。韩弘暴病身亡后，留下一本账簿，记载着送钱的日期、对象和数目。皇帝看那“行贿簿”，满朝官员只有御史中丞牛僧孺名下记着“送钱千万，不纳”，其余皆在“钱榜”有名。
　　 行贿还要记账，这似乎有违“盗亦有道”的行规，不大仗义。然而，吝啬抠门是小人的秉性，留证存柄是政客的把戏，没人嫌自己的钱多咬口袋，非白白地送人不可。送钱行贿本是一种投资，总想以较小的投入赚取大利润，就不可能不计成本不算账。那送钱的账，即便没记在纸簿上，也会记在心上。当代，有个包工头半文盲，记不了行贿的账就画受贿者的像，姓余画个鱼头，姓李画个果子，数目呢，就画张麻将牌，好懂好记。而用公款送礼行贿的，则在相关账据上做个暗记，弄个背书，虽不像行贿簿那么一目了然，但也记下了蛛丝马迹，成为日后洗净自己的“阎王簿”。
　　 行贿的记账，受贿的呢？弘治年间，太监李广权倾朝野，四方争相贿赂。后来，李广因用符水喝死了小公主，畏罪自杀。皇帝“疑广有异书，命使至其家索之，得贿籍”。“贿籍”就是“受贿簿”，里面“多文武大臣名，馈黄白米各千百石”。除两京兵部尚书马文升、王继外，文武大臣皆簿中有名。
　　 受贿也记账，尽管出人意外，却也在逻辑之中：官以钱得，事以贿成，便是其中之意。“受贿簿”当下似不多见，不然，不会有那么些贪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来源其实也明确，但送的人多，时间又长，不便也不敢记账，因为贪贿百万元可能被判处15年以上有期徒刑，而拥有来源不明的百万元可能只会被判处5至7年有期徒刑，万一东窗事发，戴个“巨额资财来历不明罪”的帽子，也讨巧多了。如此，官员也可更加隐蔽地贪贿，更为道貌岸然地摆谱，就像“烟哥”“表叔”“房爷”“铁路姐”一样。可惜家有黄金外有账，他们终究难逃法网。
　　 “行贿簿”与“受贿簿”是黑金政治滋生的怪胎，看似记簿者的诡异，实是权力腐败的产物。唯有在产生“行贿簿”与“受贿簿”的制度失范、失监、失控处痛下猛药，完善制度，严格执法，让制度成为侥幸不得、触犯不得的高压线，“行贿簿”和“受贿簿”才有寿终正寝的可能。
　　 与“行贿簿”“受贿簿”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拒贿簿”。这种“拒贿簿”，既不是避重就轻、偶尔记之的“作秀簿”，也不是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半截簿”，而是持之以恒、不为人知的“正气簿”。古代有翁同龢拒受刘鹗的礼贿，记于日记。当代有湖南省委原副书记郑培民，办公室的遗物中有本记着历年历次拒礼拒贿的笔记簿，既不以此炫耀表功，也不因此歧视其人，有着高度的原则性和策略性。倘非清理遗物，他人无从得知。比之“行贿簿”与“受贿簿”，“拒贿簿”记的是高风亮节;比之利用廉政账户送款消灾的匿名户，“拒贿簿”显示了真共产党人的无私胸怀。
　　 “行贿簿”“受贿簿”与“拒贿簿”，如同历史和现实开出的试卷，做哪种簿中的行为人、记录人，值得人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