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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18日，第74届联合国大会举行全会投票，印度、墨西哥、爱尔兰、挪威和肯尼亚等五国当选新的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这是印度自1950年以来，第八次出任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印度总理莫迪专门就印当选非常任理事国发推祝贺。今年是联合国成立75周年，印度早已开始盘算，希望通过这次机会进一步推动印成为“改革后”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投票结果正式揭晓之时，恰逢中印两国加勒万河谷对峙事件发酵，印度媒体在报道印度当选非常任理事国时将两件事相联系，称“投票表明国际社会在中印边界对峙问题上支持印方”。这纯属无稽之谈。实际上，早在去年6月，亚太地区的联合国成员国已就亚太地区非常任理事国席位事宜达成一致，印度成为唯一候选国，此次选举对于印度来说只是走个形式，印当选与中印边界冲突毫无关联。
印度一直把“入常”当作衡量其成为全球大国的重要标志之一。早在1994年，印度就正式提出要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进入21世纪，特別是莫迪执政以来，印度“入常”心情更加迫切。印度之所以急切希望“入常”，主要有两方面考量：第一，扩大其在亚洲和全球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中的影响力，特别是印认为这有利于国际社会“认可”其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主导地位”。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印度认为中国侵犯了其“势力范围”。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因此印度只有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才能更好地“制衡中国”。成为常任理事国也有利于印度打压“老对头”巴基斯坦。在本次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投票之前，印度外长苏杰生表示印成为安理会成员后将寻求“有效应对国际恐怖主义”，矛头暗指巴基斯坦。第二，印度希望成为全球规则的制定者。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影响力的增强，印度不再甘心成为各种国际规则的单方面接受者，而是希望塑造和调整它们，以适应印度的思想和利益。安理会改革议题的核心是否决权问题。在“入常”问题上，印度坚持要么拥有与“五常”同样的否决权，要么在所有常任理事国拥有完全平等权力之前“五常”不得使用否决权。并且，印度明确表示这个问题“不容谈判”。
近年来，印度为争取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大力推行“行动外交”。印度认为，在其“入常”问题上，现任“五常”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印度软磨硬泡、千方百计要求“五常”支持其“入常”。美、俄、英、法至少都已口头对印度“入常”表示支持。于是印度就宣称其“入常”最大的障碍是中国，这也使印度“入常”问题成为当前中印关系发展面临的主要障碍之一。印度还与巴西、德国、日本一起组建了“四国集团”（G4）。这是一个“志愿者同盟”，建立于2004年，旨在在安理会改革中相互支持、共同进退。莫迪上台后试图重振G4，于2015年9月在联大期间再次举行G4峰会。联合国大会也是印度努力争取的对象。印度通过其在77国集团和不结盟运动等南方国家组织中的影响力和对非洲国家的发展援助扩大印在联合国大会中的影响力。印度还加入了亚非拉42个发展中国家组成的L69集团。2016年底，印度参加了“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之友”，该国家集团谋求加速安理会改革谈判进程。
2020年6月4日，印度总理莫迪与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举行视频会议。
20多年来，印度在争取“入常”问题上做了大量工作，但至今仍面临重重困难。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印度“入常”大多是表面支持、暗中反对，尤其是在否决权问题上，“五常”均拒绝让步。而“四国集团”更使得四个国家各自的反对者自动联合起来。此外，印度在国际上的表现也饱受争议。在地区层面，印度自认为是“南亚地区领袖”和印度洋地区的“净安全提供者”，但很多南亚国家都对印在地区的作用抱有疑议。特别是莫迪开启第二任期后，不顾联合国安理会及印巴问题委员会关于克什米尔的历次决议，单方面宣布取消原“查谟与克什米尔邦”的自治地位，引发印巴冲突升级和地区动荡。在多边层面，印度在包括金砖国家合作、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国际机制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中的表现被多方认为是破坏性大于建设性。此外，印度自认为是“合法的核大国”，迄今拒不参加《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拒绝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继续游离于国际防扩散体系之外。
印度“入常”真正目的是谋求成为拥有否决权的世界强权。为实现这一目标，印度重新规划了其国家定位，印度外长苏杰生就表示印度是一个“西南方大国”，而不再是所谓“不结盟国家”。首先印度仍坚持它是一个“南方”大国，因为印度明白，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大会中占据多数席位，因此需要向其投入比过去更多的资源。但同时，莫迪政府刻意凸显与美西方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的一致性，如市场经济体制、选举民主政治体制和多元社会体制等。印度的决策者认为，与西方国家的相互需要和接近才是印度实现成为世界大国目标的根本途径。在印度当前的规划中，印将是一个与发达国家有着非常紧密联系的大国，而随着印在国际秩序中地位的上升，其他发展中国家对他的信任和信心也将水涨船高。
印度希望建立一个以“多极亚洲”为核心的“多极世界”。但由于中国的迅速崛起和中印实力差距的不断扩大，印度怀疑中国在追求“单极亚洲”。为了确保实现“多极亚洲”“多极世界”的目标，印度试图通过与多个相关方在不同议程上进行合作来“制衡”中国，虽然印也不排除与中国进行“接触”。莫迪政府进一步加强了与美国的防务合作，支持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并与美国一起重启建立于2007年的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QUAD），该机制自我宣称是所谓“主要民主国家之间的沟通机制”。2019年，在印度政府提议下，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从司长级提升为外交部长级。印度希望作为亚洲“民主国家”的代表，在安理会中“平衡”中国的影响。
由于长期不能实现“入常”的目标，印度现在呼吁要对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边体系进行彻底改革，以符合他心目中的所谓“21世纪地缘政治现实”。在印度政府看来，联合国在当前形势下的有效性和相关性已大大降低，新冠疫情后的国际秩序将呈现新的趋势，更加以“印太”为中心。面对这种变化，印度必须发挥积极作用。2020年5月3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七国集团（G7）峰会推迟到9月联合国大会前后或11月美国总统选举之后举行，并希望邀请俄罗斯、澳大利亚、印度和韩国等国参加。印度已明确表示愿意参会。G7是一个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同盟，在历史上曾严重威胁安理会的地位，印度希望参加G7 4的表态恰是其自我定位和战略诉求的最好说明。
（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与南亚研究中心秘书长）
投票结果正式揭晓之时，恰逢中印两国加勒万河谷对峙事件发酵，印度媒体在报道印度当选非常任理事国时将两件事相联系，称“投票表明国际社会在中印边界对峙问题上支持印方”。这纯属无稽之谈。实际上，早在去年6月，亚太地区的联合国成员国已就亚太地区非常任理事国席位事宜达成一致，印度成为唯一候选国，此次选举对于印度来说只是走个形式，印当选与中印边界冲突毫无关联。
积极寻求“入常”
印度一直把“入常”当作衡量其成为全球大国的重要标志之一。早在1994年，印度就正式提出要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进入21世纪，特別是莫迪执政以来，印度“入常”心情更加迫切。印度之所以急切希望“入常”，主要有两方面考量：第一，扩大其在亚洲和全球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中的影响力，特别是印认为这有利于国际社会“认可”其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主导地位”。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印度认为中国侵犯了其“势力范围”。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因此印度只有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才能更好地“制衡中国”。成为常任理事国也有利于印度打压“老对头”巴基斯坦。在本次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投票之前，印度外长苏杰生表示印成为安理会成员后将寻求“有效应对国际恐怖主义”，矛头暗指巴基斯坦。第二，印度希望成为全球规则的制定者。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影响力的增强，印度不再甘心成为各种国际规则的单方面接受者，而是希望塑造和调整它们，以适应印度的思想和利益。安理会改革议题的核心是否决权问题。在“入常”问题上，印度坚持要么拥有与“五常”同样的否决权，要么在所有常任理事国拥有完全平等权力之前“五常”不得使用否决权。并且，印度明确表示这个问题“不容谈判”。
近年来，印度为争取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大力推行“行动外交”。印度认为，在其“入常”问题上，现任“五常”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印度软磨硬泡、千方百计要求“五常”支持其“入常”。美、俄、英、法至少都已口头对印度“入常”表示支持。于是印度就宣称其“入常”最大的障碍是中国，这也使印度“入常”问题成为当前中印关系发展面临的主要障碍之一。印度还与巴西、德国、日本一起组建了“四国集团”（G4）。这是一个“志愿者同盟”，建立于2004年，旨在在安理会改革中相互支持、共同进退。莫迪上台后试图重振G4，于2015年9月在联大期间再次举行G4峰会。联合国大会也是印度努力争取的对象。印度通过其在77国集团和不结盟运动等南方国家组织中的影响力和对非洲国家的发展援助扩大印在联合国大会中的影响力。印度还加入了亚非拉42个发展中国家组成的L69集团。2016年底，印度参加了“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之友”，该国家集团谋求加速安理会改革谈判进程。
20多年来，印度在争取“入常”问题上做了大量工作，但至今仍面临重重困难。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印度“入常”大多是表面支持、暗中反对，尤其是在否决权问题上，“五常”均拒绝让步。而“四国集团”更使得四个国家各自的反对者自动联合起来。此外，印度在国际上的表现也饱受争议。在地区层面，印度自认为是“南亚地区领袖”和印度洋地区的“净安全提供者”，但很多南亚国家都对印在地区的作用抱有疑议。特别是莫迪开启第二任期后，不顾联合国安理会及印巴问题委员会关于克什米尔的历次决议，单方面宣布取消原“查谟与克什米尔邦”的自治地位，引发印巴冲突升级和地区动荡。在多边层面，印度在包括金砖国家合作、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国际机制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中的表现被多方认为是破坏性大于建设性。此外，印度自认为是“合法的核大国”，迄今拒不参加《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拒绝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继续游离于国际防扩散体系之外。
“西南方大国”
印度“入常”真正目的是谋求成为拥有否决权的世界强权。为实现这一目标，印度重新规划了其国家定位，印度外长苏杰生就表示印度是一个“西南方大国”，而不再是所谓“不结盟国家”。首先印度仍坚持它是一个“南方”大国，因为印度明白，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大会中占据多数席位，因此需要向其投入比过去更多的资源。但同时，莫迪政府刻意凸显与美西方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的一致性，如市场经济体制、选举民主政治体制和多元社会体制等。印度的决策者认为，与西方国家的相互需要和接近才是印度实现成为世界大国目标的根本途径。在印度当前的规划中，印将是一个与发达国家有着非常紧密联系的大国，而随着印在国际秩序中地位的上升，其他发展中国家对他的信任和信心也将水涨船高。
印度希望建立一个以“多极亚洲”为核心的“多极世界”。但由于中国的迅速崛起和中印实力差距的不断扩大，印度怀疑中国在追求“单极亚洲”。为了确保实现“多极亚洲”“多极世界”的目标，印度试图通过与多个相关方在不同议程上进行合作来“制衡”中国，虽然印也不排除与中国进行“接触”。莫迪政府进一步加强了与美国的防务合作，支持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并与美国一起重启建立于2007年的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QUAD），该机制自我宣称是所谓“主要民主国家之间的沟通机制”。2019年，在印度政府提议下，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从司长级提升为外交部长级。印度希望作为亚洲“民主国家”的代表，在安理会中“平衡”中国的影响。
由于长期不能实现“入常”的目标，印度现在呼吁要对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边体系进行彻底改革，以符合他心目中的所谓“21世纪地缘政治现实”。在印度政府看来，联合国在当前形势下的有效性和相关性已大大降低，新冠疫情后的国际秩序将呈现新的趋势，更加以“印太”为中心。面对这种变化，印度必须发挥积极作用。2020年5月3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七国集团（G7）峰会推迟到9月联合国大会前后或11月美国总统选举之后举行，并希望邀请俄罗斯、澳大利亚、印度和韩国等国参加。印度已明确表示愿意参会。G7是一个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同盟，在历史上曾严重威胁安理会的地位，印度希望参加G7 4的表态恰是其自我定位和战略诉求的最好说明。
（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与南亚研究中心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