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王石正值耳顺之年，这位功成名就的中国房地产行业“教父”，选择去哈佛大学进修学习，就像他说的，并不是特意选择的哈佛，而是正好因为哈佛发邀请。只要是名校，伯克利，麻省理工，台北大学，他说他都会去。其实不只有王石，国内国外还有很多企业大腕、商界精英都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选择回到校园去进修、去锤炼，个中原因有差，我们且看王石怎么说：
　　自述：我的哈佛课程
　　原本你认为你再不需要像年轻人那样去动脑筋，去死记硬背，很多时候都是凭你的直觉和经验做事。但现在，你突然发现自己还要像40年前那样去上课，去做课堂游戏。重生的意义就存于虽然你是后进生，你已60岁，但却和那些年轻人做同样的事，而不是上了个老年大学。我感到脑袋又激活了，好像换了个人。
　　在哈佛，重点不是在这儿听到的课，而是你能在这里静下来思索。我感觉这里就像修道院，就是让你来冥想的，摒弃一切世俗的纷扰和干扰，清心寡欲地去想问题。
　　第一学期很紧凑，几乎没有时间干其他事。上午是语言课，下午一般是听讲座，晚上还得回去做作业。实际上就是过语言关，特别紧张，没法放松。原来你觉得自己挺行的，珠峰都上去了两次，但是真正把你一个人丢在这个地方你一切都要重新适应。应当说，有的时候.是相当狼狈的。
　　至于下午的讲座，印象最深的一场是在肯尼迪政府学院，讲BP漏油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演讲人是那次事故的总调查官，他们做的报告分析说，事故后，它有十道防火墙，任何一道防火墙堵住了，应该在初期就可以很好地处理。但是一道一道的防火墙全部都出了问题。我对那个讲座印象太深了，你想那么大的灾难，几乎都要垮掉，竟然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一个现代企业规模大了之后，安全制度有时候看着是固若金汤，但是到最后，竟是这样。
　　到第二学期，我觉得可以尝试去听课了，就选了3门课。一个是宗教如何影响资本主义思想，第二个是资本主义思想史，第三个就是城市规划与投资。最后一个其实算是一种掩护。我在哈佛作访问学者，选题报的是企业伦理。但研究这个就得研究西方的文化背景，你就没法避开宗教。第二门课其实也和它有关。
　　对我来说，听课不仅是专业知识的训练，更多是方法论的训练。它非常系统，有的课甚至要讲两个学期。在哈佛，我觉得听课比听讲座重要得多。因为我本身就有补习的需求，缺少在海外的系统训练，而讲座是没法替代这些的。这也是我为什么到哈佛最主要的原因。
　　在所有这些课程中，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本杰明·弗里德曼的“宗教如何影响资本主义思想”。中国人比较熟悉的是马克思·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但到了哈佛的这堂课，他是从英国资本主义开始，从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开始讲的。我们都知道《国富论》，却不太熟悉《道德情操论》，实际上它和《国富论》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
　　《道德情操论》更多的是从人的情感，从道德伦理，从哲学层面来论述人应该处于一种什么样的追求中，应该把自己摆在什么位置。不像《国富论》那样，更多是讲如何利己，如何盈利。这本书恰好讲的是如何来利他，如何博爱。实际上这些东西也是源于宗教的。
　　这堂课会让你对整个历史很清晰。你会知其一，知其二，进而反思我们现在的一些行为。实际上它更多的侧重点，还是讲清教徒到了美国之后，宗教在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你会觉得，美国在19世纪——也就是工业化的时期，实际上非常像现在的中国。
　　美国在那个阶段迅速城市化、工业化，一直到20世纪初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但是同时在那个时期，也发生了很多社会问题。比如自然环境遭到相当大的破坏，社会伦理危机、一切向钱看、官商勾结、黑社会、贪污腐化。上了这个课，你不免就会有各种联想。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初美国立法开始建第一个国家公园，开始重视环保。我后来想，实际上中国做得也不差。我国的退耕还林政策就很好——我觉得退耕还林比国家公园的意义还要大。
　　实际上这堂课也让我换了个视角去看中国。在来哈佛之前，更多听到的是中国学者和政府官员，讲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危机，资本主义出问题了，中国一枝独秀，社会主义不但能救中国，还可以救全世界。当然这多少有点调侃，但感觉就是这样。反而到这儿以后我感觉，现在的中国和美国150年前更相似。所以，这样就可以参照，美国是怎么过来的，美国当时产生了哪些新生的力量，新的思维方式，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这对中国是相当有借鉴的。这也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