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50年代初，先后有百余名中国革命先驱的后代和烈士遗孤被送往苏联的国际儿童院培养。其中最主要的有三座：瓦斯基诺儿童院、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以及莫尼诺国际儿童院。中国的学生在儿童院度过了青少年时期，不仅学习了科学文化知识，而且锻炼了坚强的意志。

苏联国际儿童院

　　1926年，瑞士女共产党人曼托娜·莫泽尔将其父亲的遗产捐献出来，以资助苏联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创建儿童院。在共产国际的组织和筹划下，苏共中央领导之一斯塔索娃与列宁的战友弗里茨·普拉滕经过慎重的考虑，最终选择了莫斯科以南40公里一个叫作瓦斯基诺的村庄，并于1929年8月1日在这里创办了国际儿童院。由于这一天被称为“国际红日”，因此，这所儿童院也被人们叫作“国际红日儿童院”。瓦斯基诺国际儿童院规模不大，但是环境非常优美，周围是大片的树林。儿童院开放以后，接纳了来自中国、德国、美国、保加利亚等国家大约70个孩子。值得一提的是，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是第一个进入该院的中国孩子。
　　随着人数不断增多，瓦斯基诺儿童院日常运转受到极大的影响，于是斯塔索娃倡议另外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儿童院，地点选在莫斯科以东300公里的伊万诺沃市。这是一座著名的纺织工业城市，电力能源业、机械制造业也很发达。由于这里女工多，因此大家都称这个城市叫纺织姑娘城。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由巴尔胡洛夫设计，建设资金通过苏联各地群众捐赠的方式获得，于1933年5月1日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为表彰斯塔索娃的贡献，儿童院全名为“伊万诺沃斯塔索娃国际儿童院”，又称“国际第一儿童院”。学校主体建筑包括一幢二层的主楼、十几座一层的房子、地下室，主要设有教室、食堂、宿舍、图书馆、活动室以及浴室等。建成以后不久，瓦斯基诺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们都被转移到这里来。

　　1936年，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与苏联方面协商，希望在莫尼诺建立一所专门接收中国孩子的儿童院。因此，1937年，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在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诺建立了莫尼诺国际儿童院，也称“国际第二儿童院”。这所学校位于莫斯科50公里外的洛西诺比得洛夫镇。正式建成以后，首批来到这里的中国孩子有毛泽东、杨开慧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李富春、蔡畅的女儿李特特等。1941年，由于苏联卫国战争爆发，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关闭，中国的孩子们又重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1943年，在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之后，苏联各国际儿童院都统一划归苏联红十字会管理。
　　几所儿童院中，瓦斯基诺儿童院学习和生活都在院里进行；莫尼诺儿童院新生在院内学习，到适龄上学年纪就到院外学习；伊万诺沃儿童院学生基本上在院内生活，在院外学习。它们实施的都是苏联十年一贯制的教育制度。前四年是小学，后六年是中学，中学又分初中和高中。中国孩子到达苏联后，由校方按照年龄分配到不同的年级学习。当时部分孩子修完十年制的课程后又考入苏联高等学校继续深造，还有一部分孩子未完成全部课程便回国参加工作了。

在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孩子

　　在苏联学习生活的中国孩子大致有三种：一是中共领导人的后代，如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和女儿李敏，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和女儿刘爱琴，朱德的女儿朱敏，任弼时的女儿任远芳，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秦邦宪的女儿秦吉玛，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林伯渠的女儿林琳，高岗的儿子高毅，陈昌浩的儿子陈祖涛等。
　　二是烈士的后代，如蔡和森与向警予的儿子蔡博、女儿蔡妮，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邓发的女儿邓金娜，赵世炎的两个儿子赵令超、赵施格，王一飞的儿子王继飞，沈泽民的女儿张玛娅，苏兆征的儿子蘇河清，张太雷的儿子张芝明等。
　　三是在苏联出生的革命后代，如李范五的儿子李多力，柴京悟的女儿柴娥丽，郑一俊的女儿郑耀华、儿子郑新华，萧三的儿子萧立昂，于炳然的儿子于彬，沈志远的儿子沈林如，刘鼎的儿子刘莫阳，韩铁生的儿子韩模宁，秦化龙的儿子秦威、秦平等。
　　除此之外，1948年中国曾公派21人前往苏联留学，也曾在国际儿童院先学习，比如谢子长的儿子谢绍明，叶挺的儿子叶正大、叶正明，罗炳辉的女儿罗镇涛，项英的女儿项苏云，邹韬奋的儿子邹家华，刘伯坚的儿子刘虎生，张浩的儿子林汉雄，叶剑英的女儿叶楚梅，贺晋年的儿子贺毅，李硕勋的儿子李鹏，萧劲光的儿子萧永定等。他们来到苏联之后，先进入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进修俄语，之后才进行专业课的学习。
　　当时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中，中国的孩子是最多的，有80多人。其次是来自德国的孩子，因为德国很多共产党员都在战争中牺牲了，所以很多革命遗孤被送来国际儿童院。其他也有一些来自南欧国家像西班牙、意大利的孩子，以及东欧国家像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的孩子。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称——“伊万诺沃人”，或“国际儿童院人”。
　　在国际儿童院生活的中国孩子，年纪大的十六七岁，像毛岸英、苏河清、蔡博等；小的只有四五岁，比如任远芳、李多力、秦吉玛等。当时伊万诺沃儿童院实行的是校外就学制度，所以中国孩子在就近的伊万诺沃第37中学上课。学校除了安排他们学习语文、地理、历史、政治等通识性课程之外，也注重孩子们的思想教育。比如从小学开始在语文课里面讲解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潜移默化地向他们灌输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

　　儿童院有专门的老师，每个班级配有一名班主任，管理一个班同学的学习和生活。为了让这些中国孩子记住自己的祖国，学校也会安排两三位中国的老师一星期抽出两次时间，给儿童院小班和中班的中国孩子教中文，内容是一些简单的词语，像“你好”“祖国”“我爱你”“再见”之类的日常用语。让这些孩子从小心中就有祖国的概念，为他们长大以后回归祖国作了铺垫。 　　为促进孩子们的全方面发展，儿童院还会安排音乐课、舞蹈课、劳动课、体育课等课程。其中劳动课有着非常丰富的教学内容，院方会组织一些木匠、电工来学校教孩子们基本的劳动技能，女孩子还有绣花、缝纫的课程。其他像音乐课会教声乐、钢琴和手风琴等多种乐器演奏。儿童院会用排练节目的形式把大家组织起来，并且在十月革命节、胜利日等节日和晚会时还会进行文艺汇演，在十分艰苦的斗争环境中激发孩子们的乐趣。
　　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社会各界积极响应“一切为了前线”的号召。当时儿童院的食物和物资供给出现了严重短缺的情况，儿童院动员孩子们开展自救行动。孩子们积极参加劳动，在院里头开辟了一些菜地，种土豆、白菜、西红柿、胡萝卜等，还养了猪、羊等，为儿童院的食堂提供蔬菜和肉食。当时的食品都是严格配给的，学校的午饭是只有几片菜叶子的菜汤。有时候孩子们饿极了，就把还没熟透的西红柿摘下来放在被窝或者枕头里，把它捂熟了吃。尽管条件如此艰苦，校方还是保证孩子们每人每天都能喝上一杯牛奶，吃上几片面包，偶尔也会吃上一顿肉。
　　自救的第二件事就是砍伐木材。当时儿童院的供暖主要用锅炉，需要大量的煤炭和木柴。但是战争爆发以后，德军迅速占领了生产煤炭的顿巴斯煤田。苏联重要的煤炭来源被切断，木材供应也因此中断，冬季的供暖就成了棘手的问题。因此儿童院大班的同学们每天负责到附近的森林里砍树，然后用马车把成捆的劈柴运回来。
　　回忆起这段难忘的经历，这些在儿童院生活过的红色后代们都颇有感触。蔡和森的女儿蔡妮清楚地记得，在卫国战争打响之后，在敌人飞机空袭的警报威胁下，这批十多岁的孩子们每天都要外出七八个小时挖防空洞。尤其到了冬天气温很低，土地冻得像一块铁板，血会从他们的手套里渗出来，每日劳动结束以后蔡妮的手上都是淤青。
　　李富春、蔡畅的女儿李特特回忆说，当时大班的同学都要参加军训，而且不管男孩还是女孩都要参加伐木劳动。就在这期间李特特染上了伤寒，连续一周高烧40摄氏度不退，好在及时治疗才脱离危险。在战争后期，李特特还曾担任医院的护理员，为伤员换药、包扎伤口等。
　　陳昌浩儿子陈祖涛记得战争开始之后，饥饿成了他们脑海里最深刻的记忆。孩子们从地里刨出来土豆，用铁皮水桶煮熟之后吃。因为长期以来的吃不饱导致营养不良，因此他们普遍个子都不高。
　　在刘少奇女儿刘爱琴的印象中，为了吃饱，她自己动手种土豆、白菜和胡萝卜，还常常和同学们去树林里采野果子充饥。冬天的伊万诺沃市太冷，当时也没有柴火可以取暖，她们只好去森林砍树，到了晚上就穿着衣服、戴着头巾睡觉。

　　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当时多次要求参战，1942年5月他曾给斯大林写信强烈要求上前线。之后他如愿加入苏雅士官军官学校，又进入莫斯科列宁军政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继续深造，投身军事训练。1944年8月到11月苏军反攻时，毛岸英参加了白俄罗斯战役，并进抵波兰和东普鲁士边境。1945年5月卫国战争胜利后，斯大林赠送毛岸英一把手枪作为纪念。
　　赵世炎的儿子赵施格回忆，他的名字是周恩来总理起的。1940年，周恩来在邓颖超的陪同下赴莫斯科养病，专门去国际儿童院看望这些孩子们。当时他们都不会讲中国话，也没有中国名字，周恩来得知后通过翻译转达，为他起名“施格”。邓颖超给赵施格的哥哥起名“赵令超”。
　　任远芳的父亲是任弼时，为了避嫌不搞特殊化，她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陈松。任弼时当时是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他会抽空到儿童院来看任远芳，来的时候还会准备一些糖果和小吃。任远芳回来以后分给大家吃，这也成了小班的孩子们非常幸福的时刻。
　　整个卫国战争期间，伊万诺沃市的青壮年男子都参军上一线，妇女和儿童留了下来。伊万诺沃作为一个专门生产布匹的纺织城，妇女和儿童能在大后方为前线士兵提供军装、背包、帐篷等必备品。在国际儿童院的中国学生没有上一线作战，但是在后方也作出了贡献。当时的伊万诺沃经常能听到防空警报，因此大班的同学每天都参与到城市防御工事的修建工作中。如果遇到飞机在上空盘旋，防空警报一响，大班的孩子就拉着小班的同学躲到战壕里，或者是到附近的森林中以寻找合适的掩护地点。
　　战争爆发后儿童院附近的第 37中学就停课了，当地政府把这座中学改造成野战医院。当时一个大教室里可以住一二十位伤员，大班的同学被分配过来做些辅助性的工作，比如帮助给伤员包扎伤口，帮伤员给家里写信，给伤员念报纸，为伤员缝烟袋包、背包、手绢等日用品。小班的同学一般会给伤病员唱歌，也会跳一些传统的俄罗斯舞蹈。当时中国孩子还会参加37中学的夜间值守工作。因为这些校舍不是很高，最高也就四层楼，所以一般学生们会在房顶值班。如果有照明弹飞到院子里，他们就赶紧跑过去把它熄灭。

始终对党和国家忠诚

　　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一直关心着这批在苏联生活的孩子。1946年1月8日，毛泽东给蔡和森的儿子蔡博的信中写道：“希望你们一天一天成长，壮健、愉快、进步，并望你们团结一切留苏的中国青年朋友，大家努力学习，将来回国服务。”
　　1950年3月，最后一批去苏联的留学生们由谢子长儿子谢绍明执笔，起草了一封给中共中央的信：“大革命失败以后，一批革命烈士子女和党的领导人子女去苏联留学。他们有的已经回国，有的已在莫斯科上大学。还有一些留在伊万诺沃念小学和中学。我们感觉苏联战后的各方面情况不是很好，生活条件艰苦，对中国儿童的教育也有欠缺。这些孩子不会说中国话，对祖国也不了解。现在祖国已经解放，有条件让这批孩子回国接受教育。建议将他们送回祖国，待他们将来在国内学习有一定基础后，可再回苏联学习深造。”
　　1950年中苏达成协议：凡18岁以下的孩子都送回中国；18岁以上的青年由他们自己决定是否回国。当时所有在苏联的中国孩子们都决定回到祖国。1950年8月30日，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第一批30名中国孩子启程回国。临出发之前，国际儿童院的老师们给他们每人发了一个箱子，里面装一些衣服、日用品、书本之类的东西。同学之间也互相赠送礼物，彼此交换留言的信笺。回国的路途漫长又艰辛，他们先乘坐大巴车到火车站，再经由莫斯科坐七天火车到满洲里。当时苏联的铁路是宽轨，中国这边的铁路是窄轨，所以他们从满洲里下了车以后还需要换乘当地的火车。最后经过两天时间，终于到了北京。
　　在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一些学生后来担任了中国政府多个部门的领导人，比如担任过国家总理的李鹏，担任过副总理的邹家华。刘少奇长子刘允斌获得莫斯科大学化学系副博士学位，他放弃优渥的生活毅然回国，投入我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中；陈昌浩之子陈祖涛从苏联包曼工学院毕业后，投身于“一汽”“二汽”等工厂的建设；蔡和森的儿子蔡博从莫斯科钢铁学院毕业回国，被分配到鞍钢的一个炼铁厂工作；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学成回国后，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祖国的水电事业；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毕业后，在中国农科院从事原子能应用研究和科研管理工作；肖苏华回国后投身于芭蕾舞事业，成为我国著名的芭蕾舞教育家。返回中国的这些红色后代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些在国外学习的中国孩子们身上都传承着红色的基因，他们在投身祖国建设的过程中，始终怀着对党和国家的忠诚，一心一意奉献自己，在父辈的教育下践行着报效祖国的信念。经历了血与火的战争岁月，这些红色后代们更珍视来之不易的和平年代。因此，这段历史记忆，更加坚定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任和情感认同。
　　（摘自《百年潮》202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