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天华与萧友梅是两位现代音乐名人。刘天华是国乐大师，萧友梅是音乐教育家、理论家。1932年6月，刘天华英年早逝，享年三十七岁，萧友梅写下了《闻国乐导师刘天华先生去世有感》。正是这篇感性、严谨、详实的悼文，记录了两人关系，那是一则“救国乐”的佳话。
　　“救国乐”是刘天华用语，出自《国乐改进社缘起》一文：“我们认这事为艺术界的大事，非少数人所能举办，必须要联络全国同志，一致进行；我们应打消门户之见，大家合力工作，以救此国乐残生”。众所周知，刘天华为“救国乐”奋斗了一生，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光是在北京大学度过的，时为1922年，他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来北大音乐传习所任国乐导师，之后他就在北京，直至去世。萧友梅则于1921年至1927年任北大音乐传习所的教务长，应该说当时萧友梅社会地位比较高，他于1884年生，曾先后留学日本、德国；他是音乐家，又学过哲学、教育学、伦理学；他曾任孙中山临时总统府秘书；他深谙音乐理论、指挥、教育法，亦通晓国乐，知识渊博，中西乐皆通，经历丰富，观念宏观，当时已是有影响的名人。刘天华于1895年生，小萧友梅十一岁，他学国乐起家，师从民间艺人沈肇州、周少梅等，他能演奏琵琶、二胡、古琴及西洋乐器小号；他没有音乐学历，凭其超人天赋而自学成才，曾任职常州五中的音乐老师。可见论资历、年龄，萧友梅是刘天华的上司、师辈之人，而在五年的共事中，萧友梅也确实尽到了“师”职，如以下三点：
　　
　　一、批评。如上所说，刘天华说国乐现状时用了个“残”字，而萧友梅说时又加了批评国乐“体制”落后的内容，如他说：“吾国音乐之无进步，不出下列四端：记谱法之不精确，不统一，一也；偏重技术，不为理论之研究，二也；教授法之泥古，即偏重听学不重看谱，与守秘密，三也；历代向无真正音乐教育机关之设立，四也。故世虽有少数名师，大都不能广传其术于其门徒，竟至失传。”不但如此，萧先生还批评了旧乐师：“要之‘固步自封’与‘夜郎自大’两点，殆为吾国旧乐师之通病，而经吾人所默认者；不然何以吾国音乐一千余年以来，未有若何进展也。”而且说刘天华最初也“尚有旧派乐师之通习”，他说，刘天华刚到北京时“每语人曰：‘声音之纯正与精致，举世界当推吾国音乐第一，他日西方乐师，必来吾国研究’”可见萧友梅的老道。若说刘先生是强调客观，认为国乐“残”的原因是统治者不重视，那么萧先生认为又有主观原因的，那就是旧乐师们的“固步自封”和“夜郎自大”，这样主客观原因都说了，就完整了。只有正视问题，才能解决问题，可见萧友梅的强势，他以“落后”否定“第一”，与“国粹”论辩。
　　二、引导。看出了国乐的问题后又怎么“救”？萧先生是“西乐先进论”者，他之言是“西乐较中乐为进步”，所以他认为“救国乐”要以西乐为榜样，要借鉴西乐，这是他的观点，也是一种引导，对刘先生影响很大。
　　萧先生的观点无疑为“国粹”论者不满，但在相处中，刘先生是“近朱者赤”的，因为萧先生的观点源于他的比较思维。比较方能知高下，这是常识。国乐是封建时代农业社会的产物，西乐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产物，二十世纪初西乐传入中国，它成了国乐的参照系，为了改变国乐的“残”状，就应研究西乐，比较便是“功课”。这比较的标准可以是：专业性、普及性、传播有效性、教学科学性、音响的准确性、乐器的功能强度等。我们看到，刘先生依萧先生所言做比较了，而当时的北大音乐传习所恰恰是西乐的“天下”，西乐老师多，门类不少，既有外籍老师，也有“海归”的中国老师，西乐课有小提琴、钢琴、和声、作曲法、西洋音乐史、音乐理论等，刘先生便在完成国乐课教学之余发奋学西乐，这成了他努力学民间音乐外的又一个重点内容。他一是随俄国小提琴师诺托夫学小提琴，二是学西乐作曲技巧，向史塔尔学和声、对位和作曲法，向范天祥学理论作曲，三是在北大管弦乐队中吹小号，在萧友梅指挥下演奏西乐名曲。刘先生刻苦学西乐，废寝忘食，感动了周围人，包括萧友梅在内。萧友梅这样说他：“其后在传习所与教授西乐之同事相接触两三年，乃知西乐之不可轻视也，于是发奋习和声学，又随俄国小提琴师某君学小提琴，日夜练习，不数年间，竟至登堂入室，传习所西乐导师之较老成者莫不为之惊叹，曰：‘不图中国乐师竟肯俯首学西乐，且有如是成绩也！’自是以后，天华先生益知西乐之较中乐为进步矣，乃于琵琶二胡记谱法加以改良，所作乐曲，于曲体上亦有所改变……”
　　可见刘先生“学西乐”得益大，他先有感性认同“西乐不可轻视”，再至理性层面“西乐较中乐为进步”。确实是，刘先生学得深，学得广，如他学小提琴，达到了能上台独奏门德尔松的《E小调协奏曲》、圣-桑的《引子与回旋随想曲》、萨拉萨蒂的《流浪者之歌》等名曲的程度。他通过学西乐的作曲法改进了国乐记谱法，更创作了经典的二胡曲、琵琶曲和合奏曲，还翻译了维尔汉姆（J.E.Vernham）著的《曲调配和声法初步》一书，在《音乐杂志》上连载。可以说，“学西乐”后的刘先生是视野开阔，他看到了“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看到了西乐发展乃是乘文艺复兴的雄风，藉工业革命的大潮，历经三百余年，出精品，出名家，其长足进步，硕果累累，已形成了一个科学、先进、完整的音乐体系，因而刘先生坚定了他“救国乐”必须“借鉴西乐”的思想，如他说：“我们想介绍西乐，以为改进的辅助，并想效法西乐，配合复音，并参用西洋乐器，以其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我想，萧友梅的目的就是希望国乐家们既要继承自己的传统，也要重视学习西乐，“借鉴西乐”与“救国乐”不但没有矛盾，两者还是一种因果关系，因此国乐家们决不可守旧、自满、盲目。“固步自封”“夜郎自大”，萧先生这个观点无疑对今人也有启发，时代发展快，重视学习、吸收新事物，也是我们今人应有的思维。
　　三、赞扬。有人认为萧友梅是重洋轻中的，其实不然。前述萧先生说国乐“落后”之言虽狠，却是“忠言逆耳”，他的目的也是“救国乐”，他与北大校长蔡元培一样，都是倡导中西并举的。萧先生对国乐很有研究，他的《十七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研究》获得了德国莱比锡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萧先生也很支持刘先生的国乐演出，如刘先生之弟刘北茂在一篇文章中说，在1923年5月北大音乐传习所举办的一次交响乐音乐会上，萧友梅指挥北大管弦乐队演奏了贝多芬《第六交响曲》、瓦格纳的歌剧选段等，刘先生在乐队中吹小号，而“紧接着下一个节目就是刘天华的琵琶独奏，一首《汉宫秋月》……把人们带到了另一种美妙的境界中去”。因观众中多学生、教师，还有在大学任教的“老外”们，萧先生有意让刘天华的国乐多演出，并与西乐同台演，这就能提升国乐地位，扩大影响。刘先生还在1930年冬举行了他的二胡、琵琶、古琴独奏音乐会，之后还拟访美演出，只因他突然去世而未成行。显然，若不是萧友梅一贯支持刘先生，支持国乐，这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德国资深乐评人雷明记录了刘先生开独奏会时的情景说：“刘天华教授一登台，全场的兴趣、惊奇、渴望顿觉增加，火焰一般的兴奋充满着全场，这时台上的演奏能是我们熟知的中国音乐么？这却是一个完全的新境界了！”可见独奏会相当成功。
　　刘天华“救国乐”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他提出的要点是：坚持“新文化运动”为民众的方向，创作、理论、演出、教学同步，调查民间音乐，收集现存的传统乐曲和乐器，出版古今乐谱，开展音乐评论，介绍西乐名曲和名作曲家，倡办音乐刊物，办音乐夏令营，设音乐研究所、图书馆、博物馆等。显然刘先生的理想是要建立类似我国汉代乐府、唐代梨园，又更似现代欧洲音乐学院那样的国乐机构，使“救国乐”能落到实处。而刘先生又树立了他的样板：二胡、琵琶。特别是二胡，如他参照小提琴的经验确定了二胡的指法、弓法、记谱法、乐器制作规范等，他创作了《病中吟》《空山鸟语》《光明行》《烛影摇红》《良宵》等十首二胡曲，《歌舞引》《改进操》《虚籁》等三首琵琶曲，合奏曲《变体新水令》等，并以“西乐”式的教学法培养了储师竹、吴伯超、蒋凤之、陈振铎等二胡专业学生，曹安和等琵琶专业学生，他们后来成了新一代的国乐名家。二胡、琵琶学科在刘先生的手中得以确立、成型，是规范化、专业化、系统化的。萧友梅对此又如何说？可以说，萧先生是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兴奋过任何人的。他赞扬刘先生“已足以为吾国旧乐乐师之模范矣”，还说“愿海内从事旧乐者，急宜奋起破除成见，以天华先生之精神为鷎的……使国乐终有发扬之一日”。可见萧友梅最高瞻远瞩，他精通中西乐，他认为刘先生是“模范”，弃旧立新，取得了国乐“体制”改革的成果。这是一次成功的“光明行”，有划时代的意义，是最值得庆贺的。
　　刘天华是现代国乐的奠基人，他成就卓著，事业辉煌，但说萧友梅也是有功的，他是严师、良师、爱才之师，他是刘先生的好顾问，我们应该记得他们这则“救国乐”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