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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张振涛主编的《中国工尺谱集成》（10卷）于2017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该书列入文化部“中国民族音乐扶持发展工程”重点项目和“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这是继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出版的《琴曲集成》（30卷），《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两部集成式文献后的又一大型资料丛书。《中国工尺谱集成》10卷，包括《总论》（1卷）、《北京卷》（2卷）、《河北卷》（3卷）、《陕西卷》（2卷）、《辽宁卷》（1卷）、《江苏卷》（1卷）。与《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1746年）和《琴曲集成》等乐谱汇编的不同是，《中国工尺谱集成》的资料全部来自底层，向未有过辑录。从1950年中国音乐研究所成立到1966年，杨荫浏等第一代学者，纵横州县，猬集天下;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新一代学者深入田野，勤身敏行，数代人的努力，使收藏大进，终于让一向登不上大雅之堂的底层文献如同经史子集一样进入了学术大堂。
一、出版过程
辑录工尺谱的原因，源自张振涛教授的学术和工作经历。1996年，他就任中国音乐研究所图书馆馆长，认识到以汇集民間资料而享誉业界的图书馆里民间抄谱的藏量和因之而有的责任。虽然中国音乐界在资料整理方面成就骄人，但依然有许多盲点，民间乐种工尺谱抄本的整理出版就是未得重视的宝藏。一直处于搁置状态的底层文献大都孤本无双，对此，音乐家无不深以为虞。西安鼓乐著名乐师安来绪的谱本与河北雄县大马庄音乐会的乐谱，皆因意外付之一炬，就是让人痛心无比的事。
有鉴于此，张振涛教授也做过一些工作。1997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就读时结识了叶琳女士。叶小姐在北京旅游时，张振涛曾带她参观过中国音乐研究所图书馆，看到抄于康熙年间（1694年）的《智化寺京音乐腔谱》，即第一代学者杨荫浏搜集的第一批谱本，她心有戚戚焉，愿意捐赠五万港币资助影印。这一经历，让张振涛笃定，如获资助，可将馆藏珍本影印成册。
不但图书馆的藏本给他以震撼，田野考察更让他看到了民间抄本的巨大藏量。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开始“冀中京津民间音乐会普查”。普查小组见到了上百种民间抄本。张振涛感叹，英国学者钟思第（Stephen Jones）所带的十几个“柯达”彩色胶片，主要用于拍摄演奏和仪式，只能偶尔拍一下乐谱封面。彩照是奢侈，全部照片要到英国冲洗。经济窘迫让学者们只能采用最传统、最笨拙的方式——手录笔抄目录。一页页抄，却有急不来的好处。价值标准就在抄录中日渐清晰：“第一要有扉页的文字说明，第二要有谱页的大曲标志，第三要按大曲曲牌顺序排序，第四要有朱红点版，第五要有宫调术语。此外，再补以抄写规范和纸张品相。有一两项者居前，无者后之，再缺者又后之。”①
一方面是研究、教学人员渴望一睹，求之不得，一方面是研究机构天高地远，难以亲睹。将来之不易的谱本辑录成册，刊印面世，才能起到保护存续和资料共享作用。所幸，2011年文化部艺术司获财政部支持的新项目“中国民族音乐扶持工程”，选题会上，张振涛提出编辑《中国工尺谱集成》计划，于是顺利列入“工程”项目。
张振涛教授写到：“《中国工尺谱集成》之所以能够‘付之丹铅’的因缘，一是有冀中音乐会的普查经历，让我知道了底层谱本的抄写之难;二是有出任图书馆馆长的经历，懂得了作为学术资料的底层谱本的保存之艰;三是叶琳小姐捐助的启发，如获资助，就能把谱本系数付梓;四是遇到政府设立的‘中国民族音乐扶持工程’;五是遇到两位懂音乐的政府‘好官’。五项条件，缺一不可。五指并拢，一拳打开局面。表面上是机缘巧合，实际上是多年夙愿。藏匿心底，不能自休，一遇机会，便会敲打心鼓。”②有了资助，万事俱备。《中国工尺谱集成》十卷，终于影印出版。
二、内容概览
《北京卷》卷一收录的谱本有：《北京护国寺乐谱》《成寿寺旧谱》《普震雷音》《北京智化寺〈音乐腔谱〉》《咸丰三年北京某寺音乐谱》;卷二有：《天仙宫京音乐谱》《北京寺院影抄本合集》《北京京音乐研究会演奏谱》《番僧音乐·本》《梁州九等器乐曲牌、音乐本、民间曲杂粹》。
《河北卷》卷一有：《廊坊市固安县礼让店屈家营音乐会谱本》《廊坊市霸州市胜芳镇向阳街南音乐会谱本》《廊坊市霸州市中口乡高桥村音乐会谱本》《廊坊市文安县信安镇张庄音乐会谱本》;卷二有：《保定市雄县葛各庄乡葛各庄音乐会谱本》《保定市易县流井乡马头村音乐会谱本》《保定市涞水县义安镇南高洛村音乐会谱本》《保定市涞水县义安镇北高洛村音乐会谱本》;卷三有：《定县子位村吹歌会谱本》《杨元亨手写管乐曲调原谱》《保定市雄县张岗乡里合庄音乐会谱本》《保定市雄县大营乡北大阳村音乐会谱本》。
《陕西卷》卷一有：《西安城隍庙乐器社传福寿堂乐谱》（一、二）《西安城隍庙乐器社传清寿堂乐谱》《西安何家营乐器社鼓乐谱》;卷二有：《西安道派乐器社雍正九年乐谱》《西安东仓乐器社古乐谱》（一、二、三、四）《西安显密寺乐器社鼓乐谱》。
《辽宁卷》辑录谱本有：《肇毓麟谱本》《刘宝善藏谱》《光绪八年谱本》《光绪拾年谱本（王洪阁藏谱）》《王洪阁藏谱》《宣统元年谱字本》《龠章》《醉太平》。
《江苏卷》辑录曲目：《钧天玅（妙）乐》《钧天妙乐》《钧天妙乐全谱》《钧天清乐》《笛曲》《神道笛曲》《醉仙喜起道曲全本》《笛谱》。
汇集于《中国工尺谱集成》中的谱本都是精选的善本、孤本。编者于每一谱本前写有题解，记录开本、藏地、规格等信息，也注明传自何人、抄录时间等。其实，民间谱本本身不但抄记了曲目，也常是在封面、扉页、封底，记下传抄时间，有些还写有序言、曲目题解等文字，内容涉及宫调技术、民间信仰、乐社历史、乐师名录等。这些资料，录写精核，都是研究区域音乐的重要材料。
正如张振涛在《河北卷》前言提到的一个事例。河北省保定市雄县张岗乡里合庄、韩庄、西安各庄音乐会的三个谱本，提供了相互之间传承的来龙去脉。里合庄谱本扉页写有下列文字：“乾隆五十二年妙音王菩萨光辉禅师传，同治十三年正月吉日王普来、胡振声重造，中华民国四年正月吉日王旭、王清苓再造，刘景辉书并校。”乐谱最早传自乾隆五十二年（1787）的王光辉禅师，同治十三年（1874）由王普来、胡振声重抄，民国四年（1915年）由王旭、王清苓再抄，刘景辉校对。作者于1995年1月17日采访的刘信臣（时年70岁）就是刘景辉之子。雄县韩庄的谱本与里合庄相同，加进了“民国九年”（1920）韩庄传抄者的姓名，西安各庄谱本又加进了1947年传抄者的名字。三种乐谱均写有抄谱时间，可见传承脉络。这个事例不但说明了谱本所起到的文化传承作用，而且提供了具体的传承渠道。新的研究很大程度依赖于新资料的发现，而这个事例，就是改写视野的记录。这样的发现，就是民间乐史研究中最令人兴奋的案例。 《总论》还提供了一份唐宋以来注录工尺谱的文献目录与相应典籍的影印文本。这份资料既梳理了工尺谱的发展线索，也让大部分看不到原件的读者得以共享史料。所录书目有：史浩《鄮峰真隐漫录》、朱熹《琴律说》、姜白石《白石道人歌曲》、赵彦肃《风雅十二诗谱》与熊朋来《瑟谱》、陈元靓《事林广记》、张炎《词源》《大明礼记》《大明御制玄教乐章》、朱载堉《乐律全书》《魏氏乐谱》、王骥德《曲律》、胡彦昇《乐律表微》《文庙礼乐志》、徐养原《管色考》、陈澧《声律通考》《律吕正义后编》、荣斋《弦索备考》、敦煌《琵琶谱》、华秋苹《琵琶谱》等。
三、工尺谱字起源新探
工尺谱的起源，学界众说纷纭，外来之说不绝于耳，这成为传统乐学中一桩悬而未解的疑案。杨荫浏在《工尺谱浅说》之后，本应有续作《工尺谱申论》，但他未能完成这个课题，于是，把任务交给了学生黄翔鹏。黄翔鹏则因身体原因也未能完成，于是又将心愿交给了学生张振涛。应该说，工尺谱起源的探讨是凝结了杨荫浏、黄翔鹏到张振涛三代学人夙愿的课题。
譜字中的“四、五、六、一”让张振涛判断到：工尺谱应与中西方乐谱一样，蕴含着数字关系。“五线谱依据横线高低，表示声音高低。简谱以数字排序，表示声音高低。西方唱名法也是来自一首赞美诗中每个诗句的第一个音节，连起来也是顺序。这是外国乐谱的情况。”“‘减字谱’包含四类信息，三类是数字：一是弦序（1—7弦），二是徽位（1—13徽），三是指序（大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第四类才是标示演奏方式的符号。除了演奏符号外，确定音高的主要符号是三组数字。这是以一件特定乐器为依据的数字符号。”③工尺谱字也同样由一连串数字转换而成。“解码”需要找到与之对应的乐器，如同减字谱与古琴的关系一样。与乐谱对应的乐器，是探寻谱字起源的关键。张振涛认为，工尺谱不可能源自域外，一定依附于本土音乐实践。他在制笙的作坊中找到了答案：工尺谱字源于中国最古老的定律乐器——笙竽。
张教授叙述道：笙有17根管苗，有五组长度相同，最长两根，最短三根，中等长度三组，每组四根。相同长度的笙苗，因安插位置不同，音高各异。为了不致错乱，民间工匠创造了一套符号，记在内侧。这组符号，就是宋代陈旸《乐书》记录的“管名”。标注顺序的管名，一旦成为规定发声的符号，所代表的就不仅仅是数字了。“对于兼具工匠和乐师双重身份的人，管名的意义便开始超脱顺序概念，超越数字概念，转为音高概念。于是，一套新的符号体系，脱颖而出，摇身一变，成为另一套性质完全不同的符号。从具象到抽象，从数字到谱字，从读音到唱名。简言之，竹管顺序变为笙苗名称，笙苗名称变为音高名称，音高名称变为谱字符号！……于是，数字在这件乐器上完全等同于音高。按照传统称呼，音名就是谱字！”④
福楼拜曾言，科学与艺术在山脚下分手，终将在山顶上重逢。所谓山顶，就在文化持有人身上。民间工匠运用数字记录音乐，包含了科学与艺术的双重信息，创造出了相逢于山顶的数与谱。
张振涛并未满足于找到一条思路。为避免以今衡古的臆测，以考释古文字“阙疑”为要求，通过梳理文献和实地考证，检验谱字与笙苗关系，对十个谱字，一一辨析。终于，以十几万字《工尺谱申论》解答了萦绕学界的谱字起源疑问，完成了杨荫浏、黄翔鹏两代学人的夙愿。
作者在第三节“俗字谱”中，论述了正字与俗字的关系。通过民间抄谱的情况总结出“民间谱本的俗字类型”及“用俗字的知识体系”，通过“半子谱”“俗字谱”语源，分析“官书与私刊之间的差异”，并从“隐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视角，解读“俗字谱”的产生。作者在“立足实践，解决疑案”一节，记录了二十余年为解谱字疑团、寻求答案的历程，亦是学术经验的总结。
第二章“节奏符号与传承方式”分三节。第一节介绍中国人的时间观念，解答“中国乐谱的节奏符号为什么没有与音高符号合二为一”的困惑。第二节“传承方式”，阐述民间“阿口”处理方式，书面记谱与实践之间分离的原因。对于“字”“韵”“奏”脱节，作者归因于“填词入乐”体制。第三节“工尺谱的宫调”，介绍常用宫调系统“四宫系统”“‘大哨’‘小哨’的关系”“一个品种的四宫系统与不同乐种的宫调分布”“笛上七调”等。第三章“工尺谱的传承与保护”，呈现给读者一份冀中京津音乐会121种谱本的统计与相应问题的讨论。
张振涛先生长期致力于传统音乐研究，有着丰富田野考察经验并善于总结归纳，对冀中音乐会长达数十年的采访，使其能够将田野考察、文献解读，融会贯通，使谱字解读成为一份立足实践的最新成果。
结
一、出版过程
辑录工尺谱的原因，源自张振涛教授的学术和工作经历。1996年，他就任中国音乐研究所图书馆馆长，认识到以汇集民間资料而享誉业界的图书馆里民间抄谱的藏量和因之而有的责任。虽然中国音乐界在资料整理方面成就骄人，但依然有许多盲点，民间乐种工尺谱抄本的整理出版就是未得重视的宝藏。一直处于搁置状态的底层文献大都孤本无双，对此，音乐家无不深以为虞。西安鼓乐著名乐师安来绪的谱本与河北雄县大马庄音乐会的乐谱，皆因意外付之一炬，就是让人痛心无比的事。
有鉴于此，张振涛教授也做过一些工作。1997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就读时结识了叶琳女士。叶小姐在北京旅游时，张振涛曾带她参观过中国音乐研究所图书馆，看到抄于康熙年间（1694年）的《智化寺京音乐腔谱》，即第一代学者杨荫浏搜集的第一批谱本，她心有戚戚焉，愿意捐赠五万港币资助影印。这一经历，让张振涛笃定，如获资助，可将馆藏珍本影印成册。
不但图书馆的藏本给他以震撼，田野考察更让他看到了民间抄本的巨大藏量。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开始“冀中京津民间音乐会普查”。普查小组见到了上百种民间抄本。张振涛感叹，英国学者钟思第（Stephen Jones）所带的十几个“柯达”彩色胶片，主要用于拍摄演奏和仪式，只能偶尔拍一下乐谱封面。彩照是奢侈，全部照片要到英国冲洗。经济窘迫让学者们只能采用最传统、最笨拙的方式——手录笔抄目录。一页页抄，却有急不来的好处。价值标准就在抄录中日渐清晰：“第一要有扉页的文字说明，第二要有谱页的大曲标志，第三要按大曲曲牌顺序排序，第四要有朱红点版，第五要有宫调术语。此外，再补以抄写规范和纸张品相。有一两项者居前，无者后之，再缺者又后之。”①
一方面是研究、教学人员渴望一睹，求之不得，一方面是研究机构天高地远，难以亲睹。将来之不易的谱本辑录成册，刊印面世，才能起到保护存续和资料共享作用。所幸，2011年文化部艺术司获财政部支持的新项目“中国民族音乐扶持工程”，选题会上，张振涛提出编辑《中国工尺谱集成》计划，于是顺利列入“工程”项目。
张振涛教授写到：“《中国工尺谱集成》之所以能够‘付之丹铅’的因缘，一是有冀中音乐会的普查经历，让我知道了底层谱本的抄写之难;二是有出任图书馆馆长的经历，懂得了作为学术资料的底层谱本的保存之艰;三是叶琳小姐捐助的启发，如获资助，就能把谱本系数付梓;四是遇到政府设立的‘中国民族音乐扶持工程’;五是遇到两位懂音乐的政府‘好官’。五项条件，缺一不可。五指并拢，一拳打开局面。表面上是机缘巧合，实际上是多年夙愿。藏匿心底，不能自休，一遇机会，便会敲打心鼓。”②有了资助，万事俱备。《中国工尺谱集成》十卷，终于影印出版。
二、内容概览
《北京卷》卷一收录的谱本有：《北京护国寺乐谱》《成寿寺旧谱》《普震雷音》《北京智化寺〈音乐腔谱〉》《咸丰三年北京某寺音乐谱》;卷二有：《天仙宫京音乐谱》《北京寺院影抄本合集》《北京京音乐研究会演奏谱》《番僧音乐·本》《梁州九等器乐曲牌、音乐本、民间曲杂粹》。
《河北卷》卷一有：《廊坊市固安县礼让店屈家营音乐会谱本》《廊坊市霸州市胜芳镇向阳街南音乐会谱本》《廊坊市霸州市中口乡高桥村音乐会谱本》《廊坊市文安县信安镇张庄音乐会谱本》;卷二有：《保定市雄县葛各庄乡葛各庄音乐会谱本》《保定市易县流井乡马头村音乐会谱本》《保定市涞水县义安镇南高洛村音乐会谱本》《保定市涞水县义安镇北高洛村音乐会谱本》;卷三有：《定县子位村吹歌会谱本》《杨元亨手写管乐曲调原谱》《保定市雄县张岗乡里合庄音乐会谱本》《保定市雄县大营乡北大阳村音乐会谱本》。
《陕西卷》卷一有：《西安城隍庙乐器社传福寿堂乐谱》（一、二）《西安城隍庙乐器社传清寿堂乐谱》《西安何家营乐器社鼓乐谱》;卷二有：《西安道派乐器社雍正九年乐谱》《西安东仓乐器社古乐谱》（一、二、三、四）《西安显密寺乐器社鼓乐谱》。
《辽宁卷》辑录谱本有：《肇毓麟谱本》《刘宝善藏谱》《光绪八年谱本》《光绪拾年谱本（王洪阁藏谱）》《王洪阁藏谱》《宣统元年谱字本》《龠章》《醉太平》。
《江苏卷》辑录曲目：《钧天玅（妙）乐》《钧天妙乐》《钧天妙乐全谱》《钧天清乐》《笛曲》《神道笛曲》《醉仙喜起道曲全本》《笛谱》。
汇集于《中国工尺谱集成》中的谱本都是精选的善本、孤本。编者于每一谱本前写有题解，记录开本、藏地、规格等信息，也注明传自何人、抄录时间等。其实，民间谱本本身不但抄记了曲目，也常是在封面、扉页、封底，记下传抄时间，有些还写有序言、曲目题解等文字，内容涉及宫调技术、民间信仰、乐社历史、乐师名录等。这些资料，录写精核，都是研究区域音乐的重要材料。
正如张振涛在《河北卷》前言提到的一个事例。河北省保定市雄县张岗乡里合庄、韩庄、西安各庄音乐会的三个谱本，提供了相互之间传承的来龙去脉。里合庄谱本扉页写有下列文字：“乾隆五十二年妙音王菩萨光辉禅师传，同治十三年正月吉日王普来、胡振声重造，中华民国四年正月吉日王旭、王清苓再造，刘景辉书并校。”乐谱最早传自乾隆五十二年（1787）的王光辉禅师，同治十三年（1874）由王普来、胡振声重抄，民国四年（1915年）由王旭、王清苓再抄，刘景辉校对。作者于1995年1月17日采访的刘信臣（时年70岁）就是刘景辉之子。雄县韩庄的谱本与里合庄相同，加进了“民国九年”（1920）韩庄传抄者的姓名，西安各庄谱本又加进了1947年传抄者的名字。三种乐谱均写有抄谱时间，可见传承脉络。这个事例不但说明了谱本所起到的文化传承作用，而且提供了具体的传承渠道。新的研究很大程度依赖于新资料的发现，而这个事例，就是改写视野的记录。这样的发现，就是民间乐史研究中最令人兴奋的案例。 《总论》还提供了一份唐宋以来注录工尺谱的文献目录与相应典籍的影印文本。这份资料既梳理了工尺谱的发展线索，也让大部分看不到原件的读者得以共享史料。所录书目有：史浩《鄮峰真隐漫录》、朱熹《琴律说》、姜白石《白石道人歌曲》、赵彦肃《风雅十二诗谱》与熊朋来《瑟谱》、陈元靓《事林广记》、张炎《词源》《大明礼记》《大明御制玄教乐章》、朱载堉《乐律全书》《魏氏乐谱》、王骥德《曲律》、胡彦昇《乐律表微》《文庙礼乐志》、徐养原《管色考》、陈澧《声律通考》《律吕正义后编》、荣斋《弦索备考》、敦煌《琵琶谱》、华秋苹《琵琶谱》等。
三、工尺谱字起源新探
工尺谱的起源，学界众说纷纭，外来之说不绝于耳，这成为传统乐学中一桩悬而未解的疑案。杨荫浏在《工尺谱浅说》之后，本应有续作《工尺谱申论》，但他未能完成这个课题，于是，把任务交给了学生黄翔鹏。黄翔鹏则因身体原因也未能完成，于是又将心愿交给了学生张振涛。应该说，工尺谱起源的探讨是凝结了杨荫浏、黄翔鹏到张振涛三代学人夙愿的课题。
譜字中的“四、五、六、一”让张振涛判断到：工尺谱应与中西方乐谱一样，蕴含着数字关系。“五线谱依据横线高低，表示声音高低。简谱以数字排序，表示声音高低。西方唱名法也是来自一首赞美诗中每个诗句的第一个音节，连起来也是顺序。这是外国乐谱的情况。”“‘减字谱’包含四类信息，三类是数字：一是弦序（1—7弦），二是徽位（1—13徽），三是指序（大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第四类才是标示演奏方式的符号。除了演奏符号外，确定音高的主要符号是三组数字。这是以一件特定乐器为依据的数字符号。”③工尺谱字也同样由一连串数字转换而成。“解码”需要找到与之对应的乐器，如同减字谱与古琴的关系一样。与乐谱对应的乐器，是探寻谱字起源的关键。张振涛认为，工尺谱不可能源自域外，一定依附于本土音乐实践。他在制笙的作坊中找到了答案：工尺谱字源于中国最古老的定律乐器——笙竽。
张教授叙述道：笙有17根管苗，有五组长度相同，最长两根，最短三根，中等长度三组，每组四根。相同长度的笙苗，因安插位置不同，音高各异。为了不致错乱，民间工匠创造了一套符号，记在内侧。这组符号，就是宋代陈旸《乐书》记录的“管名”。标注顺序的管名，一旦成为规定发声的符号，所代表的就不仅仅是数字了。“对于兼具工匠和乐师双重身份的人，管名的意义便开始超脱顺序概念，超越数字概念，转为音高概念。于是，一套新的符号体系，脱颖而出，摇身一变，成为另一套性质完全不同的符号。从具象到抽象，从数字到谱字，从读音到唱名。简言之，竹管顺序变为笙苗名称，笙苗名称变为音高名称，音高名称变为谱字符号！……于是，数字在这件乐器上完全等同于音高。按照传统称呼，音名就是谱字！”④
福楼拜曾言，科学与艺术在山脚下分手，终将在山顶上重逢。所谓山顶，就在文化持有人身上。民间工匠运用数字记录音乐，包含了科学与艺术的双重信息，创造出了相逢于山顶的数与谱。
张振涛并未满足于找到一条思路。为避免以今衡古的臆测，以考释古文字“阙疑”为要求，通过梳理文献和实地考证，检验谱字与笙苗关系，对十个谱字，一一辨析。终于，以十几万字《工尺谱申论》解答了萦绕学界的谱字起源疑问，完成了杨荫浏、黄翔鹏两代学人的夙愿。
作者在第三节“俗字谱”中，论述了正字与俗字的关系。通过民间抄谱的情况总结出“民间谱本的俗字类型”及“用俗字的知识体系”，通过“半子谱”“俗字谱”语源，分析“官书与私刊之间的差异”，并从“隐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视角，解读“俗字谱”的产生。作者在“立足实践，解决疑案”一节，记录了二十余年为解谱字疑团、寻求答案的历程，亦是学术经验的总结。
第二章“节奏符号与传承方式”分三节。第一节介绍中国人的时间观念，解答“中国乐谱的节奏符号为什么没有与音高符号合二为一”的困惑。第二节“传承方式”，阐述民间“阿口”处理方式，书面记谱与实践之间分离的原因。对于“字”“韵”“奏”脱节，作者归因于“填词入乐”体制。第三节“工尺谱的宫调”，介绍常用宫调系统“四宫系统”“‘大哨’‘小哨’的关系”“一个品种的四宫系统与不同乐种的宫调分布”“笛上七调”等。第三章“工尺谱的传承与保护”，呈现给读者一份冀中京津音乐会121种谱本的统计与相应问题的讨论。
张振涛先生长期致力于传统音乐研究，有着丰富田野考察经验并善于总结归纳，对冀中音乐会长达数十年的采访，使其能够将田野考察、文献解读，融会贯通，使谱字解读成为一份立足实践的最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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