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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君子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伪君子表里不一，行不践言。
“表”指公开的、别人看得见的表现;“里”是内心的认知、想法、信仰，只有自己知道，别人难以观察到。“言”是公开表达出来的东西，别人能听得到;“行”是行动、行为，别人可能观察到，也可能观察不到。
我曾经在文章中引用社会心理学家的实验研究，讨论了这样一种社会现象：迫于社会压力，“伪君子”不仅倾向于遵从“主流”，说自己内心不相信的话，做自己私下不认同的事，而且会充当“执法者”（“思想警察”），监督和惩罚那些言行与自己不同的人，以显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真诚的”。也就是说，他们不仅自己“指鹿为马”，而且绝不宽容胆敢“指鹿为鹿”的人。似乎不如此，就不足以证明他们自己是“主流”的忠实捍卫者。
当然，生活中有伪君子，也有真君子。社会心理学家的实验不仅发现了“伪君子”，也发现了“真君子”，揭示了真君子与伪君子的不同。
在韦勒、库瓦巴拉和梅西的品酒实验中（Willer，Kuwabara and Macy，2009），A和B两杯酒完全相同，但二十七名实验参与者（占52.9%）给A的分数显著高于B，因为“A比B好”是“主流”观点（尽管不正确），这种“主流”观点在实验参与者给出自己的评价前就人所共知了。不过，还是有十三人（占25.5%）给A和B打了相同的高分（正确但非主流）。甚至有十一人（占21.6%）评价B好于A。这说明并非所有人都附和“主流”，也有人会公开表达不同观点。
考虑到品味的主观性，即使同样的酒，由于个体的品味差异，或者品尝的先后顺序不同，可能会有不同的评价，我们不能由此就推断说，遵从“主流”观点的二十七个人说的一定是假话，不遵从的二十四个人说的一定是真话。但接下来“同行互评”提供的信息，使得我们有理由相信确实如此。
在“同行互评”环节，那些不遵从“主流”观点的实验参与人（即那些认为“A和B一样好”的实验参与人），无论自己对“同行”（模拟参与人）的评分是否公开，对“离经叛道者”的评分都高于对“主流”的评分，尽管公开场合比私下场合的差异略微小一些。但那些遵从“主流”观点的实验参与人则完全不同：当知道自己的评分将被“公开”时，他们给“主流”观点的评分显著高于给“离经叛道者”的评分;但当知道自己的评分将被“保密”时，他们给“离经叛道者”的评分显著高于给“主流”观点的评分，与信息公开时正好相反。显然，那些坚持自己的判断、不受“主流”观点影响的参与人，不仅自己在公开场合说真话，表里如一，而且不会贬低“离经叛道者”;而那些追随“主流”观点的人，不仅自己“公开说假话，私下说真言”，表里不一，而且还会故意贬低“离经叛道者”。在“论文评价”实验中，那些遵从“主流”，因而给一篇“胡编乱造”但号称是“哈佛著名教授”的论文打高分的实验参与人，即便私下认同给出低分的“特立独行者”的评价，公开场合还是故意贬低后者。而那些说真话的人，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都敬重“特立独行者”，甚至公开场合对其评价更高。
这说明，有些观点和社会规范之所以成为“主流”，并不是大多数人相信它们是对的，而是因为“尽管没有人相信它是对的，但每个人都（错误地）以为其他人相信它是对的，每个人在公开场合都说它是对的，并且每个人要求其他人说它是对的”。因此，“主流”可以是自我强化的（self-reinforced），多数人不认可的规范完全可以变成“主流规范”。它们不仅能得到多数人的“遵从”（compliance），而且能得到多数人的“执行”（enforcing，即强迫他人遵从）。这就是社会心理学家说的“群体幻觉”。
社会心理学家还用计算机模拟模型证明，“伪君子”在强迫人们遵从“主流”规范上比“真君子”（真信徒）表现得更为积极，思想警察实际上可能是骗子（imposter）（Centola，Willer andMacy，2005）。这是因为，真君子“遵从”是发自内心，他们坦坦荡荡，不害怕别人指责自己不真诚，但伪君子最害怕暴露自己的“伪真诚”。比如，抗日战争结束后最起劲诬陷别人是“汉奸”的人，正是那些真正的汉奸。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隐瞒自己的汉奸史。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表现得最“革命”。事实上，经验观察表明，“伪君子”经常会用力过猛，比如吹捧人时，说的话肉麻得连被吹捧对象也感到浑身不自在。
当然，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遵从“主流”者就是“伪君子”，不遵从“主流”者就是“真君子”。真君子和伪君子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如果一个人内心真的相信“主流”，他遵从“主流”就是真君子;反之，如果一个人内心相信“主流”，但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出于机会主义的考虑，假装“特立独行”、反对“主流”，他也是个伪君子。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上至死反对量子力学，在社会理论上坚持“为需要生产”、反对“为利润生产”，但他是一个真君子，因为他说的就是他内心相信的。
像著名的柏林牧师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这样的人，也是真君子。尼莫拉早年集爱国主义、军国主义以及宗教虔诚于一身，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一名海军军官服役于德国舰队，屡立战功，获得铁十字勛章。“一战”后，他反对过魏玛共和国和一九一九年的和平协议，成为希特勒的铁杆支持者和坚定的反犹主义者。他认为，犹太人对世界历史造成了恶劣影响，将永世受到诅咒;德意志民族需要一位新的“民族领袖”承担历史大任，希特勒正是这样的“民族领袖”。但希特勒上台后，出于对基督教的虔诚，尼莫拉反对纳粹党对教会的控制，参与组建了“认信教会”（Confessing Church），与官方的“帝国教会”相对抗。他还通过一系列公开演讲表达了对纳粹当局的敌意，点名道姓批评戈培尔等纳粹领导人，终于为当局所不容，一九三七年被抓，希特勒亲自下令将他关进塞克森豪集中营，受尽羞辱和折磨，战争结束前差点被处死。在集中营，尼莫拉见证了犹太人遭受的苦难，开始反思早年的反犹主义观点。他告诉一位狱友，犹太人和日耳曼人一样，应该被同等对待，他之前要求限制犹太人公民权利的想法是错误的。“二战”后，回忆起自己被捕和牢狱生涯时，尼莫拉为当初和纳粹政权达成妥协而后悔，为追求狭隘的宗教利益而自责，写下了著名的反纳粹忏悔诗《起初他们》，其中最后一句是：“当他们来抓我时，再也没人为我说话了。”
“表”指公开的、别人看得见的表现;“里”是内心的认知、想法、信仰，只有自己知道，别人难以观察到。“言”是公开表达出来的东西，别人能听得到;“行”是行动、行为，别人可能观察到，也可能观察不到。
我曾经在文章中引用社会心理学家的实验研究，讨论了这样一种社会现象：迫于社会压力，“伪君子”不仅倾向于遵从“主流”，说自己内心不相信的话，做自己私下不认同的事，而且会充当“执法者”（“思想警察”），监督和惩罚那些言行与自己不同的人，以显示自己的所作所为是“真诚的”。也就是说，他们不仅自己“指鹿为马”，而且绝不宽容胆敢“指鹿为鹿”的人。似乎不如此，就不足以证明他们自己是“主流”的忠实捍卫者。
当然，生活中有伪君子，也有真君子。社会心理学家的实验不仅发现了“伪君子”，也发现了“真君子”，揭示了真君子与伪君子的不同。
在韦勒、库瓦巴拉和梅西的品酒实验中（Willer，Kuwabara and Macy，2009），A和B两杯酒完全相同，但二十七名实验参与者（占52.9%）给A的分数显著高于B，因为“A比B好”是“主流”观点（尽管不正确），这种“主流”观点在实验参与者给出自己的评价前就人所共知了。不过，还是有十三人（占25.5%）给A和B打了相同的高分（正确但非主流）。甚至有十一人（占21.6%）评价B好于A。这说明并非所有人都附和“主流”，也有人会公开表达不同观点。
考虑到品味的主观性，即使同样的酒，由于个体的品味差异，或者品尝的先后顺序不同，可能会有不同的评价，我们不能由此就推断说，遵从“主流”观点的二十七个人说的一定是假话，不遵从的二十四个人说的一定是真话。但接下来“同行互评”提供的信息，使得我们有理由相信确实如此。
在“同行互评”环节，那些不遵从“主流”观点的实验参与人（即那些认为“A和B一样好”的实验参与人），无论自己对“同行”（模拟参与人）的评分是否公开，对“离经叛道者”的评分都高于对“主流”的评分，尽管公开场合比私下场合的差异略微小一些。但那些遵从“主流”观点的实验参与人则完全不同：当知道自己的评分将被“公开”时，他们给“主流”观点的评分显著高于给“离经叛道者”的评分;但当知道自己的评分将被“保密”时，他们给“离经叛道者”的评分显著高于给“主流”观点的评分，与信息公开时正好相反。显然，那些坚持自己的判断、不受“主流”观点影响的参与人，不仅自己在公开场合说真话，表里如一，而且不会贬低“离经叛道者”;而那些追随“主流”观点的人，不仅自己“公开说假话，私下说真言”，表里不一，而且还会故意贬低“离经叛道者”。在“论文评价”实验中，那些遵从“主流”，因而给一篇“胡编乱造”但号称是“哈佛著名教授”的论文打高分的实验参与人，即便私下认同给出低分的“特立独行者”的评价，公开场合还是故意贬低后者。而那些说真话的人，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都敬重“特立独行者”，甚至公开场合对其评价更高。
这说明，有些观点和社会规范之所以成为“主流”，并不是大多数人相信它们是对的，而是因为“尽管没有人相信它是对的，但每个人都（错误地）以为其他人相信它是对的，每个人在公开场合都说它是对的，并且每个人要求其他人说它是对的”。因此，“主流”可以是自我强化的（self-reinforced），多数人不认可的规范完全可以变成“主流规范”。它们不仅能得到多数人的“遵从”（compliance），而且能得到多数人的“执行”（enforcing，即强迫他人遵从）。这就是社会心理学家说的“群体幻觉”。
社会心理学家还用计算机模拟模型证明，“伪君子”在强迫人们遵从“主流”规范上比“真君子”（真信徒）表现得更为积极，思想警察实际上可能是骗子（imposter）（Centola，Willer andMacy，2005）。这是因为，真君子“遵从”是发自内心，他们坦坦荡荡，不害怕别人指责自己不真诚，但伪君子最害怕暴露自己的“伪真诚”。比如，抗日战争结束后最起劲诬陷别人是“汉奸”的人，正是那些真正的汉奸。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隐瞒自己的汉奸史。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一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表现得最“革命”。事实上，经验观察表明，“伪君子”经常会用力过猛，比如吹捧人时，说的话肉麻得连被吹捧对象也感到浑身不自在。
当然，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遵从“主流”者就是“伪君子”，不遵从“主流”者就是“真君子”。真君子和伪君子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如果一个人内心真的相信“主流”，他遵从“主流”就是真君子;反之，如果一个人内心相信“主流”，但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出于机会主义的考虑，假装“特立独行”、反对“主流”，他也是个伪君子。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上至死反对量子力学，在社会理论上坚持“为需要生产”、反对“为利润生产”，但他是一个真君子，因为他说的就是他内心相信的。
像著名的柏林牧师马丁·尼莫拉（Martin Niemoller）这样的人，也是真君子。尼莫拉早年集爱国主义、军国主义以及宗教虔诚于一身，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一名海军军官服役于德国舰队，屡立战功，获得铁十字勛章。“一战”后，他反对过魏玛共和国和一九一九年的和平协议，成为希特勒的铁杆支持者和坚定的反犹主义者。他认为，犹太人对世界历史造成了恶劣影响，将永世受到诅咒;德意志民族需要一位新的“民族领袖”承担历史大任，希特勒正是这样的“民族领袖”。但希特勒上台后，出于对基督教的虔诚，尼莫拉反对纳粹党对教会的控制，参与组建了“认信教会”（Confessing Church），与官方的“帝国教会”相对抗。他还通过一系列公开演讲表达了对纳粹当局的敌意，点名道姓批评戈培尔等纳粹领导人，终于为当局所不容，一九三七年被抓，希特勒亲自下令将他关进塞克森豪集中营，受尽羞辱和折磨，战争结束前差点被处死。在集中营，尼莫拉见证了犹太人遭受的苦难，开始反思早年的反犹主义观点。他告诉一位狱友，犹太人和日耳曼人一样，应该被同等对待，他之前要求限制犹太人公民权利的想法是错误的。“二战”后，回忆起自己被捕和牢狱生涯时，尼莫拉为当初和纳粹政权达成妥协而后悔，为追求狭隘的宗教利益而自责，写下了著名的反纳粹忏悔诗《起初他们》，其中最后一句是：“当他们来抓我时，再也没人为我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