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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是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中无法绕过的一个重要问题，它不仅涉及到思想文化研究，也对近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以余英时先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为基础，简要探讨激进与保守的内涵和历程，激进化背后的原因以及对激进主义的理解之同情。
关键词：激进 保守 历程 历史理解
探讨激进与保守，首先要厘清两者的内涵。保守主义这个词，创始人是英国的Edmund Burke，他在《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一书中讲到了“保守主义”，后来西方讲保守主义的人，基本上都从这本书开始。保守和激进之间一定有一个参照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相对于现状。简单的说，保守就是要维持现状，不要变；激进就是对现状不满意，要打破现状。要打破现状的人，我们常把他们称之为激进的一方，要维持现状的人，我们称之为保守的一方。可是，激进和保守都可以有不同程度的态度：可以是极端的保守，什么都不变；也可以是极端的激进，一切都打倒。不过前提是必须要有一个现状，有某一种秩序：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秩序存在。对这个存在的秩序，有些人觉得不合理，要改变它；有些人觉得这个秩序基本上合理，要保持它。譬如提及的Burke，他认为当时英国的宪法中的制度是基本上合理的。他反对像法国大革命那样激烈的破坏，但也并不是说就完全不用改变，他认为需要改变的地方也很多。所以说，保守主义不是说一个人什么都保守；而指一个人是激进主义，也不是说他必然激烈到要摧毁一切。在保守和激进之间，有各种程度不同的立场。
但是，对于现状，中国和西方是不同的。譬如在美国，保守主义是相对于现有的制度而言的，就是美国民主、自由的制度，美国的法制。这个系统是西方两三百年以来的民主、自由主义传统秩序。这个秩序从美国有宪法以来，已经维持了两百多年了。所以如果要讲美国保守主义跟激进主义，中间是有一个Liberal存在的。这样便形成了一个保守——自由——激进三足鼎立的现状。这不是两极，两极就是一边保守，一边激进，而没有一个Common Ground。
而中国则不同，在中国近代史上，从鸦片战争以后，太平天国到十九世纪末叶，中国的现状正在不断地变，没有一个秩序是稳定的，没有一个基础可以作为衡量保守或激进的根据。因此中国的保守与激进的历程注定与西方不同。
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激进与保守的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五四”运动以前，大致上是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魏源等人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就是学习西方人技术上的长处，用船坚利炮来对付外国人，这是技术上的改变。
接下来是政治改革。康氏首先开始对传统的政治制度提出基本的怀疑，认为当时的制度已经没有办法应付“列强瓜分便在眼前”的危急情势，因此必须采用君主立宪的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新事物，形式上保留皇帝，实际上走西方的政体。这种思想激进的程度比王安石变法更进了一大步，因此引起的反响也及其巨大。变法运动是近代思想上激进与保守对垒的开始。
第二阶段从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开始。新文化运动将保守跟激进的对峙从政治推进到文化层面。康梁的激进主张在几年之内机会已被看成保守的象征，革命派才是激进的。革命派主张政治上要以极端的方式吧两千年的君主专制推翻。中国政治激烈化运动的成果，就是辛亥革命的成功。然而并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对传统文化的评价就一步步深化。深化的结果就是激进化，对传统文化开始觉得有问题。到“五四”运动，就变成整个中国传统文化要负责人的问题。基本上是要以西方现代化来代替中国旧的文化，中国文化产生不了民主与科学，而且正是民主与科学的最大障碍。由此可见，“五四”比变法、革命时代的思想又激进多了。康有为还借用孔子、孟子、大同，谭嗣同还讲“仁”，革命派也强调“国粹”。“五四”的领袖则彻底否定中国的传统，直截了当地向西方寻找一切真理。
第三阶段是抗战时期。这一时期文化的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主流思想界大致都认定中国文化是阻碍现代化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就提出中国的哲学史只有两个阶段，一个阶段叫是“子学时代”，第二阶段延长了两千多年，是“经学时代”。中国跟西方来比，并不是比西方缺少哪一部分，二十整个的缺乏了一个现代阶段，中国仍停留在中古时期。在这个思想基调上，很多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五阶段论。认为中国人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认为文化的发展有一定的阶段，而中国所缺的就是一个最新的阶段。在这样的情况下，激进的思想就要把中国推到历史的最新阶段，马上要超越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愈快愈好。而民主自由这一西方的传统，在“五四”时是认为很重要的，可以代表西方文化的精萃，到后来反而被看成是资产阶级的文化。而资产阶级的文化在中国激烈化思想的过程中，很快就被看作是落后的东西。抗战及抗战胜利后，思想激进化历程仍在持续之中。
中国现代思想的激进化在“文革”时期走到了全程的终点：不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的主流都受到了最彻底的否定，甚至社会主义的文化主流也遭到猛烈的抨击。总之，古今中外一切存在过的社会秩序都成为诅咒的对象。
余先生认为：“中国近代一部思想史就是一个激进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差不多有一百年的历史。它积累了一股越来越大的动力，好像巨石走峻板一样，非到达平地不能停止。”
可以看出，余英时先生对中国现代思想的激进化是持批判态度的，“与近代西方或日本比较，中国思想界显然是走的太远了，文化上的保守力量几乎丝毫没有发生制衡的作用……中国人文传统的研究到今天已经衰落到惊人的地步。”然而，为什么中国现代思想过程一直不断激进？反思整个过程，是因为有“不得不”的理由。余先生认为，我们对文化传统只是一味地“批判”，而缺少“同情的了解”。同样，我们也应该对激进化过程投以“同情之了解”。
首先，激进化最直接的现实原因是缺乏一个多数人认可的“现状”。中国近代一直遭受民族压迫和战争，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制度已经不能够抵抗外来的冲击和破坏，因此一定要变革。而几乎每次变革之后的现状都不能满足变革者和人民大众的期待，因此又开始新一轮的变革，推翻之前拥护的，力求建立一个“理想社会”。因为政治现实太混乱，得不到大家的认同，思想的激进化也停不下来。思想与现实完全分了家，便只有在激进的轨道上向前飞驰。 其次，中国激进主义的兴起也是因为中国文化整合型结构的全面危机。邹谠在《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中认为，传统中国的“文化—社会—政治—心理结构”中，各系统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这是西方任何社会所无法比拟的。经过数千年的历史演进，到19世纪已形成了一个“高度一体化的整体”，要改变其中一个任何一部分，都必须涉及很多其他部分。这样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局面，是中国对西方文化产生了强大的排拒力。因为中国是一个“高度一体化的整体”，他的抵抗力和保守里相当强大，所以要变就必须整体地变，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选择。晚清以降，中国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陷入了“全面危机”。“全面危机”意味着危机不仅仅发生在某一方面，而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共同发生了危机。由于受到外来文明的冲击，晚清中国社会发生了危机。这种全面危机表现为统治阶级的解体和整个政治制度的崩溃。由于这种崩溃，在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下，产生了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接受了外来的意识形态，抛弃或重估了传统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风俗习惯，所以“五四”时代各种外来的意识形态在中国都有人接受。因此。中国近代思想的一再激进，也是由于中国文化整合型结构“高度一体化”的强大。拒斥的力愈大，需要打破拒斥的力也愈大。
再次，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激进化也是大陆国家转型的命运。在世界现代史上，大陆国家的社会转型往往与革命相伴随，最著名者莫如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革命是进化壅塞时的溃决”。革命的洪水猛兽源于进化的壅塞，没有进化的壅塞就没有革命的溃决。专制是革命的酵母，没有专制就没有革命。正如汤因比所言：“受不了新压力的旧机器的爆炸，或受不了新酒发酵的旧瓶子的爆炸，便是革命”。
英国的现代转型是“和谐的调整”的范例，他避免了激进与保守的对抗冲突。汤因比赞誉“英国能顺利地在旧瓶里装进了新酒”，还不至于引起旧瓶爆炸，是一种“惊人的技艺”。英国转型模式的独特性在于，它没有反叛传统的启蒙运动，没有废除君主的革命，甚至没有一部象征革命成果的成文宪法。英国的转型是自由秩序自生自发演进的成功范例。英国模式表明：社会愈自由，新文明的阻力愈小，改革就愈温和。
然而，令严复以降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心仪的英国模式，却可遇而不可求。作为典型的“大陆性格的国家”，法国、俄国、中国的农业体制积习过深，政治上中央集权牵涉过广，其老秩序之“旧瓶”装不了现代性之“新酒”。传统之古老僵化，新与旧之巨大鸿沟，是中国现代转型之趋于革命和激进的根本原因。开放社会产生开放心灵，封闭社会则滋生激进心态。故激进不单是一个思想史问题，更是一个社会史问题。与温和渐进的英国模式相反，在自由匮乏的大陆国家，由于农业帝国之古老传统的巨大阻力，文明转型往往走上激进的革命之路。
综上所述，梳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首先需要弄清两者的内涵，其次，需要了解从近代到当代激进与保守关系的整个过程，再次，需要思考思想史一再激化的背后的原因。了解了激进化背后“不得不”的原因，我们才可以更深入理解“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关系。陈寅恪说“真了解”是“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发于同一境界，而对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诚如余先生认为我们对传统文化应持以“同情的了解”，我们亦应以相同的态度看待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激进主义。
参考文献
[1]许纪霖.二十世纪思想史论[M].东方出版中心.2006
[2]高瑞泉.激进与保守的复调变奏[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3]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
[4]阿德诺·汤因比.历史研究.郭小凌等译[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作者介绍：刘瑶瑶，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14级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激进 保守 历程 历史理解
探讨激进与保守，首先要厘清两者的内涵。保守主义这个词，创始人是英国的Edmund Burke，他在《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一书中讲到了“保守主义”，后来西方讲保守主义的人，基本上都从这本书开始。保守和激进之间一定有一个参照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相对于现状。简单的说，保守就是要维持现状，不要变；激进就是对现状不满意，要打破现状。要打破现状的人，我们常把他们称之为激进的一方，要维持现状的人，我们称之为保守的一方。可是，激进和保守都可以有不同程度的态度：可以是极端的保守，什么都不变；也可以是极端的激进，一切都打倒。不过前提是必须要有一个现状，有某一种秩序：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秩序存在。对这个存在的秩序，有些人觉得不合理，要改变它；有些人觉得这个秩序基本上合理，要保持它。譬如提及的Burke，他认为当时英国的宪法中的制度是基本上合理的。他反对像法国大革命那样激烈的破坏，但也并不是说就完全不用改变，他认为需要改变的地方也很多。所以说，保守主义不是说一个人什么都保守；而指一个人是激进主义，也不是说他必然激烈到要摧毁一切。在保守和激进之间，有各种程度不同的立场。
但是，对于现状，中国和西方是不同的。譬如在美国，保守主义是相对于现有的制度而言的，就是美国民主、自由的制度，美国的法制。这个系统是西方两三百年以来的民主、自由主义传统秩序。这个秩序从美国有宪法以来，已经维持了两百多年了。所以如果要讲美国保守主义跟激进主义，中间是有一个Liberal存在的。这样便形成了一个保守——自由——激进三足鼎立的现状。这不是两极，两极就是一边保守，一边激进，而没有一个Common Ground。
而中国则不同，在中国近代史上，从鸦片战争以后，太平天国到十九世纪末叶，中国的现状正在不断地变，没有一个秩序是稳定的，没有一个基础可以作为衡量保守或激进的根据。因此中国的保守与激进的历程注定与西方不同。
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激进与保守的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在“五四”运动以前，大致上是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魏源等人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就是学习西方人技术上的长处，用船坚利炮来对付外国人，这是技术上的改变。
接下来是政治改革。康氏首先开始对传统的政治制度提出基本的怀疑，认为当时的制度已经没有办法应付“列强瓜分便在眼前”的危急情势，因此必须采用君主立宪的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新事物，形式上保留皇帝，实际上走西方的政体。这种思想激进的程度比王安石变法更进了一大步，因此引起的反响也及其巨大。变法运动是近代思想上激进与保守对垒的开始。
第二阶段从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开始。新文化运动将保守跟激进的对峙从政治推进到文化层面。康梁的激进主张在几年之内机会已被看成保守的象征，革命派才是激进的。革命派主张政治上要以极端的方式吧两千年的君主专制推翻。中国政治激烈化运动的成果，就是辛亥革命的成功。然而并没有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对传统文化的评价就一步步深化。深化的结果就是激进化，对传统文化开始觉得有问题。到“五四”运动，就变成整个中国传统文化要负责人的问题。基本上是要以西方现代化来代替中国旧的文化，中国文化产生不了民主与科学，而且正是民主与科学的最大障碍。由此可见，“五四”比变法、革命时代的思想又激进多了。康有为还借用孔子、孟子、大同，谭嗣同还讲“仁”，革命派也强调“国粹”。“五四”的领袖则彻底否定中国的传统，直截了当地向西方寻找一切真理。
第三阶段是抗战时期。这一时期文化的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主流思想界大致都认定中国文化是阻碍现代化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就提出中国的哲学史只有两个阶段，一个阶段叫是“子学时代”，第二阶段延长了两千多年，是“经学时代”。中国跟西方来比，并不是比西方缺少哪一部分，二十整个的缺乏了一个现代阶段，中国仍停留在中古时期。在这个思想基调上，很多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五阶段论。认为中国人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认为文化的发展有一定的阶段，而中国所缺的就是一个最新的阶段。在这样的情况下，激进的思想就要把中国推到历史的最新阶段，马上要超越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愈快愈好。而民主自由这一西方的传统，在“五四”时是认为很重要的，可以代表西方文化的精萃，到后来反而被看成是资产阶级的文化。而资产阶级的文化在中国激烈化思想的过程中，很快就被看作是落后的东西。抗战及抗战胜利后，思想激进化历程仍在持续之中。
中国现代思想的激进化在“文革”时期走到了全程的终点：不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的主流都受到了最彻底的否定，甚至社会主义的文化主流也遭到猛烈的抨击。总之，古今中外一切存在过的社会秩序都成为诅咒的对象。
余先生认为：“中国近代一部思想史就是一个激进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差不多有一百年的历史。它积累了一股越来越大的动力，好像巨石走峻板一样，非到达平地不能停止。”
可以看出，余英时先生对中国现代思想的激进化是持批判态度的，“与近代西方或日本比较，中国思想界显然是走的太远了，文化上的保守力量几乎丝毫没有发生制衡的作用……中国人文传统的研究到今天已经衰落到惊人的地步。”然而，为什么中国现代思想过程一直不断激进？反思整个过程，是因为有“不得不”的理由。余先生认为，我们对文化传统只是一味地“批判”，而缺少“同情的了解”。同样，我们也应该对激进化过程投以“同情之了解”。
首先，激进化最直接的现实原因是缺乏一个多数人认可的“现状”。中国近代一直遭受民族压迫和战争，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制度已经不能够抵抗外来的冲击和破坏，因此一定要变革。而几乎每次变革之后的现状都不能满足变革者和人民大众的期待，因此又开始新一轮的变革，推翻之前拥护的，力求建立一个“理想社会”。因为政治现实太混乱，得不到大家的认同，思想的激进化也停不下来。思想与现实完全分了家，便只有在激进的轨道上向前飞驰。 其次，中国激进主义的兴起也是因为中国文化整合型结构的全面危机。邹谠在《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中认为，传统中国的“文化—社会—政治—心理结构”中，各系统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这是西方任何社会所无法比拟的。经过数千年的历史演进，到19世纪已形成了一个“高度一体化的整体”，要改变其中一个任何一部分，都必须涉及很多其他部分。这样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局面，是中国对西方文化产生了强大的排拒力。因为中国是一个“高度一体化的整体”，他的抵抗力和保守里相当强大，所以要变就必须整体地变，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选择。晚清以降，中国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陷入了“全面危机”。“全面危机”意味着危机不仅仅发生在某一方面，而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共同发生了危机。由于受到外来文明的冲击，晚清中国社会发生了危机。这种全面危机表现为统治阶级的解体和整个政治制度的崩溃。由于这种崩溃，在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下，产生了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接受了外来的意识形态，抛弃或重估了传统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风俗习惯，所以“五四”时代各种外来的意识形态在中国都有人接受。因此。中国近代思想的一再激进，也是由于中国文化整合型结构“高度一体化”的强大。拒斥的力愈大，需要打破拒斥的力也愈大。
再次，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激进化也是大陆国家转型的命运。在世界现代史上，大陆国家的社会转型往往与革命相伴随，最著名者莫如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革命是进化壅塞时的溃决”。革命的洪水猛兽源于进化的壅塞，没有进化的壅塞就没有革命的溃决。专制是革命的酵母，没有专制就没有革命。正如汤因比所言：“受不了新压力的旧机器的爆炸，或受不了新酒发酵的旧瓶子的爆炸，便是革命”。
英国的现代转型是“和谐的调整”的范例，他避免了激进与保守的对抗冲突。汤因比赞誉“英国能顺利地在旧瓶里装进了新酒”，还不至于引起旧瓶爆炸，是一种“惊人的技艺”。英国转型模式的独特性在于，它没有反叛传统的启蒙运动，没有废除君主的革命，甚至没有一部象征革命成果的成文宪法。英国的转型是自由秩序自生自发演进的成功范例。英国模式表明：社会愈自由，新文明的阻力愈小，改革就愈温和。
然而，令严复以降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心仪的英国模式，却可遇而不可求。作为典型的“大陆性格的国家”，法国、俄国、中国的农业体制积习过深，政治上中央集权牵涉过广，其老秩序之“旧瓶”装不了现代性之“新酒”。传统之古老僵化，新与旧之巨大鸿沟，是中国现代转型之趋于革命和激进的根本原因。开放社会产生开放心灵，封闭社会则滋生激进心态。故激进不单是一个思想史问题，更是一个社会史问题。与温和渐进的英国模式相反，在自由匮乏的大陆国家，由于农业帝国之古老传统的巨大阻力，文明转型往往走上激进的革命之路。
综上所述，梳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首先需要弄清两者的内涵，其次，需要了解从近代到当代激进与保守关系的整个过程，再次，需要思考思想史一再激化的背后的原因。了解了激进化背后“不得不”的原因，我们才可以更深入理解“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关系。陈寅恪说“真了解”是“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发于同一境界，而对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诚如余先生认为我们对传统文化应持以“同情的了解”，我们亦应以相同的态度看待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激进主义。
参考文献
[1]许纪霖.二十世纪思想史论[M].东方出版中心.2006
[2]高瑞泉.激进与保守的复调变奏[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3]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
[4]阿德诺·汤因比.历史研究.郭小凌等译[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作者介绍：刘瑶瑶，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14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