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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应当多关注现实变化中人们的生活和情感世界，关注人们那种真正平凡隐曲又不乏各种欲望的生活世界。无论是金钱拜物还是被德性和良善抑制着，并被强大的爱情力量所牵引、所提升，去制止这个道德日趋下滑的时代中的彻底堕落。那么就放开自己歌喉，大声吟咏人世间美好、纯洁的月亮……
王波：您的小说都是反映现实生活、反映这个时代的，都很温情。结合您反映城乡二元结构的小说《城里的月亮》《老乡》说说文学和时代的关系。
俞胜：作为一位当代作家，用文学的方式，形象地描写时代背景下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敏锐地捕捉各种社会思潮的动向，给读者提供一份心灵的抚慰，一份思考生活、认知世界的精神力量，是我一直在思考并努力的。
《城里的月亮》收在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城里的月亮》（以篇名作书名）中。这本小说集出版于2012年，单篇《城里的月亮》写作时间要更早一些，大概在2005年前后。我当时在思考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被打破，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入城市，他们人在城市，精神层面未必能及时融入所在的城市。现在这样的题材已经泛滥了，但在十几年前来说，能思考这个问题，还多少具有一定的敏锐性。为什么要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本身就是来自农村，通过自己的努力，户口上的确成了城里人，但乡下人的习惯还在。我就推己及人，观察进了城市的乡下人，我的身边并不缺少他们，我思考他们来到城市后将来可能的人生走向。
于是我写了一个系列的小说。收入中短篇小说集《城里的月亮》中除了《城里的月亮》外，还有您提到的《老乡》，中篇小说《水乳交融》。
文学博士、南方科技大学青年教师陈劲松评论说《水乳交融》《城里的月亮》和《老乡》从底层观照现实，朴实感人。所谓底层观照，即通过对社会底层小人物的书写，观照他们的生存境遇及其精神困惑。《水乳交融》讲述了城里人甘四男和妻子樊慧娜，对进城务工的李昌发等乡下人由歧视到正视的转变过程，最后，城里人和乡下人和谐相处，达到水乳交融境界，带有一定的喜剧色彩。《城里的月亮》讲述了乡下人文生进城后，娶了城里人阿秀，却始终得不到阿秀父母的认可，无法融入城里的生活。为了养家糊口，文生历经艰辛，却在儿子出生的那一刻，遭遇车祸身亡。至死，文生也未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城里人。《老乡》则以乡情为纽带，通过几个日常事件，反映都市小人物的艰辛生活和城乡差异，以及世态炎凉背后的人情冷暖。无论是《水乳交融》中的李昌发、《城里的月亮》中的文生，还是《老乡》中的姚小帅，都只是繁华城市中的外来者，处境卑微，却时刻梦想着与城市融为一体。然而，残酷的现实，让城里的月亮无法将他们的梦想照亮。物质的困顿窘迫和精神的自惭形秽，让他们一直徘徊在都市和乡村的边缘。以上作品在直面现实中，均有着对都市异乡人的无限同情和悲悯，充分体现了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悲悯情怀。
从写作时间上来说，实际上单篇《城里的月亮》写在前，《水乳交融》创作在一年以后。《城里的月亮》探讨的是进城农民未来一种悲剧的可能，他们无法融入都市;而《水乳交融》探讨的是一种喜剧的可能，您从标题就可以看出，我期望城里人抛弃对乡下人的偏见，乡下人也对城里人更大度些，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在共同生活的城市能够水乳交融地融为一体。如果说《城里的月亮》和《水乳交融》是站在进城农民的立場来思考社会人生，而《老乡》则从新都市人的立场来反观进城农民，于是就塑造了在国家某部委任职的姚小帅这个人物。在姚小帅的身上，我力图表现这个人物内心的复杂性，他对来自乡下的老同学邵建设，没有忘记旧情，没有忘记老乡的概念，同情邵建设，但能力又有限。而带着乡下人的朴实厚道、自卑和羞涩的邵建设则有包容的心，对姚小帅的为难给予了充分理解，尽管没有得到老乡的帮助，但他仍然在京城艰难地奋斗着，虽然步履维艰，但我在小说中仍然给他安排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这也是我一直主张小说要给人温暖、给人希望、给人带来心灵抚慰理念的一种实践。
王波：读您的作品感觉特别轻松，作品中有小人物面对生活无奈时的幽默、调侃，结局总是诗意的含情脉脉。
俞胜：记得前几年有一篇网文，标题叫《下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中国段子手”》，文章内容虽然具有调侃、幽默的成分，但我觉得也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未来文学的一种可能走向。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那么在我们这个纷繁复杂，如万花筒般变化的高节奏时代，过度铺排渲染、过度绵密细致的语言一定与时代的节奏不相适应，甚至这样的语言也可能让读者读不下去，所以文学作品的语言要善于抓住读者的眼球，那么，语言的幽默轻松就不失为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之一。另外，高节奏的生活、生活的重重压力，已经让人们的神经绷得紧紧的，再把作品写得悲悲戚戚的，让人在文学作品中也找不到心灵的抚慰，寻找不到一片心灵的绿荫，我觉得也是一种不入道的表现。所以，我的作品中一般很少有悲剧性的结局，单篇《城里的月亮》是个特例，也是写作生涯中的一个尝试。我一直在思考怎样组织语言，尽量避免冗长、沉闷、艰涩，乃至平淡，让读者在轻松愉悦中、在会心一笑中享受文字的美，如果再能引起内心情感的共鸣，并获得精神的升华，那当然是更好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王波：你的家乡安徽桐城，那里“桐城派”是我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说说对您散文的影响。
俞胜：我常常对初次见面的朋友介绍自己，我是安徽桐城人。语气中满满的自豪，听到我这样介绍的朋友往往发出一声惊呼，原来是桐城派故乡人啊！言外之意，觉得我成为一个作家便是理所当然的事，同时也说明“桐城派”作为曾经的一个文学流派，到今天知名度依然很大。不过说起来很惭愧，虽然是桐城人，但我并没有系统而深入地研究过“桐城派”。我对“桐城派”的了解其实和大多数的文学爱好者一样只停留在字眼上，顶多知道一点这个古文派讲究“义理、辞章、考据”。
但我毕竟是桐城人，所以避免不了常被文朋诗友在我身上深究“桐城派”，虽然没有出息，仍然不去做研究，但也多了一点思考。我觉得“桐城派”的理论核心——“义理、辞章、考据”，其实是中国古典散文优秀传统的一个集成。首先说“义理”，由“义法”演变而来，无论是“义法”还是“义理”，都是中国文学“文以载道”传统的另一种表达;“辞章”，就是注意对语言的锤炼，文学艺术是语言艺术，自古哪有不讲究“辞章”的文学？“考据”，言必有据，我们今天读唐宋八大家的游记，譬如柳宗元的《小石潭记》，文章结尾部分：“同游者：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您看，写上同游者就是立此存照，就是言必有据的意思。所以说“桐城派”是中国古典散文优秀传统的集大成者。历史上的各种文学派别都是溪流，到“桐城派”这里汇成大海。如果不是新文学革命，也许这个大海还要向其他的大海汇聚，到另外一个地方形成一个新的古文流派。但新文学革命，一下子完成了中国文学的伟大质变，让古文学到“桐城派”这里戛然而止，从此再无来者。当然，这些是我对“桐城派”的一点粗浅理解，也许要受到方家的批判的。譬如有方家就把“义法”看作是语言问题，而不是“文以载道”，在此不作探究。 说到“桐城派”对我散文创作的影响，有，肯定是间接的，我自己并没有刻意地要从“桐城派”古文中去继承什么。关于散文创作，我曾经主张，散文创作要有“我”在场，有“我”的真情实感。这里的“我”不仅指的是以“我”为叙述视角，“我”更要见别人之所未见，思别人之所未思，从而使得自己的文本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就是写出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这才是散文创作有“我”之大义。
龙眠山妩媚，嬉子湖清澈，桐城山水秀美。“穷不丢书、富不丢猪”的民俗，再加上熟读过“桐城派”的名篇，譬如姚鼐的《登泰山记》等，这些对我的散文创作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最主要的，作为桐城人，提笔为文时会想，作文一定要用心，否则会丢“桐城”这两个字的脸。
王波：您在南方长大，学习、工作后一直在东北、北京。而且大多文学作品都是抒写东北的，谈谈您的东北情结。
俞胜：我是1993年到辽宁，2006年10月1日才来到北京。在辽宁读书、工作的那十几年，是我人生中最“芳华”的一段岁月。那片土地上有我的泪、我的汗，当然也有欢歌笑语。这片土地对于我来说，就有了刻骨铭心的意义，就有了家乡的意义。2008年，我时隔两年重回辽宁大连，在去大连的火车上禁不住心潮澎湃，往事并不如烟，车窗外的树木一行行倒退，而辽宁的人和事一幕幕地涌上心头。在辽宁，我还娶了一位黑龙江的姑娘。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说，辽宁是我的“第二故乡”，从这个意义上，我可以算半个东北人吧;老婆是黑龙江的，从这个意义上，我又可以算半个东北人吧。半个半个加起来，我也就是整个东北人了。
作家对故乡总是有一种浓厚的情结，所以我的作品不可避免地以东北为背景，当然我更不会忘记生我养我的南方。所以，我的作品背景一半是东北，一半是南方。我的作品中就常常出现大连这座城市的影子，譬如中篇小说《水乳交融》《我在学报当编辑》等等就是如此。我还写过一些关于东北的游记，还有一些关于东北风俗习惯的文字。新近刚推出的长篇小说《蓝鸟》，更是以北方的乡村和哈尔滨市为背景。我觉得在风俗习惯方面，南北方的差异比较大，以一个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南方人的眼光来重新打量这片土地，可能会有不少审美上的独到之处，欢迎北方的读者关注。
东北这片土地宽广肥沃，老百姓勤劳肯干、朴实善良。有一年，我听了黑龙江省甘南县兴十四村党委书记作的关于新农村建设的报告，知道了兴十四村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成为全国首个家家都拥有彩电的村。不知道的人往往以为这样的村子应该出现在南方，出现在江浙一带才对，听了这个报告，不由得让我佩服起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敢为天下先的豪迈情怀。东北又有“共和国长子”的美誉，新中国的第一炉钢、第一辆汽车、第一架飞机、第一艘巨轮等都是诞生在这片土地，这真的是一片异彩纷呈的土地，自然能成为作家们汲取创作素材的不竭之源。
没有真正接触过东北作家或者对东北作家了解得不多之前，有些讀者可能会片面地认为，黑土地文化缺少中原文化的悠久与厚重，也缺少江南文化的细腻与精巧。这片土地上产生的文学，只有野性与力度，博大与冷峻。不可否认，地域特色的确会给这片土地上作家的作品打下深深烙印。记得曾经采访迟子建老师时，她说，“我被大自然的风雪鞭打快半个世纪了，所以遭遇文学的寒流时，筋骨会强健。我对文学的追求，这种坚定，应该与这种成长环境有关。”我觉得这种地域的烙印更多地打在精神层面，譬如迟子建老师说的坚定与淡定。
新时代以来，如果多读一些东北作家的作品，就会发现以迟子建、老藤为代表的东北作家，温婉细腻精巧连一些南方的作家也叹服。异军突起的老藤近年创作成就突出，已经成为文坛的“老藤现象”，在他的笔下，东北自然风光的秀美与主人公内外兼修的美相得益彰，让东北成为许多读者的向往之地。
王波：说说你读的第一本小说，谈谈影响您成长的作家和文学名著。
俞胜：我从小喜欢读书，1971年生的人嘛，乡下人。那时候乡下孩子除了读书，也没有什么可供选择的爱好，像什么画画、音乐都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桐城又有“穷不丢书、富不丢猪”的习俗，喜欢读书成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当然也不会人人都是这样，我父亲也喜爱看书，他是当时乡下为数不多的文人。要说当初读的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本书，是《杨家将演义》，大概是在读小学四年级，马上要升入五年级的那个暑假。我父亲借来的书，他看完还没来得及还回去的一天晚上，我把这本书拿到手，书中的故事一下子吸引了我，不能中断，一晚上没有睡觉，一直看到天亮，通宵看完了这本书。虽然这是通俗类的小说，和我们今天所说的纯文学不同，但它是我记忆犹新的阅读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渐渐地读的书就多了，有阅读条件时，首先是阅读中国的“四大名著”，当时的阅读真是如饥似渴。再后来也读西方的经典，像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百年孤独》，海明威《老人与海》等。
最近又在重读中外经典，中国的像余华的《活着》，老舍的《四世同堂》，莫言的《蛙》，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毕飞宇的《推拿》等;国外的《安娜·卡列尼娜》《红与黑》《巴黎圣母院》《罪与罚》《包法利夫人》等。我觉得读经典，对自己作品的语言、结构乃至思想内涵提升都有益处。开卷有益，不亲自去体验体会不到。
当代中国作家里面我喜欢的作家比较多，像范小青、迟子建、老藤、苏童、刘庆邦、张翎等。范小青的小说善于从平常的生活中发掘深刻的哲理，迟子建的小说充满温情、直抵人性的深处，老藤的厚重磅礴，苏童的细腻灵动，刘庆邦语言的绵密细致，张翎结构文字的精巧等都给我以启发。我现在是文学编辑，当文学编辑有个好处，就是阅读量大。做文学编辑和不做文学编辑时不一样，不做文学编辑时，阅读是有选择的，一般选择自己喜欢的作家、喜欢的作品去读。做文学编辑了，各种风格的作品都要读，这样对自己的审美取向会有个重新整合、重新判断的过程。做文学编辑还有个好处，就是编辑作品的过程也是一个细致阅读的过程，跟那种浅阅读不一样。尤其是编辑优秀的作品，像范小青的《桂香街》、徐贵祥的《穿插》、老藤的《刀兵过》、张翎的《阵痛》、刘庆邦的《黑白男女》、邓一光的《人，或者所有的士兵》、吴文莉的《西安城》等，那简直是一个绝佳的学习过程。这样，多重的阅读经验能长久地存于记忆中。对写作者来说，受用无穷。 王波：现在的青年作家，很多人照搬西方现代文学，您怎么看？
俞胜：西方现代文学，我阅读方面存在一个短板，阅读的多是翻译过来的作品，而且以小说居多。如果仅从语言的角度来衡量，我觉得外国的小说与中国的小说差距不大，甚至有些还不如我们本土优秀作家的作品，因为是翻译过来的作品。如果翻译家本人就是文学家，那他翻译过来的作品自然“信、达、雅”了，那是另一说了。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反思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在国学教育方面下的力度不够，在国学缺失的一代，不少翻译家的文笔达不到成熟作家的水平，更遑论“信、达、雅”了。我们现在读西方的小说，不一定是为了欣赏其文字的优美、生动而传神，我们是想从西方的小说中了解异域的风土人情。那些年我们文坛涌现出来的所谓先锋派、后现代派作家更多地是想了解外国作家架构文字的技巧和看问题的视角，照搬过来，为自己的文字披上一件斑斓的外衣。包括现在的一些青年作家，也是这样。但小说的根本还是语言的艺术，要符合本民族的语言审美习惯。离开这个根本，再玩多么高超的技巧都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所以，在我们国家，先锋派喧嚣一阵后归于沉寂是必然。现在的一些青年作家照搬西方现代文学，文本也给人一种“夹生”的感觉，“照搬”一定走不远。
当代文学没少向西方文学借鉴技巧，在面向西方现代文学的视角上，我特别欣赏叶兆言先生的话：对于浩瀚的外国文学，我们应该饮水思源，始终保持一份感激之心。转益多师无别语，既要坚定不移地向外国古典文学名著致敬，同时也不能忘记活着的当代，要随时留心当下世界文学的最新成果。当然，要关心最流行最畅销的，也要照顾到被冷落被忽视的，换句话说，我们始终要有一份开放的心胸。
王波：說说您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蓝鸟》，据说精益求精、披星戴月，历时十年打磨。
俞胜：王波兄过奖了。《蓝鸟》的篇幅其实并不长，电脑统计字数只有18.8万字。第一稿完成于2009年元旦，到今年5月9日完成最后一稿，算起来是五易其稿。其实第一稿的写作非常顺利，当时简直可以说是一气呵成。我现在明白，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如果写得太顺畅，可能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也许意味着你的作品没有深度。初稿完成后，我放了一段时间，翻出来又修改了一遍，然后听取了一些朋友的意见，又沉淀了一段时间再接着修改，就这样反反复复的，再加上自己毕竟不是一个专业的写作者，写作时间比较碎片化，所以拖拖拉拉的前前后后共花了十年的时间。
小说的结构并不复杂，在结构上遵循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方式，一维的时间，随着情节自然往前流淌。小说写东北乡村青年毕壮志由乡村到哈尔滨的生活经历，时间的跨度也只有十年左右，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写到新世纪，这十年的时光就构成了乡村青年毕壮志的个人成长奋斗史，也记录了一个城市乃至一个时代的变迁史。小说结构虽然不复杂，但可读性很强，有评论者认为《蓝鸟》的语言具备攫取人注意力的多种要素：诙谐、幽默，但又真实、接地气。不是故意掉书袋的幽默，也不是故意说农谚的接地气，作者用一些看似“无错之错”的冲突为作品涂抹了让人忍俊不禁的喜剧色彩，使得整部小说灵动不已。除了语言之外，一些次要人物，譬如“小流氓米云凯”“我爹”等角色的穿插，使得文本更加妙趣横生，并让读者在开心一笑中感悟人生和生活的哲理。
王波：和许多关心您的读者说说当初您为什么想写这么一部长篇及主要人物的生活原型是什么。
俞胜：我在这部小说的开头写道：小说，是记忆的嫁接与再生长。这就很好地回答了毕壮志是否有原型的问题。我想，我用十年时间倾心塑造的毕壮志这个人物，我在他身上是倾注了十年的心血与情感的，而且我的经历与毕壮志也相似，我们都是由乡村通过个人奋斗走进了都市，只不过一个生活在北方的乡村，一个生活在南方的乡村，所以，毕壮志的身上一定有我的影子。少年时代的我，憧憬着将来要在文学方面有些造诣，也曾遭到一些人的嘲讽。但我就像毕壮志一样，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只专注于自己内心的理想，并且不耽于幻想，而是踏踏实实地奋斗，过去了这么多年，再回头看，虽然文学方面造诣不高，但我多少实现了年少时的梦想。“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我想一个人，尤其是青年人，只要努力，只要专注，未来的人生一定不会太差。“春种一粒粟”，即使秋天收不了万颗籽，一把草总会收得到的。毕壮志这个人物朴实向上，我期待他能在中国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中占有一席之地。
当初写这部小说，缘起于和谁开玩笑，某人生十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叫二毛……老九叫九毛，到了老十就叫一块。我们老家喜欢把一角钱叫一毛，一元钱叫一块。另外，我的写作经验中也有关注进城农民生存状态的积累，还有我个人的成长经历，于是就开始动笔，然后一遍一遍地深化，人物和故事就渐渐由虚到实，丰满起来。小说中的主要背景——哈尔滨，下笔的时候也是我想象中的城市，并不是真实的哈尔滨。我爱人是黑龙江虎林人，以前从大连去她家乡，都是坐火车到牡丹江换车，后来从北京坐飞机，一般飞到鸡西，所以我没有去过哈尔滨。四易其稿时，才有了一个机会，第一次走进哈尔滨这个城市，当时，我就想，这种机缘，是不是就预示着我这部小说成熟的季节到了，于是五稿时就加了一点哈尔滨市的元素。
小说是虚构的产物，作家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处理好虚拟与现实的关系，让自己创造的虚拟世界去切近现实的世界。
我自己认为《蓝鸟》是一部具有独特魅力的作品，虽然最终需要由读者来评判，但我仍然可以自负地告诉读者，它一定像一件烧制得与众不同的瓷器，你说它好也罢，说它不好也罢，它都会在岁月中闪耀出迷人的釉彩。
责任编辑 陈少侠
王波：您的小说都是反映现实生活、反映这个时代的，都很温情。结合您反映城乡二元结构的小说《城里的月亮》《老乡》说说文学和时代的关系。
俞胜：作为一位当代作家，用文学的方式，形象地描写时代背景下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敏锐地捕捉各种社会思潮的动向，给读者提供一份心灵的抚慰，一份思考生活、认知世界的精神力量，是我一直在思考并努力的。
《城里的月亮》收在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城里的月亮》（以篇名作书名）中。这本小说集出版于2012年，单篇《城里的月亮》写作时间要更早一些，大概在2005年前后。我当时在思考随着城乡二元结构的被打破，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入城市，他们人在城市，精神层面未必能及时融入所在的城市。现在这样的题材已经泛滥了，但在十几年前来说，能思考这个问题，还多少具有一定的敏锐性。为什么要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本身就是来自农村，通过自己的努力，户口上的确成了城里人，但乡下人的习惯还在。我就推己及人，观察进了城市的乡下人，我的身边并不缺少他们，我思考他们来到城市后将来可能的人生走向。
于是我写了一个系列的小说。收入中短篇小说集《城里的月亮》中除了《城里的月亮》外，还有您提到的《老乡》，中篇小说《水乳交融》。
文学博士、南方科技大学青年教师陈劲松评论说《水乳交融》《城里的月亮》和《老乡》从底层观照现实，朴实感人。所谓底层观照，即通过对社会底层小人物的书写，观照他们的生存境遇及其精神困惑。《水乳交融》讲述了城里人甘四男和妻子樊慧娜，对进城务工的李昌发等乡下人由歧视到正视的转变过程，最后，城里人和乡下人和谐相处，达到水乳交融境界，带有一定的喜剧色彩。《城里的月亮》讲述了乡下人文生进城后，娶了城里人阿秀，却始终得不到阿秀父母的认可，无法融入城里的生活。为了养家糊口，文生历经艰辛，却在儿子出生的那一刻，遭遇车祸身亡。至死，文生也未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城里人。《老乡》则以乡情为纽带，通过几个日常事件，反映都市小人物的艰辛生活和城乡差异，以及世态炎凉背后的人情冷暖。无论是《水乳交融》中的李昌发、《城里的月亮》中的文生，还是《老乡》中的姚小帅，都只是繁华城市中的外来者，处境卑微，却时刻梦想着与城市融为一体。然而，残酷的现实，让城里的月亮无法将他们的梦想照亮。物质的困顿窘迫和精神的自惭形秽，让他们一直徘徊在都市和乡村的边缘。以上作品在直面现实中，均有着对都市异乡人的无限同情和悲悯，充分体现了小说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悲悯情怀。
从写作时间上来说，实际上单篇《城里的月亮》写在前，《水乳交融》创作在一年以后。《城里的月亮》探讨的是进城农民未来一种悲剧的可能，他们无法融入都市;而《水乳交融》探讨的是一种喜剧的可能，您从标题就可以看出，我期望城里人抛弃对乡下人的偏见，乡下人也对城里人更大度些，无论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在共同生活的城市能够水乳交融地融为一体。如果说《城里的月亮》和《水乳交融》是站在进城农民的立場来思考社会人生，而《老乡》则从新都市人的立场来反观进城农民，于是就塑造了在国家某部委任职的姚小帅这个人物。在姚小帅的身上，我力图表现这个人物内心的复杂性，他对来自乡下的老同学邵建设，没有忘记旧情，没有忘记老乡的概念，同情邵建设，但能力又有限。而带着乡下人的朴实厚道、自卑和羞涩的邵建设则有包容的心，对姚小帅的为难给予了充分理解，尽管没有得到老乡的帮助，但他仍然在京城艰难地奋斗着，虽然步履维艰，但我在小说中仍然给他安排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这也是我一直主张小说要给人温暖、给人希望、给人带来心灵抚慰理念的一种实践。
王波：读您的作品感觉特别轻松，作品中有小人物面对生活无奈时的幽默、调侃，结局总是诗意的含情脉脉。
俞胜：记得前几年有一篇网文，标题叫《下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中国段子手”》，文章内容虽然具有调侃、幽默的成分，但我觉得也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未来文学的一种可能走向。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那么在我们这个纷繁复杂，如万花筒般变化的高节奏时代，过度铺排渲染、过度绵密细致的语言一定与时代的节奏不相适应，甚至这样的语言也可能让读者读不下去，所以文学作品的语言要善于抓住读者的眼球，那么，语言的幽默轻松就不失为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之一。另外，高节奏的生活、生活的重重压力，已经让人们的神经绷得紧紧的，再把作品写得悲悲戚戚的，让人在文学作品中也找不到心灵的抚慰，寻找不到一片心灵的绿荫，我觉得也是一种不入道的表现。所以，我的作品中一般很少有悲剧性的结局，单篇《城里的月亮》是个特例，也是写作生涯中的一个尝试。我一直在思考怎样组织语言，尽量避免冗长、沉闷、艰涩，乃至平淡，让读者在轻松愉悦中、在会心一笑中享受文字的美，如果再能引起内心情感的共鸣，并获得精神的升华，那当然是更好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王波：你的家乡安徽桐城，那里“桐城派”是我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说说对您散文的影响。
俞胜：我常常对初次见面的朋友介绍自己，我是安徽桐城人。语气中满满的自豪，听到我这样介绍的朋友往往发出一声惊呼，原来是桐城派故乡人啊！言外之意，觉得我成为一个作家便是理所当然的事，同时也说明“桐城派”作为曾经的一个文学流派，到今天知名度依然很大。不过说起来很惭愧，虽然是桐城人，但我并没有系统而深入地研究过“桐城派”。我对“桐城派”的了解其实和大多数的文学爱好者一样只停留在字眼上，顶多知道一点这个古文派讲究“义理、辞章、考据”。
但我毕竟是桐城人，所以避免不了常被文朋诗友在我身上深究“桐城派”，虽然没有出息，仍然不去做研究，但也多了一点思考。我觉得“桐城派”的理论核心——“义理、辞章、考据”，其实是中国古典散文优秀传统的一个集成。首先说“义理”，由“义法”演变而来，无论是“义法”还是“义理”，都是中国文学“文以载道”传统的另一种表达;“辞章”，就是注意对语言的锤炼，文学艺术是语言艺术，自古哪有不讲究“辞章”的文学？“考据”，言必有据，我们今天读唐宋八大家的游记，譬如柳宗元的《小石潭记》，文章结尾部分：“同游者：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您看，写上同游者就是立此存照，就是言必有据的意思。所以说“桐城派”是中国古典散文优秀传统的集大成者。历史上的各种文学派别都是溪流，到“桐城派”这里汇成大海。如果不是新文学革命，也许这个大海还要向其他的大海汇聚，到另外一个地方形成一个新的古文流派。但新文学革命，一下子完成了中国文学的伟大质变，让古文学到“桐城派”这里戛然而止，从此再无来者。当然，这些是我对“桐城派”的一点粗浅理解，也许要受到方家的批判的。譬如有方家就把“义法”看作是语言问题，而不是“文以载道”，在此不作探究。 说到“桐城派”对我散文创作的影响，有，肯定是间接的，我自己并没有刻意地要从“桐城派”古文中去继承什么。关于散文创作，我曾经主张，散文创作要有“我”在场，有“我”的真情实感。这里的“我”不仅指的是以“我”为叙述视角，“我”更要见别人之所未见，思别人之所未思，从而使得自己的文本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就是写出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这才是散文创作有“我”之大义。
龙眠山妩媚，嬉子湖清澈，桐城山水秀美。“穷不丢书、富不丢猪”的民俗，再加上熟读过“桐城派”的名篇，譬如姚鼐的《登泰山记》等，这些对我的散文创作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最主要的，作为桐城人，提笔为文时会想，作文一定要用心，否则会丢“桐城”这两个字的脸。
王波：您在南方长大，学习、工作后一直在东北、北京。而且大多文学作品都是抒写东北的，谈谈您的东北情结。
俞胜：我是1993年到辽宁，2006年10月1日才来到北京。在辽宁读书、工作的那十几年，是我人生中最“芳华”的一段岁月。那片土地上有我的泪、我的汗，当然也有欢歌笑语。这片土地对于我来说，就有了刻骨铭心的意义，就有了家乡的意义。2008年，我时隔两年重回辽宁大连，在去大连的火车上禁不住心潮澎湃，往事并不如烟，车窗外的树木一行行倒退，而辽宁的人和事一幕幕地涌上心头。在辽宁，我还娶了一位黑龙江的姑娘。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说，辽宁是我的“第二故乡”，从这个意义上，我可以算半个东北人吧;老婆是黑龙江的，从这个意义上，我又可以算半个东北人吧。半个半个加起来，我也就是整个东北人了。
作家对故乡总是有一种浓厚的情结，所以我的作品不可避免地以东北为背景，当然我更不会忘记生我养我的南方。所以，我的作品背景一半是东北，一半是南方。我的作品中就常常出现大连这座城市的影子，譬如中篇小说《水乳交融》《我在学报当编辑》等等就是如此。我还写过一些关于东北的游记，还有一些关于东北风俗习惯的文字。新近刚推出的长篇小说《蓝鸟》，更是以北方的乡村和哈尔滨市为背景。我觉得在风俗习惯方面，南北方的差异比较大，以一个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过的南方人的眼光来重新打量这片土地，可能会有不少审美上的独到之处，欢迎北方的读者关注。
东北这片土地宽广肥沃，老百姓勤劳肯干、朴实善良。有一年，我听了黑龙江省甘南县兴十四村党委书记作的关于新农村建设的报告，知道了兴十四村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成为全国首个家家都拥有彩电的村。不知道的人往往以为这样的村子应该出现在南方，出现在江浙一带才对，听了这个报告，不由得让我佩服起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敢为天下先的豪迈情怀。东北又有“共和国长子”的美誉，新中国的第一炉钢、第一辆汽车、第一架飞机、第一艘巨轮等都是诞生在这片土地，这真的是一片异彩纷呈的土地，自然能成为作家们汲取创作素材的不竭之源。
没有真正接触过东北作家或者对东北作家了解得不多之前，有些讀者可能会片面地认为，黑土地文化缺少中原文化的悠久与厚重，也缺少江南文化的细腻与精巧。这片土地上产生的文学，只有野性与力度，博大与冷峻。不可否认，地域特色的确会给这片土地上作家的作品打下深深烙印。记得曾经采访迟子建老师时，她说，“我被大自然的风雪鞭打快半个世纪了，所以遭遇文学的寒流时，筋骨会强健。我对文学的追求，这种坚定，应该与这种成长环境有关。”我觉得这种地域的烙印更多地打在精神层面，譬如迟子建老师说的坚定与淡定。
新时代以来，如果多读一些东北作家的作品，就会发现以迟子建、老藤为代表的东北作家，温婉细腻精巧连一些南方的作家也叹服。异军突起的老藤近年创作成就突出，已经成为文坛的“老藤现象”，在他的笔下，东北自然风光的秀美与主人公内外兼修的美相得益彰，让东北成为许多读者的向往之地。
王波：说说你读的第一本小说，谈谈影响您成长的作家和文学名著。
俞胜：我从小喜欢读书，1971年生的人嘛，乡下人。那时候乡下孩子除了读书，也没有什么可供选择的爱好，像什么画画、音乐都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桐城又有“穷不丢书、富不丢猪”的习俗，喜欢读书成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当然也不会人人都是这样，我父亲也喜爱看书，他是当时乡下为数不多的文人。要说当初读的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本书，是《杨家将演义》，大概是在读小学四年级，马上要升入五年级的那个暑假。我父亲借来的书，他看完还没来得及还回去的一天晚上，我把这本书拿到手，书中的故事一下子吸引了我，不能中断，一晚上没有睡觉，一直看到天亮，通宵看完了这本书。虽然这是通俗类的小说，和我们今天所说的纯文学不同，但它是我记忆犹新的阅读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渐渐地读的书就多了，有阅读条件时，首先是阅读中国的“四大名著”，当时的阅读真是如饥似渴。再后来也读西方的经典，像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百年孤独》，海明威《老人与海》等。
最近又在重读中外经典，中国的像余华的《活着》，老舍的《四世同堂》，莫言的《蛙》，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毕飞宇的《推拿》等;国外的《安娜·卡列尼娜》《红与黑》《巴黎圣母院》《罪与罚》《包法利夫人》等。我觉得读经典，对自己作品的语言、结构乃至思想内涵提升都有益处。开卷有益，不亲自去体验体会不到。
当代中国作家里面我喜欢的作家比较多，像范小青、迟子建、老藤、苏童、刘庆邦、张翎等。范小青的小说善于从平常的生活中发掘深刻的哲理，迟子建的小说充满温情、直抵人性的深处，老藤的厚重磅礴，苏童的细腻灵动，刘庆邦语言的绵密细致，张翎结构文字的精巧等都给我以启发。我现在是文学编辑，当文学编辑有个好处，就是阅读量大。做文学编辑和不做文学编辑时不一样，不做文学编辑时，阅读是有选择的，一般选择自己喜欢的作家、喜欢的作品去读。做文学编辑了，各种风格的作品都要读，这样对自己的审美取向会有个重新整合、重新判断的过程。做文学编辑还有个好处，就是编辑作品的过程也是一个细致阅读的过程，跟那种浅阅读不一样。尤其是编辑优秀的作品，像范小青的《桂香街》、徐贵祥的《穿插》、老藤的《刀兵过》、张翎的《阵痛》、刘庆邦的《黑白男女》、邓一光的《人，或者所有的士兵》、吴文莉的《西安城》等，那简直是一个绝佳的学习过程。这样，多重的阅读经验能长久地存于记忆中。对写作者来说，受用无穷。 王波：现在的青年作家，很多人照搬西方现代文学，您怎么看？
俞胜：西方现代文学，我阅读方面存在一个短板，阅读的多是翻译过来的作品，而且以小说居多。如果仅从语言的角度来衡量，我觉得外国的小说与中国的小说差距不大，甚至有些还不如我们本土优秀作家的作品，因为是翻译过来的作品。如果翻译家本人就是文学家，那他翻译过来的作品自然“信、达、雅”了，那是另一说了。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反思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在国学教育方面下的力度不够，在国学缺失的一代，不少翻译家的文笔达不到成熟作家的水平，更遑论“信、达、雅”了。我们现在读西方的小说，不一定是为了欣赏其文字的优美、生动而传神，我们是想从西方的小说中了解异域的风土人情。那些年我们文坛涌现出来的所谓先锋派、后现代派作家更多地是想了解外国作家架构文字的技巧和看问题的视角，照搬过来，为自己的文字披上一件斑斓的外衣。包括现在的一些青年作家，也是这样。但小说的根本还是语言的艺术，要符合本民族的语言审美习惯。离开这个根本，再玩多么高超的技巧都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所以，在我们国家，先锋派喧嚣一阵后归于沉寂是必然。现在的一些青年作家照搬西方现代文学，文本也给人一种“夹生”的感觉，“照搬”一定走不远。
当代文学没少向西方文学借鉴技巧，在面向西方现代文学的视角上，我特别欣赏叶兆言先生的话：对于浩瀚的外国文学，我们应该饮水思源，始终保持一份感激之心。转益多师无别语，既要坚定不移地向外国古典文学名著致敬，同时也不能忘记活着的当代，要随时留心当下世界文学的最新成果。当然，要关心最流行最畅销的，也要照顾到被冷落被忽视的，换句话说，我们始终要有一份开放的心胸。
王波：說说您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蓝鸟》，据说精益求精、披星戴月，历时十年打磨。
俞胜：王波兄过奖了。《蓝鸟》的篇幅其实并不长，电脑统计字数只有18.8万字。第一稿完成于2009年元旦，到今年5月9日完成最后一稿，算起来是五易其稿。其实第一稿的写作非常顺利，当时简直可以说是一气呵成。我现在明白，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如果写得太顺畅，可能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也许意味着你的作品没有深度。初稿完成后，我放了一段时间，翻出来又修改了一遍，然后听取了一些朋友的意见，又沉淀了一段时间再接着修改，就这样反反复复的，再加上自己毕竟不是一个专业的写作者，写作时间比较碎片化，所以拖拖拉拉的前前后后共花了十年的时间。
小说的结构并不复杂，在结构上遵循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方式，一维的时间，随着情节自然往前流淌。小说写东北乡村青年毕壮志由乡村到哈尔滨的生活经历，时间的跨度也只有十年左右，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写到新世纪，这十年的时光就构成了乡村青年毕壮志的个人成长奋斗史，也记录了一个城市乃至一个时代的变迁史。小说结构虽然不复杂，但可读性很强，有评论者认为《蓝鸟》的语言具备攫取人注意力的多种要素：诙谐、幽默，但又真实、接地气。不是故意掉书袋的幽默，也不是故意说农谚的接地气，作者用一些看似“无错之错”的冲突为作品涂抹了让人忍俊不禁的喜剧色彩，使得整部小说灵动不已。除了语言之外，一些次要人物，譬如“小流氓米云凯”“我爹”等角色的穿插，使得文本更加妙趣横生，并让读者在开心一笑中感悟人生和生活的哲理。
王波：和许多关心您的读者说说当初您为什么想写这么一部长篇及主要人物的生活原型是什么。
俞胜：我在这部小说的开头写道：小说，是记忆的嫁接与再生长。这就很好地回答了毕壮志是否有原型的问题。我想，我用十年时间倾心塑造的毕壮志这个人物，我在他身上是倾注了十年的心血与情感的，而且我的经历与毕壮志也相似，我们都是由乡村通过个人奋斗走进了都市，只不过一个生活在北方的乡村，一个生活在南方的乡村，所以，毕壮志的身上一定有我的影子。少年时代的我，憧憬着将来要在文学方面有些造诣，也曾遭到一些人的嘲讽。但我就像毕壮志一样，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只专注于自己内心的理想，并且不耽于幻想，而是踏踏实实地奋斗，过去了这么多年，再回头看，虽然文学方面造诣不高，但我多少实现了年少时的梦想。“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我想一个人，尤其是青年人，只要努力，只要专注，未来的人生一定不会太差。“春种一粒粟”，即使秋天收不了万颗籽，一把草总会收得到的。毕壮志这个人物朴实向上，我期待他能在中国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中占有一席之地。
当初写这部小说，缘起于和谁开玩笑，某人生十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叫二毛……老九叫九毛，到了老十就叫一块。我们老家喜欢把一角钱叫一毛，一元钱叫一块。另外，我的写作经验中也有关注进城农民生存状态的积累，还有我个人的成长经历，于是就开始动笔，然后一遍一遍地深化，人物和故事就渐渐由虚到实，丰满起来。小说中的主要背景——哈尔滨，下笔的时候也是我想象中的城市，并不是真实的哈尔滨。我爱人是黑龙江虎林人，以前从大连去她家乡，都是坐火车到牡丹江换车，后来从北京坐飞机，一般飞到鸡西，所以我没有去过哈尔滨。四易其稿时，才有了一个机会，第一次走进哈尔滨这个城市，当时，我就想，这种机缘，是不是就预示着我这部小说成熟的季节到了，于是五稿时就加了一点哈尔滨市的元素。
小说是虚构的产物，作家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处理好虚拟与现实的关系，让自己创造的虚拟世界去切近现实的世界。
我自己认为《蓝鸟》是一部具有独特魅力的作品，虽然最终需要由读者来评判，但我仍然可以自负地告诉读者，它一定像一件烧制得与众不同的瓷器，你说它好也罢，说它不好也罢，它都会在岁月中闪耀出迷人的釉彩。
责任编辑 陈少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