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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这件事情,第一天我就不认为它是我的,我认为它是大家的,大家在这个过程中都会有收获的。只不过我承担了更多的责任而已,我希望给他们每个人都打造一个平台,每个人都有钱。”
2008年“十一”长假过去不久,荣秀丽决定召开公司干部的紧急会议。
天语手机“十一”期间的销量同比只有去年的1/4。她预感风暴就要到了:“这个世界马上会变得非常差,我们所有人都面临转型,不转就没有未来。必须停下来,九十度转弯。”
荣秀丽要求公司把力量立即从开放市场转向运营商定制和出口,同时组织架构大调整。
各大投行的分析师们跑来找荣秀丽,希望她能预测一下未来方向。“我第一次跟他们说没法预测,他说谈未来,我说没未来。他问为什么呢?我说我看不懂,前面是大雾弥漫,我预测不出来。这个时候,我只能站住,不往前冲。”
分析师追问:站住是对还是错呢?荣秀丽坦言:“我也不知道,反正我能做的决策就是站住。”
她明确告知自己的供应商:“这是宏观调控。谁的孩子谁自己养。现有订单生产完以后,天宇短期内不再增单。”
11月,全行业的“去库存化”开始,广东深圳的山寨机厂商率先发动了降价战,主流厂商全面跟进。荣秀丽却做出了另一个决定,天语不降价。此时,天语在渠道商中的库存还有100万台,再加上已发出的100万台订单……
公司高管和经销商几乎一致反对,但荣秀丽坚持自己的判断:“深圳很多小厂都是做外销的,一甩就是四成以上,你不管怎么跟进,超过20%都是赔钱。还不如不动,等他洗完货,他赔了钱,短期内就不敢再干了。而过年期间,渠道商还得要卖货,我的客户肯定会回来。”果然不出所料,接连两个月,天语手机的销量下滑了一半多。但到十二月底,天语手机的出货又开始恢复正常。“现在我们的渠道库存只有1周的量,相当安全。”
而他们在CDMA的运营商市场,则出现了月销量从20万到50万到80万台的三级跳。
“荣秀丽曾对我说,没有她,天宇朗通也一样能成功。我不这么认为。荣秀丽对产业的敏感、对趋势的把握,还有她那种极具魅力的个性是别人学不到的。“赛诺市场研究副总经理孙琦指出。
荣出生于河南新乡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父母很本分。而身为长女的荣秀丽非常独立,典型的A型血性格。她在工科大学读的内燃机专业,还拿过连续3年的全省高校田径赛短跑冠军。“大学毕业前,我妈想让我考研究生,我不考,我妈说不上研究生丢人,我说没关系,就毕业之后直接找了工作。然后,等我都生完孩子了却想考MBA,我妈说肯定考不上,不能干,我干了,而且考上了。”
她自称是一个“藏不住秘密”的人。“我小时候因为脑子聪明,学东西快,上小学的时候老师还没讲明白,我自己已经听明白了。我就把答案说出来,老师就很晕,说能不能慢一点。别的同学没上课,老师说你能你去补课吧,我就给他们板书。所以你千万别让我会,让我会我就告诉别人了,这就是我的性格。因为今天人家没看见,我告诉你就行了,不告诉人家明天人家也会看见。”
所以,“模式永远都是可以复制的。别人追随你,只会让你走得更快”,荣秀丽大笑。
荣秀丽的管理启蒙是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那时候是1993年,还是全英文授课,没有一个中国老师,讲的全是西方管理。“第一天我就没有中国式管理的概念。一直就在建体系、体系。”
在传统企业中,销售是最容易滋生腐败的。但在天宇朗通,4个销售总监和12个大区总监,是跨地域来划分的,而且采用“流官”的方式,可以随意地调换负责的区域。“我可以肯定地说,大区总监中是零腐败,而且我明着告诉他们,财务是在中央系统的监控之下的,没有可能腐败。”荣秀丽说。
后来,华平的程章伦去天宇朗通做尽职调查,觉得特别奇怪。就问你们请了什么样的人给你们做组织系统?荣秀丽很老实地说:“没有,都是自己做的。”程点了点头,“很棒”。
荣的性格之中有一些互相平衡的成分,比如冒险与谨慎。“我是一个看到月亮就想搭梯子的人”,但同时,“我会有多少知识用多少知识,玩命地算计”,拥有第一流的逻辑思维能力是她很自傲的地方。所以,别人看来不可能,她却可以找到可能。
她也能克制内心的诱惑,在长线和短线之间做取舍。“你看准一个行业,持续了去做,这太重要了。而且这个过程中你会挨骂,会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因为总是要有所得有所失的。比如你选择研发上台阶,就天天被销售骂,解释得了你就解释,解释不了你就听着。但是让研发干一些很难干的活儿,研发也特别不爽。他也会使劲怪你。”
“但是,如果没有2008年的准备,2009年又是3G,又是运营商定制,到时候我哭都来不及,那就不是利润降五成的事,我是要赔钱的。”荣秀丽讲。
在华平没有入股之前,天宇就是一个家族企业。
荣秀丽是董事长兼总经理,绝对的大股东。但她的弟弟荣胜利不在股东层面,只是12个大区总监之一,同样要接受制度的约束和业绩考核。
而她的先生倪刚作为小股东,早就不参与具体运营,目前在给天宇朗通盖房子,“没人干的事他干”。
去年计划要打品牌的时候,荣秀丽打算投上亿的广告,那时候华平的钱还没有进来。“我说投广告我先生就不同意,我说当初你决定赔两千万的时候我说什么啦?他说你说支持。我说对啊,现在我做两个亿,比例差不多嘛,那你应该说什么呢?他本能地说支持,我说那好了,董事会开完了,然后把他给气得……”
在公司内部,管理层都习惯于称荣秀丽为“荣姐”。“我们彼此之间不像老板和职业经理人的关系,更像合作伙伴。”卢伟冰称。
每年年底,荣秀丽会把财务数据公布给全体干部,告诉大家“我们大概有这么多钱可分”。2006年底,她想了一招:让每个人自己写报告,说你们认为自己值多少钱。“给了两个杠杆,如果写得过多我认为你不知天高地厚,如果写得过少我认为你是自己看不起自己”,结果,“好多人可好玩了,说咱们没办法,只能说说心里话了。我看完他们的报告跟想要分的钱,它们有一个平均值,我认为我想给的钱大于他们这个报告,我就稍微提了一点,他们都很高兴。”
2008年,则是所有干部坐在一块评最高和最低,“最高级多少,最低级多少,填上来民意投票,最后出来以后打一个平均分,最高就是这一级,最低就是这一级。反正每年就要变一个法来折腾。”
2009年,荣秀丽计划完成公司的股权激励。
2008年“十一”长假过去不久,荣秀丽决定召开公司干部的紧急会议。
天语手机“十一”期间的销量同比只有去年的1/4。她预感风暴就要到了:“这个世界马上会变得非常差,我们所有人都面临转型,不转就没有未来。必须停下来,九十度转弯。”
荣秀丽要求公司把力量立即从开放市场转向运营商定制和出口,同时组织架构大调整。
各大投行的分析师们跑来找荣秀丽,希望她能预测一下未来方向。“我第一次跟他们说没法预测,他说谈未来,我说没未来。他问为什么呢?我说我看不懂,前面是大雾弥漫,我预测不出来。这个时候,我只能站住,不往前冲。”
分析师追问:站住是对还是错呢?荣秀丽坦言:“我也不知道,反正我能做的决策就是站住。”
她明确告知自己的供应商:“这是宏观调控。谁的孩子谁自己养。现有订单生产完以后,天宇短期内不再增单。”
11月,全行业的“去库存化”开始,广东深圳的山寨机厂商率先发动了降价战,主流厂商全面跟进。荣秀丽却做出了另一个决定,天语不降价。此时,天语在渠道商中的库存还有100万台,再加上已发出的100万台订单……
公司高管和经销商几乎一致反对,但荣秀丽坚持自己的判断:“深圳很多小厂都是做外销的,一甩就是四成以上,你不管怎么跟进,超过20%都是赔钱。还不如不动,等他洗完货,他赔了钱,短期内就不敢再干了。而过年期间,渠道商还得要卖货,我的客户肯定会回来。”果然不出所料,接连两个月,天语手机的销量下滑了一半多。但到十二月底,天语手机的出货又开始恢复正常。“现在我们的渠道库存只有1周的量,相当安全。”
而他们在CDMA的运营商市场,则出现了月销量从20万到50万到80万台的三级跳。
“荣秀丽曾对我说,没有她,天宇朗通也一样能成功。我不这么认为。荣秀丽对产业的敏感、对趋势的把握,还有她那种极具魅力的个性是别人学不到的。“赛诺市场研究副总经理孙琦指出。
荣出生于河南新乡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父母很本分。而身为长女的荣秀丽非常独立,典型的A型血性格。她在工科大学读的内燃机专业,还拿过连续3年的全省高校田径赛短跑冠军。“大学毕业前,我妈想让我考研究生,我不考,我妈说不上研究生丢人,我说没关系,就毕业之后直接找了工作。然后,等我都生完孩子了却想考MBA,我妈说肯定考不上,不能干,我干了,而且考上了。”
她自称是一个“藏不住秘密”的人。“我小时候因为脑子聪明,学东西快,上小学的时候老师还没讲明白,我自己已经听明白了。我就把答案说出来,老师就很晕,说能不能慢一点。别的同学没上课,老师说你能你去补课吧,我就给他们板书。所以你千万别让我会,让我会我就告诉别人了,这就是我的性格。因为今天人家没看见,我告诉你就行了,不告诉人家明天人家也会看见。”
所以,“模式永远都是可以复制的。别人追随你,只会让你走得更快”,荣秀丽大笑。
荣秀丽的管理启蒙是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那时候是1993年,还是全英文授课,没有一个中国老师,讲的全是西方管理。“第一天我就没有中国式管理的概念。一直就在建体系、体系。”
在传统企业中,销售是最容易滋生腐败的。但在天宇朗通,4个销售总监和12个大区总监,是跨地域来划分的,而且采用“流官”的方式,可以随意地调换负责的区域。“我可以肯定地说,大区总监中是零腐败,而且我明着告诉他们,财务是在中央系统的监控之下的,没有可能腐败。”荣秀丽说。
后来,华平的程章伦去天宇朗通做尽职调查,觉得特别奇怪。就问你们请了什么样的人给你们做组织系统?荣秀丽很老实地说:“没有,都是自己做的。”程点了点头,“很棒”。
荣的性格之中有一些互相平衡的成分,比如冒险与谨慎。“我是一个看到月亮就想搭梯子的人”,但同时,“我会有多少知识用多少知识,玩命地算计”,拥有第一流的逻辑思维能力是她很自傲的地方。所以,别人看来不可能,她却可以找到可能。
她也能克制内心的诱惑,在长线和短线之间做取舍。“你看准一个行业,持续了去做,这太重要了。而且这个过程中你会挨骂,会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因为总是要有所得有所失的。比如你选择研发上台阶,就天天被销售骂,解释得了你就解释,解释不了你就听着。但是让研发干一些很难干的活儿,研发也特别不爽。他也会使劲怪你。”
“但是,如果没有2008年的准备,2009年又是3G,又是运营商定制,到时候我哭都来不及,那就不是利润降五成的事,我是要赔钱的。”荣秀丽讲。
在华平没有入股之前,天宇就是一个家族企业。
荣秀丽是董事长兼总经理,绝对的大股东。但她的弟弟荣胜利不在股东层面,只是12个大区总监之一,同样要接受制度的约束和业绩考核。
而她的先生倪刚作为小股东,早就不参与具体运营,目前在给天宇朗通盖房子,“没人干的事他干”。
去年计划要打品牌的时候,荣秀丽打算投上亿的广告,那时候华平的钱还没有进来。“我说投广告我先生就不同意,我说当初你决定赔两千万的时候我说什么啦?他说你说支持。我说对啊,现在我做两个亿,比例差不多嘛,那你应该说什么呢?他本能地说支持,我说那好了,董事会开完了,然后把他给气得……”
在公司内部,管理层都习惯于称荣秀丽为“荣姐”。“我们彼此之间不像老板和职业经理人的关系,更像合作伙伴。”卢伟冰称。
每年年底,荣秀丽会把财务数据公布给全体干部,告诉大家“我们大概有这么多钱可分”。2006年底,她想了一招:让每个人自己写报告,说你们认为自己值多少钱。“给了两个杠杆,如果写得过多我认为你不知天高地厚,如果写得过少我认为你是自己看不起自己”,结果,“好多人可好玩了,说咱们没办法,只能说说心里话了。我看完他们的报告跟想要分的钱,它们有一个平均值,我认为我想给的钱大于他们这个报告,我就稍微提了一点,他们都很高兴。”
2008年,则是所有干部坐在一块评最高和最低,“最高级多少,最低级多少,填上来民意投票,最后出来以后打一个平均分,最高就是这一级,最低就是这一级。反正每年就要变一个法来折腾。”
2009年,荣秀丽计划完成公司的股权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