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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已将整个青藏高原视为故乡的作家，在《尘埃落定》引爆图书市场后，
自动撤离熟悉的地盘，他不想重复自己，
既拒绝别人把他当做民族文化的代言人和守护者，亦警惕他者对异域的文学想象。
7月，作家阿来走进丰收季。刚从甘孜游历归来，背上镜头，飞往巴基斯坦，身后就传来四川省作协筹备设立“阿来工作室”的新闻；继在国内两大纯文学期刊《人民文学》《收获》上发表他的中篇小说《蘑菇圈》《三只虫草》引起评论界瞩目之后，出版单行本亦在计划之中；重庆出版社高调策划包装他的散文创作精品，命名《语自在》，分为“大地的咏叹”“草木之名”“病中读书记”三辑
阿来昂首走过，他早已声称对速度不会迷恋。这些接踵而至的声誉，于他是耳后的风。他视整个青藏高原为自己的故乡，但他拒绝藏族文化代言人的界定，“我们写的地方首先是地球上的地方，我们写作的眼光要放远一点。自己首先是个地球人，才是国家的人、民族的人。”
阿来当然明白这一创作态度和文化心理，会招致一些人的反对。“我很幸运，文学对我来说是自我消毒的过程。”从一个一天砍五百斤柴能换五块钱的放羊娃成长为最年轻的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阿来在感恩命运馈赠的同时，坚持仰望星空，“文学应该是有超越性的，就像我们听交响乐时，那个突然出现的铜号的声音，就像在云端，引领的，神一样的。”
四处漫游，然后歌唱、写诗
飞国内航线，阿来一般会要一个靠走道的座位，为的是进出方便。只有去西藏，如果坐飞机，他都会要一个靠窗的座位。航程到一半，就是他凭窗眺望的时间了。“机翼下，一座座雪峰涌现。让人联想到佛教色彩浓重的藏文表达里的修辞，正该说是一朵朵吉祥的莲花浮现。”
云朵下，在紧邻四川盆地的横断山区的幽深峡谷里，有阿来熟悉的牧场、村落和城镇。阿来五六岁开始放羊，村上的小学，只有两三间校舍；要读中学，则要翻山越岭一百多里。每逢寒暑假回家，阿来都要帮家里干活，上山采草药、打柴，“冬天砍柴卖掉，一分钱一斤卖给别人 ”。
一次，阿来在放羊的路上偶然看到一张报纸，上面有关于京剧《沙家浜》的报道， “它跟我在学校念的毛主席语录很不一样。”阿来被方方正正的汉字所牵引，认为组合文字是高级智力游戏，他承认这是自己接触到的“首部文学作品”。
从马尔康师范学校毕业后，阿来被分配到一个比自家村庄还要偏僻的山寨，成为了一名乡村教师。那时周围有人喜欢舞文弄墨，阿来不太服气，他自觉可以写得更好。一首诗《母亲，闪光的雕像》诞生。在朋友的鼓励下，阿来投稿了。诗顺利地在《西藏文学》发表。阿来用人生第一笔稿费，请朋友们打了牙祭。
1984年，因为经常发表诗歌作品，阿来被调入阿坝州文化局，担任杂志编辑。那时阿来已经大量阅读国内外文学作品，对惠特曼和聂鲁达尤为推崇，“一个在北美大地上，一个在南美大地上，四处漫游，然后歌唱、写诗。我觉得找到了两个导师。”
他们游吟式的生活方式，点燃了阿来血液中潜流的野性。阿来亦在阿坝州开始了“苦行僧式的漫游”。漫游的成果是阿来用汉语写成了两部书，一部是描写故乡母亲河的诗集《梭磨河》，一部是小说集《旧年的血迹》。
那时，阿来被周围人理所当然地看做作家。“这个时候我非常惶恐，我真的是一个作家吗？”阿来告诉记者，当时他就突然开始追问自己这个问题。“现在出门动不动就有人介绍，这个是作家，那个是作家。似乎写字出书的人，就是作家。”在阿来心目中，作家是书写文学经典的人，譬如李白、苏东坡、托尔斯泰、海明威等，“说起作家，让人马上想起天上的星星。”阿来看过很多被称为作家的人写的作品并不值得尊敬，跟阅读过的经典作品，相差十万八千里，“如果写的结果就是成为这样不被尊重的人，那我宁愿不写 ” 。
那该如何写？阿来有两三年的时间，封笔阅读，苦苦思考。他需要验证一下，自己能不能成为作家，自己有没有那样的潜能。怎么证实呢？这时，阿来又开始向导师致敬—走向广阔的大地，“看能不能与之共振，与之相互感应。”阿来用一年时间走了将近三万平方公里，出发时，他对妻子说，回来后有两种可能，一个是我继续写下去，一个是我到此为止，一个字不写，回去当老师。
1994年春天的一天，游历归来的阿来忽然感觉可以开始写点什么了。他端坐于一台286电脑前。窗外，山坡上一片白桦林生机勃勃；杜鹃啼鸣，声声入耳。在大地复苏万物萌动之际，他恍然犹如神助，思绪款款流淌，多年来的阅读积累和生活体验梦被点醒，于是，他敲下了《尘埃落定》的第一行字—“那是个下雪的早晨，我躺在床上，听见一群野画眉在窗子外边声声叫唤。”
5个月后，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完成。推窗望外，草木葳蕤，鸟鸣婉转，阿来感觉此生可以继续写作。那年，他35岁。
小说创作，是一场刻骨的恋爱
《尘埃落定》的发表，亦是一波三折。1994年写完，1998年出版。其间，《尘埃落定》辗转多家文学期刊和出版社，有的杳无声讯，有的要阿来修改，阿来表示，除非错别字，其他一个标点都不想动。后来《尘埃落定》被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拿走，编辑判断是部好作。在编辑的力荐下，首印5万册，结果面世第一年，就创下了销售20万册的奇迹。“后来有文学期刊选登了我的小说，国内很少出现这种先出书、后在期刊发表的出版现象。”阿来向记者回忆，有的期刊编辑因当年看走眼了《尘埃落定》，被领导勒令在会上自我批评。
2000年，阿来凭借《尘埃落定》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成为此奖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评委认为这部小说视角独特，“有丰厚的藏族文化意蕴。轻淡的一层魔幻色彩增强了艺术表现开合的力度”，语言“轻巧而富有魅力”“充满灵动的诗意”，“显示了作者出色的艺术才华”。
接到获得茅奖的电话通知时，阿来正在南京参加书展。那时，他离开阿坝高原已四年，在成都的一本杂志《科幻世界》工作。在南京书展上，阿来的精力都放在新杂志的推广上，想赶紧拿个几万份的订单。他当时都没反应过来。阿来回忆说，“记得有美国的《新闻周刊》记者来采访我，问我怎么庆贺。我说难道要我停下手中工作，摆拍一个我欢呼雀跃的镜头？这个我做不来。” 2005年，阿来又推出了长篇小说《空山》。阿来对《空山》的满意度胜过《尘埃落定》。他认为《空山》不论在写作技巧，还是故事叙述方面，都比《尘埃落定》娴熟。2009年阿来出版《格萨尔王》后，感到真的有些累。相比其他作家的长篇写作，阿来的“产量”不算多，甚至有点歉收。阿来说，“就像轰轰烈烈谈过一次恋爱之后，马上又开始和另一个人再这么刻骨铭心地来一次，我做不到。小说写作对我来讲，不是这么简单的事。”
对阿来而言，文学创作必须融入个人深刻的情感体验，书写中自然就有巨大的情感投入。所以，每当他写完一部作品，都不能马上就进入下一部作品的创作。
为了全身投入《空山》的创作，阿来舍弃了薪酬丰厚的工作。其时，《科幻世界》在阿来手里由一本杂志变为三种，成为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科幻类杂志。“我们当时已经做好了小公司上市的所有准备。”不少成都作家还记得那时的阿来在各种场所表现出的那种宠辱不惊的“老大”气度。
大自然里，可以真正地放松
“寂静/寂静听见我的哭声像一条河流/寂静听见我的哭声像两条河流/我是为悲伤而歌，为幸福而哭/那时灵魂鹰一样在群山中盘旋/听见许多悄然而行的啮齿动物/寂静刺入胸腔仿佛陷阱里浸毒的木桩/寂静仿佛一滴浓重的树脂/粘合了我不愿闭上的眼脸”
这篇名为《群山，或者关于我自己的颂辞》的诗篇是阿来1985年5月在四川九寨沟写就的。那时阿来以诗人形象出现在阿坝文坛。阿来对自己的语言感悟力非常自信，他曾说：“我是藏族血统，可是比很多汉族人更热爱汉语。汉语是中国人祖先伟大的、目前惟一完整留存的珍贵遗产，在有些人那里却一再受到污染。我力求自己作品中的汉语是纯净、优雅的，犹如我童年时代的大自然。”
阿来少年时代在“文革”中度过，目睹过人性之恶。有人问他为什么他没有变成坏人，阿来认为，这得益于身边美丽纯净的大自然：“它摆在那里，就是一种震慑。”被壮美的大自然和优美的汉字震慑，阿来以诗为犁，划开了个人文学长跑第一步。“有一回，我碰到一个美国人。他一直看我的中文作品，尤其喜欢我诗歌中的语言。我真正的读者都是这样，读我作品的原因不仅因为题材，更因为语言。”
之所以从诗人转向小说家，阿来解释：“更多的是源于自己对民族历史、大地的思考和困惑，想的问题越来越多，诗歌已经容纳不下很多‘非诗’的思考了，只好用小说把这些想法记录下来。”在他看来，小说可以吸收来自诗歌的意境，吸取诗歌的洗练、词锋、意象等。
从高原乡村一路走来，荣获过国家级文学大奖的殊荣，赢取过期刊经营的成功，阿来身处剧变的商业社会中，八风吹面，他自岿然。阿来有能力消化扑面而至的变化，既坦然享受雪茄和咖啡，又能时刻警惕名利的诱惑。一度传出他要写《尘埃落定》的续集，但他明确表示不想在熟悉的地盘上重复制造，即使明知在《尘埃落定》之后，《空山》和《格萨尔王》不再“受宠”。“我想，不管市场提出怎样的要求，比如假批判现实之名行黑幕的窥视；比如借想象之名而逃避沉重的现实去致远致幻，我的写作之路已经选定，我还将在自己的道路上摸索前行。”
写作的间隙，四处漫游，是阿来保持多年的习惯。阿来不喜欢去城市，去城市，他有紧张感。“城市有规矩，和各类认识不认识 、 喜欢或不喜欢的人接触，不自在，没有真正的放松。而去大自然，一个人或几个朋友，在宁静的地方，搭个帐篷，遥望星空，聆听原野声音，多好—既能欣赏大自然各种美，又不妨碍原来的思考。”
阿来出门，总是随身携带几本书，但走到任何地方，完成工作之后，他往往选择去当地植物园看看植物，或者随处游走、观察植物。他说他认识几千种植物，他对每一种植物都有生动描述。为给植物留影，他总携带长短不一的相机镜头。有朋友“投诉”，一次游玩，大家看他“武器”先进，就喊他帮忙拍个照片。阿来不做声，举起相机。等朋友跑来看阿来的相机时，却一张也没有拍。这时他会笑笑说：“花草树木，总是比人更好看。”
不做“沉默的大多数”
对变化的世界，阿来审慎地观察。阿来的家乡在一个川藏茶马驿道上，聚集的是开骡马店，开饭馆，做着种种生意的人家，一度生意兴隆。阿来少时，一条公路的出现改变了一切，驿道荒芜了。“传说中，那些萎顿的、贫寒度日的村中长辈，曾经是见过世面行过江湖的掌柜和老板。我没有经历过那种传说中的繁华，却十分熟悉那种繁华过后的孤寂与困顿，和那些枯萎的人生。”
而这种公路的建设席卷全国。在甘肃的一次游历中，阿来无限感慨。甘肃省武威市的乌鞘岭，是历史上著名的关口（过了乌鞘岭，就是漫长的河西走廊）。阿来在这里看到了故乡的翻版故事。路上，当地朋友指给他看路边一掠而过的灯火稀疏之处，说，那是没有高速公路时，从武威去兰州吃中饭的地方；又过一处冷寂下来的小镇，说，那是过去停车吃早饭的地方。阿来不胜感叹，“如今这些地方沉寂了，一个时代的前行与进步，总是以抛弃一些地方、一些人，忘记一些人、一些地方，作为必须的代价。”
阿来说他并不反对高速公路，更不反对时代进步。反对的是这种进步只是由一部分人来分享，而另一部分人却要被遗忘。“我们读着这个进步时代的几乎所有文字，几乎都是受益者的欢呼，却未见对那些被快速的时代列车甩在车外的人们的描述。在中国的车站上，行驶的车速度越来越高迈，但不是所有人都能顺利地登上这些去往远方的列车。”
这是阿来式的忧伤。
上世纪80年代，很多作家都上了作家班，北大作家班、武大作家班，以及鲁迅文学院等等，作家们于是有了“同学聚会”，阿来不报名，也没有这个要求。他觉得那些内容通过自我学习就可以达到。“不是理科，必须在某个国家的实验室才能学到。我就想自己学，剩下的东西就是人际网络的建设。我觉得我不追求这个。”他说，选择写小说，就觉得这是可以靠个人能力达到的。如果见了谁还要点头哈腰，早就放弃了。
这是阿来式的坚持。这样的坚持，在去年鲁迅文学奖公布之时得以激烈爆发。在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项角逐中，阿来的长篇非虚构作品《瞻对》在评委投票环节获得0票。阿来对此结果表示抗议，并通过媒体表示将追问到底。有很多人劝他加入“沉默的大多数”，不然就是永远自绝于这个奖项。但他坚信，这不仅仅关乎他个人的短暂的终将消失的荣誉，而关乎社会的正义。不久，他真的发表了一篇长达3000字的声明，文中就评奖体例、评奖程序和作品质量三问鲁奖。阿来回忆，“尽管事后有人和我电话沟通，但我对这次评奖依然保留原来的态度。” 拒绝“妖魔化”和“浪漫化”
“过去的藏族人民对自己的书写是严重缺乏的，主要由外部书写实现。我查到了最早的源头，大概是在元代。关于西藏，元代有两种书写。”4月26日上午，受第十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组委会邀请，阿来在广东省顺德北清晖园举行题为“民族身份与文学想象”的讲座。在讲台上，阿来说，据他考证，当时罗马教廷派两个传教士到中国宣传教义，回去写了一本《蒙古行记》，大部分都写得很真切。他们虽然写到了西藏，“但据我后来对路线的考察，他们其实没到西藏，他们的西藏书写是基于传说写的。我背过原句：‘请不要以为那些人会为他们父母的死去而感到悲伤，他们马上会因为家里有人死亡而进行一场狂欢。’为什么是一场狂欢？因为他们会邀请他们所有的亲戚朋友把刚刚死去的人吃掉。这大概是西方人第一次关于西藏的书写。”
没有多少年，马可·波罗来了。据阿来考察，他其实也没有到过西藏，但《马可·波罗游记》里留下了关于青藏高原族群的事迹。他说，只要陌生人去当地人家投宿，酒饭招待不算，风情万千的女人们一定会带如花似玉的处女给客人享用，如果他们喜欢，还可以带走。
从这两本关于西藏的书写，阿来看出两种趋向：一种妖魔化，一种浪漫化。阿来认为，在整个对西藏的文学书写当中，长期以来存在两种遮蔽。一种是男权主义对女性的遮蔽，一种是强大文化对弱小文化、弱小民族的遮蔽。前者阿来称自己没有发言权，后者他引用了萨义德“东方主义”的理论来阐释。东方主义的一大特征，是把他者描绘成异域。敌意、危险、邪恶、野蛮，这样一组词构成了关于异域的想象，但是它实际上叫敌视。另外一组词才叫异域—纱幕、宫廷、美食、美女，但这些都必须供给外来人无限地享受。“从古到今，关于远方的书写，可能一直就是这样的状况。”
阿来出生在大渡河上游一个偏僻的藏族村寨。1998年出版的《尘埃落定》使他名满天下，他以西藏历史文化题材见长，日后出版的《空山》《格萨尔王》均受到读者追捧。阿来站在熟悉的故乡大地上，自觉开始了文化的对话与沟通。“不仅是西方人看东方，东方人看东方也会有同样的问题。”阿来说，这次参加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他随手就带一本名叫《消失的地平线》的书。《消失的地平线》是由詹姆斯·希尔顿著作的小说。主要讲的是20世纪30年代，四名西方人闯入了神秘的中国藏区，经历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事件。这部书发现了一个西方乃至世界的“世外桃源”—香格里拉。阿来重读这本书，想以此了解西方人对藏文化的叙述策略。
在阿来看来，如何消解对藏地“妖魔化”和“浪漫化”的书写，是他作为作家的价值之一，“我可能给不出答案，但我要通过走访相关的国家，到那些有宗教与种族、与文化冲突的地区或国家看看，我愿意去冲突的现场和底层，了解那里百姓的日常生活。”“藏族经验，汉语写作，将藏族语言优秀基因导入汉语及其文化。”阿来说，这可能就是他的文化使命。
6月2日下午，巴基斯坦作家代表团到成都访问。6月1日晚得知巴基斯坦作家要来，阿来一晚都在想：“我接触过什么样的巴基斯坦文学？”一番搜索之后，原来中文世界里，并没有太多关于巴基斯坦的介绍。阿来感叹：“我读过的关于巴基斯坦的文学作品，其实都不是巴基斯坦本土作家写的。”阿来说，他刚好有计划要访问巴基斯坦，带着文学家的目光去发现另一种语言和文化的魅力。
阿来 著名作家，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得主。1959年生于四川省马尔康县。1998年出版的《尘埃落定》使他名满天下。他以西藏历史文化题材见长，主要作品有诗集《梭磨河》，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非虚构历史作品《瞻对》 ，散文集《就这样日益在丰盈》等。阿来曾在《科幻世界》工作，由编辑到总编辑社长，《科幻世界》在他带领下，成为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科幻类杂志。
[对话阿来]
重新发现本土
写过的作品，不会再去改动
记者：你最近在忙什么？
阿来：3天前刚从甘孜回成都。在海拔4000米的山上发呆，拍植物，拍到了过去没拍到的三种植物。西藏的植物容易凋谢，错过了季节，就错过了花开的精彩。
最近确实在创作新作品，不过是两部作品同时进行。一个作品是给网站写的思想性随笔，另一部作品是小说，也是有关藏区题材，基本情况暂时不透露，保留点神秘色彩。两种风格不一样的创作相互切换，不会让我那么累。
记者：《尘埃落定》是你个人写作史上最重要的一部小说，你由此走向全国。现在回头看，在创作上，你觉得它还有什么缺憾吗？
阿来：没有。我写完一个作品，从不修改。它已完成自己的生命和使命，是完整的有机体，我不会再去改动它。《尘埃落定》当年的出版，遭遇波折，有的不是直接退稿，编辑说你改改吧，一 二三提了很多意见。我那时比现在说话还冲：你可以不出，要出就只改错别字，因为我不能保证我每个字都敲对。
记者：在写《尘埃落定》和《格萨尔王》时搜集材料，你一般都会搜集哪些方面的资料？会请教有关专家吗？
阿来：各类地方史料，包括地方志和各种档案；也去民间采风，接触各类人物。
我会按专门领域收集资料。写《格萨尔王》这部作品，我准备了三年，包括大量的案头工作，阅读超过两百本书籍，包括史料与口头传说，并采访几十个民间艺人。创作应先把事情来龙去脉搞清，不然写作是一个令人无趣的事情。
我不一定找专家，专家最好的成果，就是他们的代表作了，我去看他们的书就可以了。向他们直接请教，因时间和情形所限，专家可能不在状态，所获不一定令人满意。
创造自己的声音，找到自己的身份
记者：你对拉美文学也很了解，从中你学到了什么？
阿来：在我看来，要想创作出有影响力的作品，我们要具有重新发现本土的精神，也就是说要必须站到一定的高度去，超越前面作品早就有的框架。提到魔幻现实主义，大家都知道马尔克斯，因为他是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他的最大成就不在于写了《百年孤独》，而是在于他让拉丁美洲文学，开始摆脱其他地区文学框架，真正有了属于自己的本土气质。他们以前的状态就是模仿其他国家，别人写什么他们就写什么，跟我们现在作家的状态非常像，走不出来，永远都围绕老套路转。西班牙写什么他们就写什么。越写越烂。怎么反抗西班牙文化的遮蔽？唯一方法是创造自己的声音，找到自己的身份。 拉丁美洲的作家在印第安文明里发现了文化的源头。印第安文明是蒙昧时代的产物，他们相信世界上有地狱、有天堂，有神界、有人界。后来，胡安·鲁尔福写出了《佩德罗·巴拉莫》，一个人鬼交融的故事。马尔克斯那时候还在做记者，住在一间小破楼里。他回忆说，有一天，朋友带来一本薄薄的书扔在桌上，说：“看看吧，一个新世界开始了。” 然后魔幻现实主义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在墨西哥首先出现了现实主义作家向超现实主义的转型，然后出现了福恩斯特、阿斯图里亚斯、卡彭铁尔、略萨、博尔赫斯。我们称其为拉美文学爆炸。这就发生在中国“文革”时期。马尔克斯并不承认魔幻现实主义，他认为这就是拉美的现实。魔幻现实主义不过是西方对他们的命名。
记者：现在推动你写作的动力真的和开始写作时一样吗？
阿来：有一样的，也有不一样的。写作是为了寻找生命的意义，为了寻找个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这和过去是一样的。现在一切都拿成功来衡量一个人的职业价值。在文学上，说你成功，有两个指标，一个是获奖，一个是赚钱。但这都不是文学的本体与本质。我拿过茅盾文学奖，书也卖得不错。在这个层面上，我不像过去那么看重外在的成功。现在我更加重视对文学本体性的追求，艺术上的不断创新，是我过去和现在都一直看重的东西。文学家应该是为创新与探索而生的，而不是为版税与获奖而挣扎。
记者：你现在经常与国外的文学同行交流，哪次出国交流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阿来：读他们最好的作品，是最好的了解，吃过鸡蛋，我对下蛋的母鸡没什么兴趣。现在我也成了所谓名人，也会遇到有人说要见我，我就纳闷，我有什么好看的，要了解我，就看我的作品。所以，我对喜欢的作家，也没多大交往的兴趣。现在不像过去，用书信交流，以此维系彼此的关系。而现在要么打电话，要么邮件，过程都很短促，关系点到为止。
记者：写小说多年，一部好的小说，在你看来，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品质？
阿来：一是对小说的艺术本体有不懈的追求，能不断地创新。这个与做商业不同，商业要有模式，有了模式就不断地重复，虽然这个重复中也有创新，但总体是重复的比重更大些。但文学艺术永远是被创新驱动而拒绝重复的。二是题材要有很深的拓展和挖掘。作者需要对复杂人生，对当下社会，对错综历史有深刻体验与了解，要有直面和表达社会问题的勇气。这种勇气，不只面对微妙而敏感的政治风险，还有变化多端的商业风险。
对理所当然的事情学会反抗
记者：你满意自己目前的创作节奏吗？
阿来：满意。阅读，写作，出游，这是我的生活三重奏。我不是高产的作家。从《科幻世界》辞职后，我就下决心把精力投入文学创作。我关注的目光依然落在青藏高原上。青藏高原，在文学意义上，没有真正地被彻底书写过。
记者：去年鲁奖评选，你被读者看好的作品《瞻对》落选。事隔多日，你怎么评价？
阿来：他们也和我沟通过，但事情已经过去了，又能怎么办，不可能让人家再评一次。过去我们对文学评奖报以很大期待，以为这是一片圣土，他们在褒奖有勇气有良心的文学创造行为，但现在看来，在社会大面积腐败的情况下，文学评奖，也不可避免。
记者：现代性是整个人类不可避免的普遍命运，你曾说，对于它，我们除了接受毫无办法，那作家何为？
阿来：有时我们对现代性有一种不正确的追求，而路径选择的错误曾经让我们付出了一些过于惨重的代价，我的书写总是意图对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进行反抗。中国作家，当然要书写中国故事。中国故事里一定包含对中国问题的探究，对中国问题的焦虑，对中国问题的追寻，对中国问题的解剖，但不一定是答案，作家不是答案提供者，但至少我们要呈现真相。
至少，我们作家应该保持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归结到我自己的写作，我想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在今天，中国人不得不问自己什么是国家。因为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我们并没有认真准备好说说多民族国家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
我想今天还没有人能给我们提供这样的解决方案，我会再去寻找。如果我们只是依托后殖民理论来认识国家和民族问题，在中国我们可能会得到恰恰相反的效果，更何况这个理论本身也是阶段性的，在西方它也在不断被反思和修正。
自动撤离熟悉的地盘，他不想重复自己，
既拒绝别人把他当做民族文化的代言人和守护者，亦警惕他者对异域的文学想象。
7月，作家阿来走进丰收季。刚从甘孜游历归来，背上镜头，飞往巴基斯坦，身后就传来四川省作协筹备设立“阿来工作室”的新闻；继在国内两大纯文学期刊《人民文学》《收获》上发表他的中篇小说《蘑菇圈》《三只虫草》引起评论界瞩目之后，出版单行本亦在计划之中；重庆出版社高调策划包装他的散文创作精品，命名《语自在》，分为“大地的咏叹”“草木之名”“病中读书记”三辑
阿来昂首走过，他早已声称对速度不会迷恋。这些接踵而至的声誉，于他是耳后的风。他视整个青藏高原为自己的故乡，但他拒绝藏族文化代言人的界定，“我们写的地方首先是地球上的地方，我们写作的眼光要放远一点。自己首先是个地球人，才是国家的人、民族的人。”
阿来当然明白这一创作态度和文化心理，会招致一些人的反对。“我很幸运，文学对我来说是自我消毒的过程。”从一个一天砍五百斤柴能换五块钱的放羊娃成长为最年轻的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阿来在感恩命运馈赠的同时，坚持仰望星空，“文学应该是有超越性的，就像我们听交响乐时，那个突然出现的铜号的声音，就像在云端，引领的，神一样的。”
四处漫游，然后歌唱、写诗
飞国内航线，阿来一般会要一个靠走道的座位，为的是进出方便。只有去西藏，如果坐飞机，他都会要一个靠窗的座位。航程到一半，就是他凭窗眺望的时间了。“机翼下，一座座雪峰涌现。让人联想到佛教色彩浓重的藏文表达里的修辞，正该说是一朵朵吉祥的莲花浮现。”
云朵下，在紧邻四川盆地的横断山区的幽深峡谷里，有阿来熟悉的牧场、村落和城镇。阿来五六岁开始放羊，村上的小学，只有两三间校舍；要读中学，则要翻山越岭一百多里。每逢寒暑假回家，阿来都要帮家里干活，上山采草药、打柴，“冬天砍柴卖掉，一分钱一斤卖给别人 ”。
一次，阿来在放羊的路上偶然看到一张报纸，上面有关于京剧《沙家浜》的报道， “它跟我在学校念的毛主席语录很不一样。”阿来被方方正正的汉字所牵引，认为组合文字是高级智力游戏，他承认这是自己接触到的“首部文学作品”。
从马尔康师范学校毕业后，阿来被分配到一个比自家村庄还要偏僻的山寨，成为了一名乡村教师。那时周围有人喜欢舞文弄墨，阿来不太服气，他自觉可以写得更好。一首诗《母亲，闪光的雕像》诞生。在朋友的鼓励下，阿来投稿了。诗顺利地在《西藏文学》发表。阿来用人生第一笔稿费，请朋友们打了牙祭。
1984年，因为经常发表诗歌作品，阿来被调入阿坝州文化局，担任杂志编辑。那时阿来已经大量阅读国内外文学作品，对惠特曼和聂鲁达尤为推崇，“一个在北美大地上，一个在南美大地上，四处漫游，然后歌唱、写诗。我觉得找到了两个导师。”
他们游吟式的生活方式，点燃了阿来血液中潜流的野性。阿来亦在阿坝州开始了“苦行僧式的漫游”。漫游的成果是阿来用汉语写成了两部书，一部是描写故乡母亲河的诗集《梭磨河》，一部是小说集《旧年的血迹》。
那时，阿来被周围人理所当然地看做作家。“这个时候我非常惶恐，我真的是一个作家吗？”阿来告诉记者，当时他就突然开始追问自己这个问题。“现在出门动不动就有人介绍，这个是作家，那个是作家。似乎写字出书的人，就是作家。”在阿来心目中，作家是书写文学经典的人，譬如李白、苏东坡、托尔斯泰、海明威等，“说起作家，让人马上想起天上的星星。”阿来看过很多被称为作家的人写的作品并不值得尊敬，跟阅读过的经典作品，相差十万八千里，“如果写的结果就是成为这样不被尊重的人，那我宁愿不写 ” 。
那该如何写？阿来有两三年的时间，封笔阅读，苦苦思考。他需要验证一下，自己能不能成为作家，自己有没有那样的潜能。怎么证实呢？这时，阿来又开始向导师致敬—走向广阔的大地，“看能不能与之共振，与之相互感应。”阿来用一年时间走了将近三万平方公里，出发时，他对妻子说，回来后有两种可能，一个是我继续写下去，一个是我到此为止，一个字不写，回去当老师。
1994年春天的一天，游历归来的阿来忽然感觉可以开始写点什么了。他端坐于一台286电脑前。窗外，山坡上一片白桦林生机勃勃；杜鹃啼鸣，声声入耳。在大地复苏万物萌动之际，他恍然犹如神助，思绪款款流淌，多年来的阅读积累和生活体验梦被点醒，于是，他敲下了《尘埃落定》的第一行字—“那是个下雪的早晨，我躺在床上，听见一群野画眉在窗子外边声声叫唤。”
5个月后，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完成。推窗望外，草木葳蕤，鸟鸣婉转，阿来感觉此生可以继续写作。那年，他35岁。
小说创作，是一场刻骨的恋爱
《尘埃落定》的发表，亦是一波三折。1994年写完，1998年出版。其间，《尘埃落定》辗转多家文学期刊和出版社，有的杳无声讯，有的要阿来修改，阿来表示，除非错别字，其他一个标点都不想动。后来《尘埃落定》被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拿走，编辑判断是部好作。在编辑的力荐下，首印5万册，结果面世第一年，就创下了销售20万册的奇迹。“后来有文学期刊选登了我的小说，国内很少出现这种先出书、后在期刊发表的出版现象。”阿来向记者回忆，有的期刊编辑因当年看走眼了《尘埃落定》，被领导勒令在会上自我批评。
2000年，阿来凭借《尘埃落定》荣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成为此奖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评委认为这部小说视角独特，“有丰厚的藏族文化意蕴。轻淡的一层魔幻色彩增强了艺术表现开合的力度”，语言“轻巧而富有魅力”“充满灵动的诗意”，“显示了作者出色的艺术才华”。
接到获得茅奖的电话通知时，阿来正在南京参加书展。那时，他离开阿坝高原已四年，在成都的一本杂志《科幻世界》工作。在南京书展上，阿来的精力都放在新杂志的推广上，想赶紧拿个几万份的订单。他当时都没反应过来。阿来回忆说，“记得有美国的《新闻周刊》记者来采访我，问我怎么庆贺。我说难道要我停下手中工作，摆拍一个我欢呼雀跃的镜头？这个我做不来。” 2005年，阿来又推出了长篇小说《空山》。阿来对《空山》的满意度胜过《尘埃落定》。他认为《空山》不论在写作技巧，还是故事叙述方面，都比《尘埃落定》娴熟。2009年阿来出版《格萨尔王》后，感到真的有些累。相比其他作家的长篇写作，阿来的“产量”不算多，甚至有点歉收。阿来说，“就像轰轰烈烈谈过一次恋爱之后，马上又开始和另一个人再这么刻骨铭心地来一次，我做不到。小说写作对我来讲，不是这么简单的事。”
对阿来而言，文学创作必须融入个人深刻的情感体验，书写中自然就有巨大的情感投入。所以，每当他写完一部作品，都不能马上就进入下一部作品的创作。
为了全身投入《空山》的创作，阿来舍弃了薪酬丰厚的工作。其时，《科幻世界》在阿来手里由一本杂志变为三种，成为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科幻类杂志。“我们当时已经做好了小公司上市的所有准备。”不少成都作家还记得那时的阿来在各种场所表现出的那种宠辱不惊的“老大”气度。
大自然里，可以真正地放松
“寂静/寂静听见我的哭声像一条河流/寂静听见我的哭声像两条河流/我是为悲伤而歌，为幸福而哭/那时灵魂鹰一样在群山中盘旋/听见许多悄然而行的啮齿动物/寂静刺入胸腔仿佛陷阱里浸毒的木桩/寂静仿佛一滴浓重的树脂/粘合了我不愿闭上的眼脸”
这篇名为《群山，或者关于我自己的颂辞》的诗篇是阿来1985年5月在四川九寨沟写就的。那时阿来以诗人形象出现在阿坝文坛。阿来对自己的语言感悟力非常自信，他曾说：“我是藏族血统，可是比很多汉族人更热爱汉语。汉语是中国人祖先伟大的、目前惟一完整留存的珍贵遗产，在有些人那里却一再受到污染。我力求自己作品中的汉语是纯净、优雅的，犹如我童年时代的大自然。”
阿来少年时代在“文革”中度过，目睹过人性之恶。有人问他为什么他没有变成坏人，阿来认为，这得益于身边美丽纯净的大自然：“它摆在那里，就是一种震慑。”被壮美的大自然和优美的汉字震慑，阿来以诗为犁，划开了个人文学长跑第一步。“有一回，我碰到一个美国人。他一直看我的中文作品，尤其喜欢我诗歌中的语言。我真正的读者都是这样，读我作品的原因不仅因为题材，更因为语言。”
之所以从诗人转向小说家，阿来解释：“更多的是源于自己对民族历史、大地的思考和困惑，想的问题越来越多，诗歌已经容纳不下很多‘非诗’的思考了，只好用小说把这些想法记录下来。”在他看来，小说可以吸收来自诗歌的意境，吸取诗歌的洗练、词锋、意象等。
从高原乡村一路走来，荣获过国家级文学大奖的殊荣，赢取过期刊经营的成功，阿来身处剧变的商业社会中，八风吹面，他自岿然。阿来有能力消化扑面而至的变化，既坦然享受雪茄和咖啡，又能时刻警惕名利的诱惑。一度传出他要写《尘埃落定》的续集，但他明确表示不想在熟悉的地盘上重复制造，即使明知在《尘埃落定》之后，《空山》和《格萨尔王》不再“受宠”。“我想，不管市场提出怎样的要求，比如假批判现实之名行黑幕的窥视；比如借想象之名而逃避沉重的现实去致远致幻，我的写作之路已经选定，我还将在自己的道路上摸索前行。”
写作的间隙，四处漫游，是阿来保持多年的习惯。阿来不喜欢去城市，去城市，他有紧张感。“城市有规矩，和各类认识不认识 、 喜欢或不喜欢的人接触，不自在，没有真正的放松。而去大自然，一个人或几个朋友，在宁静的地方，搭个帐篷，遥望星空，聆听原野声音，多好—既能欣赏大自然各种美，又不妨碍原来的思考。”
阿来出门，总是随身携带几本书，但走到任何地方，完成工作之后，他往往选择去当地植物园看看植物，或者随处游走、观察植物。他说他认识几千种植物，他对每一种植物都有生动描述。为给植物留影，他总携带长短不一的相机镜头。有朋友“投诉”，一次游玩，大家看他“武器”先进，就喊他帮忙拍个照片。阿来不做声，举起相机。等朋友跑来看阿来的相机时，却一张也没有拍。这时他会笑笑说：“花草树木，总是比人更好看。”
不做“沉默的大多数”
对变化的世界，阿来审慎地观察。阿来的家乡在一个川藏茶马驿道上，聚集的是开骡马店，开饭馆，做着种种生意的人家，一度生意兴隆。阿来少时，一条公路的出现改变了一切，驿道荒芜了。“传说中，那些萎顿的、贫寒度日的村中长辈，曾经是见过世面行过江湖的掌柜和老板。我没有经历过那种传说中的繁华，却十分熟悉那种繁华过后的孤寂与困顿，和那些枯萎的人生。”
而这种公路的建设席卷全国。在甘肃的一次游历中，阿来无限感慨。甘肃省武威市的乌鞘岭，是历史上著名的关口（过了乌鞘岭，就是漫长的河西走廊）。阿来在这里看到了故乡的翻版故事。路上，当地朋友指给他看路边一掠而过的灯火稀疏之处，说，那是没有高速公路时，从武威去兰州吃中饭的地方；又过一处冷寂下来的小镇，说，那是过去停车吃早饭的地方。阿来不胜感叹，“如今这些地方沉寂了，一个时代的前行与进步，总是以抛弃一些地方、一些人，忘记一些人、一些地方，作为必须的代价。”
阿来说他并不反对高速公路，更不反对时代进步。反对的是这种进步只是由一部分人来分享，而另一部分人却要被遗忘。“我们读着这个进步时代的几乎所有文字，几乎都是受益者的欢呼，却未见对那些被快速的时代列车甩在车外的人们的描述。在中国的车站上，行驶的车速度越来越高迈，但不是所有人都能顺利地登上这些去往远方的列车。”
这是阿来式的忧伤。
上世纪80年代，很多作家都上了作家班，北大作家班、武大作家班，以及鲁迅文学院等等，作家们于是有了“同学聚会”，阿来不报名，也没有这个要求。他觉得那些内容通过自我学习就可以达到。“不是理科，必须在某个国家的实验室才能学到。我就想自己学，剩下的东西就是人际网络的建设。我觉得我不追求这个。”他说，选择写小说，就觉得这是可以靠个人能力达到的。如果见了谁还要点头哈腰，早就放弃了。
这是阿来式的坚持。这样的坚持，在去年鲁迅文学奖公布之时得以激烈爆发。在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项角逐中，阿来的长篇非虚构作品《瞻对》在评委投票环节获得0票。阿来对此结果表示抗议，并通过媒体表示将追问到底。有很多人劝他加入“沉默的大多数”，不然就是永远自绝于这个奖项。但他坚信，这不仅仅关乎他个人的短暂的终将消失的荣誉，而关乎社会的正义。不久，他真的发表了一篇长达3000字的声明，文中就评奖体例、评奖程序和作品质量三问鲁奖。阿来回忆，“尽管事后有人和我电话沟通，但我对这次评奖依然保留原来的态度。” 拒绝“妖魔化”和“浪漫化”
“过去的藏族人民对自己的书写是严重缺乏的，主要由外部书写实现。我查到了最早的源头，大概是在元代。关于西藏，元代有两种书写。”4月26日上午，受第十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组委会邀请，阿来在广东省顺德北清晖园举行题为“民族身份与文学想象”的讲座。在讲台上，阿来说，据他考证，当时罗马教廷派两个传教士到中国宣传教义，回去写了一本《蒙古行记》，大部分都写得很真切。他们虽然写到了西藏，“但据我后来对路线的考察，他们其实没到西藏，他们的西藏书写是基于传说写的。我背过原句：‘请不要以为那些人会为他们父母的死去而感到悲伤，他们马上会因为家里有人死亡而进行一场狂欢。’为什么是一场狂欢？因为他们会邀请他们所有的亲戚朋友把刚刚死去的人吃掉。这大概是西方人第一次关于西藏的书写。”
没有多少年，马可·波罗来了。据阿来考察，他其实也没有到过西藏，但《马可·波罗游记》里留下了关于青藏高原族群的事迹。他说，只要陌生人去当地人家投宿，酒饭招待不算，风情万千的女人们一定会带如花似玉的处女给客人享用，如果他们喜欢，还可以带走。
从这两本关于西藏的书写，阿来看出两种趋向：一种妖魔化，一种浪漫化。阿来认为，在整个对西藏的文学书写当中，长期以来存在两种遮蔽。一种是男权主义对女性的遮蔽，一种是强大文化对弱小文化、弱小民族的遮蔽。前者阿来称自己没有发言权，后者他引用了萨义德“东方主义”的理论来阐释。东方主义的一大特征，是把他者描绘成异域。敌意、危险、邪恶、野蛮，这样一组词构成了关于异域的想象，但是它实际上叫敌视。另外一组词才叫异域—纱幕、宫廷、美食、美女，但这些都必须供给外来人无限地享受。“从古到今，关于远方的书写，可能一直就是这样的状况。”
阿来出生在大渡河上游一个偏僻的藏族村寨。1998年出版的《尘埃落定》使他名满天下，他以西藏历史文化题材见长，日后出版的《空山》《格萨尔王》均受到读者追捧。阿来站在熟悉的故乡大地上，自觉开始了文化的对话与沟通。“不仅是西方人看东方，东方人看东方也会有同样的问题。”阿来说，这次参加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他随手就带一本名叫《消失的地平线》的书。《消失的地平线》是由詹姆斯·希尔顿著作的小说。主要讲的是20世纪30年代，四名西方人闯入了神秘的中国藏区，经历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事件。这部书发现了一个西方乃至世界的“世外桃源”—香格里拉。阿来重读这本书，想以此了解西方人对藏文化的叙述策略。
在阿来看来，如何消解对藏地“妖魔化”和“浪漫化”的书写，是他作为作家的价值之一，“我可能给不出答案，但我要通过走访相关的国家，到那些有宗教与种族、与文化冲突的地区或国家看看，我愿意去冲突的现场和底层，了解那里百姓的日常生活。”“藏族经验，汉语写作，将藏族语言优秀基因导入汉语及其文化。”阿来说，这可能就是他的文化使命。
6月2日下午，巴基斯坦作家代表团到成都访问。6月1日晚得知巴基斯坦作家要来，阿来一晚都在想：“我接触过什么样的巴基斯坦文学？”一番搜索之后，原来中文世界里，并没有太多关于巴基斯坦的介绍。阿来感叹：“我读过的关于巴基斯坦的文学作品，其实都不是巴基斯坦本土作家写的。”阿来说，他刚好有计划要访问巴基斯坦，带着文学家的目光去发现另一种语言和文化的魅力。
阿来 著名作家，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得主。1959年生于四川省马尔康县。1998年出版的《尘埃落定》使他名满天下。他以西藏历史文化题材见长，主要作品有诗集《梭磨河》，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非虚构历史作品《瞻对》 ，散文集《就这样日益在丰盈》等。阿来曾在《科幻世界》工作，由编辑到总编辑社长，《科幻世界》在他带领下，成为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科幻类杂志。
[对话阿来]
重新发现本土
写过的作品，不会再去改动
记者：你最近在忙什么？
阿来：3天前刚从甘孜回成都。在海拔4000米的山上发呆，拍植物，拍到了过去没拍到的三种植物。西藏的植物容易凋谢，错过了季节，就错过了花开的精彩。
最近确实在创作新作品，不过是两部作品同时进行。一个作品是给网站写的思想性随笔，另一部作品是小说，也是有关藏区题材，基本情况暂时不透露，保留点神秘色彩。两种风格不一样的创作相互切换，不会让我那么累。
记者：《尘埃落定》是你个人写作史上最重要的一部小说，你由此走向全国。现在回头看，在创作上，你觉得它还有什么缺憾吗？
阿来：没有。我写完一个作品，从不修改。它已完成自己的生命和使命，是完整的有机体，我不会再去改动它。《尘埃落定》当年的出版，遭遇波折，有的不是直接退稿，编辑说你改改吧，一 二三提了很多意见。我那时比现在说话还冲：你可以不出，要出就只改错别字，因为我不能保证我每个字都敲对。
记者：在写《尘埃落定》和《格萨尔王》时搜集材料，你一般都会搜集哪些方面的资料？会请教有关专家吗？
阿来：各类地方史料，包括地方志和各种档案；也去民间采风，接触各类人物。
我会按专门领域收集资料。写《格萨尔王》这部作品，我准备了三年，包括大量的案头工作，阅读超过两百本书籍，包括史料与口头传说，并采访几十个民间艺人。创作应先把事情来龙去脉搞清，不然写作是一个令人无趣的事情。
我不一定找专家，专家最好的成果，就是他们的代表作了，我去看他们的书就可以了。向他们直接请教，因时间和情形所限，专家可能不在状态，所获不一定令人满意。
创造自己的声音，找到自己的身份
记者：你对拉美文学也很了解，从中你学到了什么？
阿来：在我看来，要想创作出有影响力的作品，我们要具有重新发现本土的精神，也就是说要必须站到一定的高度去，超越前面作品早就有的框架。提到魔幻现实主义，大家都知道马尔克斯，因为他是魔幻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他的最大成就不在于写了《百年孤独》，而是在于他让拉丁美洲文学，开始摆脱其他地区文学框架，真正有了属于自己的本土气质。他们以前的状态就是模仿其他国家，别人写什么他们就写什么，跟我们现在作家的状态非常像，走不出来，永远都围绕老套路转。西班牙写什么他们就写什么。越写越烂。怎么反抗西班牙文化的遮蔽？唯一方法是创造自己的声音，找到自己的身份。 拉丁美洲的作家在印第安文明里发现了文化的源头。印第安文明是蒙昧时代的产物，他们相信世界上有地狱、有天堂，有神界、有人界。后来，胡安·鲁尔福写出了《佩德罗·巴拉莫》，一个人鬼交融的故事。马尔克斯那时候还在做记者，住在一间小破楼里。他回忆说，有一天，朋友带来一本薄薄的书扔在桌上，说：“看看吧，一个新世界开始了。” 然后魔幻现实主义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在墨西哥首先出现了现实主义作家向超现实主义的转型，然后出现了福恩斯特、阿斯图里亚斯、卡彭铁尔、略萨、博尔赫斯。我们称其为拉美文学爆炸。这就发生在中国“文革”时期。马尔克斯并不承认魔幻现实主义，他认为这就是拉美的现实。魔幻现实主义不过是西方对他们的命名。
记者：现在推动你写作的动力真的和开始写作时一样吗？
阿来：有一样的，也有不一样的。写作是为了寻找生命的意义，为了寻找个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这和过去是一样的。现在一切都拿成功来衡量一个人的职业价值。在文学上，说你成功，有两个指标，一个是获奖，一个是赚钱。但这都不是文学的本体与本质。我拿过茅盾文学奖，书也卖得不错。在这个层面上，我不像过去那么看重外在的成功。现在我更加重视对文学本体性的追求，艺术上的不断创新，是我过去和现在都一直看重的东西。文学家应该是为创新与探索而生的，而不是为版税与获奖而挣扎。
记者：你现在经常与国外的文学同行交流，哪次出国交流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阿来：读他们最好的作品，是最好的了解，吃过鸡蛋，我对下蛋的母鸡没什么兴趣。现在我也成了所谓名人，也会遇到有人说要见我，我就纳闷，我有什么好看的，要了解我，就看我的作品。所以，我对喜欢的作家，也没多大交往的兴趣。现在不像过去，用书信交流，以此维系彼此的关系。而现在要么打电话，要么邮件，过程都很短促，关系点到为止。
记者：写小说多年，一部好的小说，在你看来，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品质？
阿来：一是对小说的艺术本体有不懈的追求，能不断地创新。这个与做商业不同，商业要有模式，有了模式就不断地重复，虽然这个重复中也有创新，但总体是重复的比重更大些。但文学艺术永远是被创新驱动而拒绝重复的。二是题材要有很深的拓展和挖掘。作者需要对复杂人生，对当下社会，对错综历史有深刻体验与了解，要有直面和表达社会问题的勇气。这种勇气，不只面对微妙而敏感的政治风险，还有变化多端的商业风险。
对理所当然的事情学会反抗
记者：你满意自己目前的创作节奏吗？
阿来：满意。阅读，写作，出游，这是我的生活三重奏。我不是高产的作家。从《科幻世界》辞职后，我就下决心把精力投入文学创作。我关注的目光依然落在青藏高原上。青藏高原，在文学意义上，没有真正地被彻底书写过。
记者：去年鲁奖评选，你被读者看好的作品《瞻对》落选。事隔多日，你怎么评价？
阿来：他们也和我沟通过，但事情已经过去了，又能怎么办，不可能让人家再评一次。过去我们对文学评奖报以很大期待，以为这是一片圣土，他们在褒奖有勇气有良心的文学创造行为，但现在看来，在社会大面积腐败的情况下，文学评奖，也不可避免。
记者：现代性是整个人类不可避免的普遍命运，你曾说，对于它，我们除了接受毫无办法，那作家何为？
阿来：有时我们对现代性有一种不正确的追求，而路径选择的错误曾经让我们付出了一些过于惨重的代价，我的书写总是意图对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进行反抗。中国作家，当然要书写中国故事。中国故事里一定包含对中国问题的探究，对中国问题的焦虑，对中国问题的追寻，对中国问题的解剖，但不一定是答案，作家不是答案提供者，但至少我们要呈现真相。
至少，我们作家应该保持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归结到我自己的写作，我想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在今天，中国人不得不问自己什么是国家。因为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我们并没有认真准备好说说多民族国家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
我想今天还没有人能给我们提供这样的解决方案，我会再去寻找。如果我们只是依托后殖民理论来认识国家和民族问题，在中国我们可能会得到恰恰相反的效果，更何况这个理论本身也是阶段性的，在西方它也在不断被反思和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