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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 朱岩
1942年12月，最后一批撤离汉科的部分苏联士兵因为“斯大林号”的中弹而成为芬兰人的俘虏。其中的犹太人被送去德国——那无疑于宣告了战俘们的死刑，一部分被送到芬兰，他们成了农夫。“芬兰人往死里折磨他，但就是没有杀害他，而他却终生爱上了芬兰。”
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市曼涅尔格姆元帅的故居博物馆中，陈列着一些苏军俘虏制作的手工制品：木制玩具、烟盒、刺绣毛巾等等。这些朴素的礼物是战俘们特意赠送给曼涅尔格姆的——感谢这位元帅对他们命运的格外关照。这些感恩之作似乎也在告诉人们，二战中德国的盟友芬兰并未犯有严重的历史过错，芬兰人并没有迫害犹太人，战俘们得到了人道、仁爱的对待。二战中芬兰大众舆论的说法是：“那些苏联战俘主要是务农，芬兰农民对待他们是亲如家人。”
然而，2003年，芬兰作家、记者艾琳娜·桑出书披露的材料给了上述说法致命一击。她写道：芬兰人当时不知道的是，他们国家曾做过战俘交易，把苏军战俘中的犹太人、政治指导员特别是“思想坚定”的军官送到德国，换回的则是芬兰血统的合法芬兰公民。等待那些被送到德国的苏军战俘的结局是难免一死，而换回的曾在苏联战场作战的非德国裔士兵和芬兰人则被施以“感化教育”。
事实上，芬兰的20个苏军战俘营中的死亡数字让人触目惊心。64000名苏军战俘的死亡率接近三分之一，而在某些战俘营里的死亡率已和奥斯威辛集中营毫无二致，成为“死亡营”，就连在卡累利阿占领区里的苏联妇女儿童聚居区也好不到那里去。
重返汉科
20岁的苏军通讯兵萨缪尔·吉尔凯里陶博被留在了芬兰。1941年12月25日晚上，他和其他生还被俘的“斯大林号”的乘员们到达了赫尔辛基。芬兰的首都似乎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整个城市弥漫着节日里特有的温暖和安宁。海军学校的大楼宽敞的大厅里摆上了盛大宴会，餐桌上堆放着面包和一盘盘热气腾腾的佳肴，然而这并不是为他们预备的。
这些战士们在这个圣诞之夜被领到户外，被押上了车。芬兰人给他们分发了食品：两条长面包以及两公斤半左右的鲱鱼。
他们被告知目的地是他们之前渴望离开的汉科。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段100公里左右的路程将耗费一星期的时间。途中只稍微停顿过一次，他们不但没有得到放风的机会，甚至在圣诞夜发放过一次食品之后再也没有增添过食物。饥饿折磨着他们，当火车终于到达汉科时，饿死的人才被抬下去。谁也无法计算出，到底有多少同志丧生在这段路途上。
熬过这趟“死亡之旅”的人被安排住在苏军原先建成的简易木房里。接下来，他们被派去清理基地内的地雷——那原本是萨缪尔们在撤离汉科之前埋下的，打算送给芬兰人的“礼物”。他们用裸露的双手在雪地里搜索，期望自己能有收获而又不被炸开花，监视人员就站在百米远处看着。
萨缪尔·吉尔凯里陶博向大家发出呼吁：“我们不能为敌人工作！”然而马上就有人把他的话密报给了芬兰人。监视人员猜想：煽动怠工？这人恐怕是个“政治指导员”吧！于是，看守马上走进萨缪尔住的房间，用车将他送到了波里市的苏军军官集中营里。
集中营的生活
这个集中营是专为犹太人和苏军的政治指导员设立的。饥饿永远是折磨敌人的最好手段之一。在最初的日子里，萨缪尔们每日只有区区60克的面包定量。在饥饿的折磨下，集中营里每天都有四五十人死去。
最初，萨缪尔在关押政治指导员区域。过了一段时间，看守们终于查明了萨缪尔·吉尔凯里陶博的犹太人身份，他被送到了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区域。由于头上“政治指导员”的帽子还没有摘去，于是他享受着“双重待遇”。看守们指使他忽东忽西，干这干那，都是些毫无意义的重活，纯粹是折磨他。比如说，一会儿命令他打一眼井，随后又让他填上；一会儿又让他像牲畜一样套上犁耙，在院子里拖着没完没了地跑，不一而足。
1942年4月，萨缪尔·吉尔凯里陶博被转送到靠近图尔卡的一个新的集中营。那里战俘每日的粮食定量为200克，伴随他们的是每天沉重而乏味的体力劳动。看守们把大约三四百名战俘赶到一处大道上，命令他们打造建教堂所需的石料。看守们不仅毒打战俘，还采来毒蘑菇硬塞进他们嘴里，他们哈哈大笑着：“使劲儿嚼呀，我们芬兰人都知道，‘伊万大哥’最爱吃这玩意儿！”集中营就这样一味地折磨战俘们的身心，只为早日把他们送到阴间去。
幸运的是，大道上的这种折磨没有持续太久，战俘们又被再次抛到另一个集中营里。芬兰人为防止战俘逃跑，不让战俘们总呆在一个老地方。在短时间里，萨缪尔就搬了7次“家”。集中营设置了重重铁丝网，在了望台上架起机枪。集中营外是难以穿越的大森林，饥饿无力的战俘们策划了多次逃跑，但大多数人最终都被抓回来，遭受毒打外甚至被处死。
萨缪尔决心苦苦忍耐等待时机。1943年，机会来了。当时包括他在内的20名战俘被派到北方的罗瓦涅米市，去为“友军冬运会”服务。他们住进了肉食加工厂，这是他们两年来首次得到吃饱的机会，还能储备食品以备将来逃亡之需。“冬运会”结束之后，他们的体力得到了恢复，又被派去采伐木材，那里的监管制度比集中营松弛许多。
到了夏天，萨缪尔和两个伙伴实施了逃跑计划。当时正是午饭时间，只有两个看守看管20多个战俘，他们三人瞅准机会一溜烟地向东跑去，获得了六天的自由。他们起劲在森林里自由奔跑，不巧的是，这群衣衫褴褛行色匆匆的人被一个当地居民偶然看见了。当他们又被抓回时，已跑出了100多公里，离双方交火线还有一半路程。他们挨了15军棍并被关进特殊牢房。后来他们的第二次逃亡也失败了，换来了25军棍。
从战俘到“农民”
1944年春天，战俘们的命运发生了新的转折。正值春耕大忙季节，芬兰的农田里却缺少劳动力，因为青壮男劳动力全上了前线。为救农业生产之急，战俘被投向农田。
载着战俘们去克米地区的专车缓缓向南行驶，几乎每个小站都要停，因为每一处都有农场主等着要人。每个农场主都从战俘中挑选了合适的劳动力，那些看上去强壮些的、个头儿大的人很是抢手。看守们将战俘们的个人状况编理成册，方便地主们挑选。萨缪尔·吉尔凯里陶博被送到了特乌沃这个地方，它在芬兰的西部，离瓦斯市有60公里远。这个芬兰的庄户主人得到这个俄国人后目瞪口呆：这个矮瘦的战俘在简历表上竟然被说成是个两米高的胖子。
这个庄户主人名叫尤哈·坎托，住着一栋两层楼房，是个极为富有的大户。他有4匹马、18头奶牛、12头母猪。在他名下还有350公顷土地，其中百分之九十已被开垦为耕地。
经营这些家业的除了这位已经60岁的庄户主和他的妻子，还有他的两个女儿和他的外甥。大女儿名叫安妮，24岁，她的丈夫在前线阵亡，所以她很仇视俄国人。不过这个家庭的其他成员却对他没有成见，特别是小女儿，16岁的玛丽亚塔。她在楼下为萨缪尔专门提供了一间住房，并邀请他一桌吃饭。
除了萨缪尔之外，这家富农还雇了两个当地人，他们租种了庄户主百分之二的土地。“东家太吝啬了！”这两个人向同为长工萨缪尔大吐怨言。在这个宅院里生活了一个半月后，萨缪尔借助一本厚厚的《芬俄词典》，已经懂得了一些芬兰语，那是主人家特意找给他的。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萨缪尔已融入了这个家庭，与其他芬兰农民毫无二致。每天的饮食虽然一般，但总能吃饱。只是他很少和邻居来往，只因为这些人总要好奇地盯着这个俄国人看。当地乡政府的人骑自行车来过好几次，前来调查外国战俘做雇工的情况。
有一次，他们正在吃午饭时，一个警察来了。当他发现这个昔日的敌军士兵竟然还和芬兰主人坐在一起用餐，还吃着蘸黄油的土豆时，立即勃然大怒，训斥其主人的“违法行为”。主人答道：“他和我们一样干活一样生活，怎么就不能一起吃饭呢？”说得警察哑口无言。
又过了几个月后，萨缪尔开始悄悄使用起主人家的收音机。他极力搜索莫斯科电台的节目，并得知苏联红军已经开始了大反攻，看来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这里曾有雇工因偷听收音机这种违禁行为被当场逮捕，并受到了法律惩处。然而当主人发现了这件事时，她却只是默不做声转身而去。但第二天，萨缪尔发现收音机上的调谐旋钮已被拔掉了。
当地人的许多风俗秉性令萨缪尔这个外来汉十分吃惊。芬兰人十分诚实、正直，又很封闭而不好交际。一成不变的农业经济使小农们变得自私狭隘，部族首脑人物和像尤哈·坎托这样的大户也不例外。有时，有友人乘两轮马车前来做客，这位富有的庄主就在离家7公里外的庄园别墅接待。友人们彬彬有礼地就着面包喝着代用品咖啡，但他们得自备方糖。客人们的坎肩里放着个专用的小盒子，里面放着几块方糖，不时抓取。
尤哈·坎托家里还有个苹果园，每年收获之后，主人就挑选些大个儿的苹果分发给家人，剩下的运到外面出售。1944年夏末，芬兰国内出现了难民潮，这些难民来自卡累利阿东部地区以及卡累利阿峡谷地带。有一天，当这家人在吃午饭时，有一户难民来到门口。有一个人从一辆载着家具什物的大车上下来，他问：“主人在家吗？我们能买点牛奶和面包吗？”
主人允许这些难民坐下来享用午饭，代价是十马克。对芬兰人来说，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让苏联战俘们感到愤慨不平的是：无论相知多久，他们在当地人眼里还是外来人，始终被视为路人。
归国的审查
1944年10月初，萨缪尔·吉尔凯里陶博与芬兰的边远地区居民最后道别的日子来了，当时芬兰政府已宣布退出战争并承诺释放全部苏军战俘。
当这一天到来时，芬兰的雇主们往将雇工送往特乌沃火车站。战俘中有些人告别芬兰时满载而归，腰包鼓鼓；有的人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喜极而泣，互相拥抱、跳跃。几乎所有人都对芬兰毫无依恋之情，只有一群芬兰女人在分手时痛哭流涕，那是些寡妇，她们平日就与战俘雇工以夫妻相称共同生活。萨缪尔·吉尔凯里陶博则是轻装还乡，毫不留恋地告别了他的芬兰主人。
到达芬苏边界时，战俘们被领到一处流动浴室洗浴，随后又发给他们一套崭新的英国军服换上。芬兰竭力想展示的是，苏方人员在失去自由的同时仍处于良好的生活状态中。
身着新军衣却无精打采的遣返者们被前来接收俘虏的一名苏军军官一一验收过目，他们被告知：如果带有现钞、贵重物品，最好先上缴，否则入境后后果自负。
所有的遣返者都被送往维堡尔格区，那里再被转送到设在彼尔姆的审查营地。凡是在芬兰蹲过战俘营的人都会将这段经历与苏联的“古拉格群岛”做个比较。战俘们回国后，芬兰的田园生活换成了北极圈里的暗无天日的矿井。当结束了异国的苦役后，他们必须得接受国内没完没了的政审。所有审查的内容最后都缩减成两个问题：“你是怎么成为战俘的？你为什么不试图逃出战俘营？”
对萨缪尔·吉尔凯里陶博的审查历时三个半月才结束。幸好载入这名苏军军士案卷的两次未遂的逃亡事件经历，芬兰人早已将其转给了苏联方面，于是祖国苏联打消了对他想留在西方的种种猜疑。关于萨缪尔的调查材料中，最为人熟知的就是“约瑟夫·斯大林号”遇难的有关情况（详细内容参见本刊2008年五月上旬刊《“二战”冰海沉船》）。至于能否给他恢复在战争期间的名誉，那注定是毫无指望的事。
直到1945年3月，萨缪尔才被苏联同胞从集中营里释放出来，对他没做任何结论，也没有任何文件证明他的身份。然而与那些未能在自己祖国获释的归国战俘相比，他又是极幸运的——那些未能获释的同伴注定要在北极圈内的矿山里等死，还要背上祖国叛徒的罪名。
看起来，他应该感谢的是俘虏他的芬兰人。对他来说，这只是使他更深刻地了解了自己的祖国，而他与芬兰人的重逢，则是在44年后。
不能忘怀的芬兰
1989年，萨缪尔重回芬兰旅行，促使他起程的是一封来自特乌沃的信，信中说“你昔日主人家的后人还在打听你”。寄信人是安妮·坎托，主人尤哈·坎托的大女儿。两个月后他前往芬兰时，一个芬兰老头找上门来：“我是奥拉维·坎托，还认得我吗？”
萨缪尔当然认得他——原东家的儿子。当年奥拉维从前线回家省亲，一身军装的他进门一见到萨缪尔就凶相毕露，简直要大打出手。可不一会儿他们就混得厮熟，成了朋友。
1990年，萨缪尔·吉尔凯里陶博带上妻子又去了特乌沃，过去同为农夫的老人们欢聚一堂，欢声笑语不断：“你当年真是勤劳能干，下雨天还在耕地！”“你的歌唱得真好，那时我们都爱听你唱！”
当年的芬兰曾经往死里折磨这些战俘，但又给了他们第二次生命。退休之后颐养天年的萨缪尔·吉尔凯里陶博潜心研究历史，特别专注俄芬关系史。他不仅写书撰文，还经常去芬兰游历。他想告诫人们：要永远维护世界和平，增进各国各民族友谊交往，远离战争和相互仇恨。
1942年12月，最后一批撤离汉科的部分苏联士兵因为“斯大林号”的中弹而成为芬兰人的俘虏。其中的犹太人被送去德国——那无疑于宣告了战俘们的死刑，一部分被送到芬兰，他们成了农夫。“芬兰人往死里折磨他，但就是没有杀害他，而他却终生爱上了芬兰。”
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市曼涅尔格姆元帅的故居博物馆中，陈列着一些苏军俘虏制作的手工制品：木制玩具、烟盒、刺绣毛巾等等。这些朴素的礼物是战俘们特意赠送给曼涅尔格姆的——感谢这位元帅对他们命运的格外关照。这些感恩之作似乎也在告诉人们，二战中德国的盟友芬兰并未犯有严重的历史过错，芬兰人并没有迫害犹太人，战俘们得到了人道、仁爱的对待。二战中芬兰大众舆论的说法是：“那些苏联战俘主要是务农，芬兰农民对待他们是亲如家人。”
然而，2003年，芬兰作家、记者艾琳娜·桑出书披露的材料给了上述说法致命一击。她写道：芬兰人当时不知道的是，他们国家曾做过战俘交易，把苏军战俘中的犹太人、政治指导员特别是“思想坚定”的军官送到德国，换回的则是芬兰血统的合法芬兰公民。等待那些被送到德国的苏军战俘的结局是难免一死，而换回的曾在苏联战场作战的非德国裔士兵和芬兰人则被施以“感化教育”。
事实上，芬兰的20个苏军战俘营中的死亡数字让人触目惊心。64000名苏军战俘的死亡率接近三分之一，而在某些战俘营里的死亡率已和奥斯威辛集中营毫无二致，成为“死亡营”，就连在卡累利阿占领区里的苏联妇女儿童聚居区也好不到那里去。
重返汉科
20岁的苏军通讯兵萨缪尔·吉尔凯里陶博被留在了芬兰。1941年12月25日晚上，他和其他生还被俘的“斯大林号”的乘员们到达了赫尔辛基。芬兰的首都似乎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整个城市弥漫着节日里特有的温暖和安宁。海军学校的大楼宽敞的大厅里摆上了盛大宴会，餐桌上堆放着面包和一盘盘热气腾腾的佳肴，然而这并不是为他们预备的。
这些战士们在这个圣诞之夜被领到户外，被押上了车。芬兰人给他们分发了食品：两条长面包以及两公斤半左右的鲱鱼。
他们被告知目的地是他们之前渴望离开的汉科。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段100公里左右的路程将耗费一星期的时间。途中只稍微停顿过一次，他们不但没有得到放风的机会，甚至在圣诞夜发放过一次食品之后再也没有增添过食物。饥饿折磨着他们，当火车终于到达汉科时，饿死的人才被抬下去。谁也无法计算出，到底有多少同志丧生在这段路途上。
熬过这趟“死亡之旅”的人被安排住在苏军原先建成的简易木房里。接下来，他们被派去清理基地内的地雷——那原本是萨缪尔们在撤离汉科之前埋下的，打算送给芬兰人的“礼物”。他们用裸露的双手在雪地里搜索，期望自己能有收获而又不被炸开花，监视人员就站在百米远处看着。
萨缪尔·吉尔凯里陶博向大家发出呼吁：“我们不能为敌人工作！”然而马上就有人把他的话密报给了芬兰人。监视人员猜想：煽动怠工？这人恐怕是个“政治指导员”吧！于是，看守马上走进萨缪尔住的房间，用车将他送到了波里市的苏军军官集中营里。
集中营的生活
这个集中营是专为犹太人和苏军的政治指导员设立的。饥饿永远是折磨敌人的最好手段之一。在最初的日子里，萨缪尔们每日只有区区60克的面包定量。在饥饿的折磨下，集中营里每天都有四五十人死去。
最初，萨缪尔在关押政治指导员区域。过了一段时间，看守们终于查明了萨缪尔·吉尔凯里陶博的犹太人身份，他被送到了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区域。由于头上“政治指导员”的帽子还没有摘去，于是他享受着“双重待遇”。看守们指使他忽东忽西，干这干那，都是些毫无意义的重活，纯粹是折磨他。比如说，一会儿命令他打一眼井，随后又让他填上；一会儿又让他像牲畜一样套上犁耙，在院子里拖着没完没了地跑，不一而足。
1942年4月，萨缪尔·吉尔凯里陶博被转送到靠近图尔卡的一个新的集中营。那里战俘每日的粮食定量为200克，伴随他们的是每天沉重而乏味的体力劳动。看守们把大约三四百名战俘赶到一处大道上，命令他们打造建教堂所需的石料。看守们不仅毒打战俘，还采来毒蘑菇硬塞进他们嘴里，他们哈哈大笑着：“使劲儿嚼呀，我们芬兰人都知道，‘伊万大哥’最爱吃这玩意儿！”集中营就这样一味地折磨战俘们的身心，只为早日把他们送到阴间去。
幸运的是，大道上的这种折磨没有持续太久，战俘们又被再次抛到另一个集中营里。芬兰人为防止战俘逃跑，不让战俘们总呆在一个老地方。在短时间里，萨缪尔就搬了7次“家”。集中营设置了重重铁丝网，在了望台上架起机枪。集中营外是难以穿越的大森林，饥饿无力的战俘们策划了多次逃跑，但大多数人最终都被抓回来，遭受毒打外甚至被处死。
萨缪尔决心苦苦忍耐等待时机。1943年，机会来了。当时包括他在内的20名战俘被派到北方的罗瓦涅米市，去为“友军冬运会”服务。他们住进了肉食加工厂，这是他们两年来首次得到吃饱的机会，还能储备食品以备将来逃亡之需。“冬运会”结束之后，他们的体力得到了恢复，又被派去采伐木材，那里的监管制度比集中营松弛许多。
到了夏天，萨缪尔和两个伙伴实施了逃跑计划。当时正是午饭时间，只有两个看守看管20多个战俘，他们三人瞅准机会一溜烟地向东跑去，获得了六天的自由。他们起劲在森林里自由奔跑，不巧的是，这群衣衫褴褛行色匆匆的人被一个当地居民偶然看见了。当他们又被抓回时，已跑出了100多公里，离双方交火线还有一半路程。他们挨了15军棍并被关进特殊牢房。后来他们的第二次逃亡也失败了，换来了25军棍。
从战俘到“农民”
1944年春天，战俘们的命运发生了新的转折。正值春耕大忙季节，芬兰的农田里却缺少劳动力，因为青壮男劳动力全上了前线。为救农业生产之急，战俘被投向农田。
载着战俘们去克米地区的专车缓缓向南行驶，几乎每个小站都要停，因为每一处都有农场主等着要人。每个农场主都从战俘中挑选了合适的劳动力，那些看上去强壮些的、个头儿大的人很是抢手。看守们将战俘们的个人状况编理成册，方便地主们挑选。萨缪尔·吉尔凯里陶博被送到了特乌沃这个地方，它在芬兰的西部，离瓦斯市有60公里远。这个芬兰的庄户主人得到这个俄国人后目瞪口呆：这个矮瘦的战俘在简历表上竟然被说成是个两米高的胖子。
这个庄户主人名叫尤哈·坎托，住着一栋两层楼房，是个极为富有的大户。他有4匹马、18头奶牛、12头母猪。在他名下还有350公顷土地，其中百分之九十已被开垦为耕地。
经营这些家业的除了这位已经60岁的庄户主和他的妻子，还有他的两个女儿和他的外甥。大女儿名叫安妮，24岁，她的丈夫在前线阵亡，所以她很仇视俄国人。不过这个家庭的其他成员却对他没有成见，特别是小女儿，16岁的玛丽亚塔。她在楼下为萨缪尔专门提供了一间住房，并邀请他一桌吃饭。
除了萨缪尔之外，这家富农还雇了两个当地人，他们租种了庄户主百分之二的土地。“东家太吝啬了！”这两个人向同为长工萨缪尔大吐怨言。在这个宅院里生活了一个半月后，萨缪尔借助一本厚厚的《芬俄词典》，已经懂得了一些芬兰语，那是主人家特意找给他的。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萨缪尔已融入了这个家庭，与其他芬兰农民毫无二致。每天的饮食虽然一般，但总能吃饱。只是他很少和邻居来往，只因为这些人总要好奇地盯着这个俄国人看。当地乡政府的人骑自行车来过好几次，前来调查外国战俘做雇工的情况。
有一次，他们正在吃午饭时，一个警察来了。当他发现这个昔日的敌军士兵竟然还和芬兰主人坐在一起用餐，还吃着蘸黄油的土豆时，立即勃然大怒，训斥其主人的“违法行为”。主人答道：“他和我们一样干活一样生活，怎么就不能一起吃饭呢？”说得警察哑口无言。
又过了几个月后，萨缪尔开始悄悄使用起主人家的收音机。他极力搜索莫斯科电台的节目，并得知苏联红军已经开始了大反攻，看来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这里曾有雇工因偷听收音机这种违禁行为被当场逮捕，并受到了法律惩处。然而当主人发现了这件事时，她却只是默不做声转身而去。但第二天，萨缪尔发现收音机上的调谐旋钮已被拔掉了。
当地人的许多风俗秉性令萨缪尔这个外来汉十分吃惊。芬兰人十分诚实、正直，又很封闭而不好交际。一成不变的农业经济使小农们变得自私狭隘，部族首脑人物和像尤哈·坎托这样的大户也不例外。有时，有友人乘两轮马车前来做客，这位富有的庄主就在离家7公里外的庄园别墅接待。友人们彬彬有礼地就着面包喝着代用品咖啡，但他们得自备方糖。客人们的坎肩里放着个专用的小盒子，里面放着几块方糖，不时抓取。
尤哈·坎托家里还有个苹果园，每年收获之后，主人就挑选些大个儿的苹果分发给家人，剩下的运到外面出售。1944年夏末，芬兰国内出现了难民潮，这些难民来自卡累利阿东部地区以及卡累利阿峡谷地带。有一天，当这家人在吃午饭时，有一户难民来到门口。有一个人从一辆载着家具什物的大车上下来，他问：“主人在家吗？我们能买点牛奶和面包吗？”
主人允许这些难民坐下来享用午饭，代价是十马克。对芬兰人来说，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让苏联战俘们感到愤慨不平的是：无论相知多久，他们在当地人眼里还是外来人，始终被视为路人。
归国的审查
1944年10月初，萨缪尔·吉尔凯里陶博与芬兰的边远地区居民最后道别的日子来了，当时芬兰政府已宣布退出战争并承诺释放全部苏军战俘。
当这一天到来时，芬兰的雇主们往将雇工送往特乌沃火车站。战俘中有些人告别芬兰时满载而归，腰包鼓鼓；有的人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喜极而泣，互相拥抱、跳跃。几乎所有人都对芬兰毫无依恋之情，只有一群芬兰女人在分手时痛哭流涕，那是些寡妇，她们平日就与战俘雇工以夫妻相称共同生活。萨缪尔·吉尔凯里陶博则是轻装还乡，毫不留恋地告别了他的芬兰主人。
到达芬苏边界时，战俘们被领到一处流动浴室洗浴，随后又发给他们一套崭新的英国军服换上。芬兰竭力想展示的是，苏方人员在失去自由的同时仍处于良好的生活状态中。
身着新军衣却无精打采的遣返者们被前来接收俘虏的一名苏军军官一一验收过目，他们被告知：如果带有现钞、贵重物品，最好先上缴，否则入境后后果自负。
所有的遣返者都被送往维堡尔格区，那里再被转送到设在彼尔姆的审查营地。凡是在芬兰蹲过战俘营的人都会将这段经历与苏联的“古拉格群岛”做个比较。战俘们回国后，芬兰的田园生活换成了北极圈里的暗无天日的矿井。当结束了异国的苦役后，他们必须得接受国内没完没了的政审。所有审查的内容最后都缩减成两个问题：“你是怎么成为战俘的？你为什么不试图逃出战俘营？”
对萨缪尔·吉尔凯里陶博的审查历时三个半月才结束。幸好载入这名苏军军士案卷的两次未遂的逃亡事件经历，芬兰人早已将其转给了苏联方面，于是祖国苏联打消了对他想留在西方的种种猜疑。关于萨缪尔的调查材料中，最为人熟知的就是“约瑟夫·斯大林号”遇难的有关情况（详细内容参见本刊2008年五月上旬刊《“二战”冰海沉船》）。至于能否给他恢复在战争期间的名誉，那注定是毫无指望的事。
直到1945年3月，萨缪尔才被苏联同胞从集中营里释放出来，对他没做任何结论，也没有任何文件证明他的身份。然而与那些未能在自己祖国获释的归国战俘相比，他又是极幸运的——那些未能获释的同伴注定要在北极圈内的矿山里等死，还要背上祖国叛徒的罪名。
看起来，他应该感谢的是俘虏他的芬兰人。对他来说，这只是使他更深刻地了解了自己的祖国，而他与芬兰人的重逢，则是在44年后。
不能忘怀的芬兰
1989年，萨缪尔重回芬兰旅行，促使他起程的是一封来自特乌沃的信，信中说“你昔日主人家的后人还在打听你”。寄信人是安妮·坎托，主人尤哈·坎托的大女儿。两个月后他前往芬兰时，一个芬兰老头找上门来：“我是奥拉维·坎托，还认得我吗？”
萨缪尔当然认得他——原东家的儿子。当年奥拉维从前线回家省亲，一身军装的他进门一见到萨缪尔就凶相毕露，简直要大打出手。可不一会儿他们就混得厮熟，成了朋友。
1990年，萨缪尔·吉尔凯里陶博带上妻子又去了特乌沃，过去同为农夫的老人们欢聚一堂，欢声笑语不断：“你当年真是勤劳能干，下雨天还在耕地！”“你的歌唱得真好，那时我们都爱听你唱！”
当年的芬兰曾经往死里折磨这些战俘，但又给了他们第二次生命。退休之后颐养天年的萨缪尔·吉尔凯里陶博潜心研究历史，特别专注俄芬关系史。他不仅写书撰文，还经常去芬兰游历。他想告诫人们：要永远维护世界和平，增进各国各民族友谊交往，远离战争和相互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