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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中，种种形式的“中梗阻”现象成为制约和影响改革推进的突出障碍。消解改革的“中梗阻”，需要进一步解决“改革为了谁”“改革依靠谁”“改革谁受益”的问题。“中梗阻”问题的出现，集中反映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难度，它提醒我们，改革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改革 “中梗阻” 全面从严治党 【中图分类号】D267 【文献标识码】A
只要稍作分析就不难发现，来自于人民群众当中的改革“中梗阻”与改革执行中出现的其他“中梗阻”有所不同，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无视其必然性的一面，简单地将之与其他 “中梗阻”等同，就会陷入认识上的误区，导致实践的偏差。一方面，随着人民生活的显著改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更加强烈，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并且，随着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整体提高，人民群众的公平意识和权利意识也在不断增强，对社会不公问题的反映越来越为强烈。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人们的生活越是同质化，利益诉求就越相似；权利越是普遍化，就越容易产生矛盾和冲突。
另一方面，部分中下层民众面对社会贫富差距拉大、资源拥有量较少以及话语权利的相对弱小，表现出一种焦虑、急迫和不安的社会心理，也是这一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在改革过程中，对于个别既得利益的群众而言，迫切需要解决的恐怕还不是在改革中有更多的获得感的问题，而是自身现有利益如何避免相对被剥夺的问题。就此而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享发展理念有着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基于上述分析，分众化、碎片化的小团体汇合成“民意集团”，其背后是利益的驱动，一些负面情绪的无厘头宣泄也可以找到具体的根据。
当然，这一必然性的分析不能为其成为改革“中梗阻”提供辩护，利益的过度性表达以及各种复杂因素的介入都是消极意义的重要成因。少数群众在改革进程中的极端化表现，不能不首先引发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现实反思。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独特优势。对于那些需要暂时牺牲部分现实利益或者扩大不了现实利益但能达成长远利益和共同利益的改革举措，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就显得极其重要。如果广大群众难以深刻理解和领会长期利益和共同利益，那么，长期利益和共同利益就难以实现个人对现实利益的自我约束和让步，一些个人由此产生对改革期望的不满。遗憾的是，一些地方和部门无论在改革事前还是在事中都处于不在场的状态，而事后简单化的处理方式往往成为矛盾激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缺位或不足，从侧面暴露出不少党的干部纯洁性的弱化。
由此更涉及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进一步思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对市场有更多干预。这个命题的前提性认识是，市场逻辑决非价值中立，事实上，对资本有利而对劳动不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也表现为对市场和资本逻辑的规范以减少其负面影响。就政府作用而言，我们当然不能因噎废食，转向自由市场经济的改革思路，但来自群众方面的“中梗阻”也提出了改革必须从价值取向与执行制度等方面进行调整。
无论是搞选择性落实、形式主义象征性执行，还是消极抵制不执行，这些“中梗阻”之所以长期存在，就足以说明侵犯制度和政策的成本之低以及监督的缺位现象的存在。这一问题既反映了改革的攻坚期特征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必要性，也反映了党的纯洁性正在经受考验，我国全面从严治党不能放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深化改革在实践中是内在统一的关系。
首先，消解改革“中梗阻”，需要从思想观念层面进一步解决“改革为了谁”的问题。改革是一场包含价值取向的实践。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这就需要在制定改革方针时，尊重基层群众实践，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务必使改革的思路、决策、措施都能更好满足群众诉求，做到改革为了群众、改革依靠群众、改革让群众受益。这也同时决定了，改革的顶层设计必须“脚步向下”，重视调查研究，了解基层群众所思、所想、所盼，从实际出发，使改革更“接地气”，做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改革才能真正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也才能真正进行到底。
其次，需要从改革的制度体制机制层面进一步解决“改革依靠谁”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出一批能叫得响、立得住、群众认可的硬招实招……防止不作为，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这就要求，一方面需要进一步规范和完善落实改革举措的制度体制机制，并加大惩处的力度，最大程度抑制执行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另一方面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种制度不可能完全控制其制度实践，因此，制度实践可能偏离、背叛而败坏制度”。制度至上论者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事实是，即使每个细节都堪称完美的制度设计也不是坚不可摧的，难以杜绝一切谋私的机会。这就需要强化监督和问责，而且要把党内监督和外部监督更好地结合起来，让广大群众成为清除改革“中梗阻”的核心力量。
最后，需要改进激励手段和工作方法，进一步落实“改革谁受益”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而让这个评价标准真正落地，在相关设计和实践上有一个突出问题需要真正解决，即如何实现改革的评价标准和政绩的评价标准相一致的问题。如果不基于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讨论改革的评价问题，无论是改革的评价标准还是政绩的评价标准都会走向片面。长期以来，“GDP主义”之所以长盛不衰，“做蛋糕”和“分蛋糕”之所以不相协调，除了发展观的问题外，政绩观问题一直得不到切实解决是一个重要原因。只有在考察党政干部政绩时彻底戒除“不问苍生问数字”的做法，才能推动改革方案的实施和改革进程的加速。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赵汀阳：《箕子的忠告》，《哲學研究》，2017年第6期。
责编/谷漩 美编/李祥峰
【关键词】改革 “中梗阻” 全面从严治党 【中图分类号】D267 【文献标识码】A
群众负面情绪引发的“中梗阻”应辩证分析
只要稍作分析就不难发现，来自于人民群众当中的改革“中梗阻”与改革执行中出现的其他“中梗阻”有所不同，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无视其必然性的一面，简单地将之与其他 “中梗阻”等同，就会陷入认识上的误区，导致实践的偏差。一方面，随着人民生活的显著改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更加强烈，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并且，随着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整体提高，人民群众的公平意识和权利意识也在不断增强，对社会不公问题的反映越来越为强烈。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人们的生活越是同质化，利益诉求就越相似；权利越是普遍化，就越容易产生矛盾和冲突。
另一方面，部分中下层民众面对社会贫富差距拉大、资源拥有量较少以及话语权利的相对弱小，表现出一种焦虑、急迫和不安的社会心理，也是这一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在改革过程中，对于个别既得利益的群众而言，迫切需要解决的恐怕还不是在改革中有更多的获得感的问题，而是自身现有利益如何避免相对被剥夺的问题。就此而言，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享发展理念有着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基于上述分析，分众化、碎片化的小团体汇合成“民意集团”，其背后是利益的驱动，一些负面情绪的无厘头宣泄也可以找到具体的根据。
当然，这一必然性的分析不能为其成为改革“中梗阻”提供辩护，利益的过度性表达以及各种复杂因素的介入都是消极意义的重要成因。少数群众在改革进程中的极端化表现，不能不首先引发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现实反思。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独特优势。对于那些需要暂时牺牲部分现实利益或者扩大不了现实利益但能达成长远利益和共同利益的改革举措，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就显得极其重要。如果广大群众难以深刻理解和领会长期利益和共同利益，那么，长期利益和共同利益就难以实现个人对现实利益的自我约束和让步，一些个人由此产生对改革期望的不满。遗憾的是，一些地方和部门无论在改革事前还是在事中都处于不在场的状态，而事后简单化的处理方式往往成为矛盾激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缺位或不足，从侧面暴露出不少党的干部纯洁性的弱化。
由此更涉及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进一步思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对市场有更多干预。这个命题的前提性认识是，市场逻辑决非价值中立，事实上，对资本有利而对劳动不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也表现为对市场和资本逻辑的规范以减少其负面影响。就政府作用而言，我们当然不能因噎废食，转向自由市场经济的改革思路，但来自群众方面的“中梗阻”也提出了改革必须从价值取向与执行制度等方面进行调整。
消解改革“中梗阻”现象的主要举措
无论是搞选择性落实、形式主义象征性执行，还是消极抵制不执行，这些“中梗阻”之所以长期存在，就足以说明侵犯制度和政策的成本之低以及监督的缺位现象的存在。这一问题既反映了改革的攻坚期特征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必要性，也反映了党的纯洁性正在经受考验，我国全面从严治党不能放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全面从严治党和全面深化改革在实践中是内在统一的关系。
首先，消解改革“中梗阻”，需要从思想观念层面进一步解决“改革为了谁”的问题。改革是一场包含价值取向的实践。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做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这就需要在制定改革方针时，尊重基层群众实践，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务必使改革的思路、决策、措施都能更好满足群众诉求，做到改革为了群众、改革依靠群众、改革让群众受益。这也同时决定了，改革的顶层设计必须“脚步向下”，重视调查研究，了解基层群众所思、所想、所盼，从实际出发，使改革更“接地气”，做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改革才能真正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也才能真正进行到底。
其次，需要从改革的制度体制机制层面进一步解决“改革依靠谁”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出一批能叫得响、立得住、群众认可的硬招实招……防止不作为，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这就要求，一方面需要进一步规范和完善落实改革举措的制度体制机制，并加大惩处的力度，最大程度抑制执行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另一方面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种制度不可能完全控制其制度实践，因此，制度实践可能偏离、背叛而败坏制度”。制度至上论者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事实是，即使每个细节都堪称完美的制度设计也不是坚不可摧的，难以杜绝一切谋私的机会。这就需要强化监督和问责，而且要把党内监督和外部监督更好地结合起来，让广大群众成为清除改革“中梗阻”的核心力量。
最后，需要改进激励手段和工作方法，进一步落实“改革谁受益”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而让这个评价标准真正落地，在相关设计和实践上有一个突出问题需要真正解决，即如何实现改革的评价标准和政绩的评价标准相一致的问题。如果不基于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讨论改革的评价问题，无论是改革的评价标准还是政绩的评价标准都会走向片面。长期以来，“GDP主义”之所以长盛不衰，“做蛋糕”和“分蛋糕”之所以不相协调，除了发展观的问题外，政绩观问题一直得不到切实解决是一个重要原因。只有在考察党政干部政绩时彻底戒除“不问苍生问数字”的做法，才能推动改革方案的实施和改革进程的加速。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赵汀阳：《箕子的忠告》，《哲學研究》，2017年第6期。
责编/谷漩 美编/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