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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在生活中，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会把领导和地位、做人成功联系在一起。生活中也会经常出现各种关于对领导的评论，其中也会有这样的现象：有人对你说“他做领导只是为了做事，千万别信他。”对此，我们究竟该如何认识?我从来没有见过爬上高位，不去享受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带来的好处的人，这里有人无法抗拒的本性的东西，而且实事求是来说，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也没有什么不妥当。当然，在这里面有层次之分，有人喜欢享受地位带来的物欲，比如更好的车子、房子，更多的票子等等；有些人则会享受权利带来的影响、崇拜，或是左右天下、改变世界的满足。
那么领导的本质是不是就是人们追求自我欲望满足的冲动呢?显然不是，因为这种冲动尽管是基础性的，任何人都有，但是不是人人都能成为我们议论意义上的领导的，而且人类行为都受内心欲望的驱动，成为领导只能是方向之一。欲望会带来动力，但是不能获得拥戴。这种说法说出了某些基础性的东西，但肯定不能说是领导的本质。
领导学的浩瀚的著作里面，对所谓领导本质的分析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特质、职能和情景。特质说是说领导人的产生、行为是因为他们具有某些别人不具有的特质。比如：热情、诚实、亲切、勇敢、判断力、强硬但公正等等。这似乎不够，我的质疑依旧是：拥有这些特质的人很多，为什么不能都成为领导呢?我们身边就有许多所谓怀才不遇、郁郁寡欢的年轻人，也有一些因为某些原因走错了一小步，而丧失一生机会的中老年人。他们具有任何概念上的领导能力和意愿，但是大多无闻终老，所以我以为个人的特质只是告诉我们领导者是一种什么样的人，而这只能是领导力的必要条件。
国人会立即反应说是因为情商太差，关系不好，所以没有得到提拔，或更加直截了当说是礼没送足，自然朝中无人。实话说我真的不太信这句话，因为利益而走到联盟确实是可能的，但是只有利益的联盟如何能见阳光?见不了光又哪来真正意义上的领导?把话说得再清楚一些，我们能只以关系和物资利益获得一个关键的职位吗?对，还需要相当的个人能力和个人德行。如果上来后什么事情都不会作，位子是座不住的。但是有能力、确关系就行了吗?
中国企业里曾经有过许多的“空降兵”，这些人从其他公司的高层直接移到另一个公司的高层，其个人能力、德行应该是没有疑问的。能够被接受，关系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好结果的不多，像惠普的李汉生到方正，IBM的吴士宏到TCL，大多铩羽而归。那么他们的问题又在哪里呢?这是一种必然吗?为什么在美国有那么多成功的例子呢?问题可以提很多，我以为还自两个方面是他们所缺乏的，一是为该企业、该机构作过什么事情，另一个是环境是不是需要这样的一个领导人。前者是领导学中的职能说，后者是情景说。
职能说是仔细研究领导该干些什么事的学说。比如一个领导应该做好计划、发起、控制、支持、提供信息、评估、激励等等工作，领导者应该把机构的利益放在所有利益之上等等。简而言之，就是要为所领导的机构立好些功劳，这一点对于“空降兵”来说是十分紧迫而又十分困难的事情。通用电器被称为高级管理人员的培训中心，涌现出无数的巨人般的CEO们，他们自己的CEO一定是从自己的体系里产生的。过去的成就不但是经历考验的证据，也是铁得尊敬、认同共同价值观的证明。
情景说是指领导人的行为应该和下属、环境相一致，不存在僵硬、一致不变的领导风格和行为。指挥战争的将军必须敢于决断，即便是在信息不完整的前提下也要敢于亮剑，这个时候我们不可能看见一位温和民主的领导人赢得一项战争。民族性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俄国据说有长期崇拜英雄的传统，他们会需要一位硬朗、共至有些独裁倾向的国家领导人，比如普京。如果不是中国革命战争，我们许多得共和国将军或许会老死江湖，不为人知。我们常说的时势造英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把这个理论推而广之，就是说领导人的产生是由于环境决定的。“空降兵”式的领导人替换能够在美国这样的环境下成功，企业的开放和透明环境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领导情景说告诉我们的是：领导应该顺从环境，应该敏感地感知周围的变化，灵活地采取相应的措施。
说到这里似乎问题得到了比较完整的回答，要理解领导的实质，我们需要把三者结合。领导力来源的核心是领导人个人的特质与他的行为，加上合适的环境。但是我依然觉得这三者的结合不能称之为领导力的核心，看上去倒像是一堆领导技术的堆积。三者结合必须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领导人的主张、目标或是远景。只有有了这个根本核心，所有的领导技术和手段才成为有本之源，才获得了存在的意义，才有了自己的生命力。
毛泽东有句名言：“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从另外一个角度领会这句至理名言，我们可以完全理解路线较之于任何其它是更加根本的因素。中国革命胜利的最根本原因是毛泽东及共产党人的主张的胜利，这个主张对于人民的吸引力远远大于某个领导人的某些特质或某些行为。主张也远远不是顺从环境，他引领了时代。WALMAT的成功是因为他把握了电脑化物流管理这个潮流，这使得他获得了别人不能拥有的巨大而又精细的管理能力，这种力量是保证他获得长期竞争优势的核心。我们可以从众多的企业和政治领导人的成功中看到这种引领潮流带来的辉煌。MS-INTEL之于电脑，曾经的MOTOROLA之于移动通讯，招商银行马蔚华之于银行自动化等等，都是有了一个主张或是远景，社会资源才会流向他们，领导的技术才会发挥最好的作用，组织才会有了结构的理由，人们的行为有了独立且唯一的评价标准。思想统一后，成功一个接一个，他们也就自然不仅仅是某个企业或机构的领导人，而成为某个方向、某个行业的领导者。
相反我们也能看到由于路线与方针失误而造成巨大失败的事例，比如世纪初年的王莽。王莽出生外戚，但是实际家里很贫寒，但他从小就谦逊有礼，勤奋好学，且引经据典，能言善辩，一向有孝悌之名。到为官期间，他更是敬重贤德，谦逊自重，秉公无私，能力超群而又朴实无华，朝野上下都把王莽当成千年一遇的圣人来敬仰、来歌颂。平民大臣们上书要求王莽即皇帝位，倒确实不是慑于王莽的权威，而是希望他能出来经纬天下，造福于民，甚至刘氏后宫和汉朝小皇帝也都赞成。
据史书记载王莽不受加九锡和新野封田的消息传出时，大汉朝廷收到487572人上书，恳请王莽受封。自人统计，当时全国人口5000万左右，以明朝识字率不超过5％计算，汉朝当时识字者最多200万左右。长安及周边地区能上书的知识分子也就是48万多人，这意味着几乎所有能上书的人都参与了这个运动，而且目标高度致。王公列侯及卿大夫902人，几乎也占百分之百也都支持王莽的实际统治。假想 当时进行民意调查的话，王莽的支持率当在99％左右。人心所向，可见一斑。
可惜的足这位大爷读圣贤书读坏了脑子，或是生来就迂阔，王莽先生引经据典，立志要恢复周礼。他立井田制度，以平均地权；禁止蓄奴，以保障人权；把盐、铁、酒、山林川泽收归国有，利用政府控制市场。同时强制推行周朝礼制，人民生养嫁娶，官制礼仪、赏罚律条、车服宅第等皆依周礼。一系列热闹的改革，充满理想理想主义色彩。
可惜时代不同了，故纸堆里的理想国无法在世俗世界里立足，虚头巴脑的礼制无法解决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尽管变革所指向的问题是正确的，但是要实现的目标与采取的手段确实是要了老命般的低劣。
食古不化的王莽首先开罪了平民。为适应周礼，他老先生胡乱更改货币，一会儿是刀币，一会儿是五铢钱，甚至把乌龟壳、贝壳和布也都变成了货币，加上国家强制介入借贷，使得金融混乱至极。老百姓必须按照王莽命令一次又一次兑换新钱，使用旧钱的被强制或治罪。结果导致“农商失业，贸易俱废”，物流堵塞，怨声载道。
土地变成“王田”、主要贸易国有、不许蓄奴这些措施又直接影响了大地主，官僚及商人的利益，加上篡夺刘姓天下有失道义，又有刘氏及正统人士的不满和抵制。天下已经是大乱的边缘了，没事找事的王莽又看不起边疆属国，认为他们是蛮夷之邦，依周礼该削王为侯，这又致使边疆生乱，久久不得平息。
这个时候就只差一根点火的火柴了。天凤四年(公元十七年)，全国发生蝗、旱灾，饥荒四起，王莽老先生又想起了周礼，不给粮食只给精神，叫百姓煮草根为食以代粮。于是成就了赤眉、绿林军的伟业，他们成为割掉王莽舌头，推翻新朝的主力军。
白居易有诗曰：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史上人大多认为王莽是惯于耍弄阴谋的野心家，改制是倒行逆施，我不觉得这是客观的态度。王莽夺权的手段和目的与历史上诸多只想当皇帝的人是不一样的。他有远大政治抱负，并有相当的行政能力，他获取权力更多是为了天下的苍生，是为了实践儒家学说，缔造一个理想国度。他是当真的!也有许多的历史大家不从俗论，吕思勉论说：“平心论之，正觉其精神之诚挚尔。”胡适则撰文称王莽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应替他伸冤。柏杨也说王莽提前搞了社会主义。他说：“王莽的失败，使人惋惜，如果他能成功，将使人类文化史重新写过。”史学家邓广铭说，王莽是顺应历史要求，掌握政权并制定改革方案的变革家。
我说王莽所处的时代由于众多的宫廷黑幕，外戚小皇帝，搞得政治黑暗，天下颓废。大地主占有数量巨大的土地，煮海为盐、自铸铜钱，实际控制着这个国家的经济。这个时候急需一位有远见、有能力、能服众的领导人来改变世界，所以王莽应运而生。毫无疑义他符合我们领导学上的特质、职能和情景三个方面的要求，也符合我前面所说的领导的核心要求一主张。
恢复周礼这个主张在没有实际施行的时候，很是得天下的读书人的喜爱，也把他推上了高位。可惜实际实施的时候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是在旧书中寻找今日问题的答案，还是实事求是来解决问题，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或手段的问题，而是向前看还是向后看的关键性主张。要实现的目标是在前面，还是在后面，难道不是一个决定命运的拐点吗?一个看上去不错的主张可以保证一时；一个经得起事实与时间考验的主张，才能保他一世。成也主张，败也主张。这也反过来证明领导人的主张是毫无疑问的领导力的核心和主干，其他只能是枝叶。
那么领导的本质是不是就是人们追求自我欲望满足的冲动呢?显然不是，因为这种冲动尽管是基础性的，任何人都有，但是不是人人都能成为我们议论意义上的领导的，而且人类行为都受内心欲望的驱动，成为领导只能是方向之一。欲望会带来动力，但是不能获得拥戴。这种说法说出了某些基础性的东西，但肯定不能说是领导的本质。
领导学的浩瀚的著作里面，对所谓领导本质的分析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特质、职能和情景。特质说是说领导人的产生、行为是因为他们具有某些别人不具有的特质。比如：热情、诚实、亲切、勇敢、判断力、强硬但公正等等。这似乎不够，我的质疑依旧是：拥有这些特质的人很多，为什么不能都成为领导呢?我们身边就有许多所谓怀才不遇、郁郁寡欢的年轻人，也有一些因为某些原因走错了一小步，而丧失一生机会的中老年人。他们具有任何概念上的领导能力和意愿，但是大多无闻终老，所以我以为个人的特质只是告诉我们领导者是一种什么样的人，而这只能是领导力的必要条件。
国人会立即反应说是因为情商太差，关系不好，所以没有得到提拔，或更加直截了当说是礼没送足，自然朝中无人。实话说我真的不太信这句话，因为利益而走到联盟确实是可能的，但是只有利益的联盟如何能见阳光?见不了光又哪来真正意义上的领导?把话说得再清楚一些，我们能只以关系和物资利益获得一个关键的职位吗?对，还需要相当的个人能力和个人德行。如果上来后什么事情都不会作，位子是座不住的。但是有能力、确关系就行了吗?
中国企业里曾经有过许多的“空降兵”，这些人从其他公司的高层直接移到另一个公司的高层，其个人能力、德行应该是没有疑问的。能够被接受，关系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好结果的不多，像惠普的李汉生到方正，IBM的吴士宏到TCL，大多铩羽而归。那么他们的问题又在哪里呢?这是一种必然吗?为什么在美国有那么多成功的例子呢?问题可以提很多，我以为还自两个方面是他们所缺乏的，一是为该企业、该机构作过什么事情，另一个是环境是不是需要这样的一个领导人。前者是领导学中的职能说，后者是情景说。
职能说是仔细研究领导该干些什么事的学说。比如一个领导应该做好计划、发起、控制、支持、提供信息、评估、激励等等工作，领导者应该把机构的利益放在所有利益之上等等。简而言之，就是要为所领导的机构立好些功劳，这一点对于“空降兵”来说是十分紧迫而又十分困难的事情。通用电器被称为高级管理人员的培训中心，涌现出无数的巨人般的CEO们，他们自己的CEO一定是从自己的体系里产生的。过去的成就不但是经历考验的证据，也是铁得尊敬、认同共同价值观的证明。
情景说是指领导人的行为应该和下属、环境相一致，不存在僵硬、一致不变的领导风格和行为。指挥战争的将军必须敢于决断，即便是在信息不完整的前提下也要敢于亮剑，这个时候我们不可能看见一位温和民主的领导人赢得一项战争。民族性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俄国据说有长期崇拜英雄的传统，他们会需要一位硬朗、共至有些独裁倾向的国家领导人，比如普京。如果不是中国革命战争，我们许多得共和国将军或许会老死江湖，不为人知。我们常说的时势造英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把这个理论推而广之，就是说领导人的产生是由于环境决定的。“空降兵”式的领导人替换能够在美国这样的环境下成功，企业的开放和透明环境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领导情景说告诉我们的是：领导应该顺从环境，应该敏感地感知周围的变化，灵活地采取相应的措施。
说到这里似乎问题得到了比较完整的回答，要理解领导的实质，我们需要把三者结合。领导力来源的核心是领导人个人的特质与他的行为，加上合适的环境。但是我依然觉得这三者的结合不能称之为领导力的核心，看上去倒像是一堆领导技术的堆积。三者结合必须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领导人的主张、目标或是远景。只有有了这个根本核心，所有的领导技术和手段才成为有本之源，才获得了存在的意义，才有了自己的生命力。
毛泽东有句名言：“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从另外一个角度领会这句至理名言，我们可以完全理解路线较之于任何其它是更加根本的因素。中国革命胜利的最根本原因是毛泽东及共产党人的主张的胜利，这个主张对于人民的吸引力远远大于某个领导人的某些特质或某些行为。主张也远远不是顺从环境，他引领了时代。WALMAT的成功是因为他把握了电脑化物流管理这个潮流，这使得他获得了别人不能拥有的巨大而又精细的管理能力，这种力量是保证他获得长期竞争优势的核心。我们可以从众多的企业和政治领导人的成功中看到这种引领潮流带来的辉煌。MS-INTEL之于电脑，曾经的MOTOROLA之于移动通讯，招商银行马蔚华之于银行自动化等等，都是有了一个主张或是远景，社会资源才会流向他们，领导的技术才会发挥最好的作用，组织才会有了结构的理由，人们的行为有了独立且唯一的评价标准。思想统一后，成功一个接一个，他们也就自然不仅仅是某个企业或机构的领导人，而成为某个方向、某个行业的领导者。
相反我们也能看到由于路线与方针失误而造成巨大失败的事例，比如世纪初年的王莽。王莽出生外戚，但是实际家里很贫寒，但他从小就谦逊有礼，勤奋好学，且引经据典，能言善辩，一向有孝悌之名。到为官期间，他更是敬重贤德，谦逊自重，秉公无私，能力超群而又朴实无华，朝野上下都把王莽当成千年一遇的圣人来敬仰、来歌颂。平民大臣们上书要求王莽即皇帝位，倒确实不是慑于王莽的权威，而是希望他能出来经纬天下，造福于民，甚至刘氏后宫和汉朝小皇帝也都赞成。
据史书记载王莽不受加九锡和新野封田的消息传出时，大汉朝廷收到487572人上书，恳请王莽受封。自人统计，当时全国人口5000万左右，以明朝识字率不超过5％计算，汉朝当时识字者最多200万左右。长安及周边地区能上书的知识分子也就是48万多人，这意味着几乎所有能上书的人都参与了这个运动，而且目标高度致。王公列侯及卿大夫902人，几乎也占百分之百也都支持王莽的实际统治。假想 当时进行民意调查的话，王莽的支持率当在99％左右。人心所向，可见一斑。
可惜的足这位大爷读圣贤书读坏了脑子，或是生来就迂阔，王莽先生引经据典，立志要恢复周礼。他立井田制度，以平均地权；禁止蓄奴，以保障人权；把盐、铁、酒、山林川泽收归国有，利用政府控制市场。同时强制推行周朝礼制，人民生养嫁娶，官制礼仪、赏罚律条、车服宅第等皆依周礼。一系列热闹的改革，充满理想理想主义色彩。
可惜时代不同了，故纸堆里的理想国无法在世俗世界里立足，虚头巴脑的礼制无法解决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尽管变革所指向的问题是正确的，但是要实现的目标与采取的手段确实是要了老命般的低劣。
食古不化的王莽首先开罪了平民。为适应周礼，他老先生胡乱更改货币，一会儿是刀币，一会儿是五铢钱，甚至把乌龟壳、贝壳和布也都变成了货币，加上国家强制介入借贷，使得金融混乱至极。老百姓必须按照王莽命令一次又一次兑换新钱，使用旧钱的被强制或治罪。结果导致“农商失业，贸易俱废”，物流堵塞，怨声载道。
土地变成“王田”、主要贸易国有、不许蓄奴这些措施又直接影响了大地主，官僚及商人的利益，加上篡夺刘姓天下有失道义，又有刘氏及正统人士的不满和抵制。天下已经是大乱的边缘了，没事找事的王莽又看不起边疆属国，认为他们是蛮夷之邦，依周礼该削王为侯，这又致使边疆生乱，久久不得平息。
这个时候就只差一根点火的火柴了。天凤四年(公元十七年)，全国发生蝗、旱灾，饥荒四起，王莽老先生又想起了周礼，不给粮食只给精神，叫百姓煮草根为食以代粮。于是成就了赤眉、绿林军的伟业，他们成为割掉王莽舌头，推翻新朝的主力军。
白居易有诗曰：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史上人大多认为王莽是惯于耍弄阴谋的野心家，改制是倒行逆施，我不觉得这是客观的态度。王莽夺权的手段和目的与历史上诸多只想当皇帝的人是不一样的。他有远大政治抱负，并有相当的行政能力，他获取权力更多是为了天下的苍生，是为了实践儒家学说，缔造一个理想国度。他是当真的!也有许多的历史大家不从俗论，吕思勉论说：“平心论之，正觉其精神之诚挚尔。”胡适则撰文称王莽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应替他伸冤。柏杨也说王莽提前搞了社会主义。他说：“王莽的失败，使人惋惜，如果他能成功，将使人类文化史重新写过。”史学家邓广铭说，王莽是顺应历史要求，掌握政权并制定改革方案的变革家。
我说王莽所处的时代由于众多的宫廷黑幕，外戚小皇帝，搞得政治黑暗，天下颓废。大地主占有数量巨大的土地，煮海为盐、自铸铜钱，实际控制着这个国家的经济。这个时候急需一位有远见、有能力、能服众的领导人来改变世界，所以王莽应运而生。毫无疑义他符合我们领导学上的特质、职能和情景三个方面的要求，也符合我前面所说的领导的核心要求一主张。
恢复周礼这个主张在没有实际施行的时候，很是得天下的读书人的喜爱，也把他推上了高位。可惜实际实施的时候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是在旧书中寻找今日问题的答案，还是实事求是来解决问题，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或手段的问题，而是向前看还是向后看的关键性主张。要实现的目标是在前面，还是在后面，难道不是一个决定命运的拐点吗?一个看上去不错的主张可以保证一时；一个经得起事实与时间考验的主张，才能保他一世。成也主张，败也主张。这也反过来证明领导人的主张是毫无疑问的领导力的核心和主干，其他只能是枝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