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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迄今不过70年。70年的历史生命，放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仅仅是潮涌潮歇的一个瞬间;但就它的历史复杂性而言，这一个70年，却不亚于历史上任何一个70年，世代的更迭、文学与时势的关系、文学与市场的关系、变动不居的古今中西文学关系、文学观念的易变、网络科技主导的文学变局等，都在不断制造出新的叠加的文学层累。
在这些文学层累中，“九十年代文学”似乎是最尴尬的。与“十七年”“八十年代”“新世纪”这些年代学相比，九十年代文学好像是一个盲区，没人注意到它的存在。人们热衷讨论的是“十七年”“八十年代”“新世纪”等那些带有特殊意涵的时段的文学。特别是八十年代文学，因为它的启蒙、理性、人道主义，它的变革、开放与包容，浪漫、激情与诗意等，与知识分子的情投意合，更成为许多人不可磨灭的记忆，持续在人们的思想、情感、意识领域发酵，散发出它的迷人的魅力。相反，九十年代文学作为八十年代的承接者，则几乎无人问津，无论是一般的学术研究还是文学史研究，人们都不大喜欢谈论九十年代文学。
那么，九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文学，何以成为人们情感记忆中的失踪者？我想，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八十年代的时代语言是知识分子的语言，且八十年代的时代命题，非常适合作为天下士的知识分子的情怀和价值;但反过来看九十年代，显然人们很难像八十年代那样，在九十年代的文学生活当中，找到和现在相感通的东西。另外一方面，就是九十年代整体上的碎片化、多元化、祛魅和非精神化，使得人们很难以一个清晰的概念去对它加以总体性的命名。用陈思和的术语来概括，就是九十年代是一个“无名”的时代，而不是“共名”的时代。
虽则九十年代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不受待见，但从文学史的层面看，它无疑是极为重要的。这个重要性，我们不妨从两方面看：一者，九十年代，是长篇小说起飞的年代。无论中国还是欧美诸国，近代以来，长篇小说都是文学最璀璨的华章。中国在明清之际迎来长篇小说的繁荣，而欧美诸国，则是在十八世纪迎来长篇小说的高峰。中西长篇小说的崛起，原因或许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代以来，如果一个时代没有长篇小说的鼎盛，就自然算不得是文学的繁荣之世。而反观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长篇小说的两个高峰，就是三四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虽然说八十年代小说和诗歌一样，因为承担着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的急先锋使命，有着很大的影响，但其实八十年代的长篇小说并没有几部。有学者统计，整个八十年代，中国的长篇小说总共不过在800—1000部，而九十年代，长篇小说的数量则呈几何级的增长，从初期的年均几百部，到九十年代末期，达到年产量1000部。由此可见，九十年代是长篇小说真正繁荣的时代。二者，至少从新中国建立到九十年代，中国当代最好的小说和当代作家最好的小说，基本上都产生在九十年代。迄今为止的当代文学史，九十年代的长篇小说，依然是最华彩的乐章。像“归来一代”的王蒙、张贤亮、从维熙、邓友梅，他们的《季节系列》《菩提树》《青春期》《裸雪》《凉山月》等，都是当时有重要影响的作品。而“知青一代”，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高老庄》《怀念狼》，莫言的《酒国》《丰乳肥臀》，王安忆的《长恨歌》《纪实与虚构》，张承志的《心灵史》，张炜的《九月寓言》《柏慧》《家族》，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史铁生的《务虚笔記》，阿来的《尘埃落定》，李锐的《旧址》，铁凝的《大浴女》，李佩甫的《羊的门》，阎连科的《日光流年》，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方方的《乌泥湖年谱》，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等，都是当代第一等的好小说。再则，如“先锋一代”作家，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活着》，苏童的《米》，叶兆言的《走进夜晚》《花影》，格非的《欲望的旗帜》，洪峰的《东八时区》《和平时代》，孙甘露的《呼吸》，北村的《施礼的河》和潘军的《风》等，也都达到了他们创作的相对高度。此外，像九十年代的历史小说，则有唐浩明的《曾国藩》，二月河的《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刘斯奋的《白门柳》，凌力的《暮鼓晨钟》《倾城倾国》等。官场小说方面，则有《抉择》《天网》《人间正道》《中国制造》《大雪无痕》《国画》《欲望之路》等一大批富有影响力的作品。而就短篇小说来说，许春樵的《找人》，关仁山的《大雪无乡》，季宇的《县长朱四和高田事件》等也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此外，九十年代还有一大批冠以“女性文学”“都市文学”“生态文学”“文化关怀小说”等的长篇小说;还有冠以各种“新”的口号的长篇小说，比如说“新状态”“新体验”“新都市”“新乡土”“新移民”“新宗教”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以上的简单罗列不难看出，九十年代确是一个富有创造性、饱含文学生命力的年代。九十年代何以会成为长篇小说的“福地”？当代中国的长篇小说，何以会在九十年代有巨大的飞跃？这里面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经历过八十年代的一系列思想解放运动，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文学的思想、情感、价值空间的幅度拓宽了许多。相比八十年代的局促，九十年代的作家，显然拥有更开阔的思想、言论、审美的空间，这种自由的空间，给文学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社会文化基础。另一方面，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的诸多新探索，给九十年代留下丰厚的遗产。特别是经历先锋文学的洗礼，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中国作家在小说艺术层面，比八十年代更丰富、更成熟。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等，经历与中国本土的艺术经验融通后，中国的作家们在小说观念、文体认知、叙事技巧、修辞技巧、结构艺术、语言运用、时间空间处理等方面，显得更为合理。
但更主要的，我以为则是九十年代的世俗化对长篇小说的影响。所谓“世俗化”，西方社会的原始语境当中，是与宗教的削弱相关联的一个论断，主要是用来描述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宗教逐渐由现实生活的主导地位，退缩到一个相对独立的宗教领域里，人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等领域逐渐去除宗教色彩的一场运动。但很显然，我们这里所讲的九十年代的世俗化，与宗教并无关系。它有两个相对的参照系，一个是五四启蒙运动形构出的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另一个是革命所塑造的超越性价值与意识形态想象空间。世俗化，就是指人们从这两个系统中抽身出来，返回到日常生活、生命基本经验的一个过程和历史阶段。现在回过头去看，九十年代之初，世俗化社会刚刚来临的时候，中国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其实是把世俗化视作精神生活的消解剂，甚至是洪水猛兽来看的。世俗化，普遍被人们视作是深刻的精神危机的表征。世俗化社会，人们如何获得生命的意义？如何在世俗化社会表达或者说是重建我们的人文关怀？这是九十年代初期中国知识界普遍的焦虑。像“二王”（王蒙、王朔）“二张”（张承志、张炜）之争，“人文精神大讨论”等，都是当时知识界精神焦虑与痛苦的最集中的表达。王蒙的“躲避崇高”，王朔所谓“痞子式”写作，与张承志、张炜、史铁生等的理想主义、人文精神、精神家园，构成彼时最具时代张力的思想与美学裂差。可以说，九十年代之初，王蒙和王朔是孤独的，在一个习惯于以礼乐文化、伦理道德压迫人的日常生活，以心学和理学思考侵削人的身体自由的巨大传统中，理想、精神、价值等，显然比人的七情六欲、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占据着更高的道德制高点。 然而时过境迁，现在再回过头去看九十年代的文学，应该可以得出结论：世俗化，恰恰是世俗化，才是中国文学的大解放！大自由！八十年代的文学，是精神的、观念的。几乎每个作家的每一部作品，背后都站着一个观念形态的东西，从“伤痕”到“反思”，从“朦胧诗”到“寻根”，哪个作家哪个作品，我们不可以从观念的或精神世界里面找到一个词语来解释呢？这种发乎观念与精神世界的文学，它可能会产生出很有影响、很轰动的作品，但很难产生出伟大的作品，因为，观念和精神世界的说辞，毕竟是人们已然认知的“有”，而博大、深邃、开阔的文学，必须要抵达人类生命和文明世界中的那个“无”。只有“有”而没有“无”，没有“无”的世界的空蒙、混沌、大荒，没有“无”的世界的不确定性，是很难产生浩大壮阔的文学的。正是如此，像卢新华的《伤痕》，刘心武的《班主任》等，它们可以作为“著名的”作品存活于文学史中，却不可能作为“伟大的”作品，进入我们的阅读记忆。而与此相反，九十年代的世俗化，却是文学向人的生命活动、日常生活经验、身体感性经验的一次返回。作家们普遍从观念世界和精神世界中自我解放出来，开始以日常生活的眼光和生命的眼光，以人性的证词和身体的感性经验逻辑，去确证生活、身体、生命的审美意义。这种生活化、生命化，转换为对历史和历史过程中人的政治、文化与道德选择的审美诠释，就是《白鹿原》，就是《故乡面和花朵》，它们与启蒙和革命讲述的历史决然不同。转化为个人在大时代当中的生活史、生命史和情志史，就是《丰乳肥臀》，就是《长恨歌》，就是《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这些作品，与戴厚英的《人啊，人！》，古华的《芙蓉镇》，王蒙的《活动变人形》等作品中，将抽象的“人”，放在大历史中的拷问式叙写是不一样的。《丰乳肥臀》《长恨歌》《许三观卖血记》《活着》等，是在生命的而不是观念的、世俗的而不是精神的、具象的而非抽象的层次，写出生命、生活本原层次的人的含混和驳杂。我们常常说，文学不是哲学，作家绝不可以哲学来指导自己的写作，但好的文学，写出来，写到最后就是好的哲学，无论是写历史写社会，还是写个人写生活，因为，文学就是将人的生命、生活中最复杂、最深沉、最难解的东西呈现出来。余华的《活着》不是哲学，但是，还有哪一种哲学，比“活着”更朴素、更坚硬、更博大呢？
某种程度上来说，世俗化是文学的一次祛蔽，是一次“人”的伟大的自我发现。我们祛除了覆盖在人身上的诸般观念，把人从符号的缠绕中剥离出来，进而突入到人的基本存在事实之中，去发现人的基于生活、活着的情感和欲望。当我们把实在的人的情感和欲望投射到人身上，投射到人的自然生活、社会生活乃至是政治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无疑会发现诸多观念主导的文学发现不了的东西。这种发现，不止于像《丰乳肥臀》《长恨歌》《活着》这样一些虚构性的小说，它同样呈现在那些仿写革命历史、叙说革命传奇的作品之中，像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张炜的《家族》，李锐的《旧址》，陈忠实的《白鹿原》等长篇著作，以及尤凤伟的《生命通道》，乔良的《灵旗》，叶兆言的《追月楼》，池莉的《预谋杀人》等中篇小说中，作家們普遍为现代中国的革命、革命史、战争史建立了一个新的美学阐释系统，就是基于“性”（天命之谓性）的而非“理”的生命和人性解释学。小说中的革命和战争，不再是过往理论所提供的清晰的叙事学扩展，而是暗昧的、潜隐的、混沌的生命旷野中的冲突与不安，所创造出的莽莽苍苍的文学世界。按照牟宗三的说法，“个人的尽性和民族的尽性，都是‘生命’上的事。如果‘生命’糊涂了，‘生命’的途径消失了，则未有不陷于颠倒错乱者”。世俗化时代的长篇小说，其至要，就是尽性，就是尽生命上的事。
返归到小说史的历史构造来看，九十年代中国长篇小说的繁荣，最应该感谢的，其实就是社会的世俗化。因为，所谓小说，就应该写人们、思考人们“活”出来的真问题，必须对人们的真实生活负责。小说唯有潜入人的事实生活中，方有源源不断的审美的活力，有生生不息的生命的气象。就小说史的普遍性看，虽然说小说的起源不好确定，但是中国和欧美世界的长篇小说，却无一例外都是世俗化社会的产物。中国的长篇小说，起步于明清之际，《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虽不是写人的世俗生活，而是以历史和神话为材料，但是它们之所以成为“小说”呈现于文学史中，正是明清之际资本主义萌芽、城市化发展、市民社会渐趋成熟的结果。至于《金瓶梅》《红楼梦》这类的虚构小说，则完全是世俗人情高度发达的产物。一个时代，世俗化程度越高，就越容易出长篇小说，就像晚清民初之际的上海一样，发达的市民社会，成熟的世俗生活，催生出社会、侦探、武侠、爱国、滑稽、家庭、警世、言情、科学、伦理等晚清民初的各类型小说。西方的长篇小说，起步于文艺复兴时期，而它的大发展，则几乎与《金瓶梅》《红楼梦》同步，就是十八世纪，直到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达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欧洲小说的繁荣，同样是得益于它的启蒙运动，得益于启蒙运动对人的世俗生活的肯定，得益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大发展。
当然，九十年代的世俗化，的确给文学带来不少问题，如有的小说家以写人性之名，大写特写人性的恶、写人的欲望和暴力;有的作家为了满足读者和市场的需要，写出屡为批评家们所诟病的其他粗鄙媚俗之作，这些都是文学世俗化的副产品。但不管怎么说，世俗化是文学最温润的土壤，“九十年代文学”是当代中国最具蕴藉的一个文学时代，这恐怕也是不争之事实。那么，从文学史的立场观察，如何认识“九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文学”？我以为，我们可以借助史学研究中的“历史气运”一说，对“九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文学”加以宏观的总体的把握。如前所述，一般情况下，人们更愿把“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作为相对的范畴来看，过度强调八十年代的精神性和九十年代的世俗性，然而在我看来，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却有其一脉相承之处。从历史气运上看，八十年代文学，毫无疑问，凿空的是文学史上的“革命文学”的阶段，接通的是五四新文学的启蒙主义传统;而九十年代，其历史气运则同样来自五四。区别在于：八十年代，接通的是五四启蒙文学“人道主义”“人的文学”的精神性、观念性的一面，是五四启蒙文学的“上半身”;而九十年代，接通的则是五四启蒙文学“人道主义”和“人的文学”的世俗性的一面，突出的是人的世俗感受与世俗幸福，是五四启蒙文学的“下半身”。只有“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五四新文学传统，才是现代，才是现代文学。——正是如此，九十年代文学应该得到我们的尊重，我们在“重返八十年代”的时候，切不可忘却，一个更应该重返的九十年代。
责任编辑 夏 群
在这些文学层累中，“九十年代文学”似乎是最尴尬的。与“十七年”“八十年代”“新世纪”这些年代学相比，九十年代文学好像是一个盲区，没人注意到它的存在。人们热衷讨论的是“十七年”“八十年代”“新世纪”等那些带有特殊意涵的时段的文学。特别是八十年代文学，因为它的启蒙、理性、人道主义，它的变革、开放与包容，浪漫、激情与诗意等，与知识分子的情投意合，更成为许多人不可磨灭的记忆，持续在人们的思想、情感、意识领域发酵，散发出它的迷人的魅力。相反，九十年代文学作为八十年代的承接者，则几乎无人问津，无论是一般的学术研究还是文学史研究，人们都不大喜欢谈论九十年代文学。
那么，九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文学，何以成为人们情感记忆中的失踪者？我想，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八十年代的时代语言是知识分子的语言，且八十年代的时代命题，非常适合作为天下士的知识分子的情怀和价值;但反过来看九十年代，显然人们很难像八十年代那样，在九十年代的文学生活当中，找到和现在相感通的东西。另外一方面，就是九十年代整体上的碎片化、多元化、祛魅和非精神化，使得人们很难以一个清晰的概念去对它加以总体性的命名。用陈思和的术语来概括，就是九十年代是一个“无名”的时代，而不是“共名”的时代。
虽则九十年代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不受待见，但从文学史的层面看，它无疑是极为重要的。这个重要性，我们不妨从两方面看：一者，九十年代，是长篇小说起飞的年代。无论中国还是欧美诸国，近代以来，长篇小说都是文学最璀璨的华章。中国在明清之际迎来长篇小说的繁荣，而欧美诸国，则是在十八世纪迎来长篇小说的高峰。中西长篇小说的崛起，原因或许不一，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代以来，如果一个时代没有长篇小说的鼎盛，就自然算不得是文学的繁荣之世。而反观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长篇小说的两个高峰，就是三四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虽然说八十年代小说和诗歌一样，因为承担着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的急先锋使命，有着很大的影响，但其实八十年代的长篇小说并没有几部。有学者统计，整个八十年代，中国的长篇小说总共不过在800—1000部，而九十年代，长篇小说的数量则呈几何级的增长，从初期的年均几百部，到九十年代末期，达到年产量1000部。由此可见，九十年代是长篇小说真正繁荣的时代。二者，至少从新中国建立到九十年代，中国当代最好的小说和当代作家最好的小说，基本上都产生在九十年代。迄今为止的当代文学史，九十年代的长篇小说，依然是最华彩的乐章。像“归来一代”的王蒙、张贤亮、从维熙、邓友梅，他们的《季节系列》《菩提树》《青春期》《裸雪》《凉山月》等，都是当时有重要影响的作品。而“知青一代”，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高老庄》《怀念狼》，莫言的《酒国》《丰乳肥臀》，王安忆的《长恨歌》《纪实与虚构》，张承志的《心灵史》，张炜的《九月寓言》《柏慧》《家族》，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史铁生的《务虚笔記》，阿来的《尘埃落定》，李锐的《旧址》，铁凝的《大浴女》，李佩甫的《羊的门》，阎连科的《日光流年》，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方方的《乌泥湖年谱》，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等，都是当代第一等的好小说。再则，如“先锋一代”作家，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活着》，苏童的《米》，叶兆言的《走进夜晚》《花影》，格非的《欲望的旗帜》，洪峰的《东八时区》《和平时代》，孙甘露的《呼吸》，北村的《施礼的河》和潘军的《风》等，也都达到了他们创作的相对高度。此外，像九十年代的历史小说，则有唐浩明的《曾国藩》，二月河的《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刘斯奋的《白门柳》，凌力的《暮鼓晨钟》《倾城倾国》等。官场小说方面，则有《抉择》《天网》《人间正道》《中国制造》《大雪无痕》《国画》《欲望之路》等一大批富有影响力的作品。而就短篇小说来说，许春樵的《找人》，关仁山的《大雪无乡》，季宇的《县长朱四和高田事件》等也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此外，九十年代还有一大批冠以“女性文学”“都市文学”“生态文学”“文化关怀小说”等的长篇小说;还有冠以各种“新”的口号的长篇小说，比如说“新状态”“新体验”“新都市”“新乡土”“新移民”“新宗教”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以上的简单罗列不难看出，九十年代确是一个富有创造性、饱含文学生命力的年代。九十年代何以会成为长篇小说的“福地”？当代中国的长篇小说，何以会在九十年代有巨大的飞跃？这里面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经历过八十年代的一系列思想解放运动，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文学的思想、情感、价值空间的幅度拓宽了许多。相比八十年代的局促，九十年代的作家，显然拥有更开阔的思想、言论、审美的空间，这种自由的空间，给文学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社会文化基础。另一方面，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的诸多新探索，给九十年代留下丰厚的遗产。特别是经历先锋文学的洗礼，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中国作家在小说艺术层面，比八十年代更丰富、更成熟。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等，经历与中国本土的艺术经验融通后，中国的作家们在小说观念、文体认知、叙事技巧、修辞技巧、结构艺术、语言运用、时间空间处理等方面，显得更为合理。
但更主要的，我以为则是九十年代的世俗化对长篇小说的影响。所谓“世俗化”，西方社会的原始语境当中，是与宗教的削弱相关联的一个论断，主要是用来描述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宗教逐渐由现实生活的主导地位，退缩到一个相对独立的宗教领域里，人们在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等领域逐渐去除宗教色彩的一场运动。但很显然，我们这里所讲的九十年代的世俗化，与宗教并无关系。它有两个相对的参照系，一个是五四启蒙运动形构出的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另一个是革命所塑造的超越性价值与意识形态想象空间。世俗化，就是指人们从这两个系统中抽身出来，返回到日常生活、生命基本经验的一个过程和历史阶段。现在回过头去看，九十年代之初，世俗化社会刚刚来临的时候，中国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其实是把世俗化视作精神生活的消解剂，甚至是洪水猛兽来看的。世俗化，普遍被人们视作是深刻的精神危机的表征。世俗化社会，人们如何获得生命的意义？如何在世俗化社会表达或者说是重建我们的人文关怀？这是九十年代初期中国知识界普遍的焦虑。像“二王”（王蒙、王朔）“二张”（张承志、张炜）之争，“人文精神大讨论”等，都是当时知识界精神焦虑与痛苦的最集中的表达。王蒙的“躲避崇高”，王朔所谓“痞子式”写作，与张承志、张炜、史铁生等的理想主义、人文精神、精神家园，构成彼时最具时代张力的思想与美学裂差。可以说，九十年代之初，王蒙和王朔是孤独的，在一个习惯于以礼乐文化、伦理道德压迫人的日常生活，以心学和理学思考侵削人的身体自由的巨大传统中，理想、精神、价值等，显然比人的七情六欲、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占据着更高的道德制高点。 然而时过境迁，现在再回过头去看九十年代的文学，应该可以得出结论：世俗化，恰恰是世俗化，才是中国文学的大解放！大自由！八十年代的文学，是精神的、观念的。几乎每个作家的每一部作品，背后都站着一个观念形态的东西，从“伤痕”到“反思”，从“朦胧诗”到“寻根”，哪个作家哪个作品，我们不可以从观念的或精神世界里面找到一个词语来解释呢？这种发乎观念与精神世界的文学，它可能会产生出很有影响、很轰动的作品，但很难产生出伟大的作品，因为，观念和精神世界的说辞，毕竟是人们已然认知的“有”，而博大、深邃、开阔的文学，必须要抵达人类生命和文明世界中的那个“无”。只有“有”而没有“无”，没有“无”的世界的空蒙、混沌、大荒，没有“无”的世界的不确定性，是很难产生浩大壮阔的文学的。正是如此，像卢新华的《伤痕》，刘心武的《班主任》等，它们可以作为“著名的”作品存活于文学史中，却不可能作为“伟大的”作品，进入我们的阅读记忆。而与此相反，九十年代的世俗化，却是文学向人的生命活动、日常生活经验、身体感性经验的一次返回。作家们普遍从观念世界和精神世界中自我解放出来，开始以日常生活的眼光和生命的眼光，以人性的证词和身体的感性经验逻辑，去确证生活、身体、生命的审美意义。这种生活化、生命化，转换为对历史和历史过程中人的政治、文化与道德选择的审美诠释，就是《白鹿原》，就是《故乡面和花朵》，它们与启蒙和革命讲述的历史决然不同。转化为个人在大时代当中的生活史、生命史和情志史，就是《丰乳肥臀》，就是《长恨歌》，就是《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这些作品，与戴厚英的《人啊，人！》，古华的《芙蓉镇》，王蒙的《活动变人形》等作品中，将抽象的“人”，放在大历史中的拷问式叙写是不一样的。《丰乳肥臀》《长恨歌》《许三观卖血记》《活着》等，是在生命的而不是观念的、世俗的而不是精神的、具象的而非抽象的层次，写出生命、生活本原层次的人的含混和驳杂。我们常常说，文学不是哲学，作家绝不可以哲学来指导自己的写作，但好的文学，写出来，写到最后就是好的哲学，无论是写历史写社会，还是写个人写生活，因为，文学就是将人的生命、生活中最复杂、最深沉、最难解的东西呈现出来。余华的《活着》不是哲学，但是，还有哪一种哲学，比“活着”更朴素、更坚硬、更博大呢？
某种程度上来说，世俗化是文学的一次祛蔽，是一次“人”的伟大的自我发现。我们祛除了覆盖在人身上的诸般观念，把人从符号的缠绕中剥离出来，进而突入到人的基本存在事实之中，去发现人的基于生活、活着的情感和欲望。当我们把实在的人的情感和欲望投射到人身上，投射到人的自然生活、社会生活乃至是政治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无疑会发现诸多观念主导的文学发现不了的东西。这种发现，不止于像《丰乳肥臀》《长恨歌》《活着》这样一些虚构性的小说，它同样呈现在那些仿写革命历史、叙说革命传奇的作品之中，像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张炜的《家族》，李锐的《旧址》，陈忠实的《白鹿原》等长篇著作，以及尤凤伟的《生命通道》，乔良的《灵旗》，叶兆言的《追月楼》，池莉的《预谋杀人》等中篇小说中，作家們普遍为现代中国的革命、革命史、战争史建立了一个新的美学阐释系统，就是基于“性”（天命之谓性）的而非“理”的生命和人性解释学。小说中的革命和战争，不再是过往理论所提供的清晰的叙事学扩展，而是暗昧的、潜隐的、混沌的生命旷野中的冲突与不安，所创造出的莽莽苍苍的文学世界。按照牟宗三的说法，“个人的尽性和民族的尽性，都是‘生命’上的事。如果‘生命’糊涂了，‘生命’的途径消失了，则未有不陷于颠倒错乱者”。世俗化时代的长篇小说，其至要，就是尽性，就是尽生命上的事。
返归到小说史的历史构造来看，九十年代中国长篇小说的繁荣，最应该感谢的，其实就是社会的世俗化。因为，所谓小说，就应该写人们、思考人们“活”出来的真问题，必须对人们的真实生活负责。小说唯有潜入人的事实生活中，方有源源不断的审美的活力，有生生不息的生命的气象。就小说史的普遍性看，虽然说小说的起源不好确定，但是中国和欧美世界的长篇小说，却无一例外都是世俗化社会的产物。中国的长篇小说，起步于明清之际，《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虽不是写人的世俗生活，而是以历史和神话为材料，但是它们之所以成为“小说”呈现于文学史中，正是明清之际资本主义萌芽、城市化发展、市民社会渐趋成熟的结果。至于《金瓶梅》《红楼梦》这类的虚构小说，则完全是世俗人情高度发达的产物。一个时代，世俗化程度越高，就越容易出长篇小说，就像晚清民初之际的上海一样，发达的市民社会，成熟的世俗生活，催生出社会、侦探、武侠、爱国、滑稽、家庭、警世、言情、科学、伦理等晚清民初的各类型小说。西方的长篇小说，起步于文艺复兴时期，而它的大发展，则几乎与《金瓶梅》《红楼梦》同步，就是十八世纪，直到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达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欧洲小说的繁荣，同样是得益于它的启蒙运动，得益于启蒙运动对人的世俗生活的肯定，得益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大发展。
当然，九十年代的世俗化，的确给文学带来不少问题，如有的小说家以写人性之名，大写特写人性的恶、写人的欲望和暴力;有的作家为了满足读者和市场的需要，写出屡为批评家们所诟病的其他粗鄙媚俗之作，这些都是文学世俗化的副产品。但不管怎么说，世俗化是文学最温润的土壤，“九十年代文学”是当代中国最具蕴藉的一个文学时代，这恐怕也是不争之事实。那么，从文学史的立场观察，如何认识“九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文学”？我以为，我们可以借助史学研究中的“历史气运”一说，对“九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文学”加以宏观的总体的把握。如前所述，一般情况下，人们更愿把“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作为相对的范畴来看，过度强调八十年代的精神性和九十年代的世俗性，然而在我看来，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却有其一脉相承之处。从历史气运上看，八十年代文学，毫无疑问，凿空的是文学史上的“革命文学”的阶段，接通的是五四新文学的启蒙主义传统;而九十年代，其历史气运则同样来自五四。区别在于：八十年代，接通的是五四启蒙文学“人道主义”“人的文学”的精神性、观念性的一面，是五四启蒙文学的“上半身”;而九十年代，接通的则是五四启蒙文学“人道主义”和“人的文学”的世俗性的一面，突出的是人的世俗感受与世俗幸福，是五四启蒙文学的“下半身”。只有“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五四新文学传统，才是现代，才是现代文学。——正是如此，九十年代文学应该得到我们的尊重，我们在“重返八十年代”的时候，切不可忘却，一个更应该重返的九十年代。
责任编辑 夏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