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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2月9日，新华社发布消息称：应苏共中央的邀请，中共中央派遣以朱德为团长的代表团，赴苏联参加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团成员有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和刘晓等。当时，朱德因出访已在莫斯科，刘晓是驻苏大使也在莫斯科。
邓小平和谭震林、王稼祥以及随行人员于新华社发布消息的当天，离开北京赴莫斯科，并于11日抵达莫斯科。
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让邓小平愤怒
1956年2月14日，苏共二十大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中共中央代表团列席了大会。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会上作工作报告。这是一个公开报告，其中涉及三个理论性的问题：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避免新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中共将其简称为“三和路线”，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
中共中央代表团在讨论赫鲁晓夫的报告时，邓小平表情凝重，说出了他的看法：把“和平过渡”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一个战略性问题提出来，违背了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理论。其实这也是中共中央对赫鲁晓夫工作报告的意见。但为了不影响中苏两党的友好关系，中共中央发表的一篇社论对此做了保留。这个问题后来成为中苏两党争论的焦点之一。
2月24日深夜，苏共中央又秘密地召开了一次由苏共二十大全体代表参加的会议，赫鲁晓夫在事先未同各国共产党商量的情况下，作了一个反斯大林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25日，苏共二十大闭幕。
回国后，邓小平在毛泽东召集的讨论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的书记处会议上说：我们在会议期间没有听到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会议闭幕的第二天下午，苏共中央联络部派人拿着报告到中共代表团驻地，说受苏共中央的委托，有重要文件向中共代表团通报。实际上不是什么通报，而是由翻译念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我们的翻译边看边口译，念完苏方就拿走了，只念了一遍。当时感觉报告很乱，无条理，听到了一大堆关于斯大林破坏法制杀人、靠地球仪指挥战争、对战争毫无准备，等等。当时，我表示此事关系重大要报告中央，没有表态。随后，我们就根据记得的内容发电报给中央了。
不久，苏方就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记录稿复印本送交各国共产党一份，引起了社会主义阵营极大的思想混乱。邓小平气愤地说：“斯大林是国际人物，这样对待他是胡来！不能这样对待革命领袖斯大林！”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波兰找到了这个报告的翻印本并公之于世，顿时轰动了全世界。
苏共二十大期间，苏共方面对中共中央代表团的态度是冷淡的，他们没有单独会见过中共代表团。特别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这样重大的事，事前一点商量和通报都没有，这也是中苏两党关系中的第一次。由此，中苏两党的分歧初见端倪。
3月1日，邓小平率代表团部分成员乘飞机离开莫斯科先行回国，于3日下午抵京。随后，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开会。邓小平向毛泽东等人汇报了参加苏共二十大会议的情况。
赴莫斯科充当波苏调解人
1956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多事之秋。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造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混乱。6月28日，波兰波兹南发生了工人罢工、上街游行示威事件，随后波兰其他一些地方也开始发生骚乱。波兰事件发生后，引起中国共产党的极大震动。10月22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处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会议主要讨论波兰事件及由此引发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些问题。为了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团结，中共中央决定派代表团赴苏联莫斯科就波兰事件与苏共中央协调。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最后确定：刘少奇、邓小平率代表团赴莫斯科分别与波兰和苏联代表团会谈，任务是劝和；会谈要着重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时劝说波兰党顾全大局，巩固波苏友谊。
10月23日，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和胡乔木、师哲乘坐苏联派来的专机赴莫斯科。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赫鲁晓夫到中共代表团驻地与刘少奇、邓小平等就波兰问题交换意见。
邓小平在会谈中说：在斯大林后期，苏共对各国共产党有强加于人、使用压力的大国沙文主义错误，使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不正常状态，这是波兰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党与党、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要有一个原则，必须承认国与国、党与党的独立平等原则。
讨论中，中共代表团指出，使用武力干涉波兰是极其错误的。战争虽然没有真正打起来，但这也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是冒险的行动。
苏方代表说，波兰民族主义情绪、反苏情绪强烈，尤其是具有犹太血统的波兰人反苏更厉害。苏联曾经给波兰很大的援助，现在波兰不买账。
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会谈中严肃指出：苏联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帮助，是你们的义务，也是你们的功劳。你们应该胸怀宽大些，搞好与波兰的关系。
苏方代表还说，苏联在波兰驻军完全是为了保障苏联在民主德国驻军运输线的畅通，也是为了整个欧洲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和安全。但苏方同意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苏波分歧，并已下令驻波兰和民主德国的苏军部队撤回原来的驻地。
中方代表表示会尽最大的努力做好波兰同志的工作，希望苏波友谊不断得到加强。对此，苏方代表表示赞赏。
随后，中共代表团与以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兰党代表团进行了会谈。刘少奇、邓小平力劝波兰同志以大局为重，改善波苏关系，加强与苏联的合作，肚量要大一点，不要计较苏联过去对波兰的许多错误做法，要以和为贵，向前看；希望波兰与苏联搞好关系，因为波兰是东欧最大的国家，与苏联关系的好坏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关系甚大，相信波兰同志会按照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处理好波苏关系。
波方代表对中国党的支持深表感谢，同时表示要努力改善与苏联党的关系，加强波苏两党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 从10月23日起，中、苏、波三国党的代表团在莫斯科像走马灯似的轮流进行双边会谈。中共代表团完全充当了调解人的角色。29日、30日，中共代表团又和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等会谈。在29日的会谈中，中方向苏方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建议苏联对东欧国家采取一种根本的政策，即在政治和经济上放手，让他们独立自主，不加干涉，相互平等。
经过两天的会谈，最后大家一致同意两点：第一，苏波两党尽快再举行一次正式会谈，协商解决分歧并达成协议；第二，苏联单独发表一个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宣言。
这个宣言于10月30日发表，其中苏联承认过去在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方面有错误，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平等的原则，声明要改正这些错误，表示要根据互不干涉内政、相互平等的原则解决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问题。
邓小平说：对斯大林“要批判，但不能全盘否定”
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两党的分歧越来越明显。中国共产党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局出发，始终注意维护苏联的形象和声誉。
1957年11月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时，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决定亲自率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祝大典，同时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但到了1960年夏，苏共中央把中苏两党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扩大到了国家关系方面，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全部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给中苏关系带来了更严重的损害。
之后，中苏双方协商于11月在莫斯科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并征求兄弟党意见。最后同意先由26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文件起草委员会协商起草会议文件，而后召开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以邓小平为首的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26国党的文件起草委员会会议。
出发前，代表团全体成员集中在钓鱼台进行准备，邓小平指出：“这次参加26国党的文件起草委员会会议，我们要从世界大局出发，要维护国际共运的团结，要维护中苏友谊。但原则问题不能让步，一定要把主要问题上的实质分歧阐明，表明我们的观点，要反对赫鲁晓夫将苏共一家的观点强加于人的错误做法。”
9月30日，中共中央代表团分乘两架飞机离开北京，飞抵莫斯科参加26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文件起草委员会会议。苏共中央为中共代表团的到来举行了高规格的欢迎宴会，赫鲁晓夫等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都参加了。
席间，赫鲁晓夫先从阿尔巴尼亚问题入手，影射攻击中国共产党。邓小平从容而又诚恳地对赫鲁晓夫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小党，能够坚持独立自主，你应该更好地尊重人家，不应该施加压力。”
“这不仅仅是苏共和阿共之间的分歧问题。”赫鲁晓夫说，“他们拿了我们的金子和粮食，可是反过来又骂我们……”
邓小平语调平和地说：“援助是为了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而不是为了控制和干涉。你援助了人家，人家也援助了你嘛！”赫鲁晓夫一时语塞，他明白这句话的分量。于是他不再谈援助，也不再谈阿尔巴尼亚问题，索性把矛头直接对准了他正在隆重接待的客人。
“邓小平同志，你们中国在斯大林问题上态度前后不一致。”赫鲁晓夫发难道。
邓小平立即纠正道：“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
赫鲁晓夫接着说：“你们开始拥护我们，后来又反对我们。……你们每逢五一、十一过节的时候，天安门总要摆斯大林的像，这就好像是一根刺扎到我们的肉里面一样。”
邓小平说：“你们为什么这样怕斯大林？是不是斯大林的魂把你们迷住了？”
赫鲁晓夫好像没有听懂邓小平的话，或者觉得这些话太刺激他了，直愣愣地看着邓小平，一时竟不知说什么。
“拥护什么？反对什么？这个总是要说清哟。反对个人迷信我们过去拥护，现在仍然坚持。在我们党的八大上，对这个问题已经明确表示了态度，少奇同志向尤金大使讲明了我们的态度。”
邓小平继续说道：“我们赞成反对个人迷信，但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不仅关系苏联国内，也关系到整个国际共运。错误当然要批，功绩也一定要肯定。我们反对的是全盘否定，尤其不能采取秘密报告的办法，恶毒攻击。这种做法所带来的后果，你们一直认识不足。”
“因为我们比任何人对个人迷信的体会更深切，受害也最深。”赫鲁晓夫抱怨道。
“要批判，但不能全盘否定，尤其不允许以反个人迷信来影射攻击其他兄弟党。”邓小平按照自己的思路说下去。
……
“现在我们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看法上，与中国同志有分歧。根据中国发表的文章《列宁主义万岁》，我们说，你们有一些极左的观点。”赫鲁晓夫以主人身份举杯敬酒时，又开始攻击中国共产党。他讲到这里，将目光投向康生：“这些个东西都出自你的手笔。”
邓小平仍以从容自若的神情将话截过来：“关于对国际共运的看法，是当前各党面临的重要问题。各党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不能以你划线。”
“你们说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但我方提出的意见，你们并不接受。”赫鲁晓夫情绪又开始激动了，“苏美戴维营会谈你们就唱反调。”
“我们是唱反调。”康生冷冷地说，“没有中国参加签字，你们签字的任何条约都对中国没有约束力。”
“为首不是只出面召集一下会议，这样的‘首’我们不当！”赫鲁晓夫激愤地说。
“为‘首’也不是老子党，可以发号施令，任意规定别的党怎么做。”邓小平直言不讳。
“有的党口头宣传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而实际上是在拆苏联的台。他们在和平过渡、东西方缓和问题及裁军和苏美首脑会晤问题上与我们唱反调。”赫鲁晓夫似乎想避免和邓小平交锋，把目光又投向康生，“你搞的就是‘左’倾教条主义！”
康生始终是板着面孔，冷冷地说：“又来了。你给我扣一顶帽子———‘左’倾教条主义。我也送给你一顶———右倾机会主义。” 赫鲁晓夫只好憋一口气，终止这不愉快的争论，端着酒杯继续完成他的祝酒：“算了吧，还是让我们互祝健康吧，干杯！”
宴会上争论如此激烈，26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文件起草委员会会议上的气氛可想而知。经过激烈的争论，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在最后达成的协议中，终于删去了中共代表团坚持要求删去的关于“派别活动”“和平过渡”“斯大林问题”等章节。
最后，邓小平在会议结束时再次对赫鲁晓夫说：“对于文件中一些提法我们有保留意见，留待11月召开的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再讨论解决吧。为了国际共运的团结，我们已作出了一些让步，这也表明中国共产党的诚意。”此后，中苏分歧越发公开化、激烈化。
邓小平指名道姓，把中苏分歧问题揭开了
1960年11月5日，中国党政代表团团长刘少奇、副团长邓小平一行前往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3周年庆典，并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代表团出发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了几次会议，讨论了当前中苏分歧的形势，认为从中苏两党多次会谈和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会议的情况来看，苏共方面还会与我继续争论，而且争论可能会更为激烈，于是确定的方针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放手斗争，不怕破裂，以斗争求团结，力求取得一定的成果。
此次中国党政代表团到莫斯科后，苏共方面按国家元首的规格给予隆重的接待。中国党政代表团被安排住在列宁山上的三栋别墅，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三人一人一栋，欢迎的气氛也是比较热烈的。但这只是表面现象。
就在红场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阅兵式结束后的当天下午，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给中国党政代表团送来了苏共中央11月5日对中共中央9月10日《答复书》的答复。在苏共中央的答复中，苏共对中国共产党的一些观点进行攻击，随后在兄弟党大会上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围攻。
针对苏共方面发起的围攻，中国党政代表团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确定的刘少奇在第二线，邓小平、彭真在第一线的方针，决定由邓小平在会上作第一个发言。
根据会议议程安排，中国党政代表团在14日发言。邓小平讲了10个问题。其中讲到中苏两党的分歧首先是由苏联挑起的；把中苏分歧拿到国际会议上并组织对中共进行突然袭击也是苏共搞的；把中苏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撕毁中苏签订的所有协议、合同，从中国撤走全部苏联专家的，也是苏共；把中苏之间的分歧首先公开在全世界面前的，也是苏共。邓小平指出：赫鲁晓夫搞什么分工协作完全是假话，搞什么平等协商也是假话。他就是要大家听他的指挥棒，不听，他就打击你，压迫你。
邓小平在谈到苏波关系和匈牙利事件时说，1956年苏联准备出动军队压服波兰，干涉波兰共产党内部事务，要波兰党听从莫斯科的决定组织政治局。当时我们坚决反对，后来跟苏联党和波兰党在莫斯科分别会谈，才解决这个问题。本来我们是帮助苏联做好这件事情，推动他们搞好跟波兰的关系的。但是他们反过来恨我们，一直恨到现在，就是因为我们严肃地批评了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接着，邓小平又谈到了匈牙利事件。
邓小平说，这两件事情我们都是帮了苏联同志的，但是赫鲁晓夫同志一直到现在还怀恨在心。他多次说我们给他上大课，特别是咬牙切齿地讲周恩来同志1957年1月间访问苏联、波兰、匈牙利时在莫斯科给他们上大课。这实际上就是他在兄弟党之间所采取的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的态度。挥动指挥棒要大家都服从他，就是他说的所谓“对表”。试问，这能“对表”吗？能够跟赫鲁晓夫一起走吗？邓小平说，我们曾经想过，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跟他走吧。但后来考虑，不能跟他走，跟他走我们就对不起世界各国人民，我们就要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违反国际主义，同时我们也对不起苏联人民！
邓小平讲，赫鲁晓夫对我们这么恨，可是他对美帝国主义却那么爱，对我们的敌人极尽美化之能事。邓小平揭露了赫鲁晓夫在戴维营和艾森豪威尔见面前后大肆吹捧艾森豪威尔的言行。赫鲁晓夫说艾森豪威尔“跟我们一样爱好和平”。……
邓小平的发言对会议震动很大，这是因为中共指名道姓，把问题揭开了。所以各国代表团反应很强烈。有些国家的党认为中国党指名批评赫鲁晓夫很痛快，替他们出了气，但又担心事态发展下去不好收拾，如果会议破裂，后果会很严重。因此，他们希望中苏两党能够妥协。
后来经过多轮反复的斗争，最后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终于通过了一个声明。11月30日，中苏两党代表团在列宁山大会议厅举行会谈，双方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协议。12月1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全体大会，各国党的代表团团长在声明上签字。
邓小平到莫斯科参加中苏公开论战
1963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公布了将参加7月5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的中共代表团的组成人员名单，团长是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副团长是书记处书记彭真；并重新声明中国共产党的一贯立场是坚持原则、加强团结、消除分歧、共同对敌。
7月4日，苏共中央也发表了一个声明，苏共中央在声明中对中共中央7月1日的声明进行了歪曲、指责和攻击。
毛泽东连夜召开常委会讨论，他指出：必须有破釜沉舟的坚定性，才能击退苏方的攻击，争取破而不裂。我代表团此次去莫斯科，不向赫鲁晓夫下跪，就是胜利。会上，常委们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7月5日，以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共中央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欢迎宴会。赫鲁晓夫祝酒时说：“我们还是希望两党能够消除分歧。苏联共产党已经作出了自己的努力，我们对中国共产党是怀有友好的感情的。”
邓小平神情庄重地表示：“我们也是带着团结的愿望、友好的愿望到这里来的。我们真诚希望消除分歧。” 赫鲁晓夫马上声明：“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将继续坚持。”意思很明确：消除分歧，实现团结，只能是你们接受我们的观点。
邓小平摇摇头说：“即使分歧一时消除不了，也可以保留各自的观点，不要把意识形态的分歧继续扩大到两国关系上。”
中苏两党会谈就是在这样紧张的气氛下开始的。出席中苏两党会谈的苏方代表以苏斯洛夫为首，会谈地点在列宁山上的苏共中央会议厅。从7月6日开始，历时两周，总共开了九次会。
7月6日，中苏双方举行第一次会谈。苏斯洛夫首先发言。他一上来就攻击中方6月14日的复信（1963年6月12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1963年3月30日来信的复信，即《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15日，中国新任驻苏联大使潘自力将复信交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17日，《人民日报》等主要报刊发表日期标为6月14日的复信），为苏共中央3月30日的信辩解。他着重讲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是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与和平过渡，接着就谈到苏共为什么提出全民国家、全民党的问题。苏斯洛夫讲了两个多小时，他讲完后暂时休会。
当晚，中共代表团在中国驻苏大使馆开会，针对苏斯洛夫的发言，决定先讲中苏分歧从何而来，对原来在国内准备好的稿子作了修改，回答他对中方6月14日复信的攻击，但重点仍然是原来稿子的主要内容，即历史地分析中苏两党的分歧从何而来。对苏斯洛夫所谈的全民党、全民国家的论点，代表团决定留待以后发言时加以批判。
第二次会谈是在7月8日举行的，由中共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发言。邓小平在发言中着重讲了中苏两党的分歧从何而来和分歧的实质。
这个发言，是后来中共评苏共公开信的第一篇文章《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的基础。
中苏两党第二次会谈后，苏共中央于7月9日发表了一个声明，是专门针对北京召开群众大会欢迎被苏联驱逐出境的大使馆工作人员和留学生的。声明认为中国这样做只会使中苏两党会谈的局面尖锐化。
中共中央在7月10日发表声明，答复苏共中央7月9日的声明。中共的声明说，苏共中央在这个时候发起对中国党的新的攻击，使我们不能不公开作出回答。声明指出，我们6月14日的复信是回答你们3月30日的信的，并不存在诽谤的问题。声明强调说，中共还是一贯坚持原则、加强团结、消除分歧、共同对敌的立场；中苏团结太重要了，绝不能做亲痛仇快的事情。
7月10日，中苏两党代表团举行第三次会谈。这次又是苏斯洛夫先发言。他这次发言主要是回答邓小平讲的分歧从何而来的这个问题。苏斯洛夫说，分歧是从（苏美）戴维营（会谈）之后开始的，是中国对苏联采取对立的态度。他不同意中方说分歧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也不同意邓小平在发言中讲到1956年苏波关系紧张和匈牙利事件问题，更不承认他们在中印边境纠纷中偏袒印度。他攻击中共搞分裂主义，说什么中共发表七篇答辩文章就是搞分裂主义。
当晚，中共代表团在大使馆开会。这次讨论的中心问题是中共中央当天发表的声明。大家联系会谈的情况，认为中央在声明中阐明中方一贯立场时强调团结是完全正确的；代表团在会谈中可以针对苏方两次发言，着重批判苏共领导搞分裂主义，以斗争求团结。据此对下一次发言稿，只作了小的修改，维持原来的基调。
7月12日，中苏两党代表团举行第四次会谈。邓小平作第二次发言。他着重讲了苏联搞分裂主义的问题，从布加勒斯特会议讲起，列举一系列事实，说明苏共是怎么样搞分裂的，怎么样挥动它的指挥棒，不仅自己发动分裂，也指挥跟随它的其他兄弟党搞分裂，甚至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层面，对中国如此，对阿尔巴尼亚也是如此。
邓小平特别质问苏方：你们在谈到双方分歧的时候，为什么对苏联撤出全部在华专家和撕毁所有合同不谈？你们说我们在古巴问题上是搞分裂，但是试问：在古巴问题上你们说过什么？你们一会儿说美国是海盗，一会儿又说肯尼迪爱好和平，究竟你们的哪个说法算数？你们那个指挥棒要人家怎么跟？我们想跟也跟不上，何况我们也不想跟呢！跟着你们走就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违反事实，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交代不过去。在这一系列问题上，怎么能说你们是国际主义而不是搞分裂主义呢？
当邓小平提出这一系列质问时，苏斯洛夫很紧张，他的脸红一阵白一阵。他在休会前表示，这些问题他们要在下一次会谈时答复。
7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们要团结，不要分裂》的社论。社论提出质问：苏共中央是不是在把中苏关系推向破裂的边缘？社论最后呼吁：我们真诚地希望苏共同志以中苏团结的大局为重，不要鲁莽行事，一下子把事情做绝。大敌当前，中苏没有理由不团结起来，不团结只有敌人高兴，扩大分歧只有敌人高兴。我们呼吁苏共和我们一起努力，使两党会谈取得积极的成果。
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了《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简称《公开信》），作为对中共6月14日复信的答复。因为他们的《公开信》是针对中共的复信逐条辩论的，所以苏联《真理报》不得不同时发表了中共的复信。苏方这样做还是第一次。
对公报草稿中“会谈在友好的、同志式的气氛中间进行”和“两党一致同意停止公开争论”的表述有不同意见
看来苏共中央是准备进行公开论战了。中共代表团估计，这次中苏两党会谈很可能破裂，至少是毫无结果。根据这样的分析，代表团紧急向中央请示会谈的下一步打算，指出目前这种情况，原来想争取达成一些协议已不可能，但也不一定完全破裂。中共代表团的意见是：要放手回答苏共在会谈中间提出的问题以不公开破裂为限度，争取维持某种形式的联系。
1963年7月18日，中共代表团接到中共中央发来的电报，中央同意代表团对当前中苏两党关系的分析，以及对苏、美、英三国关于部分停止核试验谈判的看法。中共中央指出，从目前情况看，苏共中央已经下决心不想在这次中苏会谈中解决问题，而且态度非常恶劣。特别是他们在《公开信》中直接点名攻击毛泽东同志以及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因此，代表团在会谈的后半段应该放手批评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苏共领导人的错误，主要点名批判赫鲁晓夫，至少要把代表团原来准备的关于斯大林问题的发言稿讲了。中央指示代表团准备再举行一两次会谈就结束会议，建议休会一个时期，可以发表一个简单的中苏会谈公报。公报可以说明双方各自的观点，可以说以后再继续会谈，但不要答应停止公开论战，因为他们已发表了《公开信》，我们要公开答复。 中共中央指示的总的精神就是要代表团放手批判，不怕破裂。
7月19日，中苏两党代表团举行第八次会谈，由康生发言。
波诺马廖夫几次想打断康生的发言，但邓小平没有理会，让康生继续把稿子念完。念完以后，苏斯洛夫又一次表示抗议，说断然拒绝这个发言。这是过去七次会谈中从未有过的现象，说明我们关于苏共领导人反斯大林问题的揭露和批判，触及了苏共领导人特别是赫鲁晓夫的最痛处，触到了他们的命根子。
在康生发言后，邓小平按照经过中央批准的方案讲话指出：“从过去七次会谈的情况来看，中苏两党存在严重的分歧。特别是从苏共7月14日发表《公开信》以后，苏联的报纸、刊物纷纷攻击中国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两党就某一些问题达成协议已不可能，甚至连保证会谈在平静的气氛中进行也难以做到。因此，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建议，中苏两党会谈暂告一段落，休会到另一个商定的时间再举行。我们建议下一次会谈在北京举行，请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亲自率领代表团到中国来同我们会谈。会谈恢复的时间可以根据双方协商来确定。”
7月20日，中苏两党代表团举行第九次会谈。苏斯洛夫表示同意邓小平关于暂时停止谈判的建议，会谈暂时告一段落，以后再继续举行会谈。关于下次会谈的时间、地点问题，苏斯洛夫说现在不定为好，以后另行商定。这就是说，他们不肯答应下次会谈在北京举行，更不答应由赫鲁晓夫率领代表团到北京来谈。
会谈最后讨论到这次两党会谈要发表一个公报时，苏方拿出一个公报草稿。在这个草稿里除了讲到两党代表团什么人参加会谈以外，还有两句话，第一句话是“会谈在友好的、同志式的气氛中间进行”，第二句话是“两党一致同意停止公开争论”。
邓小平看过苏方的这个公报草稿以后表示：“对这两点我们有些修改意见，是不是请双方指定两个人去共同商量怎么修改？”苏方表示同意。
在修改公报草稿时，邓小平说，第一句说什么“友好的、同志式的气氛”不要，按中央复电指示改为“各自阐述自己的观点”。第二句话根本不要，如果要讲达成协议，只讲“会谈暂告一段落，以后再继续举行会谈，会谈的时间、地点另定”。
中苏双方修改公报草稿后，在双方代表团会议上念了一遍，都表示同意。这次中苏两党的正式会谈就这样结束了。
“赫鲁晓夫曾经说，邓小平人那么矮，但是一个重量级拳师”
1963年7月20日晚，赫鲁晓夫为中共代表团举行宴会。因为会谈中间双方已经吵了很多次，所以祝酒时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只是为彼此健康干杯而已。
席间，赫鲁晓夫对邓小平说：“我们两党之间没有严重的分歧，分歧是臆造的。”
邓小平坦率地对他说：“你不是在苏匈友好大会上讲我们是独特的路线、搞分裂，而你们是马列主义路线，这不是分歧吗？你们代表团几次发言不是都讲分歧严重吗？事实上也是存在严重分歧的。我们6月14日的复信和你们7月14日的《公开信》，就是两条路线明摆在那里，怎么不是严重分歧？”
这时，赫鲁晓夫说：“哎，用这些词干什么，让作家去写吧，反正我认为没什么严重分歧。”他支支吾吾地企图把问题撇开。
邓小平还是强调说：“我们虽然存在严重分歧，但是我们希望通过讨论来消除分歧，增强团结。”……
赫鲁晓夫认真地听着。
邓小平继续说：“1960年我们来莫斯科参加兄弟党代表会议时，少奇同志曾经劝过你，希望你不要站在第一线，不要讲那么多话。在那以后，你还是讲了那么多话，我们答辩只好根据你的话，甚至是直接引用你的，许多观点都是你自己讲的。很对不起，没有别的办法，因为就是你讲得多。”
赫鲁晓夫只好耸耸肩膀，摊摊双手。
宴会最终不欢而散。
邓小平舌战赫鲁晓夫回国后，受到毛泽东等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对代表团的工作作了总的评价。他说：代表团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他说，完全胜利是什么呢？你们没有同苏方达成任何有失原则的协议，这就是完全的胜利。“现在目的已经达到，就是两党会谈暂时告一段落，像公报所讲的以后再继续举行。留这么一个尾巴，这么一个余地，就是说中苏两党的关系还不是完全破裂。但是离破裂也差不多，已经到边缘了。赫鲁晓夫曾经说，邓小平人那么矮，但是一个重量级拳师。事实上是这样，赫鲁晓夫都搬不动你，斗不过你，苏斯洛夫更不在话下。这次你们取得了完全胜利，完成了任务，做了一件好事件。”
在这场大论战中，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顶住了苏联的压力，维护了党和国家的独立自主的地位，赢得了各国共产党和世界人民的尊敬。
邓小平和谭震林、王稼祥以及随行人员于新华社发布消息的当天，离开北京赴莫斯科，并于11日抵达莫斯科。
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让邓小平愤怒
1956年2月14日，苏共二十大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中共中央代表团列席了大会。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会上作工作报告。这是一个公开报告，其中涉及三个理论性的问题：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避免新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中共将其简称为“三和路线”，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
中共中央代表团在讨论赫鲁晓夫的报告时，邓小平表情凝重，说出了他的看法：把“和平过渡”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一个战略性问题提出来，违背了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理论。其实这也是中共中央对赫鲁晓夫工作报告的意见。但为了不影响中苏两党的友好关系，中共中央发表的一篇社论对此做了保留。这个问题后来成为中苏两党争论的焦点之一。
2月24日深夜，苏共中央又秘密地召开了一次由苏共二十大全体代表参加的会议，赫鲁晓夫在事先未同各国共产党商量的情况下，作了一个反斯大林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25日，苏共二十大闭幕。
回国后，邓小平在毛泽东召集的讨论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的书记处会议上说：我们在会议期间没有听到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会议闭幕的第二天下午，苏共中央联络部派人拿着报告到中共代表团驻地，说受苏共中央的委托，有重要文件向中共代表团通报。实际上不是什么通报，而是由翻译念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我们的翻译边看边口译，念完苏方就拿走了，只念了一遍。当时感觉报告很乱，无条理，听到了一大堆关于斯大林破坏法制杀人、靠地球仪指挥战争、对战争毫无准备，等等。当时，我表示此事关系重大要报告中央，没有表态。随后，我们就根据记得的内容发电报给中央了。
不久，苏方就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记录稿复印本送交各国共产党一份，引起了社会主义阵营极大的思想混乱。邓小平气愤地说：“斯大林是国际人物，这样对待他是胡来！不能这样对待革命领袖斯大林！”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波兰找到了这个报告的翻印本并公之于世，顿时轰动了全世界。
苏共二十大期间，苏共方面对中共中央代表团的态度是冷淡的，他们没有单独会见过中共代表团。特别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这样重大的事，事前一点商量和通报都没有，这也是中苏两党关系中的第一次。由此，中苏两党的分歧初见端倪。
3月1日，邓小平率代表团部分成员乘飞机离开莫斯科先行回国，于3日下午抵京。随后，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开会。邓小平向毛泽东等人汇报了参加苏共二十大会议的情况。
赴莫斯科充当波苏调解人
1956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多事之秋。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造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混乱。6月28日，波兰波兹南发生了工人罢工、上街游行示威事件，随后波兰其他一些地方也开始发生骚乱。波兰事件发生后，引起中国共产党的极大震动。10月22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住处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会议主要讨论波兰事件及由此引发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些问题。为了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团结，中共中央决定派代表团赴苏联莫斯科就波兰事件与苏共中央协调。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最后确定：刘少奇、邓小平率代表团赴莫斯科分别与波兰和苏联代表团会谈，任务是劝和；会谈要着重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时劝说波兰党顾全大局，巩固波苏友谊。
10月23日，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和胡乔木、师哲乘坐苏联派来的专机赴莫斯科。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赫鲁晓夫到中共代表团驻地与刘少奇、邓小平等就波兰问题交换意见。
邓小平在会谈中说：在斯大林后期，苏共对各国共产党有强加于人、使用压力的大国沙文主义错误，使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处于一种不正常状态，这是波兰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党与党、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要有一个原则，必须承认国与国、党与党的独立平等原则。
讨论中，中共代表团指出，使用武力干涉波兰是极其错误的。战争虽然没有真正打起来，但这也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是冒险的行动。
苏方代表说，波兰民族主义情绪、反苏情绪强烈，尤其是具有犹太血统的波兰人反苏更厉害。苏联曾经给波兰很大的援助，现在波兰不买账。
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会谈中严肃指出：苏联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帮助，是你们的义务，也是你们的功劳。你们应该胸怀宽大些，搞好与波兰的关系。
苏方代表还说，苏联在波兰驻军完全是为了保障苏联在民主德国驻军运输线的畅通，也是为了整个欧洲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和安全。但苏方同意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苏波分歧，并已下令驻波兰和民主德国的苏军部队撤回原来的驻地。
中方代表表示会尽最大的努力做好波兰同志的工作，希望苏波友谊不断得到加强。对此，苏方代表表示赞赏。
随后，中共代表团与以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兰党代表团进行了会谈。刘少奇、邓小平力劝波兰同志以大局为重，改善波苏关系，加强与苏联的合作，肚量要大一点，不要计较苏联过去对波兰的许多错误做法，要以和为贵，向前看；希望波兰与苏联搞好关系，因为波兰是东欧最大的国家，与苏联关系的好坏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关系甚大，相信波兰同志会按照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处理好波苏关系。
波方代表对中国党的支持深表感谢，同时表示要努力改善与苏联党的关系，加强波苏两党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团结。 从10月23日起，中、苏、波三国党的代表团在莫斯科像走马灯似的轮流进行双边会谈。中共代表团完全充当了调解人的角色。29日、30日，中共代表团又和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等会谈。在29日的会谈中，中方向苏方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建议苏联对东欧国家采取一种根本的政策，即在政治和经济上放手，让他们独立自主，不加干涉，相互平等。
经过两天的会谈，最后大家一致同意两点：第一，苏波两党尽快再举行一次正式会谈，协商解决分歧并达成协议；第二，苏联单独发表一个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宣言。
这个宣言于10月30日发表，其中苏联承认过去在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方面有错误，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平等的原则，声明要改正这些错误，表示要根据互不干涉内政、相互平等的原则解决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问题。
邓小平说：对斯大林“要批判，但不能全盘否定”
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两党的分歧越来越明显。中国共产党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局出发，始终注意维护苏联的形象和声誉。
1957年11月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时，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决定亲自率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祝大典，同时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但到了1960年夏，苏共中央把中苏两党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扩大到了国家关系方面，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全部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给中苏关系带来了更严重的损害。
之后，中苏双方协商于11月在莫斯科召开世界共产党会议，并征求兄弟党意见。最后同意先由26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文件起草委员会协商起草会议文件，而后召开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大会。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以邓小平为首的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26国党的文件起草委员会会议。
出发前，代表团全体成员集中在钓鱼台进行准备，邓小平指出：“这次参加26国党的文件起草委员会会议，我们要从世界大局出发，要维护国际共运的团结，要维护中苏友谊。但原则问题不能让步，一定要把主要问题上的实质分歧阐明，表明我们的观点，要反对赫鲁晓夫将苏共一家的观点强加于人的错误做法。”
9月30日，中共中央代表团分乘两架飞机离开北京，飞抵莫斯科参加26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文件起草委员会会议。苏共中央为中共代表团的到来举行了高规格的欢迎宴会，赫鲁晓夫等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都参加了。
席间，赫鲁晓夫先从阿尔巴尼亚问题入手，影射攻击中国共产党。邓小平从容而又诚恳地对赫鲁晓夫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小党，能够坚持独立自主，你应该更好地尊重人家，不应该施加压力。”
“这不仅仅是苏共和阿共之间的分歧问题。”赫鲁晓夫说，“他们拿了我们的金子和粮食，可是反过来又骂我们……”
邓小平语调平和地说：“援助是为了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而不是为了控制和干涉。你援助了人家，人家也援助了你嘛！”赫鲁晓夫一时语塞，他明白这句话的分量。于是他不再谈援助，也不再谈阿尔巴尼亚问题，索性把矛头直接对准了他正在隆重接待的客人。
“邓小平同志，你们中国在斯大林问题上态度前后不一致。”赫鲁晓夫发难道。
邓小平立即纠正道：“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
赫鲁晓夫接着说：“你们开始拥护我们，后来又反对我们。……你们每逢五一、十一过节的时候，天安门总要摆斯大林的像，这就好像是一根刺扎到我们的肉里面一样。”
邓小平说：“你们为什么这样怕斯大林？是不是斯大林的魂把你们迷住了？”
赫鲁晓夫好像没有听懂邓小平的话，或者觉得这些话太刺激他了，直愣愣地看着邓小平，一时竟不知说什么。
“拥护什么？反对什么？这个总是要说清哟。反对个人迷信我们过去拥护，现在仍然坚持。在我们党的八大上，对这个问题已经明确表示了态度，少奇同志向尤金大使讲明了我们的态度。”
邓小平继续说道：“我们赞成反对个人迷信，但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不仅关系苏联国内，也关系到整个国际共运。错误当然要批，功绩也一定要肯定。我们反对的是全盘否定，尤其不能采取秘密报告的办法，恶毒攻击。这种做法所带来的后果，你们一直认识不足。”
“因为我们比任何人对个人迷信的体会更深切，受害也最深。”赫鲁晓夫抱怨道。
“要批判，但不能全盘否定，尤其不允许以反个人迷信来影射攻击其他兄弟党。”邓小平按照自己的思路说下去。
……
“现在我们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看法上，与中国同志有分歧。根据中国发表的文章《列宁主义万岁》，我们说，你们有一些极左的观点。”赫鲁晓夫以主人身份举杯敬酒时，又开始攻击中国共产党。他讲到这里，将目光投向康生：“这些个东西都出自你的手笔。”
邓小平仍以从容自若的神情将话截过来：“关于对国际共运的看法，是当前各党面临的重要问题。各党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不能以你划线。”
“你们说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但我方提出的意见，你们并不接受。”赫鲁晓夫情绪又开始激动了，“苏美戴维营会谈你们就唱反调。”
“我们是唱反调。”康生冷冷地说，“没有中国参加签字，你们签字的任何条约都对中国没有约束力。”
“为首不是只出面召集一下会议，这样的‘首’我们不当！”赫鲁晓夫激愤地说。
“为‘首’也不是老子党，可以发号施令，任意规定别的党怎么做。”邓小平直言不讳。
“有的党口头宣传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而实际上是在拆苏联的台。他们在和平过渡、东西方缓和问题及裁军和苏美首脑会晤问题上与我们唱反调。”赫鲁晓夫似乎想避免和邓小平交锋，把目光又投向康生，“你搞的就是‘左’倾教条主义！”
康生始终是板着面孔，冷冷地说：“又来了。你给我扣一顶帽子———‘左’倾教条主义。我也送给你一顶———右倾机会主义。” 赫鲁晓夫只好憋一口气，终止这不愉快的争论，端着酒杯继续完成他的祝酒：“算了吧，还是让我们互祝健康吧，干杯！”
宴会上争论如此激烈，26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文件起草委员会会议上的气氛可想而知。经过激烈的争论，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在最后达成的协议中，终于删去了中共代表团坚持要求删去的关于“派别活动”“和平过渡”“斯大林问题”等章节。
最后，邓小平在会议结束时再次对赫鲁晓夫说：“对于文件中一些提法我们有保留意见，留待11月召开的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再讨论解决吧。为了国际共运的团结，我们已作出了一些让步，这也表明中国共产党的诚意。”此后，中苏分歧越发公开化、激烈化。
邓小平指名道姓，把中苏分歧问题揭开了
1960年11月5日，中国党政代表团团长刘少奇、副团长邓小平一行前往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3周年庆典，并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代表团出发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了几次会议，讨论了当前中苏分歧的形势，认为从中苏两党多次会谈和26国党的起草委员会会议的情况来看，苏共方面还会与我继续争论，而且争论可能会更为激烈，于是确定的方针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放手斗争，不怕破裂，以斗争求团结，力求取得一定的成果。
此次中国党政代表团到莫斯科后，苏共方面按国家元首的规格给予隆重的接待。中国党政代表团被安排住在列宁山上的三栋别墅，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三人一人一栋，欢迎的气氛也是比较热烈的。但这只是表面现象。
就在红场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阅兵式结束后的当天下午，苏共中央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给中国党政代表团送来了苏共中央11月5日对中共中央9月10日《答复书》的答复。在苏共中央的答复中，苏共对中国共产党的一些观点进行攻击，随后在兄弟党大会上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围攻。
针对苏共方面发起的围攻，中国党政代表团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确定的刘少奇在第二线，邓小平、彭真在第一线的方针，决定由邓小平在会上作第一个发言。
根据会议议程安排，中国党政代表团在14日发言。邓小平讲了10个问题。其中讲到中苏两党的分歧首先是由苏联挑起的；把中苏分歧拿到国际会议上并组织对中共进行突然袭击也是苏共搞的；把中苏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撕毁中苏签订的所有协议、合同，从中国撤走全部苏联专家的，也是苏共；把中苏之间的分歧首先公开在全世界面前的，也是苏共。邓小平指出：赫鲁晓夫搞什么分工协作完全是假话，搞什么平等协商也是假话。他就是要大家听他的指挥棒，不听，他就打击你，压迫你。
邓小平在谈到苏波关系和匈牙利事件时说，1956年苏联准备出动军队压服波兰，干涉波兰共产党内部事务，要波兰党听从莫斯科的决定组织政治局。当时我们坚决反对，后来跟苏联党和波兰党在莫斯科分别会谈，才解决这个问题。本来我们是帮助苏联做好这件事情，推动他们搞好跟波兰的关系的。但是他们反过来恨我们，一直恨到现在，就是因为我们严肃地批评了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接着，邓小平又谈到了匈牙利事件。
邓小平说，这两件事情我们都是帮了苏联同志的，但是赫鲁晓夫同志一直到现在还怀恨在心。他多次说我们给他上大课，特别是咬牙切齿地讲周恩来同志1957年1月间访问苏联、波兰、匈牙利时在莫斯科给他们上大课。这实际上就是他在兄弟党之间所采取的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的态度。挥动指挥棒要大家都服从他，就是他说的所谓“对表”。试问，这能“对表”吗？能够跟赫鲁晓夫一起走吗？邓小平说，我们曾经想过，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跟他走吧。但后来考虑，不能跟他走，跟他走我们就对不起世界各国人民，我们就要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违反国际主义，同时我们也对不起苏联人民！
邓小平讲，赫鲁晓夫对我们这么恨，可是他对美帝国主义却那么爱，对我们的敌人极尽美化之能事。邓小平揭露了赫鲁晓夫在戴维营和艾森豪威尔见面前后大肆吹捧艾森豪威尔的言行。赫鲁晓夫说艾森豪威尔“跟我们一样爱好和平”。……
邓小平的发言对会议震动很大，这是因为中共指名道姓，把问题揭开了。所以各国代表团反应很强烈。有些国家的党认为中国党指名批评赫鲁晓夫很痛快，替他们出了气，但又担心事态发展下去不好收拾，如果会议破裂，后果会很严重。因此，他们希望中苏两党能够妥协。
后来经过多轮反复的斗争，最后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终于通过了一个声明。11月30日，中苏两党代表团在列宁山大会议厅举行会谈，双方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协议。12月1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全体大会，各国党的代表团团长在声明上签字。
邓小平到莫斯科参加中苏公开论战
1963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公布了将参加7月5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的中共代表团的组成人员名单，团长是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副团长是书记处书记彭真；并重新声明中国共产党的一贯立场是坚持原则、加强团结、消除分歧、共同对敌。
7月4日，苏共中央也发表了一个声明，苏共中央在声明中对中共中央7月1日的声明进行了歪曲、指责和攻击。
毛泽东连夜召开常委会讨论，他指出：必须有破釜沉舟的坚定性，才能击退苏方的攻击，争取破而不裂。我代表团此次去莫斯科，不向赫鲁晓夫下跪，就是胜利。会上，常委们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7月5日，以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共中央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欢迎宴会。赫鲁晓夫祝酒时说：“我们还是希望两党能够消除分歧。苏联共产党已经作出了自己的努力，我们对中国共产党是怀有友好的感情的。”
邓小平神情庄重地表示：“我们也是带着团结的愿望、友好的愿望到这里来的。我们真诚希望消除分歧。” 赫鲁晓夫马上声明：“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将继续坚持。”意思很明确：消除分歧，实现团结，只能是你们接受我们的观点。
邓小平摇摇头说：“即使分歧一时消除不了，也可以保留各自的观点，不要把意识形态的分歧继续扩大到两国关系上。”
中苏两党会谈就是在这样紧张的气氛下开始的。出席中苏两党会谈的苏方代表以苏斯洛夫为首，会谈地点在列宁山上的苏共中央会议厅。从7月6日开始，历时两周，总共开了九次会。
7月6日，中苏双方举行第一次会谈。苏斯洛夫首先发言。他一上来就攻击中方6月14日的复信（1963年6月12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1963年3月30日来信的复信，即《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15日，中国新任驻苏联大使潘自力将复信交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17日，《人民日报》等主要报刊发表日期标为6月14日的复信），为苏共中央3月30日的信辩解。他着重讲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是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与和平过渡，接着就谈到苏共为什么提出全民国家、全民党的问题。苏斯洛夫讲了两个多小时，他讲完后暂时休会。
当晚，中共代表团在中国驻苏大使馆开会，针对苏斯洛夫的发言，决定先讲中苏分歧从何而来，对原来在国内准备好的稿子作了修改，回答他对中方6月14日复信的攻击，但重点仍然是原来稿子的主要内容，即历史地分析中苏两党的分歧从何而来。对苏斯洛夫所谈的全民党、全民国家的论点，代表团决定留待以后发言时加以批判。
第二次会谈是在7月8日举行的，由中共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发言。邓小平在发言中着重讲了中苏两党的分歧从何而来和分歧的实质。
这个发言，是后来中共评苏共公开信的第一篇文章《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的基础。
中苏两党第二次会谈后，苏共中央于7月9日发表了一个声明，是专门针对北京召开群众大会欢迎被苏联驱逐出境的大使馆工作人员和留学生的。声明认为中国这样做只会使中苏两党会谈的局面尖锐化。
中共中央在7月10日发表声明，答复苏共中央7月9日的声明。中共的声明说，苏共中央在这个时候发起对中国党的新的攻击，使我们不能不公开作出回答。声明指出，我们6月14日的复信是回答你们3月30日的信的，并不存在诽谤的问题。声明强调说，中共还是一贯坚持原则、加强团结、消除分歧、共同对敌的立场；中苏团结太重要了，绝不能做亲痛仇快的事情。
7月10日，中苏两党代表团举行第三次会谈。这次又是苏斯洛夫先发言。他这次发言主要是回答邓小平讲的分歧从何而来的这个问题。苏斯洛夫说，分歧是从（苏美）戴维营（会谈）之后开始的，是中国对苏联采取对立的态度。他不同意中方说分歧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也不同意邓小平在发言中讲到1956年苏波关系紧张和匈牙利事件问题，更不承认他们在中印边境纠纷中偏袒印度。他攻击中共搞分裂主义，说什么中共发表七篇答辩文章就是搞分裂主义。
当晚，中共代表团在大使馆开会。这次讨论的中心问题是中共中央当天发表的声明。大家联系会谈的情况，认为中央在声明中阐明中方一贯立场时强调团结是完全正确的；代表团在会谈中可以针对苏方两次发言，着重批判苏共领导搞分裂主义，以斗争求团结。据此对下一次发言稿，只作了小的修改，维持原来的基调。
7月12日，中苏两党代表团举行第四次会谈。邓小平作第二次发言。他着重讲了苏联搞分裂主义的问题，从布加勒斯特会议讲起，列举一系列事实，说明苏共是怎么样搞分裂的，怎么样挥动它的指挥棒，不仅自己发动分裂，也指挥跟随它的其他兄弟党搞分裂，甚至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层面，对中国如此，对阿尔巴尼亚也是如此。
邓小平特别质问苏方：你们在谈到双方分歧的时候，为什么对苏联撤出全部在华专家和撕毁所有合同不谈？你们说我们在古巴问题上是搞分裂，但是试问：在古巴问题上你们说过什么？你们一会儿说美国是海盗，一会儿又说肯尼迪爱好和平，究竟你们的哪个说法算数？你们那个指挥棒要人家怎么跟？我们想跟也跟不上，何况我们也不想跟呢！跟着你们走就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违反事实，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交代不过去。在这一系列问题上，怎么能说你们是国际主义而不是搞分裂主义呢？
当邓小平提出这一系列质问时，苏斯洛夫很紧张，他的脸红一阵白一阵。他在休会前表示，这些问题他们要在下一次会谈时答复。
7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我们要团结，不要分裂》的社论。社论提出质问：苏共中央是不是在把中苏关系推向破裂的边缘？社论最后呼吁：我们真诚地希望苏共同志以中苏团结的大局为重，不要鲁莽行事，一下子把事情做绝。大敌当前，中苏没有理由不团结起来，不团结只有敌人高兴，扩大分歧只有敌人高兴。我们呼吁苏共和我们一起努力，使两党会谈取得积极的成果。
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了《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简称《公开信》），作为对中共6月14日复信的答复。因为他们的《公开信》是针对中共的复信逐条辩论的，所以苏联《真理报》不得不同时发表了中共的复信。苏方这样做还是第一次。
对公报草稿中“会谈在友好的、同志式的气氛中间进行”和“两党一致同意停止公开争论”的表述有不同意见
看来苏共中央是准备进行公开论战了。中共代表团估计，这次中苏两党会谈很可能破裂，至少是毫无结果。根据这样的分析，代表团紧急向中央请示会谈的下一步打算，指出目前这种情况，原来想争取达成一些协议已不可能，但也不一定完全破裂。中共代表团的意见是：要放手回答苏共在会谈中间提出的问题以不公开破裂为限度，争取维持某种形式的联系。
1963年7月18日，中共代表团接到中共中央发来的电报，中央同意代表团对当前中苏两党关系的分析，以及对苏、美、英三国关于部分停止核试验谈判的看法。中共中央指出，从目前情况看，苏共中央已经下决心不想在这次中苏会谈中解决问题，而且态度非常恶劣。特别是他们在《公开信》中直接点名攻击毛泽东同志以及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因此，代表团在会谈的后半段应该放手批评包括赫鲁晓夫在内的苏共领导人的错误，主要点名批判赫鲁晓夫，至少要把代表团原来准备的关于斯大林问题的发言稿讲了。中央指示代表团准备再举行一两次会谈就结束会议，建议休会一个时期，可以发表一个简单的中苏会谈公报。公报可以说明双方各自的观点，可以说以后再继续会谈，但不要答应停止公开论战，因为他们已发表了《公开信》，我们要公开答复。 中共中央指示的总的精神就是要代表团放手批判，不怕破裂。
7月19日，中苏两党代表团举行第八次会谈，由康生发言。
波诺马廖夫几次想打断康生的发言，但邓小平没有理会，让康生继续把稿子念完。念完以后，苏斯洛夫又一次表示抗议，说断然拒绝这个发言。这是过去七次会谈中从未有过的现象，说明我们关于苏共领导人反斯大林问题的揭露和批判，触及了苏共领导人特别是赫鲁晓夫的最痛处，触到了他们的命根子。
在康生发言后，邓小平按照经过中央批准的方案讲话指出：“从过去七次会谈的情况来看，中苏两党存在严重的分歧。特别是从苏共7月14日发表《公开信》以后，苏联的报纸、刊物纷纷攻击中国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两党就某一些问题达成协议已不可能，甚至连保证会谈在平静的气氛中进行也难以做到。因此，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建议，中苏两党会谈暂告一段落，休会到另一个商定的时间再举行。我们建议下一次会谈在北京举行，请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亲自率领代表团到中国来同我们会谈。会谈恢复的时间可以根据双方协商来确定。”
7月20日，中苏两党代表团举行第九次会谈。苏斯洛夫表示同意邓小平关于暂时停止谈判的建议，会谈暂时告一段落，以后再继续举行会谈。关于下次会谈的时间、地点问题，苏斯洛夫说现在不定为好，以后另行商定。这就是说，他们不肯答应下次会谈在北京举行，更不答应由赫鲁晓夫率领代表团到北京来谈。
会谈最后讨论到这次两党会谈要发表一个公报时，苏方拿出一个公报草稿。在这个草稿里除了讲到两党代表团什么人参加会谈以外，还有两句话，第一句话是“会谈在友好的、同志式的气氛中间进行”，第二句话是“两党一致同意停止公开争论”。
邓小平看过苏方的这个公报草稿以后表示：“对这两点我们有些修改意见，是不是请双方指定两个人去共同商量怎么修改？”苏方表示同意。
在修改公报草稿时，邓小平说，第一句说什么“友好的、同志式的气氛”不要，按中央复电指示改为“各自阐述自己的观点”。第二句话根本不要，如果要讲达成协议，只讲“会谈暂告一段落，以后再继续举行会谈，会谈的时间、地点另定”。
中苏双方修改公报草稿后，在双方代表团会议上念了一遍，都表示同意。这次中苏两党的正式会谈就这样结束了。
“赫鲁晓夫曾经说，邓小平人那么矮，但是一个重量级拳师”
1963年7月20日晚，赫鲁晓夫为中共代表团举行宴会。因为会谈中间双方已经吵了很多次，所以祝酒时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只是为彼此健康干杯而已。
席间，赫鲁晓夫对邓小平说：“我们两党之间没有严重的分歧，分歧是臆造的。”
邓小平坦率地对他说：“你不是在苏匈友好大会上讲我们是独特的路线、搞分裂，而你们是马列主义路线，这不是分歧吗？你们代表团几次发言不是都讲分歧严重吗？事实上也是存在严重分歧的。我们6月14日的复信和你们7月14日的《公开信》，就是两条路线明摆在那里，怎么不是严重分歧？”
这时，赫鲁晓夫说：“哎，用这些词干什么，让作家去写吧，反正我认为没什么严重分歧。”他支支吾吾地企图把问题撇开。
邓小平还是强调说：“我们虽然存在严重分歧，但是我们希望通过讨论来消除分歧，增强团结。”……
赫鲁晓夫认真地听着。
邓小平继续说：“1960年我们来莫斯科参加兄弟党代表会议时，少奇同志曾经劝过你，希望你不要站在第一线，不要讲那么多话。在那以后，你还是讲了那么多话，我们答辩只好根据你的话，甚至是直接引用你的，许多观点都是你自己讲的。很对不起，没有别的办法，因为就是你讲得多。”
赫鲁晓夫只好耸耸肩膀，摊摊双手。
宴会最终不欢而散。
邓小平舌战赫鲁晓夫回国后，受到毛泽东等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对代表团的工作作了总的评价。他说：代表团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他说，完全胜利是什么呢？你们没有同苏方达成任何有失原则的协议，这就是完全的胜利。“现在目的已经达到，就是两党会谈暂时告一段落，像公报所讲的以后再继续举行。留这么一个尾巴，这么一个余地，就是说中苏两党的关系还不是完全破裂。但是离破裂也差不多，已经到边缘了。赫鲁晓夫曾经说，邓小平人那么矮，但是一个重量级拳师。事实上是这样，赫鲁晓夫都搬不动你，斗不过你，苏斯洛夫更不在话下。这次你们取得了完全胜利，完成了任务，做了一件好事件。”
在这场大论战中，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顶住了苏联的压力，维护了党和国家的独立自主的地位，赢得了各国共产党和世界人民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