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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人们从新闻报道中看到西方社会的一些新现象：一方面是金融危机、财政危机、经济危机或增长乏力；另一方面，西方人却享受着奢侈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为了清洁美好的环境承受到高额的成本。在现代化早期，西方人曾经非常勤奋、敬业、雄心勃勃地追求权力和物质财富，而如今，他们似乎不再有那样的进取精神，不再那样勤奋的工作，反而追求更多的休闲、娱乐，对金钱也表现出有点儿漫不经心的态度。在一些中国观察者的眼中，西方人变得懒散、耽于享乐、不思进取了。西方人的政治生活也让人越来越看不懂：女性权利、少数族裔与移民问题、同性恋、堕胎、生态环境问题，都成为政治辩论与竞争中的主题。
在这些现象背后，西方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当代著名的政治学家英格尔哈特教授告诉我们：西方社会的政治文化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迁，一种新的价值观正在取代传统的价值观。受这种新的价值观念的支配，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生态都发生了相应的转变。英格尔哈特教授把这种新的价值观命名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而把西方社会在工业化阶段持有的主流价值观称为“物质主义价值观”。他指出，随着西方社会从工业化阶段进入到后现代化时代，人们所持有的优先价值也发生了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转变。通过对价值观转变现象进行的长达四十多年的追踪研究，英格尔哈特教授发现，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转变并不是西方社会独有的现象，只要具备相应的条件，转变就会在不同文化类型的国家中发生。
英格尔哈特教授现执教于美国密歇根大学，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的院士。他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致力于政治文化研究，是80年代末期开始的政治文化复兴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和领航者。他提出的“后物质主义理论”在政治科学领域有着广泛的影响，有的学者认为，他的学术影响大到足以产生一个名为“后物质主义研究”的新的学科分支。2011年英格尔哈特教授获得了政治学领域里最重要的“约翰·斯凯特政治学奖”。他的代表作有：《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现代化、文化变迁与人类发展时序》。
西方政治文化的变迁：从物质主义到后物质主义
英格尔哈特指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高速发展，创造了空前规模的物质财富和高消费的生活方式，而福利国家政策和各种社会保障的实施，使西方人获得了对基本生存的安全感。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发达社会开始了一场缓慢的、深刻的、全面的政治文化变迁。
这场变迁是缓慢的，它不是在一两年内突然发生的，从变迁开始到变迁逐渐显现经历了数十年的时间。这一变迁既包含有质的变化，也包含有量的积累，并且变迁目前还在持续进行过程中。这场变迁也是深刻的，因为这场革命式的变迁不是存在于表层的、易变的态度层面，而是存在于深层的、不易改变的价值观层面。因为，按照英格尔哈特的理论，价值观的形成和一个人成长期的经历有重要的关系，价值观一旦形成，如果没有非常重大的变化发生，价值观很难发生根本改变。这场变迁也是全面的，因为变迁发生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性别角色、宗教、工作动机、环境保护、民主、社会治理、政治参与等。
1970年，英格尔哈特第一次把检验后物质主义的4个经典指标用于对英国、法国、比利时、西德、意大利和荷兰6国的代表性国家人口样本所进行的调研中。“物质主义”、“后物质主义”本身都是抽象的学术概念，是英格尔哈特对某种特定的价值取向赋予的名称。他把强调经济和人身安全的价值取向称为“物质主义”价值观；把强调自我表现、生活质量优于经济和人身安全的价值观称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如果仅停留在抽象的学术定义层面，就无法检测物质主义或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是否在社会中存在，更无法检验价值观变迁是否存在。把理论建立在基于抽象定义所进行的逻辑推理之上的做法在过去并不鲜见。英格尔哈特如果也把理论建立在抽象推理之上，那他就不会成为政治文化研究的代表性人物，因为政治文化研究是作为政治科学的分支存在的，而政治科学追求的是可检验和可预测性。因此，要想对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进行检验，就要把这两个概念进行量化，变成可以检验的指标。
英格尔哈特先后提出过两套检测指标：第一套指标由4个选项构成：分别是“维护国家秩序”（a）、“让公众在政府决策中有更大发言权”（b）、“抑制物价上涨”（c）和“保护言论自由”（d）；第二套指标由12个选项构成：除了上述4个指标外，又增加了“保持经济的高增长率”（e）、“确保国家拥有强大的国防”（f）、“让人们在工作和社区的决策中有更大发言权”（g）、“努力使我们的城乡更加美丽”（h）、“保持经济稳定”（i）、“打击犯罪”（j）、“建设更加友好和有人情味的社会”（k）和“建设信念高于金钱的社会”（l）8个指标。在1970年对欧洲六国的调查中首次使用第一套指标，在1973年的9国调研中首次使用第二套指标。在随后的调查中，两套指标都被采用，然而由于经费等原因，第一套指标使用频率更高。在英格尔哈特的研究设计中，选项a、c、e、f、i和j代表了强调经济和人身安全的物质主义价值观，而选项b、d、g、h、k和l代表了强调归属感、自我表现和非物质生活质量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英格尔哈特在1970年所测量的6个国家都是欧洲发达国家，虽然与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一书相比，其检验的范围已有所扩大，但显然无法满足英格尔哈特要提出一套经得起考验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政治文化理论的雄心壮志。
英格尔哈特对后物质主义检验的指标被欧洲晴雨表调查和世界价值观调查所采用，这两个调查为他后物质主义理论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持。欧洲晴雨表调查项目是对欧共体（后扩大到所有欧盟成员国）成员国居民的民意调查。试点调查在1970、1971年和1973年进行，第一次真正的欧洲晴雨表调查在1974年春进行。世界价值观调查要比欧洲晴雨表调查的覆盖范围更广，它超出欧洲的范畴，涵盖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目前，世界价值观调查已经涵盖了全球100多个国家，90%以上的人口。它的主要目标，是检测人们价值观的变迁和由价值观变迁带来的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变化。调查约每5年进行一次，内容包括宗教、性别角色、工作动机、民主、社会资本、政治参与、宽容、环保和主观幸福感等各方面。英格尔哈特从1988年起任世界价值观调查项目主持人至今。 通过对实证数据的分析，英格尔哈特发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确实存在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转变。越年轻的一代，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所占的比重就越大，出生越晚的一代人，就越重视言论自由、环境保护、在政府决策和工作中的发言权。他们不再像老一辈人，把国家荣誉、经济增长、勤奋工作、追求金钱和地位上的成功、服从上级作为第一优先序列的价值。这种价值观的转变引起了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领域的深刻变化。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变只是广阔的文化变迁的一部分，从现代价值观向后现代价值观的变迁还出现在宗教、性别平等和政治参与方式等各领域。
价值观的代际替代
基于对社会政治现象的观察，英格尔哈特提出了两个假设：匮乏假设和社会化假设。匮乏假设指的是，人们往往赋予相对匮乏的东西以最大的主观价值，从而给予其最大的优先级。在战争频仍的社会，人们会不懈地努力追求和平。在一些贫穷国家，人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得到温饱就是人们最大的心愿。在自由处处受限、个人权利极易受到侵犯的国家，建立宪政保护自由，建立民主政体实现政治参与就是人们的普遍心声。而在西方发达国家，温饱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安全问题不再令人担忧，个人权利和自由也有了法律和制度的保障，于是，人们要求的就是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人的解放，即对于更多发言权、参与权、美好环境、融洽关系、舒适生活的追求。社会化假设指的是一个人的基本价值观反映了成长期的生存条件。在生存安全得到保障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往往持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他们把物质需求的满足和生存的安全视为个人理所当然应该拥有的基本生存条件，于是便去追求更高层面的精神价值，如归属感、自我表达和生活质量。一般而言，人的基本价值观一旦形成，很难发生改变，除非在成年期经历了影响重大的事件，否则在成年期价值观发生根本转变的可能性很小。
如果这两个假设成立，那么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在各个国家内部不同年龄群体之间，应该存在着显著的价值观差异。西方国家在二战后经济得到持续发展，二战后出生的几代人在成长过程中没有经历前几代人所经历的战争的苦痛、资源的匮乏，他们在富足和安全的环境下完成了社会化过程，那么这几代人中后物质主义者的比例应该超过前几代人中后物质主义者的比例，并且随着经济的持续繁荣，后物质主义者所占的比例应该越来越大。而在经济发生飞速增长的地方，如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也应该存在由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转变的趋势。如果这种预测为调查数据所证实，那么就说明推动价值观转变的最重要因素是成长期的安全感。
基于对40多年追踪数据的研究，英格尔哈特发现，影响一个社会价值观变迁的显著因素是代际效应和时期效应，生命周期效应对价值观的变迁不会产生重要影响。数据表明，外部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动会对社会的总体价值观产生影响；出生越晚的一代人中后物质主义者所占的比例越大。虽然每个年龄群体的价值观都会由于外部经济条件的剧变而发生波动，但不同年龄群体间价值观差异的幅度大体维持不变。随着社会人口自然更替，整个社会的总体价值观在进行代际更替。随着代际更替的进行，持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人会越来越多。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会带来整个社会一系列、一整套的深刻变革，从性观念到政治、从生态观念到民主，都会产生一系列的变革。不光西方发达的工业社会在朝着这个方向演变，中国这样的国家也已出现了这种变化的苗头。
各国在文化方面的变化并非无章可循，而是沿着两个维度进行。第一个维度是现代化维度，即传统价值观vs世俗--理性价值观维度。工业化带来了从传统价值观向世俗--理性价值观的转变。在传统社会中，宗教被认为是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安乐死、自杀和离婚都被认为是不正当的行为，人们很少谈论政治，人丁兴旺被认为是值得推崇的价值，光宗耀祖被认为是人生的重要目标，父母被认为应该牺牲自己以成就孩子，一个人必须无条件爱自己父母，妻子比丈夫挣钱多被认为是家庭矛盾的诱因。而现代的世俗--理性价值观强调的内容则与此相反。第二个维度是后现代的维度，即生存价值观vs自我表现价值观维度。后现代化带来了从生存价值观向自我表现价值观的转变。生存价值观在社会中的具体表现是：男人比女人更适合做领袖，生育了孩子的女性人生才完整，人们不愿与外国人、同性恋、艾滋病患者、酗酒者以及有不良记录的人比邻而居，技术发展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人们不对垃圾进行分类，很少参加为保护环境而进行的抗议活动，好的薪水被认为是择业的最重要指标，认为在单亲家庭中成长的孩子不快乐，人们常为自己的健康状况担忧，卖淫被认为是不正当的，大学教育对男孩来说更重要，在对孩子进行的教育中，努力工作被认为是应当传授的重要内容，想象力的培养不被重视。自我表现价值观则与此相反。
英格尔哈特以这两个维度为坐标，绘制出了著名的世界文化地图。这个地图被学者们广泛引用。在这幅地图上，各个国家根据自己在两个维度上的得分处于确定的位置。从传统价值观向世俗--理性价值观的转变和从生存价值观向自我表现价值观的转变，是一种潜在的世界趋势。虽然在特定的阶段会出现反复，但从长期的发展来看，在现代化的驱动下，人类朝向世俗--理性价值观、自我表现价值观的转变趋势是明显的。
新价值观与新政治
人的价值观支配着人的行为，新的价值观的出现必然伴随着政治的革新。
英格尔哈特的研究发现，后现代价值观的出现对西方社会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它包括：女性参政意识和热情持续高涨，新的政治议题出现，围绕新的政治议题产生了新的政治分化的轴线，出现了新的政党，带来了新政治和新的社会运动。传统的以水平轴线来区分左派和右派的做法为纵横两个轴线的综合所取代。新的政治行为方式出现，抗议政治大幅增长，人们不断努力拓宽直接参与政治的渠道，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逐渐从精英主导型变成挑战精英型。
英格尔哈特认为，对性别平等态度的变化是西方社会文化变迁的中心内容，也是西方社会发生的最显著的变化。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如果占人口半数的女性的代表权不能得到保证，那么这个社会的民主程度就会大打折扣。在工业时代，女性被认为在智力上低于男性，女性不适合参政，不适合做领袖，女性的责任在于照顾家庭，做男性的陪衬。因此，直到1920年，大多数新教国家的女性才享有了投票权，直到二战后，大多数天主教国家的女性才获得了投票权，而其他文化圈中的女性获得投票权的时间更晚。女性投票权的获得，意味着整个社会对性别平等的态度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转变。但从女性在议会中所占的代表名额严重不足，以及女性被排除在各种政治机构和社会机构的高层决策圈之外的情况来看，性别平等并未真正实现。这种情况直到进入后现代化时代才得到根本的改变。在后现代化阶段，人们的价值观从生存价值观转变为自我表现价值观。对性别平等的强调是自我表现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之一。女性不再被认为是绿叶，她们被认为和男性具有同等的智力水平，女性参政得到鼓励，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高层决策中心，女性参政比例高低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国家发达程度的标志。 政治光谱上区分左右派标准的变化是新价值观带来的又一重要影响。传统西方社会的左右派之分的焦点是经济问题，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物质财富的分配等，围绕着这些问题产生了阶级的分化、阶级的竞争。党派之争背后是经济利益、阶级利益。但是，随着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出现，一种新的区分左与右的轴线出现了。如果说传统的轴线是横向的、水平方向的，这个新的轴线则是纵向的、垂直的，它的焦点是文化问题和生活质量问题。原来的经济问题仍然存在，但西方社会原来主要是一条水平的轴线分割了社会，现在则增加了纵向的垂直轴线，形成两条相交的轴线。现在分析西方社会的分化，分析类似选举这样的问题，需要同时考虑这两条线，将两条线综合起来。
由于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后物质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他们的价值取向变了，其关注的社会问题也发生了变化。在这些新议题上，又发生了新的分化与冲突，出现了新的意义上的左派和右派。在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是在经济安全、物质生活有保证的条件下长大的，在福利国家的呵护下长大的。如今，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益在递减，就是说，在人均收入达到三、四万美元这个水平上之后，再增加一万美元对他的意义没有原来那样大了，而生活的其他内容显得越来越重要。同时，福利国家、国家干预，都达到或接近达到一个扩张的极限。当政府支出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55%的时候，它进一步扩张的空间已经很小了。于是，在这方面的争论也远不如1950～1980年代那样激烈了。
新的价值取向或优先价值的变化，亦即后物质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带来了新的政治议题，像环境问题、种族（欧洲是新移民）问题、妇女权利和地位问题、性别角色与性道德（离婚、同性恋和婚外性行为等）问题、个人自由和个人生活（堕胎、单亲家庭、抚养孩子、宗教态度）问题、公众参与（公共领域、企业、NGO）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等。正是围绕新的政治议题产生了新的政治分化的轴线，即以文化问题和生活质量问题为基础的轴线，这条轴线与传统的水平轴线相交，使左右派之分复杂化了。由价值观念的分化，产生了新的政治分野，出现了新政治（new politics），新政党。与此同时，传统的阶级投票（social class voting）也衰落了，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按经济地位投票，而按其价值观投票。
这样，我们就不能再用一个水平的轴线来区分左右了。西方出现了新的左派，其载体或者主体发生了变化。过去左派的社会基础主要是劳动人民、工人阶级。现在，虽然大量的蓝领工人还是左派，但中产阶级越来越多地加入了左派的行列。这是出于他们的价值观念，而不是经济地位。
英格尔哈特的研究告诉我们，今天西方的左派与右派的划分，其实是由两个轴线综合起来度量的。按水平轴线，即经济轴线，有传统的左派右派，现在恐怕应该再加上纵向轴线，也许可以称南北派或上下派。英格尔哈特90年代的著作谈到，比如在法国，分布在水平轴线上的是，自左至右：共产党--社会党--UDF--RPR；纵向轴线上的是，自上向下：生态主义党--民族阵线党。在德国，水平轴线的分化是，自左至右：左派党--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基督教民主联盟；纵轴是，自上而下：绿党--共和党。今天的左派，应该是传统左派加上上派或北派。
持有新价值观的公民是更加积极参与的公民。抗议政治的大幅增长是西方政治生活发生的另一项重要变化。世界价值观调查问卷中有一道题是关于参与非传统政治活动的调查，它列出了四个选项：参与抵制运动，参加合法的游行示威，参加非正式的罢工，占领建筑物或工厂。数据显示，参加这四项活动的人数在大多数国家中呈现上涨趋势。在1974年的调查研究中，参与这些活动的人是少数，这些活动被认为是“非传统”的。但是随着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上升，人们参与政治决策的热情高涨，他们不再满足于传统的精英主导型政治参与方式，希望能以更为直接的方式参与到政治决策和工作决策中去，因而越来越多的抗议政治活动出现。抵制运动、合法的示威游行、罢工等活动变得如此广泛和频繁，以至于它们不再被认为是非传统的政治活动，而是挑战精英型参与的正常渠道。
在非民主国家中，新价值的出现则会推动一国政治制度向民主的转变。自我表现价值观主要强调四个方面的内容：赋予人们更多的发言权和保护言论自由；对不同生活方式予以宽容；性别平等；个人自治。自我表现价值观的本质是解放，持有自我表现价值观的人致力于追求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选择。在非民主国家中，个人的自由被挤压，个人的选择权利被限制，随着持有新价值观的人数的上升，这种压制自由的做法必然会招致越来越多的反抗。统治者维持统治的成本会越来越高，最终会导致政治制度向民主的转变。
最近，英格尔哈特教授在中国政法大学所作的一次报告中，将他的后物质主义理论运用于战争与和平问题。他将西方传统的民主和平论修改为“现代化和平论”。他援引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证明，在世界范围内，正是现代化的发展导致普遍的战争意愿的下降。现代化水平越高，人们越倾向于选择内部发展而不是通过战争获取财富。现代化使战争成本提高，也使人们对战争伤亡的容忍度降低，而民众地位的提高意味着他们的意愿越来越重要，政客们不容易轻易将国家拖入战争。与贫穷国家比，高收入国家的民众更不愿为国而战，与老一代相比，青年人的战争愿望更低。英格尔哈特教授以量化研究的数据证明，世界范围内绝大多数国家民众战争意愿都在下降，日本青年人表示愿为国而战的只有10%为最低，德国是30%非常低。现代富足的生活与人们对人生价值的追求，使人们对战争伤亡的接受程度在降低。英格尔哈特列举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每天死亡高达2500人，但美国在越战中总共死亡了58000人后，在伊拉克战争中死了3000人后，战争就失去了公众支持。伊拉克战争中死亡美军的总人数相当于二战四个小时死亡的人数，但美国人不能容忍了。所以，现代化水平越高，战争越不容易发生，这就意味着，在现代和未来社会，不是“落后就要挨打”，而是落后就要打人。国家越发达，战争的愿望越低。 从西方到中国
中国目前处在一个大变革时期。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成就，普通民众的生活条件逐渐从贫困转向相对富裕。人们相比之前有了较大的迁徙自由，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人们离开家乡，前往城市，在改善经济条件的同时也增长了见识。国民的整体教育水平得到空前提高，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记载，全国具有小学文化程度以上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而大学招生每年达到570多万人。
后物质主义理论认为，在经济繁荣条件下成长的一代，比前代人更有可能持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经济繁荣时期完成社会化的年龄群体，与在不确定环境下完成社会化的年龄群体之间，会存在价值观方面的显著差异。在改革开放后完成社会化的年龄群体，尤其是出生在中产阶级家庭的群体，他们在相对富裕的环境下成长，作为家庭唯一的孩子得到家庭的全部关爱，有相当比例的人接受了高等教育，那么，按照英格尔哈特的后物质主义理论，特别是价值观念的代际更替理论，在几代人中间，后物质主义者的比重应高于前面几代人，且有越来越高的趋势。
中国社会有没有出现西方社会正在经历的价值观变迁呢？英格尔哈特在为其著作写的中文版序言中引用世界价值观调查在2007年对中国的调查数据指出，在最年老的的年龄群体中，物质主义者与后物质主义者的比例达到30：1，但在最年轻的年龄群体中，其比例变成只有4.3：1。虽然后物质主义者所占的比例变化不大，且整体偏低，这表明，中国社会虽然处在转型过程中，纯粹的物质主义者会越来越少，但是中国也不会马上就变成后物质主义国家。英格尔哈特认为，中国还处在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转变的最早期的阶段。但中国发生的变化也符合英格尔哈特理论的预期，从长期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的主流价值观终将走向后物质主义。
在西方，政治文化变迁对民主的影响在于，它是由传统的代表制民主转向参与制民主、直接民主，就是民主的进一步深化。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政治文化的变迁也会带来更大的民主参与要求、参与的压力，也会推动这个社会走向民主。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或自我表现的价值观还产生更强烈的自由发展、自由表达的要求，而对这种要求的压制会付出极高成本，这种自由要求也形成推动民主化改革的动力。也就是说，迈向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变迁会为中国这样的国家走向民主增加新的推动力。
政治文化研究的泰斗阿尔蒙德评价说：“英格尔哈特的作品是政治学科中少数几个能成功作出预测的实例之一。”当然，英格尔哈特教授的理论并非是完美无缺的，它自问世起，就经历了无数的质疑和争论。这样一个宏大而新奇的理论肯定会引起非议，也的确需要学者们对之进行审慎的批判性考察和分析，从不同角度进行质疑和挑战，尤其是当涉及中国和西方以外的文化时，他的理论是不是在每个部分和细节都能站得住、经得起推敲，这恐怕还需要时间的检验，但他所预见的人类社会的大趋势：现代化发展带来新的价值观，新的价值观又会带来“新政治”，这个结论看来是成立的。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管学院）
在这些现象背后，西方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当代著名的政治学家英格尔哈特教授告诉我们：西方社会的政治文化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迁，一种新的价值观正在取代传统的价值观。受这种新的价值观念的支配，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和政治生态都发生了相应的转变。英格尔哈特教授把这种新的价值观命名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而把西方社会在工业化阶段持有的主流价值观称为“物质主义价值观”。他指出，随着西方社会从工业化阶段进入到后现代化时代，人们所持有的优先价值也发生了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转变。通过对价值观转变现象进行的长达四十多年的追踪研究，英格尔哈特教授发现，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转变并不是西方社会独有的现象，只要具备相应的条件，转变就会在不同文化类型的国家中发生。
英格尔哈特教授现执教于美国密歇根大学，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的院士。他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致力于政治文化研究，是80年代末期开始的政治文化复兴运动的主要推动者和领航者。他提出的“后物质主义理论”在政治科学领域有着广泛的影响，有的学者认为，他的学术影响大到足以产生一个名为“后物质主义研究”的新的学科分支。2011年英格尔哈特教授获得了政治学领域里最重要的“约翰·斯凯特政治学奖”。他的代表作有：《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与政治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现代化、文化变迁与人类发展时序》。
西方政治文化的变迁：从物质主义到后物质主义
英格尔哈特指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高速发展，创造了空前规模的物质财富和高消费的生活方式，而福利国家政策和各种社会保障的实施，使西方人获得了对基本生存的安全感。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发达社会开始了一场缓慢的、深刻的、全面的政治文化变迁。
这场变迁是缓慢的，它不是在一两年内突然发生的，从变迁开始到变迁逐渐显现经历了数十年的时间。这一变迁既包含有质的变化，也包含有量的积累，并且变迁目前还在持续进行过程中。这场变迁也是深刻的，因为这场革命式的变迁不是存在于表层的、易变的态度层面，而是存在于深层的、不易改变的价值观层面。因为，按照英格尔哈特的理论，价值观的形成和一个人成长期的经历有重要的关系，价值观一旦形成，如果没有非常重大的变化发生，价值观很难发生根本改变。这场变迁也是全面的，因为变迁发生在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性别角色、宗教、工作动机、环境保护、民主、社会治理、政治参与等。
1970年，英格尔哈特第一次把检验后物质主义的4个经典指标用于对英国、法国、比利时、西德、意大利和荷兰6国的代表性国家人口样本所进行的调研中。“物质主义”、“后物质主义”本身都是抽象的学术概念，是英格尔哈特对某种特定的价值取向赋予的名称。他把强调经济和人身安全的价值取向称为“物质主义”价值观；把强调自我表现、生活质量优于经济和人身安全的价值观称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如果仅停留在抽象的学术定义层面，就无法检测物质主义或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是否在社会中存在，更无法检验价值观变迁是否存在。把理论建立在基于抽象定义所进行的逻辑推理之上的做法在过去并不鲜见。英格尔哈特如果也把理论建立在抽象推理之上，那他就不会成为政治文化研究的代表性人物，因为政治文化研究是作为政治科学的分支存在的，而政治科学追求的是可检验和可预测性。因此，要想对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进行检验，就要把这两个概念进行量化，变成可以检验的指标。
英格尔哈特先后提出过两套检测指标：第一套指标由4个选项构成：分别是“维护国家秩序”（a）、“让公众在政府决策中有更大发言权”（b）、“抑制物价上涨”（c）和“保护言论自由”（d）；第二套指标由12个选项构成：除了上述4个指标外，又增加了“保持经济的高增长率”（e）、“确保国家拥有强大的国防”（f）、“让人们在工作和社区的决策中有更大发言权”（g）、“努力使我们的城乡更加美丽”（h）、“保持经济稳定”（i）、“打击犯罪”（j）、“建设更加友好和有人情味的社会”（k）和“建设信念高于金钱的社会”（l）8个指标。在1970年对欧洲六国的调查中首次使用第一套指标，在1973年的9国调研中首次使用第二套指标。在随后的调查中，两套指标都被采用，然而由于经费等原因，第一套指标使用频率更高。在英格尔哈特的研究设计中，选项a、c、e、f、i和j代表了强调经济和人身安全的物质主义价值观，而选项b、d、g、h、k和l代表了强调归属感、自我表现和非物质生活质量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英格尔哈特在1970年所测量的6个国家都是欧洲发达国家，虽然与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一书相比，其检验的范围已有所扩大，但显然无法满足英格尔哈特要提出一套经得起考验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政治文化理论的雄心壮志。
英格尔哈特对后物质主义检验的指标被欧洲晴雨表调查和世界价值观调查所采用，这两个调查为他后物质主义理论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持。欧洲晴雨表调查项目是对欧共体（后扩大到所有欧盟成员国）成员国居民的民意调查。试点调查在1970、1971年和1973年进行，第一次真正的欧洲晴雨表调查在1974年春进行。世界价值观调查要比欧洲晴雨表调查的覆盖范围更广，它超出欧洲的范畴，涵盖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目前，世界价值观调查已经涵盖了全球100多个国家，90%以上的人口。它的主要目标，是检测人们价值观的变迁和由价值观变迁带来的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变化。调查约每5年进行一次，内容包括宗教、性别角色、工作动机、民主、社会资本、政治参与、宽容、环保和主观幸福感等各方面。英格尔哈特从1988年起任世界价值观调查项目主持人至今。 通过对实证数据的分析，英格尔哈特发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确实存在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转变。越年轻的一代，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所占的比重就越大，出生越晚的一代人，就越重视言论自由、环境保护、在政府决策和工作中的发言权。他们不再像老一辈人，把国家荣誉、经济增长、勤奋工作、追求金钱和地位上的成功、服从上级作为第一优先序列的价值。这种价值观的转变引起了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领域的深刻变化。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转变只是广阔的文化变迁的一部分，从现代价值观向后现代价值观的变迁还出现在宗教、性别平等和政治参与方式等各领域。
价值观的代际替代
基于对社会政治现象的观察，英格尔哈特提出了两个假设：匮乏假设和社会化假设。匮乏假设指的是，人们往往赋予相对匮乏的东西以最大的主观价值，从而给予其最大的优先级。在战争频仍的社会，人们会不懈地努力追求和平。在一些贫穷国家，人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得到温饱就是人们最大的心愿。在自由处处受限、个人权利极易受到侵犯的国家，建立宪政保护自由，建立民主政体实现政治参与就是人们的普遍心声。而在西方发达国家，温饱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安全问题不再令人担忧，个人权利和自由也有了法律和制度的保障，于是，人们要求的就是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人的解放，即对于更多发言权、参与权、美好环境、融洽关系、舒适生活的追求。社会化假设指的是一个人的基本价值观反映了成长期的生存条件。在生存安全得到保障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往往持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他们把物质需求的满足和生存的安全视为个人理所当然应该拥有的基本生存条件，于是便去追求更高层面的精神价值，如归属感、自我表达和生活质量。一般而言，人的基本价值观一旦形成，很难发生改变，除非在成年期经历了影响重大的事件，否则在成年期价值观发生根本转变的可能性很小。
如果这两个假设成立，那么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之间，在各个国家内部不同年龄群体之间，应该存在着显著的价值观差异。西方国家在二战后经济得到持续发展，二战后出生的几代人在成长过程中没有经历前几代人所经历的战争的苦痛、资源的匮乏，他们在富足和安全的环境下完成了社会化过程，那么这几代人中后物质主义者的比例应该超过前几代人中后物质主义者的比例，并且随着经济的持续繁荣，后物质主义者所占的比例应该越来越大。而在经济发生飞速增长的地方，如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也应该存在由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转变的趋势。如果这种预测为调查数据所证实，那么就说明推动价值观转变的最重要因素是成长期的安全感。
基于对40多年追踪数据的研究，英格尔哈特发现，影响一个社会价值观变迁的显著因素是代际效应和时期效应，生命周期效应对价值观的变迁不会产生重要影响。数据表明，外部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动会对社会的总体价值观产生影响；出生越晚的一代人中后物质主义者所占的比例越大。虽然每个年龄群体的价值观都会由于外部经济条件的剧变而发生波动，但不同年龄群体间价值观差异的幅度大体维持不变。随着社会人口自然更替，整个社会的总体价值观在进行代际更替。随着代际更替的进行，持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人会越来越多。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会带来整个社会一系列、一整套的深刻变革，从性观念到政治、从生态观念到民主，都会产生一系列的变革。不光西方发达的工业社会在朝着这个方向演变，中国这样的国家也已出现了这种变化的苗头。
各国在文化方面的变化并非无章可循，而是沿着两个维度进行。第一个维度是现代化维度，即传统价值观vs世俗--理性价值观维度。工业化带来了从传统价值观向世俗--理性价值观的转变。在传统社会中，宗教被认为是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安乐死、自杀和离婚都被认为是不正当的行为，人们很少谈论政治，人丁兴旺被认为是值得推崇的价值，光宗耀祖被认为是人生的重要目标，父母被认为应该牺牲自己以成就孩子，一个人必须无条件爱自己父母，妻子比丈夫挣钱多被认为是家庭矛盾的诱因。而现代的世俗--理性价值观强调的内容则与此相反。第二个维度是后现代的维度，即生存价值观vs自我表现价值观维度。后现代化带来了从生存价值观向自我表现价值观的转变。生存价值观在社会中的具体表现是：男人比女人更适合做领袖，生育了孩子的女性人生才完整，人们不愿与外国人、同性恋、艾滋病患者、酗酒者以及有不良记录的人比邻而居，技术发展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人们不对垃圾进行分类，很少参加为保护环境而进行的抗议活动，好的薪水被认为是择业的最重要指标，认为在单亲家庭中成长的孩子不快乐，人们常为自己的健康状况担忧，卖淫被认为是不正当的，大学教育对男孩来说更重要，在对孩子进行的教育中，努力工作被认为是应当传授的重要内容，想象力的培养不被重视。自我表现价值观则与此相反。
英格尔哈特以这两个维度为坐标，绘制出了著名的世界文化地图。这个地图被学者们广泛引用。在这幅地图上，各个国家根据自己在两个维度上的得分处于确定的位置。从传统价值观向世俗--理性价值观的转变和从生存价值观向自我表现价值观的转变，是一种潜在的世界趋势。虽然在特定的阶段会出现反复，但从长期的发展来看，在现代化的驱动下，人类朝向世俗--理性价值观、自我表现价值观的转变趋势是明显的。
新价值观与新政治
人的价值观支配着人的行为，新的价值观的出现必然伴随着政治的革新。
英格尔哈特的研究发现，后现代价值观的出现对西方社会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它包括：女性参政意识和热情持续高涨，新的政治议题出现，围绕新的政治议题产生了新的政治分化的轴线，出现了新的政党，带来了新政治和新的社会运动。传统的以水平轴线来区分左派和右派的做法为纵横两个轴线的综合所取代。新的政治行为方式出现，抗议政治大幅增长，人们不断努力拓宽直接参与政治的渠道，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逐渐从精英主导型变成挑战精英型。
英格尔哈特认为，对性别平等态度的变化是西方社会文化变迁的中心内容，也是西方社会发生的最显著的变化。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如果占人口半数的女性的代表权不能得到保证，那么这个社会的民主程度就会大打折扣。在工业时代，女性被认为在智力上低于男性，女性不适合参政，不适合做领袖，女性的责任在于照顾家庭，做男性的陪衬。因此，直到1920年，大多数新教国家的女性才享有了投票权，直到二战后，大多数天主教国家的女性才获得了投票权，而其他文化圈中的女性获得投票权的时间更晚。女性投票权的获得，意味着整个社会对性别平等的态度发生了某种程度的转变。但从女性在议会中所占的代表名额严重不足，以及女性被排除在各种政治机构和社会机构的高层决策圈之外的情况来看，性别平等并未真正实现。这种情况直到进入后现代化时代才得到根本的改变。在后现代化阶段，人们的价值观从生存价值观转变为自我表现价值观。对性别平等的强调是自我表现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之一。女性不再被认为是绿叶，她们被认为和男性具有同等的智力水平，女性参政得到鼓励，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高层决策中心，女性参政比例高低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国家发达程度的标志。 政治光谱上区分左右派标准的变化是新价值观带来的又一重要影响。传统西方社会的左右派之分的焦点是经济问题，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物质财富的分配等，围绕着这些问题产生了阶级的分化、阶级的竞争。党派之争背后是经济利益、阶级利益。但是，随着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出现，一种新的区分左与右的轴线出现了。如果说传统的轴线是横向的、水平方向的，这个新的轴线则是纵向的、垂直的，它的焦点是文化问题和生活质量问题。原来的经济问题仍然存在，但西方社会原来主要是一条水平的轴线分割了社会，现在则增加了纵向的垂直轴线，形成两条相交的轴线。现在分析西方社会的分化，分析类似选举这样的问题，需要同时考虑这两条线，将两条线综合起来。
由于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后物质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他们的价值取向变了，其关注的社会问题也发生了变化。在这些新议题上，又发生了新的分化与冲突，出现了新的意义上的左派和右派。在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是在经济安全、物质生活有保证的条件下长大的，在福利国家的呵护下长大的。如今，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益在递减，就是说，在人均收入达到三、四万美元这个水平上之后，再增加一万美元对他的意义没有原来那样大了，而生活的其他内容显得越来越重要。同时，福利国家、国家干预，都达到或接近达到一个扩张的极限。当政府支出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55%的时候，它进一步扩张的空间已经很小了。于是，在这方面的争论也远不如1950～1980年代那样激烈了。
新的价值取向或优先价值的变化，亦即后物质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带来了新的政治议题，像环境问题、种族（欧洲是新移民）问题、妇女权利和地位问题、性别角色与性道德（离婚、同性恋和婚外性行为等）问题、个人自由和个人生活（堕胎、单亲家庭、抚养孩子、宗教态度）问题、公众参与（公共领域、企业、NGO）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等。正是围绕新的政治议题产生了新的政治分化的轴线，即以文化问题和生活质量问题为基础的轴线，这条轴线与传统的水平轴线相交，使左右派之分复杂化了。由价值观念的分化，产生了新的政治分野，出现了新政治（new politics），新政党。与此同时，传统的阶级投票（social class voting）也衰落了，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按经济地位投票，而按其价值观投票。
这样，我们就不能再用一个水平的轴线来区分左右了。西方出现了新的左派，其载体或者主体发生了变化。过去左派的社会基础主要是劳动人民、工人阶级。现在，虽然大量的蓝领工人还是左派，但中产阶级越来越多地加入了左派的行列。这是出于他们的价值观念，而不是经济地位。
英格尔哈特的研究告诉我们，今天西方的左派与右派的划分，其实是由两个轴线综合起来度量的。按水平轴线，即经济轴线，有传统的左派右派，现在恐怕应该再加上纵向轴线，也许可以称南北派或上下派。英格尔哈特90年代的著作谈到，比如在法国，分布在水平轴线上的是，自左至右：共产党--社会党--UDF--RPR；纵向轴线上的是，自上向下：生态主义党--民族阵线党。在德国，水平轴线的分化是，自左至右：左派党--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基督教民主联盟；纵轴是，自上而下：绿党--共和党。今天的左派，应该是传统左派加上上派或北派。
持有新价值观的公民是更加积极参与的公民。抗议政治的大幅增长是西方政治生活发生的另一项重要变化。世界价值观调查问卷中有一道题是关于参与非传统政治活动的调查，它列出了四个选项：参与抵制运动，参加合法的游行示威，参加非正式的罢工，占领建筑物或工厂。数据显示，参加这四项活动的人数在大多数国家中呈现上涨趋势。在1974年的调查研究中，参与这些活动的人是少数，这些活动被认为是“非传统”的。但是随着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上升，人们参与政治决策的热情高涨，他们不再满足于传统的精英主导型政治参与方式，希望能以更为直接的方式参与到政治决策和工作决策中去，因而越来越多的抗议政治活动出现。抵制运动、合法的示威游行、罢工等活动变得如此广泛和频繁，以至于它们不再被认为是非传统的政治活动，而是挑战精英型参与的正常渠道。
在非民主国家中，新价值的出现则会推动一国政治制度向民主的转变。自我表现价值观主要强调四个方面的内容：赋予人们更多的发言权和保护言论自由；对不同生活方式予以宽容；性别平等；个人自治。自我表现价值观的本质是解放，持有自我表现价值观的人致力于追求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选择。在非民主国家中，个人的自由被挤压，个人的选择权利被限制，随着持有新价值观的人数的上升，这种压制自由的做法必然会招致越来越多的反抗。统治者维持统治的成本会越来越高，最终会导致政治制度向民主的转变。
最近，英格尔哈特教授在中国政法大学所作的一次报告中，将他的后物质主义理论运用于战争与和平问题。他将西方传统的民主和平论修改为“现代化和平论”。他援引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证明，在世界范围内，正是现代化的发展导致普遍的战争意愿的下降。现代化水平越高，人们越倾向于选择内部发展而不是通过战争获取财富。现代化使战争成本提高，也使人们对战争伤亡的容忍度降低，而民众地位的提高意味着他们的意愿越来越重要，政客们不容易轻易将国家拖入战争。与贫穷国家比，高收入国家的民众更不愿为国而战，与老一代相比，青年人的战争愿望更低。英格尔哈特教授以量化研究的数据证明，世界范围内绝大多数国家民众战争意愿都在下降，日本青年人表示愿为国而战的只有10%为最低，德国是30%非常低。现代富足的生活与人们对人生价值的追求，使人们对战争伤亡的接受程度在降低。英格尔哈特列举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每天死亡高达2500人，但美国在越战中总共死亡了58000人后，在伊拉克战争中死了3000人后，战争就失去了公众支持。伊拉克战争中死亡美军的总人数相当于二战四个小时死亡的人数，但美国人不能容忍了。所以，现代化水平越高，战争越不容易发生，这就意味着，在现代和未来社会，不是“落后就要挨打”，而是落后就要打人。国家越发达，战争的愿望越低。 从西方到中国
中国目前处在一个大变革时期。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成就，普通民众的生活条件逐渐从贫困转向相对富裕。人们相比之前有了较大的迁徙自由，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人们离开家乡，前往城市，在改善经济条件的同时也增长了见识。国民的整体教育水平得到空前提高，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记载，全国具有小学文化程度以上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而大学招生每年达到570多万人。
后物质主义理论认为，在经济繁荣条件下成长的一代，比前代人更有可能持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经济繁荣时期完成社会化的年龄群体，与在不确定环境下完成社会化的年龄群体之间，会存在价值观方面的显著差异。在改革开放后完成社会化的年龄群体，尤其是出生在中产阶级家庭的群体，他们在相对富裕的环境下成长，作为家庭唯一的孩子得到家庭的全部关爱，有相当比例的人接受了高等教育，那么，按照英格尔哈特的后物质主义理论，特别是价值观念的代际更替理论，在几代人中间，后物质主义者的比重应高于前面几代人，且有越来越高的趋势。
中国社会有没有出现西方社会正在经历的价值观变迁呢？英格尔哈特在为其著作写的中文版序言中引用世界价值观调查在2007年对中国的调查数据指出，在最年老的的年龄群体中，物质主义者与后物质主义者的比例达到30：1，但在最年轻的年龄群体中，其比例变成只有4.3：1。虽然后物质主义者所占的比例变化不大，且整体偏低，这表明，中国社会虽然处在转型过程中，纯粹的物质主义者会越来越少，但是中国也不会马上就变成后物质主义国家。英格尔哈特认为，中国还处在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转变的最早期的阶段。但中国发生的变化也符合英格尔哈特理论的预期，从长期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的主流价值观终将走向后物质主义。
在西方，政治文化变迁对民主的影响在于，它是由传统的代表制民主转向参与制民主、直接民主，就是民主的进一步深化。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政治文化的变迁也会带来更大的民主参与要求、参与的压力，也会推动这个社会走向民主。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或自我表现的价值观还产生更强烈的自由发展、自由表达的要求，而对这种要求的压制会付出极高成本，这种自由要求也形成推动民主化改革的动力。也就是说，迈向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变迁会为中国这样的国家走向民主增加新的推动力。
政治文化研究的泰斗阿尔蒙德评价说：“英格尔哈特的作品是政治学科中少数几个能成功作出预测的实例之一。”当然，英格尔哈特教授的理论并非是完美无缺的，它自问世起，就经历了无数的质疑和争论。这样一个宏大而新奇的理论肯定会引起非议，也的确需要学者们对之进行审慎的批判性考察和分析，从不同角度进行质疑和挑战，尤其是当涉及中国和西方以外的文化时，他的理论是不是在每个部分和细节都能站得住、经得起推敲，这恐怕还需要时间的检验，但他所预见的人类社会的大趋势：现代化发展带来新的价值观，新的价值观又会带来“新政治”，这个结论看来是成立的。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