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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季，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699万的历史新高。据独立调查机构麦可思发布的《2013届毕业生签约分析》，各类毕业生的签约率均低于去年十个百分点以上，约三分之二毕业生感到就业压力巨大。当媒体热议大学生出路何在之时，一部思考中国教育症结的著作恰好面世。
《吾国教育病理》（以下简称《病理》）的作者郑也夫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他惯以两手写作，一手写纯理论的学术著作，如《代价论》和《信任论》；一手写批评时事的杂文，如《走出囚徒困境》和《被动吸烟者说》。《病理》一书是这两只手合作的产物，既呈现了学理追问，也体现了当下关怀。
郑也夫对日常生活具有深刻的观察力，他的著作却主要基于二手文献写就。《病理》继承了作者一贯“辐辏式”的治学风格。他借助多个视角理解教育现象，并在每一领域阅读若干著作，从中抓取“理论构件”。他无视学科界限，这部研讨教育问题的著作，大量参考文献来自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甚至生物学。尽管郑也夫对不少领域的了解都不够专业化，他通过这一“泛读”方式发展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在学术分工日益细密的今天，这类著作将越来越少见。
该书由解析“素质教育”概念起始，分作两大篇章“分流”和“放权”。在作者看来，中国教育的主要问题在于考试竞争过于激烈。在竞争程度得不到缓解的情况下，考生、家长和教师都处于“囚徒困境”之中，不可能为了素质教育“独善其身”。一个人的艺术素养也许和他的运算能力同样重要，他在学生时代为发展后者花费的时间远多于前者——因为考入大学对个人发展太过重要了。激烈的考试竞争迫使考生展开“军备竞赛”，将大量美好时光用于重复性复习，而非开拓视野和陶冶情操。
郑也夫认为，近年来高等教育的扩招政策并没有缓解升学竞争，甚至可能加剧了激烈程度，因为考生奋斗目标已经从考上大学转为考入名牌大学，而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落后于考生数量的增长。扩大招生数量表面上惠及全社会各个阶层，其实只是将一代人在求学阶段的竞争推迟到了求职阶段。在每一轮求职中落败，或者担心落败的毕业生，转而寻求更高学历，为下一轮竞争进行准备。水涨船高，最后胜负结果恐怕没有多少改观，中国学子却为此多读了几年书。
《病理》一书围绕着浓厚的问题意识展开。作者并不在乎那些“学术八股”，因此在受过学术训练的读者看来，该书不太像严谨的学术著作。比如，书中一些细节并未遵守所谓的学术规范，有些引用也没有给出明确出处。郑也夫在最近一次接受某报访谈时表示：“文章能否在优秀的学术期刊发表，我其实无所谓，关键还是伺候自己的兴趣。生活当中自己看到些问题，求个解就很满意了。”那么，就让我们看看郑大夫开出的解药能否治疗中国教育的顽疾。
像许多公共知识分子一样，郑也夫将中国教育的症结归为激烈的考试竞争，却没有简单地攻击考试制度。文化批评家朱大可曾在《应试教育是创新型社会的死敌》一文中宣称高考制度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最大肿瘤”，并指控应试教育“塑造了国民的畸形人格”。与朱相比，郑也夫强调祸首是竞争烈度，而非高考本身。
一个游戏的竞赛烈度往往随着玩家人数的下降而下降。郑也夫因而建议通过早期教育分流，缓解高中阶段的考试压力。很多学生缺乏学习天分，厌倦学校生活，或是热爱技术工作，他们没有必要为高考制度陪绑。这些人应当在初中毕业后直接进入职业学校，掌握无需要多少理论基础的某项技能，毕业后也可很快在经济上自立。
德国当属成功实行分流制的国家之一，《病理》花了一整章介绍该国的教育制度。德国孩子十岁时就开始分流，以自愿选择同考试选拔相结合的方式，确定就读的中学类型。其中文科中学的课程设置偏重理论，而主体中学和实科中学偏重实用。前者的毕业生多数进入大学，后者的毕业生有少数进入大学，大部分接受职业培训。
无独有偶，美国学者默里（Charles Murray）前两年推出过《脚踏实地的教育》一书（Real Education），主张美国向德国学习教育分流。美国约三分之二的年轻人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大学扩招的使命几近完成。可在默里看来，很多人根本不适合接受四年本科教育，因为他们的语言或数学能力不过关。这也不是中学教育的问题——以这些人的才具而论，他们更适宜从事技术工作，而非理论思考，前者带来的市场回报也会更高。换言之，社会给予本科学历过高承认，这吸引过多学生接受了过度教育。
默里的担忧在中国并非严重问题。据教育部统计，2013年共有915万考生报名参加高考，全国录取率达到75%，也就是说686万考生得以进入大学。我们以1993年出生人口（1791万）作为适龄青年的基数，就会发现只有不足四成的中国青年能够实现大学梦，其中大部分人应有能力完成大学学业。如果中国实行分流制，进入职业学校的学生，很可能主要由成绩处于中下游的学生构成，他们并不属于高考竞争的主要群体。当前这些学生被迫参加高考，很可能只是增多了普通大学的报考人数，不会加剧针对一流大学的竞争。
此外，中国考生大概不会因参考人数减少而有所松懈。除了一小撮尖子生，绝大多数考生多付出一些努力，都有可能考入更好的学校，同时面对着更激烈的竞争。因此，每位考生都有足够动力，将备考状态调整到最大负荷。况且，无论录取率是50%还是90%，考生们都会付出大致同等的努力，以避免被淘汰出局。笔者赞同支持郑也夫提出的分流方案，但不认为它能够有效缓解当前的考试竞争强度。
至于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恐怕多由产业转型速度慢于扩招速度所致——中国经济尚不能为大学生提供足够数量的高薪技术工作。近年来，原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多次提出中国应设两套高考系统，一套用于普通高等教育，另一套用于高等职业技术教育。针对教学内容和就业岗位脱节现象，他的建议可以看作高等教育顺应劳动力市场要求的一种改革思路。相对于郑也夫的早期分流，我们可称之为晚期分流制度。分流应早应晚，可以留给教育学专家去讨论。中国学生恐怕还是躲不开考试这一关，在相当时期内，他们还将面对同代人的激烈竞争。
《吾国教育病理》（以下简称《病理》）的作者郑也夫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他惯以两手写作，一手写纯理论的学术著作，如《代价论》和《信任论》；一手写批评时事的杂文，如《走出囚徒困境》和《被动吸烟者说》。《病理》一书是这两只手合作的产物，既呈现了学理追问，也体现了当下关怀。
郑也夫对日常生活具有深刻的观察力，他的著作却主要基于二手文献写就。《病理》继承了作者一贯“辐辏式”的治学风格。他借助多个视角理解教育现象，并在每一领域阅读若干著作，从中抓取“理论构件”。他无视学科界限，这部研讨教育问题的著作，大量参考文献来自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甚至生物学。尽管郑也夫对不少领域的了解都不够专业化，他通过这一“泛读”方式发展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在学术分工日益细密的今天，这类著作将越来越少见。
该书由解析“素质教育”概念起始，分作两大篇章“分流”和“放权”。在作者看来，中国教育的主要问题在于考试竞争过于激烈。在竞争程度得不到缓解的情况下，考生、家长和教师都处于“囚徒困境”之中，不可能为了素质教育“独善其身”。一个人的艺术素养也许和他的运算能力同样重要，他在学生时代为发展后者花费的时间远多于前者——因为考入大学对个人发展太过重要了。激烈的考试竞争迫使考生展开“军备竞赛”，将大量美好时光用于重复性复习，而非开拓视野和陶冶情操。
郑也夫认为，近年来高等教育的扩招政策并没有缓解升学竞争，甚至可能加剧了激烈程度，因为考生奋斗目标已经从考上大学转为考入名牌大学，而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落后于考生数量的增长。扩大招生数量表面上惠及全社会各个阶层，其实只是将一代人在求学阶段的竞争推迟到了求职阶段。在每一轮求职中落败，或者担心落败的毕业生，转而寻求更高学历，为下一轮竞争进行准备。水涨船高，最后胜负结果恐怕没有多少改观，中国学子却为此多读了几年书。
《病理》一书围绕着浓厚的问题意识展开。作者并不在乎那些“学术八股”，因此在受过学术训练的读者看来，该书不太像严谨的学术著作。比如，书中一些细节并未遵守所谓的学术规范，有些引用也没有给出明确出处。郑也夫在最近一次接受某报访谈时表示：“文章能否在优秀的学术期刊发表，我其实无所谓，关键还是伺候自己的兴趣。生活当中自己看到些问题，求个解就很满意了。”那么，就让我们看看郑大夫开出的解药能否治疗中国教育的顽疾。
像许多公共知识分子一样，郑也夫将中国教育的症结归为激烈的考试竞争，却没有简单地攻击考试制度。文化批评家朱大可曾在《应试教育是创新型社会的死敌》一文中宣称高考制度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最大肿瘤”，并指控应试教育“塑造了国民的畸形人格”。与朱相比，郑也夫强调祸首是竞争烈度，而非高考本身。
一个游戏的竞赛烈度往往随着玩家人数的下降而下降。郑也夫因而建议通过早期教育分流，缓解高中阶段的考试压力。很多学生缺乏学习天分，厌倦学校生活，或是热爱技术工作，他们没有必要为高考制度陪绑。这些人应当在初中毕业后直接进入职业学校，掌握无需要多少理论基础的某项技能，毕业后也可很快在经济上自立。
德国当属成功实行分流制的国家之一，《病理》花了一整章介绍该国的教育制度。德国孩子十岁时就开始分流，以自愿选择同考试选拔相结合的方式，确定就读的中学类型。其中文科中学的课程设置偏重理论，而主体中学和实科中学偏重实用。前者的毕业生多数进入大学，后者的毕业生有少数进入大学，大部分接受职业培训。
无独有偶，美国学者默里（Charles Murray）前两年推出过《脚踏实地的教育》一书（Real Education），主张美国向德国学习教育分流。美国约三分之二的年轻人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大学扩招的使命几近完成。可在默里看来，很多人根本不适合接受四年本科教育，因为他们的语言或数学能力不过关。这也不是中学教育的问题——以这些人的才具而论，他们更适宜从事技术工作，而非理论思考，前者带来的市场回报也会更高。换言之，社会给予本科学历过高承认，这吸引过多学生接受了过度教育。
默里的担忧在中国并非严重问题。据教育部统计，2013年共有915万考生报名参加高考，全国录取率达到75%，也就是说686万考生得以进入大学。我们以1993年出生人口（1791万）作为适龄青年的基数，就会发现只有不足四成的中国青年能够实现大学梦，其中大部分人应有能力完成大学学业。如果中国实行分流制，进入职业学校的学生，很可能主要由成绩处于中下游的学生构成，他们并不属于高考竞争的主要群体。当前这些学生被迫参加高考，很可能只是增多了普通大学的报考人数，不会加剧针对一流大学的竞争。
此外，中国考生大概不会因参考人数减少而有所松懈。除了一小撮尖子生，绝大多数考生多付出一些努力，都有可能考入更好的学校，同时面对着更激烈的竞争。因此，每位考生都有足够动力，将备考状态调整到最大负荷。况且，无论录取率是50%还是90%，考生们都会付出大致同等的努力，以避免被淘汰出局。笔者赞同支持郑也夫提出的分流方案，但不认为它能够有效缓解当前的考试竞争强度。
至于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恐怕多由产业转型速度慢于扩招速度所致——中国经济尚不能为大学生提供足够数量的高薪技术工作。近年来，原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多次提出中国应设两套高考系统，一套用于普通高等教育，另一套用于高等职业技术教育。针对教学内容和就业岗位脱节现象，他的建议可以看作高等教育顺应劳动力市场要求的一种改革思路。相对于郑也夫的早期分流，我们可称之为晚期分流制度。分流应早应晚，可以留给教育学专家去讨论。中国学生恐怕还是躲不开考试这一关，在相当时期内，他们还将面对同代人的激烈竞争。